曾是江阳一男子——记“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

郭可夫

刘 光第，四川富顺县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时清室衰微，华夏处于瓜剖豆分之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改良知识分子，说服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办学校、开报馆、倡民权、开化风气，维新变法以图富国强兵，挽危澜于即倒。然而慈禧垂帘，旧党复辟，光绪囚于瀛台，康梁流亡海外，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悲壮结束。刘光第临刑叹息曰：“吾属死，正气尽。”从此，紫禁城笼罩在血色的残阳中。

刘光第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颜体字，有时也效法钱南园。他在给其弟的信中写道：“为弟购得钱南园先生法书荀子六幅，钱为本朝中善写颜字者……何子贞太史尊人文安公实出其门……兄近日作字亦间用钱法。因弟酷好颜书，与兄同癖，故为详言之。”对于书法，刘光第不止于技法，而深于心术。他说：“（书法）止事浅之业游艺之一端，精之亦可通神明而藏造化，要惟胸次高妙，怀抱不伪者，始可以言。而老弟襟寄之超，已远出于尘俗之外，作书之本俱矣。然后博涉古人藩，旁参乎物精之变，为而不息，心能有成。”

泸州市博物馆陈列的刘光第颜体楷书书法堂屏——《京寓小园》

真所谓：堂堂正正“气骨森疏严整，肖其为人”（梁启超语）。

刘光第身世

刘光第，字裴邨，清咸丰九年（1859）生于四川富顺县赵化镇西丰街。幼年聪明好学，5岁学书，日得数十字。家境贫寒，两三个月才吃一次肉。清光绪二年（1876），他母亲生病，家境益窘。亲戚、邻居劝说把刘光第送去经商，他母亲坚决不允。光绪四年应童子试，县令陈锡鬯认为他是奇才，选为第一名。第二年应督学试落榜。母亲笑着鼓励他，卖屋买书送他到成都锦江书院就读。光绪八年中举人，九年登进士，授刑部主事。本来家贫，无力做京官，得同县宗人刘举臣年资助二百金、县令陈锡鬯资助一百金这才成行。

光绪十一年母逝，刘光第回家服丧。常游泸州、宜宾等邻州县，有《泸州登忠山感赋》《游方山》等诗。光绪十四年服丧完，携家赴京。

刘光第诞生地

刘光第4岁读书启蒙处

刘光第在京供职，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光绪十五年至二十一年（1889—1895），业余研读《廿三史》《资治通鉴》等书籍，书法渐有名气，也有人前来索书，文学也“大有进境”。但目睹官场腐败，痛心疾首，至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他对清政府甚为失望，准备终归田里，著述名山。第二个阶段，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游历东南各省，心情稍有好转。阅读并推崇《时务报》，办蜀学会，积极参与维新活动。后受光绪皇帝诏见，授四品顶戴，任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戊戌维新失败，在北京寓所被捕，二十八日殉难菜市口。

刘光第为人

刘光第是一个品性高洁的人。他把“清、勤、慎”作为为官准则，在做京官后写给弟弟的第三封信中说：“弟谓做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清字是做官本等，不待言。”

刘光第的寓所离刑部来回要走12里，一路上“臭气熏蒸，灰土呛人，实在不好闻得”。有些同行劝他不要这样节约，怕惹出病来。但刘光第的回答是：“无奈止此力量，但于雨大太烂时，偶坐车而已。”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做京官已10年，在致弟五十三函中这样说：“今年日本荒歉，以致京师米麦大涨。幸兄宅中大小人口均能打粗（四川方言，意为不择食），或时买苞谷小米面及番薯贴米而食，孩子们颇长得好。”

他自己的生活“打粗”，但却能急人之难。当他从南溪到京的赵篑洲孝廉处得知他的老师李少崖76 岁“瘫痪在床，双目不见，穷山坐困，日食为难”时，他立即给弟弟写信：“兄闻之，中不自安。已为托寄泸州车笙学博急为筹计。而兄力量过绵，不能厚给，只有恳求老弟于今年接济兄项下先拨三十金送之（将来少兑三十金来京）以救眉急。”

泸州籍京官太史高楷在为刘光第作的传记中这样描写其清廉生活：“性廉介，非旧交，虽礼馈皆谢绝。”他介入新政，到军机处工作。有一个藩司照以往惯例来送礼，“君独辞却”。藩司说：“人家都接收了，你一个人是不是太清高了？”“君赧然谢之。”他在京中必然有许多吃喝机会，但“寻常宴会酒食，亦多不至”。

富顺刘光第雕像

梁启超说了这样一件事：“初入军机者，都待例索赏钱，君持正不与。礼亲王军机首辅生日祝寿，同行皆往拜，君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礼部尚书，同行皆往贺，君不贺。谓‘时势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其气节严厉如此。”

