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资本与遗址区空间的生产

安传艳 李同昇 翟洲燕

[摘    要]一个地方一旦被确定为遗产，人们就按照其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展开实践。遗产话语作为一种知识、观念、制度体系与遗址区空间实践紧密相关。在全球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浪潮中，中国文化遗产地往往因遗产话语与地方发展诉求的价值主体不同，使其空间实践徘徊于矛盾之中。文章结合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区发展状况，针对遗产话语-资本循环-空间的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遗产”话语下，殷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资本投入呈现逆循环的特征，与哈维提出的资本三循环过程不同;这种微观尺度的资本逆循环是宏观资本运作和社会发展的尺度效应，与资本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遗址区空间生产与矛盾激化的原因在于资本逻辑下产生的空间异化与世界遗产话语在地方实践中空间效应的叠加;遗产话语作为一种遗产认知与表述体系深刻地影响着遗址区资本运作与空间实践。因此，立足于空间公平正义视角，反思“世界遗产”话语和遗产政治问题、重构遗产地方性知识、调整实践观念和行为是解决遗产区空间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资本循环;空间的生产;殷墟;世界遗产;遗产话语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7-0013-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7.007

引言

当今，遗产保护和遗产旅游作为国家建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方式之一[1]，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公众视野。截至2019年6月30日，在全球范围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地已达1092处，分布于167个国家[2]。中国在1987—2019年间共成功申报世界遗产55处，位居世界第一[2]。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依托“世界遗产”名片掀起了旅游发展热潮，大量注入资金打造热点景区，其中，中国政府在2013—2017年间投入约656亿元用于遗产保护工作[3]。在“遗产保护”话语下，大量的资金注入使得遗产地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双重场域，进而引发独特的资本运作及空间的生产方式。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一方面，学者界定了世界遗产的内涵、类型[4-5]，展开了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6]、考古与文化意义[7]以及保护与管理路径[8]等相关理论的研究，强调遗产保护的责任和义务，关注文物保護资金的筹措[9]、使用[10]、配  置[11]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探索遗产保护策略[12];另一方面，学者关注到了遗产文化价值[13]、与社区发展的关系[14]、旅游发展动力[15]及影响遗产利用的因素[16]等，对遗产的利用展开了研究。“保护”与“利用/保护性利用”作为遗产研究的主题也成为社会实践的主导性话语。中国遗产地长期面临着保护与利用的现实问题。一个地方一旦被确定为遗产，往往在借助遗产之名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受到了“保护”话语的制约。资本因遗产的经济价值而靠近追逐，却因保护要付出的代价而望而却步;空间主体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对遗产保护付出的代价而心生怨恨。但总体来看，中国学界、政界等对遗产“保护”及“保护性利用”等观念达成共识，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制度性、结构性实践行为模式。相较而言，国际考古学界及相关研究人员面对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启发下，从遗产的建构性出发超越“如何保护”的技术化路径，展开“遗产是什么”[17]“世界遗产话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对当代意味着什么”[18]以及民众的文化权利[19]等一系列思辨研究（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关注人与遗产的互动，提倡让遗产更加民主[20]等观念。在此背景下，本文借鉴知识话语、资本三循环理论及社会空间思想，将遗产地空间实践置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在中国当前语境下，遗产话语、资本循环与空间的生产的关系，探索在“保护”话语下，世界文化遗产地资本运作、循环机制及其引发的空间生产路径，寻求遗产地空间矛盾的根源，以期为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理论引介及研究框架建构

1.1 话语、空间话语与世界遗产话语

福柯认为在事物本身的秩序和文化、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无主体的知识空间。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概念、描述经过中介被组织在话语中，而“话语”则是根据某些分析标准被人们确认为属于同一系统、由一组陈述群（group of statements）构成。话语一旦形成，便拥有了自己的意义、规则、知识形式和语言、符号等表述系统，具有“实在性”[21]。在社会实践中，话语作为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文化语码和深层逻辑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以语词言说的形式潜在地制约、支配着不同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话语的实质是权力。谁拥有了话语权，就拥有了一种影响他人身体和思想的实践性权力。

空间作为权力争夺的场所和媒介，空间的生产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其过程主要通过空间话语来实现[22]。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的生产是人类主体（资本家、政客等）有意识的行为与结果，同时也作为一种规约性话语允许、暗示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发生[23]。同时，他将人们关于空间的认知、观念、知识、表述、符号等称为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并结合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建构了空间的生产分析框架。其中，空间的实践发生在社会层面，而对物质空间、空间现象及行为的理解和表述则发生在认知、心理（抽象意识的）及语言、符号层面。因此，空间的表征就是空间话语。空间话语同样会按照特定的排除法则进行规约、构造、配置生产，在“怎么做是合理、合法、合规的”“谁能/不能做”“什么才是正确的位置”等一系列空间规训中，使权力界定并干预空间中的事物及其秩序。

世界遗产话语是当今人们对“世界遗产地”这一特殊空间的认知、概念界定等相关观念、知识的生产与表述。该话语产生于18世纪的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产物。它最早来自对文物、建筑的价值和修复等技术性问题的讨论，之后逐步修订和发展，其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的遗产观和相关操作指南影响最大。UNESCO将世界遗产界定为“属于全人类的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24]，倡导遗产是民族的、国家的，也是世界的，应该进行保护。UNESCO从1972年始不断地完善世界遗产的国家与国际保护措施、申报流程与标准、基金管理规章制度等，建立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管理机制和普适性原则，以国际公约的法律形式予以确认。目前，UNESCO的遗产理念和一系列话语陈述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其保护观念与操作准则改变和推动着各国的遗产保护实践。中国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利用方面一直与西方接轨，以国际化的语言和实践操作将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遗产话语中，其思想观念、价值立场和相关实践（研究、保护与检测、展示与教育等）受到世界遗产话语的规约。

1.2 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与空间的生产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从资本循环与空间的生产关系出发，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capital circuit theory）理论[25]。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三级资本循环：第一级循环发生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空间中的生产），资本主要用于商品生产，但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会出现生产过剩、市场饱和、利润下降、资本和劳动力闲置等问题。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资本需要转向二级循环以延缓危机。在第二级循环中，资本流入耐用品领域，通过城市化扩张及其带动下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与改善、住宅、旅游休闲场所等空间项目建设（空间的生产），以实现用空间延长时间，暂时转移和缓解资本危机的目的。但随着资本的继续投入，其支配作用不断加强，资本逻辑下的城市、社会问题加剧，需要向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军事与福利事业等知识生产和社会公共开支领域转移（社会性生产），用以缓解阶级斗争与社会矛盾，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26]，以维持社会整体利益和生产关系的有序运转（图1）。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资本不断地流动和转移，占有并生产空间的过程[25]。

总之，哈维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空间认知、对城市空间进行的微观实证研究而提出的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时空修复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提出了资本作为重要因素在参与空间重塑过程的同时，也以空间为媒介实现自身升值;空间本身就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途径，也是带来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根源等重要思想。

1.3 遗产地话语、资本与空间的生产研究框架

在世界文化遗产地，遗产话语通过空间规训技术规约着遗址区的一系列空间实践。资本在遗产话语的约束下，在“合适的时间”流入“该去的领域”做着“能做的事情”，其流通的领域、过程及结果离不开话语的界定和干预。同时，资本一旦进入“地方”，也会借助空间话语作为支撑，用科学的知识、正确的观念以及各种图像、符号等打动人的心灵，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其合理、合法地实施权力、实现目标提供保障。因此，在世界文化遗产地空间实践中，资本、话语终将转化为重要的权力因素影响着遗址区空间的生产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图2）。

当今，遗产话语强调遗产的文化和教育功能，但在全球现代化、资本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向往和不断发展的诉求，往往需要挖掘其经济价值作为“文化”价值存在的意义和支撑，而经济价值的实现更需要依存于非经济价值（科研、文化传承、国家认同、集体记忆等）的认定。因此，“保护”及“保护性利用”成为各国对待遗址区的主流话语。在这种话语规约下，资本往往首先投入到遗产地文物挖掘、保护和科研、教育领域中，然后采取“保护性利用”和发展的思路，通过文化资本化和空间资本化的路径，实现遗产的经济价值，这必然导致资本大量进入遗址区空间建成环境中，用于环境美化、基础设施改善、主题公园建设等领域，并引发土地增值、房屋租赁等空间的生产现象。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空间异化现象将随之出现，社会矛盾的加剧将迫使空间主体（政府、学者、资本家等）把居民发展诉求纳入空间发展战略中，引导资本投入工业生产、居民生产和消费等领域，进而引发社会空间的再次重构。因此，与哈维的资本循环相比，遗址区资本流通将呈现一个逆循环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话语、资本与空间的生产紧密相关。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世界文化遗产地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图3a）。该区自1899年开始，陆续出土了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文物，并随着学术研究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考古挖掘与文物保护范围逐步拓展。截至2019年年底，保护区面积已扩展到40 km2，殷墟国家遗址公园的保护建设规划面积已达50 km2 [27]。本文研究选取《殷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2012—2025）》所确定的殷墟遗址核心保护区，总面积约29.47 km2（图3b）。近30多年来，该区域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企业发展、居民生活之间的空间矛盾问题突出。尤其自2006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以来，该区域受到世界遗产保护话语的规约，出现地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矛盾加剧的问题，并产生了一系列较为独特的空间重构现象。因此，从时-空-社会辩证视角对该区域的遗产话语、资本运作及其微观空间生产的个案分析具有典型意义。

2.2 数据获取及研究过程

研究主要采用質性研究法，包括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在了解殷墟遗址保护、居民生活以及企业发展的整体情况时，主要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其过程共分为4个时段：2006—2013年，多次到安阳殷墟进行实地调查，并收集了大量的新闻报道、科研论文、会议通告等;2014年暑期，对殷墟遗址区村民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无结构式访谈，初步了解了研究区的整体概况;2018年12月30日—2019年1月1日，再次实地调研殷墟文物保护与旅游发展范围、文物保护资金使用情况、周边村落以及企业的发展状况等，并对殷墟管理处的相关工作人员、安钢员工、小型店铺经营人员以及保护区内的村民等10余人进行深度访谈，同时收集了《殷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2012—2025）》等相关规划文本、政府文件以及《2018年安阳市统计年鉴》等相关资料;最后于2019年10月24日再赴案例地进行补充调研，进一步核实遗产地项目建设、社区发展与空间矛盾状况等。另外，话语作为一种群体的陈述，可以表现为语言、图像、文本、符号等。为了更好地了解遗址话语本身蕴含的某种连贯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模式对资本、空间的影响，本文主要从规章制度、法律条文、新闻报道、发展规划等文本话语视角切入，辅以实地调研访谈资料开展研究。具体操作为：首先对所搜集的文本进行阅读、归类整理，总结话语陈述内容;然后结合遗址区具体实践、发生的事件，分析话语对资本循环、空间生产的影响，其中，参照时间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并阐释文本的实践意义及作用是常用的手段;最后将话语、空间实践（包括资本循环和空间的生产）置于国家、社会大背景中，分析世界遗产话语与微观空间资本循环、空间的生产关系，从批判性视角反思遗产话语与空间公平问题。

3 话语、资本循环与遗址区空间的生产

3.1 保护话语、资本一级循环与遗址区保护、空间的蚕食（2000年以前）

3.1.1    保护话语与资本一级循环（primary circuit）

这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遗产保护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遗产保护公约，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河南省和安阳市也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条例。在此话语下，遗址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投入资金用于挖掘和保护小屯、侯家庄、后岗等地的文物。20世纪50年代后期，学界提出了探索殷墟遗址范围与布局的课题，通过科研专项基金的形式进行遗址挖掘。20世纪60年代，该区域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制定了具体的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遗址保护和文物展示工作。1982年，安阳市政府建成了殷墟“王陵馆”。1988年前后，政府征购小屯村土地修建殷墟博物苑，并租用周边土地20万m2用于植树种草、绿化环境以及宫殿区保护等[28]。同时，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钢）等周边企业、居民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投入资金用于文物钻探、挖掘，如安钢在2000年前后扩建时，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殷墟的考古挖掘。这一阶段，资本主要投入到殷墟文物的挖掘与保护、文物展示与科研教育等领域，用于知识生产和社会性事业。