他的寓所只有一个老仆守门，其他家务全是妻子率领子女亲自做。清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维新失败，来逮捕他的士兵见其寓所内的家具、被帐非常简陋，其夫人不似一个官太太却像一个佣人，都惊叹道：“乃不是一个官人。”

就是这样一个任军机章京上行走的京官，其生活如此简陋者，恐古无一人。但他酷爱买书，并读书不倦。他勤于思考，精神世界之广大、思想之高深、人品之磊落，当时满朝没几人能比。

他入军机处后，百日维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守旧派官员湖南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并组织很多材料，说明康梁的维新主张是对朝廷的背叛。折子转到谭嗣同处，谭驳斥道：“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所说是真的，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与谭嗣同在一班，接过折子也签上“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嗣同“大敬而惊之”，感叹道：“京师所见高节笃行之士，罕其匹也。”梁启超后亦惊叹曰：“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

变法之路

距戊戌维新15 年前，刘光第踏入仕途，一进京城他便察觉到“时局方艰，国家多故”；但他雄心勃勃，“且阅历既深、更事亦久，然后行吾之志，时会如有可乘，尚欲为国家极力振作一番”。

入京第2 年，他对国家时势的观察就更深入：“京中大致萧条，人心渐维系不住，大非好消息，第时切忧思，但如大厦然，已经风销雨蚀，木坏虫生，观者虽代为忧灼，加以疾呼苦告，奈何居屋下者，方且宴安饮乐，毫不经心，且怒旁人多事。即处屋中之奴仆有先见者或有所条陈，仅为阿谀苟容之管家所斥逐，此等家屋，尚能望其长久耶？今国家亦无大异于是矣！”

如果说上面的比喻是一个“旁观者”的观察，那么下面这段话乃是一个批评家对时政的批评：“朝廷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今日所说，明日又翻，今年所定，明年又变。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而不镇静，甚有因认真而撤去差使者，因直言而革去官职者……呜呼，朝廷用人行政如此，其它大致类是，虽欲不衰不削其可得乎？”

就在这时，一件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深深触动了他。清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福中堂斋中老妈子将人致死，却告死者抢他儿子的银两。刘光第认为案情可疑，传死者家属，没有人来，传原告也不来，这时新任刑部尚书也就是刘光第的顶头上司出面告知，此案可不传，案子可不办。刘光第暗自思忖：“此一条人命遂白送了。”他哀叹道：“呜呼，即此一事，以观方今天下，内外政事俱是如此，真足令英雄短气，豪杰灰心……”

在外人看来，他在刑部勤于职守，工作蒸蒸日上，赢得同行们的赞赏：“署中役吏皆私称第颇能精练政事。”就连一些犯人也私下告诉役吏说：“司中诸位老爷我都不怕，只怕刘老爷一人。他的主意多，案情难躲，不由我不承招。”但谁知他内心的痛苦呢？他给弟弟写道：“（他们）不知兄隐忧大局，偶闻一稗政，或见一坏举，便觉数日忧愤，耿耿于心，致形于色……不知此胸中之事，非一人之事，乃天下之事也。此语可告谁人？”其实，在京城这些敏感的地方，他的隐忧敢告诉他人吗？这时他“公事之外，闲门读书”“决心不愿做红人，但知兢兢守己，求全于天之所以与我者而已。”毕竟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物，此时此境，他唯有选择“独善其身”。

富顺刘光第衣冠冢

富顺县赵化镇刘光第墓

泸州市图书馆藏刘光第部分著作

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失败。那些“意在卖国，打仗之事全不认真，视为儿戏”的“小人”，这时纷纷逃出北京城，北京城内“十室九空”。慈禧也欲逃陕西，瓜剖豆分之势成也。刘光第悲痛地给弟弟写信：“兄前时日夕愁愤，寝食失常……每日闭户读书，句句是说着今日，不禁声泪俱下也。”他以血泪之笔写成著名的《甲午条陈》，主张变法，主张慈禧不要干政，主张皇帝下“罪己诏”团结全国民心，主张皇帝赏罚严明，惩治那些贻误军机的大臣，主张重振武备。但他的奏折递到堂官那里，所见者尽都瞠目结舌，失色推诿不愿承递。这更使这位“报国无门”的英雄感到“阳气孤危，阴气层层极盛”。“小人势众，君子不敌，成格太重，习气太深，非得极力振刷变通之。”但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有“含血喷天，决眥切齿，坐视神州之陆沉”。