3.1.2    遗址挖掘、保护与空间蚕食

随着安阳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殷墟考古项目逐年增加。保护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其他建设用地的矛盾逐步凸显，其中以小屯村和安钢最为典型。

（1）遗址保护区不断蚕食周边村落。在小屯村被确定为商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时，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就缓慢发生着改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土地以农业种植为主、管理松散且相对富余，殷墟保护范围虽然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逐步扩大到周边村庄，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征地或迁民现象，二者保持着和谐相处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前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配合建设的文物挖掘增多，殷墟遗址区保护范围扩大，逐步挤占周边村落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在小屯村出现了小规模的征地、搬迁与补偿现象。到2000前后，该村剩余耕地不到5.33万m2。整体来看，该阶段遗址区空间商品化程度不高，土地增值有限，村落与遗址区之间出现的局部、点状矛盾主要表现为小规模的搬迁与补偿、村民逃避文物勘察偷偷盖房等问题。遗址区村民依托城乡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发展小型企业、养殖业、种植业等，生产、生活与外围村落并无两样。如在1998年前后的小屯村有4～5家企业、20多家养殖场、8户花卉基地，并通过土地租赁等使村集体年收入达40多万元，农民收入方式多样[28]。

（2）安钢的扩建逐步侵占遗址区和周边村落。安钢是始建于1958年的大型企业，在1961年就拥有几千名员工。随着国家建设对钢铁工业的需求，安钢不断地进行扩建并推动着殷墟遗址考古工作的进展。一方面，工厂扩建迫使考古队进行抢救性挖掘并保存有价值的文物及古迹，间接促进了遗址区范围的拓展;另一方面，因文物挖掘工作在配合地方建设的同时，也依赖企业提供的资金，文物部门不得不对一些遗址保护做出妥协让步，仅采用拍照、绘图和入档的方式处理。在二者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安钢已经侵占了保护区约14.2%的面积，遗址区空间实体文物被文档资料和高炉、厂房所替代。“如果没有安钢的扩建，那殷墟的发掘成果肯定比现在少很多”“考古挖掘需要钱，考古队申请的资金有限，资金缺乏干不了。对于我们来说，费用很高，对于安钢来说，考古挖掘费用算不了什么，他们提供资金。”[28]在此期间，由于安钢集团拥有强大的产业链，能够带动区域就业、产业发展和巨大的财政收入。在经济价值导向下，安钢对遗址区的侵占占主导地位。无论是企业专项经费支持，还是快速推进考古挖掘，更多是满足企业扩张的需求，安钢的经济功能往往成为各方利益相关主体价值取舍的关键。

總体来看，这期间殷墟遗址区尚未纳入世界遗产话语体系。中国本土化的遗产保护话语使得资本主要流入遗址区文物挖掘、保护、科研教育工作中，也为殷墟遗址区空间扩张、蚕食周边村落提供了正当、合理和合法的理由。该阶段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为遗址区对周边村落的挤占以及企业对遗址区的支配。

3.2 保护性利用话语、资本二级循环与遗址区空间资本化及异化（2001—2015年）

3.2.1    保护性利用话语与资本二级循环（secondary circuit）

进入21世纪，“保护性利用”成为人们解决文物保护现实困境的空间话语，大型文化遗址区往往被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依托。其中，申报世界遗产成为遗址区快速实现文化资本化的重要举措，甚至被认为只要成为世界遗产，马上就会扬名天下、富甲一方[29]。在此背景下，殷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逐步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2001年，安阳市政府启动“申遗”工作，并于2001—2006年间围绕“世界遗产”标准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遗产修复、土地征用、环境治理等，先后投入2.5亿元用于文本编制（申遗材料及保护规划）、综合环境治理（征地、拆迁、环境美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广场、道路、停车场等）、  房屋建筑改造、博物馆建设、文物展示等[30]一系列  空间建成环境项目中，使得王陵遗址区扩展到近13.3万m2，殷墟博物苑的面积扩展至约28万m2，重点申报区域扩展到40万m2 [31]。

2006年殷墟申遗成功后，遗址区的投资领域主要用于空间资本化及其引发的土地补偿、移民搬迁、环境改造等领域中。2007年初，安阳市政府启动《殷墟大遗址保护与发展总体思路》规划，整合资源进行5A级景区创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资本投入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再优化及其引发的征地、搬迁等相关工作中[32]。一方面，以申报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契机改善遗址区内的游览环境，增设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另一方面，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扩张遗址区范围。2009年，安阳市政府筹资1.7亿元用于花园庄整体和小屯村局部搬迁[33]，启动花园村绿化工程、殷商文化广场建设等。2012年修编《殷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12—2025）》，继续推进遗址公园建设。其中，文物保护与修复的费用不到5%，资金预算主要用于文物保护展示、土地调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图4）。另外，在旅游业发展导向下，以周边社区居民为主体的民间资本也进入到地产开发、商铺门面以及跑马场、文化城、古玩城等娱乐、休闲、服务设施建设中。

由此，这一阶段，资本借助“遗产”话语实现了空间资本化，“遗产”话语也限制着资本流通的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及其他利益主体利用“遗产”价值共识，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创建国家5A级景区和考古遗址公园等形式实现两次大的空间扩张。但资本在遗产话语下，被限制在遗产文化旅游产业及其配套的服务、基础设施等空间建成环境和旅游消费空间的打造中。

3.2.2    遗址扩张、空间资本化与异化

伴随着空间资本化进程，话语与资本合谋造成了遗址区空间剥夺和非均衡发展现象出现，空间异化现象凸显。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冲突增多。

（1）遗址区空间扩张与空间剥夺相伴而生。由文物保护、居民生产、生活空间向消费空间转变的过程中，遗址区自身与殷都区、周边社区出现了明显的空间剥夺现象。其中，遗产保护话语为其提供了“不得不”“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的思维模式，规训、干预了空间战略的制定和资本流入的空间秩序。首先，体现在“市”对“区”的空间剥夺。申遗成功后，安阳市在2008年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改变了原有向西发展的思路，确立了“避让殷墟、向东发展”的新方向。“保护文物”使整个殷都区不仅失去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而且有将近一半的区域不允许招商引资、建企业工厂，导致殷都内经济规模、城市化速度下降，经济实力也由原来的全省前10名下滑向倒数[34]。其次，体现在对遗址区及周边村落的空间剥夺。遗产保护阻止了工业资本进入，导致企业受损、村民收入与生活质量增长缓慢。以小屯村为例，在2001年申遗开始后，政府借助“世界遗产”话语得到居民、企业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禁建，甚至关停、搬迁了企业和村民。但成功带来的喜悦过后，居民逐步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并非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增加，它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申遗的后果是企业拆了，养殖业停了，土地没了，1/3的村民还搬家了。”[28]小屯村申遗前集体年收入能达到60万元左右，四盘磨村在20世纪80年代村集体年收入可达200万～300万元，到2014年两村集体收入均为零[35]。保护区内外的村落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同时，由于文物保护区用地限制无法新批宅基地及不允许翻盖新房等，保护区内村民的住房问题越来越突出。相较而言，保护区外村落耕地相对较多、村集体企业发展良好，居民收入较多、住房条件得到改善（表1）。再次，体现在遗址区对周边企业社区的空间剥夺。为了配合殷墟申遗、景区创建和大遗址公园建设工作，核心保护区内全部的集体企业、门市、钢材市场被拆除，转变成绿化用地。安阳钢铁厂与豫北纱厂不仅需要出资支持考古和移民安置工作，还暂停一些生产项目[36]，甚至被迫中止部分生产计划进行局部搬迁，给遗址区出让空间。

（2）空间资本化、异化与空间矛盾冲突相互交织。2001年前后，基于经济价值导向下的“保护性利用”遗产话语为政府征地、拆迁、空间扩张等一系列行为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使用“申遗等同于发展旅游、实现经济价值”意识形态和话语共知连结了各利益主体，在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中得到了各方的一致支持。遗址区第一次移民，搬迁至政府出资建设的小屯新区，暂时缓解了当时的住房问题，也掩盖了社会矛盾。2006年申遗成功之初，各界人士过于乐观的态度进一步坚定了当地政府对遗址保护的决心。在2007年，当地政府提出“要勇于承担起保护的重任，不能为一代人的眼前利益毁掉后世子孙的幸福，要科学制定殷墟保护与发展工作规划，珍惜人类文化遗产资源”等理念，并基于此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管理措施。因此，在保护性利用遗产话语下，2001—2007年间的遗址区第一次空间扩张，虽然出现了对周边社区空间挤占的问题，但因安置房、就业与其他配套设施的跟进，地价上涨有限、经济价值导向下的“遗产”话语影响等，空间矛盾被美好未来的设想所掩盖。与此同时，更加严格、细致的保护措施和现实发展需求之间的潜在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2012年前后，遗址区以居民住房需求为导火索的矛盾终于爆发，“村民再也忍受不了申遗成功给他们带上的‘紧箍咒”[36]。小屯村、司空村等殷墟核心地带的14个村落出现了大规模的偷建、乱建现象。小产权房、农民别墅群与商业性地产呈蔓延趋势。2014年成为遗址保护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年。村长提出“把我抓了也要建”;安阳市政府明确表态“叫停所有违法建设”;媒体也“广泛关注‘违建横行”现象，反思“殷墟保护与民生发展问题”[36];相关文物保护部门及殷墟遗址区管理人员认为“村民施工打地基对商代地下文化层破坏严重”“破坏世界遗产景观”[34]、“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放松或放弃文物保护的借口，都不能突破文物保护的底线”“殷墟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只有一个，要传到子孙后代去，是世界遗产，最大的、长远的民生”[35]，给出“应该限制建设与文物保护无关的项目，叫停小产权房、商品房及居民住房建设”等相关意见。与此同时，由于殷墟旅游发展有限，各方利益主体追逐经济利益的梦想破灭，使得他们对世界遗产价值和保护性利用话语产生了质疑。村民认为“殷墟死人限制活人”[34]、“守着保护区，只能饿死”[36]，并由最初的文物保护者变成了“盗猎者”背后的隐形人（村民为后者提供土地、房屋租赁服务、“装作不知道”、甚至直接参与等），间接导致区内文物偷盗、偷挖现象明显增多。还有部分村民受利益驱使私自圈地，收取游客停车费、倒卖宅基地、建售小产权房等。殷都区政府认为“殷墟旅游价值比较低，就业带动不起来”“殷墟保护和文化产业项目资金不是殷都区乃至安阳市所能承担的”[35]、“文物保护区占据一个区将近一半的面积，为了保护文物殷都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区里无法承受保护的重任”[37]，开始反思文物保护与利用价值和民生的关系，认为文物保护重要，但“民意不可违，保护区内20多年没有建房的村庄比比皆是，住房问题的上访量一度高达40%以上。安居乐业是正当民意，政府也无法粗暴干预，开着推土机一推了之”[34]，在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不断寻求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新路径。文物保护部门也面临着在遗址区具体项目实施中大量建设用地需要确权、政府征地资金划拨困难、保护规划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实施受阻等相关问题。因此，在2008—2014年间遗址区两次空间扩张中，遗址区与其周边用地矛盾更加突出。旅游业发展渐冷、殷都区城市化进程推进、房地产业需求旺盛、地价上涨等使得多年积累的空间矛盾激化。在2014年前后，各利益主体对空间的博弈和争夺更加激烈。遗址空间在逐步走向资本化的过程中，异化现象愈发突出。面对這种局面，2015年前后安阳市政府在提出“立即停止殷墟遗址保护范围内的违章建筑，坚决制止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同时，协同文物部门、村民和企业不断寻求和改进遗迹区保护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的局面。