甲午战争后，朝廷与日本议和，割东三省已失之地、割台湾与日本，赔款二亿两银子，献炮台，缴军械（光第语：此条真是投降也），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口岸……刘光第哀叹道：“呜呼！堂堂焉以一金瓯无缺之中国，一旦而败坏于诸纤儿之手，虽不遽至灭亡，亦将日见侵削。忠愤之士所以痛哭太息，戟手切齿于奸人之误国而害及天下苍生也。”

就在这国家分裂，而自己又报国无门的情形下，刘光第产生退隐归田、著述名山的想法。他说：“譬诸大器将倾，意欲起而扶之，而势有不能，漠然坐观其旁，而情又不忍，只有决然舍之一法而已。”这时他跟弟弟谈了如果洋人入侵内地应采取的一些方法、态度，自己准备到福建原籍去看一看，到东南一带游一游，等下半年长江水平缓后再辞官回川，“憩足林泉，长为农圃野人以终”。

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怎能停止跳动。经过此番游历，刘光第与张之洞等政治家进行了一番晤谈，他的心情稍微好转。“幸去岁出外，游览山水，略消愤懑，不然，其无病狂之惧乎？此所以精神恍惚，遇近事多遗忘者也。”国家的耻辱给他的身心带来很大摧残。但他还是没有放弃批评时政，不忘研究振兴中国之道，“度日如年”“闭门谢客”，对时势的研究更加精深。他写道：“今日事势，比中日战争以前尤为可怕，为人上者，愈似酣嬉，而权要之途，愈贪愈鄙……而三品以上之人更觉坦夷，无所愤惧，不图史册所载亡国奸庸，为平时读书所见者，至今日而亲见之。”由此，他更认识到：“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阅读了梁启超办的《时务报》并竭力向四川的家人推荐。第二年他结识梁启超，积极参与维新活动，与同乡的京官在四川会馆办起蜀学会，募捐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外教师讲时务之学。光绪二十四年他又参加康有为举办的保国会，并与康有为见了第一面也是唯一一面。他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著《论校邠庐抗议》，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变科举、均赋税、办学堂，裁减冗肿的官僚体制、高薪养廉制腐败，特别提出“举国皆兵”的政治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得到当时维新派的重视。湖南巡抚陈宝箴把他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四日召见他。他力陈时局艰危与中外积弊，深得光绪皇帝赞赏；次日授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终于实现他“为国家极力振作一番”的政治理想，并为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流尽最后一滴血。

刘光第与泸州

刘光第的家乡富顺县，晋安帝义熙九年（413）时叫绵水县，属东江阳郡辖。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泸州郡，绵水县属泸州管辖。民国时期，富顺属泸州管辖；1949年后川南行署泸州专署辖富顺县。泸州古称江阳，和富顺（绵水县）同属江阳郡治，刘光第赠诗朋友自称“江阳一男子”是有历史依据的。

刘光第对泸州如同对自己家乡。清光绪九年（1883），刘光第登进士后回川省亲，回到泸州时感叹道：“望见小河口（沱江口）如到家门，如睹乡树，为之色喜者久也。”在家服丧期间，他经常步行于泸州与富顺之间，游历泸州的方山、忠山、龙马潭等风景名胜，留下《游方山题名庆云崖下览新旧云峰二寺》诗一首，《泸州登忠山感赋时海南用兵也》诗二首，《泸州忠山访来青园过江山行泛龙马潭古冲虚宫》诗四首，《戊子三月赴京始发宿泸州偕内子登忠山》一首以及《题过伯安画鱼》等颂扬泸州山水名胜的诗歌。

有一次，刘光第从泸州回赵化镇时，在路上被一疯狗咬伤，他马上借厨刀削去伤口，乡人围观骇叹。还有一次，他从泸州买了许多书，乘船回赵化镇，那天正是白露，在通滩住宿时，突然下起大雨，他顿时吟诗一首：

胡市西来泛夕光，笑编楚舫作曹仓。

断崖风雨鸣金铁，阴火蛟龙攫薤琅。

何处沧江虹贯月，是时天气露为霜。

喜无玉帐符经在，免化兵书石一方。

刘光第在泸州买了这么多书，自己又写了许多诗文，究竟是否保留下来？梁启超在为刘光第作的传中这样写道：“君家贫，艰苦刻历，诗文甚富。就义后，未知其稿所在。”笔者曾在泸州市图书馆和吴孟辉副馆长一起在古书库工作过，清理刘光第藏书300 余本，还有刘光第的诗作《介白堂诗集》《刘扬合刊》《衷圣斋文集》《戊戌六君子遗集》等一批刘光第著作及藏书，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川南行署从富顺查收来交给川南图书馆的，后改为泸州图书馆。这也是刘光第留给泸州人民的一份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