在这一阶段，社会各界对遗址区文物保护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依旧形成“共识”，“应该保护”和“必须保护”还是当地政府、文物保护部门、居民和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并基于此开展了一系列“合理”“合法”的行为。遗产话语和“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阻止了工业资本进入，使得殷都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受阻、保护区内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现象突出，遗产话语实践带来的空间剥夺问题凸显。同时在“保护性利用”话语下，大量资本进入遗址区空间建成环境和消费空间中，并随着空间资本化的推进，空间异化现象明显。遗址区两次空间扩张中导致隐藏的社会矛盾激化，让各利益主体从申遗的热情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保护话语和利益分配问题，也推动着学界、政府部门等开始反思、调整遗址区发展理念、政策及相关保护和管理方式，考量文物保护和地方发展，长远的、全人类的价值与当前的、地方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3.3 话语强化、资本三级循环与空間治理及统筹（2016年至今）

3.3.1    保护话语强化与资本三级循环雏形（tertiary circuit）

2016年至今，《世界遗产公约》和国家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政策制度作为强势话语，依旧引领和限定着殷墟保护和利用。安阳市、殷都区围绕文物保护展开了一系列空间策略，再度强化遗址区保护话语。2016年，安阳市政府把殷都区面积从69.5 km2扩大到682 km2，殷都区将董王度、韩王度、屈王度、周家营、十里铺5个行政村划转到北蒙街道办事处管理。市、区、街道三级行政区范围的调整，目的就是把保护区纳入统一管理范围，更好地保护文物。2018年，国家、省级文物部门对殷墟遗址文物保护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整改意见，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安阳市针对国家文物局《关于督促处理殷墟频遭盗掘的函》《国家文物局关于殷墟文物安全存在问题和整改意见》和河南省文物局《关于协调处置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殷墟保护区范家庄违法施工的通知》等相关意见迅速展开核查工作，处理保护区文物盗掘、倒卖，违章、违法建筑，整体管理、保护失调等问题[38]，并建立了文物保护社区网格化管理制度，开展对保护区内企业、出租屋、门面房的排查、建立台账等工作，提出要真正把文物“管起来”“看起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保护等遗产话语作为全球、国家权力体系以一种垂直式嵌套关系，自上而下地监视、影响着地方的微观空间实践。

同时，基于遗址区各利益主体的发展诉求，民生问题被纳入遗产话语实践体系，遗址区调整了发展理念和投资领域。2017—2018年，安阳市政府主导编制的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面积扩展到50 km2，将周边村落、企业等均纳入规划范围内。该规划强调殷墟作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双重身份，实行遗产活化、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的三大策略，探索遗址保护、民生需求和城市建设的协调之路。政府拟投资10亿元开展殷墟考古遗址公园展示扩展项目[39]，并在公园建设中进行产业植入，以期通过公园的做大做强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转型，改善居民生活[40]。近两年，殷墟管理部门启动了景区提升、环境整治、洹河风光带建设、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等工程;周边村民在旅游发展的基础上调整了种植结构，发展采摘园与观光农业、建立民俗文化村[41]和现代田园综合体等[42];企业开展了仿真青铜器、甲骨文等旅游纪念品、手工艺品的制作，商业活动逐步增多。安钢也在2018年投资8亿～10亿元建设4A级工业遗址文化景区。此阶段，资本主体依然流入二级循环领域，并长期与空间资本化共存，但开始转向特色工业、农业等生产消费领域。

3.3.2    遗址保护与空间统筹治理

哈维认为空间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忽略了人的发展，基于空间视角提高人的福利才能化解矛盾[43]。殷墟遗址区在各利益主体不断的博弈中调整着空间策略，文物保护与地方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共识，空间成为社会治理工具。2018年，安阳市政府再次对保护区内村落进行征地，试图通过土地国有化、农民市民化的方式统筹文物保护与地方发展。遗址区居民也在逐步转变生产方式，通过房屋租赁，观光农业发展、文仿手工业制造等扩展收入来源;安钢谋求企业转型发展，将文物保护与企业发展合二为一，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旅游和绿色工业;殷墟遗址区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明确文旅融合的发展定位，采取“城市经营思路+市场化操作+政府平台公司+农民参与”的运作模式，平台公司负责经营二、三产业的同时，鼓励农民利用房子、田地等生产资料入股，然后向农民分红。整个规划涉及城市、乡村、当地居民的发展，体现了较强的人本思想。总之，地方政府调整了空间发展策略，村民和企业在屈从于强势话语的基础上，各方从自身利益出发都试图通过旅游业的带动，谋求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多产业的共同发展，寻求旅游业与城乡关系、民生需求的统筹共生路径，以缓和空间矛盾。

这一阶段，基于殷墟不同利益主体的发展诉求，遗产话语得到重新审视，民生问题被纳入话语实践体系中，资本流向工业、农业等生产消费领域，空间资本化逐步考虑到了民生问题，摒弃之前的空间隔离策略，将遗址区周边区域统一纳入管理和发展范围，将乡村振兴、企业发展以及城市建设均纳入空间治理与统筹发展中。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话语、资本循环及空间的生产理论，对安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1）殷墟社会空间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从文物考古地、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到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5A级景区，遗产地的空间价值和功能、空间话语及实践形式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伴随着空间的生产，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也由矛盾凸显、逐步激化到寻求多方协调的社会重构过程（表2）。空间话语及实践的背后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和价值取向，尤其是2000年前后的中国旅游业大发展、城市化的快速推进、2006年申遗的成功等，共同促成了资本流动、遗产地旅游化以及遗址区社会空间的重构。

（2）殷墟遗址区的资本流动呈现逆循环特征，遗产话语作为一种认知、知识体系影响资本运作与空间生产。殷墟遗址区资本流通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资本流入考古、科研及教育领域用于知识生产，目标在于实现社会性价值;为了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在第二阶段，政府和社会资本主要投入环境美化、基础设施改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等空间建成环境和旅游消费空间中，其目标在于通过空间资本化达成以经济价值为统领的社会综合发展;在第三阶段，为了缓解空间矛盾，资本开始转向文化产业、特色工业、休闲农业等消费领域，出现资本三级循环特征，目标在于通过以旅游业为核心的空间综合发展，协调城乡、遗址区内外关系（图5）。整个过程，殷墟遗址区的资本主体、流通领域、价值导向和运作方式均在遗产话语规约下进行，遗产话语一直参与到殷墟空间实践中，话语-资本和空间实践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遗址区空间的生产。同时，在时间序列上，殷墟遗址区资本流动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保持一致，遗址区出现的资本逆循环现象是微观空间实践对遗产話语和宏观资本循环（全球资本化和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等）的“地方”响应，是对哈维资本循环理论的一种呼应。

（3）遗址区空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是空间资本化与遗产话语实践效应的叠加。殷墟以“遗产”为工具，从旅游产业入手，试图通过空间资本化实现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的调和，但资本逻辑引发社会不公和空间异化的宿命无法逃脱。保护区内原有的企业、居民等空间主体被资本主体和游客置换，造成对社区居民的空间剥夺（图5）。同时，“世界遗产”作为一种带有普世价值观、致力于社会远端秩序维护的话语体系与地方追求经济发展、近端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目标存在着错位问题，二者通过全球与地方、远端与近端的时空嵌套造成遗产地空间价值置换与重组，主要表现为遗址保护与利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当“地方”资本（地方成本）投入在“全人类”（全球收益）的文化、教育领域中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空间利益主体置换就产生了宏观上文化价值保护和微观空间实践中居民利益被剥夺的矛盾冲突（图5）。世界遗产话语一旦进入国家行政与居民日常生活话语体系，并以国际权威话语（主要以技术、知识、行政话语的形式出现）控制着地方与居民生活，就具有了霸权性并加剧空间的矛盾。因此，遗址区空间资本化、资本    逻辑下的空间异化是其矛盾产生的根源，而矛盾的激化更多来自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在微观空间实践中所产生的尺度效应。

总之，遗产话语规约着遗址区的资本流向，同时也作为资本工具影响空间的生产，在话语-资本与空间的相互作用中，遗址区居民生活也在矛盾冲突中前行。在遗产话语规约下，殷墟社会空间演变经历了3个阶段，资本呈现逆循环特征，空间矛盾的激化、空间异化与遗产话语霸权相关，资本逆循环现象的出现是微观空间实践对宏观社会发展的地方响应，也是对哈维理论的一种回应。

5 建议与讨论

由上可见，遗址区空间矛盾的产生涉及遗产话语、资本逻辑及二者共同影响下的社会空间重构问题。遗址区问题的根源在遗址空间之外，地方管理者仅仅是话语、资本实践的介入变量和具体执行者。这也是遗址区普遍存在保护与发展矛盾问题但地方政府无力解决的原因。针对殷墟遗址区，全人类作为遗产受益主体却在提供保护资金、承担责任义务方面缺位（按照成本-收益、责权利对等原则），再加上自身产业发展有限，导致三级资本循环链条断裂，文物保护补偿机制运转受阻，政府与法律的强制实施无法抚慰民心。因此，遗址区在具体操作中要继续推进旅游产业发展，依托产业保障该消费空间对地方的带动以及各类补偿机制（文物补偿和社区建设）的良性运转，使资本三级循环顺畅运行，居民获得经济价值。同时需要结合地方实践，反思和重构基于中国需求的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和空间实践价值伦理，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保障公民的空间权益并使其产生地方认同，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殷墟遗址区文物保护工作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抗战时期，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国宝司母戊大方鼎保护起来，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现如今，保护区的村落似乎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遗址区本来是安阳市城市扩张的重要区域，但从百度地图来看，该区域不仅企业、商业和服务网点等城市设施稀疏，村落也被明显忽略。地图作为区域空间的抽象表达，标志着社会对其空间的定位、看法和关注点。殷墟在凸显遗址区的同时忽略或掩盖了区域内部村落的发  展，甚至城市扩张的需求。Smith等认为，UNESCO选择的世界遗产意义和价值使原本复杂多样的历史被简单化、同质化，所执行的申报制度暗藏着    西方霸权的欧式遗产思维与运作方式，并且将这  种认知方式带入UNESCO公约、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及其分支机构的宪章和指导原则、各国的法律与文化政策中，成为普遍的标准和毋庸置疑的常识[44]。因此，关于世界遗产认定、阐释、保护与利用等的理论知识、研究成果以及政策法律、媒体话语、日常交流是一种建构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塑造着我们思考、谈论、书写遗产的方式，支配着遗产地的空间实践。“世界遗产”话语在地方运作层面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和再分配的手段，居高临下地指挥并且遮蔽着各种特殊价值，构成一种政治、社会、文化现象[1]。基于此，倾听社区的声音[19]、要认识到遗产研究与工作的政治性以及在遗产地空间实践中关照不同利益主体的呼声在国际遗产学界逐步增多。中国学者在接受、实践“遗产”的话语时，对遗产保护中所发生的各种不平等关系、“遗产政治”研究命题思考不足。批判性思维的匮乏也导致各行各业对遗产地“什么应被视为有意义或有价值的”“遗产保护出于何种目的”“谁该为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导致了怎样的后果”等问题追问较少，进而在实践中出现行政包办、经济价值导向、社会不公等一系列行为的偏差。实际上，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定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UNESCO的《世界遗产公约》至今已发布了20多个版本，对“突出的普遍价值”“10条标准”和“真实性和完整性条件”的阐释不断变化。因此，中国学界、政界和业界等需要结合现实，重新审视遗产价值、知识生产及其引导下的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反思“权威化遗产话语”和遗产观念，立足空间公平正义视角重构地方性遗产观，从而在认知和实践层面解决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侯松， 吴宗杰. 遗产研究的话语视角： 理论、方法、展望[J]. 东  南文化， 2013（3）： 6-13. [HOU Song， WU Zongjie. Discourse perspective of heritage research： Theory method prospect[J]. Southeast Culture， 2013（3）： 6-13.]

[2] 陈沁涵. 世界遗产大会正在进行时，哪些海外宝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EB/OL]. [2021-03-20].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6249943114077.html. [CHEN Qinhan. Which overseas treasures were added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while the World Heritage Conference was under way？ [EB/OL]. [2021-03-20]. 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6249943114077.html.]

[3] 张雪. 中央共安排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资金约656亿元[EB/OL]. [2018-12-24].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7 1224/31863939.html. [ZHANG Xu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llocated 65.6 billion yuan fo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B/OL]. [2018-12-24]. https：//news.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71224/31863939.html.]

[4] WEINERT M S. Reading world society phenomenologically： An illustration drawing up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kind[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8， 55（1）： 26-40.

[5] 周睿， 鐘林生， 刘家明. 乡村类世界遗产地的内涵及旅游利用[J]. 地理研究， 2015， 34（5）： 991-1000. [ZHOU Rui， ZHONG Linsheng， LIU Jiaming. Research on rural world heritage sites： Connotation and tourism util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5）： 991-1000.]

[6] 张成渝， 谢凝高. “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与世界遗产保护[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0（2）： 62-68. [ZHANG Chengyu， XIE Ninggao. The principles of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3， 40（2）： 62-68.]

[7] WEISSE A， ROSS A. Managing a contested cultural heritage place on Kgari （Fraser Island）， Queensland， Australia[J]. Archaeology in Oceania， 2017， 52（3）： 149-160.

[8] 徐嵩龄. 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之路： 黄山模式评价及其更新[J]. 旅游学刊， 2003， 18（2）： 52-58. [XU Songling. On the management of world heritage in China： The evaluation and renewal of Huangshan mode[J]. Tourism Tribune， 2003， 18（2）： 52-58.]

[9] 赵勇. 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筹集渠道探析： 以名人故居文化遗产为例[J]. 黑龙江史志， 2013（21）： 175-176. [ZHAO Yong. Analysis on financing channel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celebrities former homes[J]. Historical Records of Heilongjiang， 2013（21）： 175-176.]

[10] 贺楠. 建筑遗产保护的公共和公益资金投入与使用研究： 基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分析与启示[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HE Nan. A Study on the Investment and Expenditure of Public Fund & Charitable Fund i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Base o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D].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7.]

[11] 周亚琦. 城市遗产保护资金配置效益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ZHOU Yaqi.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in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D]. Wuha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12] 潘运伟， 杨明， 刘海龙. 濒危世界遗产威胁因素分析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对策[J]. 人文地理， 2014， 29（1）： 26-34. [PAN Yunwei， YANG Ming， LIU Hailong. A study on threat factors of world heritages in danger a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of world heritages in China[J]. Human Grography， 2014， 29（1）： 26-34.]

[13] 梁学成. 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 21（6）： 16-22. [LIANG Xuecheng. An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value of world heritages and study of their exploring mode[J]. Tourism Tribune， 2006， 21（6）： 16-22.]

[14] 蘇明明， WALL G.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 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7）： 19-27. [SU Mingming， WALL G. Heritage tourism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Mutianyu Great Wall in Beijing[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7）： 19-27.]

[15] 刘昌雪. 世界遗产地旅游推力-引力因素研究： 以西递和宏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05， 20（5）： 15-20. [LIU Changxue. A study of push and pull factors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A case of vernacular villages Xidi and Hongcun in southern Anhui[J]. Tourism Tribune， 2005， 20（5）： 15-20.]

[16] CERISOLA S.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nexus： The role of creativity[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19， 43（1）： 21-56.

[17] BERTACCHINI E. Cultural heritage in a changing world[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017， 41（3）： 337-340.

[18] DEMETER L. Regime chan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 matter of state secur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8（7）： 1-14.

[19] KRAAK A L. Heritage destruction and cultural rights： Insights from Bagan in Myanma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8（1）： 1-16.

[20] 劳拉简·史密斯. 遗产本质上都是非物质的： 遗产批判研究和博物馆研究[J]. 张煜， 译. 文化遗产， 2018， 54（3）： 62-71. [SMITH L J. All heritage is intangible：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nd museums[J]. ZHANG Yu， trans. Cultural Heritage， 2018， 54（3）： 62-71.]

[21]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 1-9. [FOUCAULT M.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archeologie Dessciences Humanines[M]. MO Weimin，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 2017： 1-9.]

[22] 刘涛. 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 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J]. 国际新闻界， 2014， 36（5）： 49-63. [LIU Tao.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production of space：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Foucaults space discipline[J].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014， 36（5）： 49-63.]

[23]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SMITH D N， tr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73-85.

[24] 韩嫣薇， 杨凡， 史钰军， 等. 世界遗产概论[M].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4： 2-20. [HAN Yanwei， YANG Fan， SHI Yujun， et al.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M]. Hangzhou： Zhejiang Gonsha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14： 2-20]

[25]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2： 198-366.

[26] 龙启蒙， 傅鸿源， 廖艳. 城乡一体化的资本困境与突破路径： 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三循环理论的思考[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9）： 2-15. [LONG Qimeng， FU Hongyuan， LIAO Yan. The capital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ath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thought basing on the western Marxist theory of three cycl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6（9）： 2-15.]

[27] 王云河. 河南安阳殷墟大遗址公园建设启动[EB/OL]. [2018-07-21]. https：//news.qq.com/a/20100119/001369.htm. [WANG Yunhe. Construction of Yinxu grand ruins park was launched in Anyang， Henan province. [EB/OL]. [2018-07-21]. https：//news.qq.com/a/20100119/001369.htm.]

[28] 王家耀. 殷墟遗址发掘遭遇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矛盾[EB/OL]. [2018-11-18]. http：//www.huaxia.com/wh/whsd/2006/00489 025.html. [WANG Jiayao. The excavation of Yinxu mee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EB/OL]. [2018-11-18]. http：//www.huaxia.com/wh/whsd/2006/00489025.html.].

[29] 孙九霞. 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 旅游学刊， 2010， 25（5）： 10-11. [SUN Jiuxia. Tourism as a choic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5）： 10-11.]

[30] 张艳玲. 殷墟申遗已通过审查， 有望明年6月入世遗名录[EB/OL]. [2018-12-22].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846165.htm. [ZhANG Yanling.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of Yinxu has been approved for accession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next June[EB/OL]. [2018-12-22].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news/846165.htm.]

[31] 杜久明. 安陽殷墟： 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成功典范[J]. 中原文物， 2007（4）： 102-107. [Du Jiuming. Yinxu in Anyang：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ancient site protection and display[J].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2007（4）： 102-107.]

[32] 闫磊. 殷墟荣升国家5A级景区[EB/OL]. [2019-01-12]. http：//hn.cnr.cn/hngbds/201103/t20110322_507816095.shtml. [YAN Lei. Yinxu has become 5A tourist attraction[EB/OL]. [2019-01-12]. http：//hn.cnr.cn/hngbds/201103/t20110322_507816095.shtml.]

[33] 张丹. 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中利益冲突问题研究： 以安阳殷墟为例[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2. [ZHANG Dan. A Study on Interest Conflict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reat Ruins—Yinxu in Anyang for Case[D]. Zhengzhou： Zhengzhou University， 2012.]

[34] 桂娟. 河南殷墟遭大规模破坏，村长： 把我抓了也要建[EB/OL]. [2019-02-23]. http：//m.sohu.com/n/395690823/？_once_=000022_ shareback_wechatfriends_bdbo. [GUI Juan. Yinxu in Henan province was destroyed on a large scale Village head： Even if I am arrested， I will builed houses[EB/OL]. [2019-02-23]. http：//m.sohu.com/n/395690823/？_once_=000022_shareback_wechatfriends_ bdbo.]

[35] 李凡， 肖源， 孟艳芹. 殷墟私搭乱建现象严重， 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陷两难[EB/OL]. [2019-02-25]. 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4/07-08/6360515.shtml. [LI Fan， XIAO Yuan， MENG Yanqin. The phenomenon of private construction of Yinxu is serious cultural relics protr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 a dilemma[EB/OL]. [2019-02-25]. 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4/07-08/6360515.shtml.]

[36] 陈关超， 张莹莹. 河南殷墟遗址深陷保护困局： 文保与民生面临矛盾[EB/OL]. [2019-03-2]. https：//www.chinanews.com/kong/2014/02-27/5891953.shtml. [CHEN Guanchao， ZHANG Yingying. The relics of Yinxu in Henan province are mired in conservation difficulties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re facing contradictions[EB/OL]. [2019-03-2]. https：//www.chinanews.com/kong/2014/02-27/5891953.shtml.]

[37] 李凡， 肖源， 管昕. 殷墟违建叫停近5月仍横行： 文保与民生矛盾重重[EB/OL]. [2019-03-0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09/c1001-25256834.html. [LI Fan， XIAO Yuan， GUAN Xin. Yinxu continue to roam for nearly five months after illegal construction was halted：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re facing contradictions[EB/OL]. [2019-03-09].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709/c1001-25256834.html.]

[38] 清風中原. 殷墟遗址文物安全问题责任追究的情况通报[EB/OL]. [2019-05-18]. http：//www.aylt.cn/mocuz/3.0/index.php？mod=viewthread&tid=661208&viewthread_share=1. [Qingfeng Zhongyuan microblogs. A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afety of cultural relics in Yinxu[EB/OL]. [2019-05-18].  http：//www.aylt.cn/mocuz/3.0/index.php？mod=viewthread&tid=661208&viewthread_share=1.]

[39] 安阳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阳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EB/OL]. [2019-05-23]. http：//www.anyang.gov.cn/sitegroup/root/html/ff8080812b8fc534012b9a7c13571cbd/2017

0913161669309.html. [Anyang Municipal Government Office. A noti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anyang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EB/OL]. [2019-05-23]. http：//www.anyang.gov.cn/sitegroup/root/html/ff8080812b8fc534012b9a7c13571cbd/20170913161669309.html.]

[40] 安阳市文物局. 安阳市召开《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初审会[EB/OL]. [2019-05-23]. http：//www.haww.gov.cn/wbzx/201801/12/content_410582.htm. [Anyang Cultural Heritage Bureau.The first review meeting of “Yinxu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planning” was held in Anyang[EB/OL]. [2019-05-23]. http：//www.haww.gov.cn/wbzx/201801/12/content_410582.htm.]

[41] 丁艳. 传承殷商文化，唱响鼎城安阳： 殷商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论坛举行[EB/OL]. [2019-5-23]. https：//difang.gmw.cn/ha/2019-03/20/content_32660594.htm. [DING Yan. Anyang city held the forum of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nherit the Yin and Shang culture[EB/OL]. [2019-5-23]. https：//difang.gmw.cn/ha/2019-03/20/content_32660594.htm.]

[42] 安阳市旅游局. 殷都乡村旅游大融合， 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EB/OL]. [2018-10-24]. http：//www.anyang.gov.cn/reviewCmsInfo.do？id=00000000640d795701641ab812c13a33. [Anyang Tourism Bureau.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Yindu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reached a new level[EB/OL]. [2018-10-24]. http：//www.anyang.gov.cn/reviewCmsInfo.do？id=00000000640d795701

641ab812c13a33.]

[43] HARVEY D.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M]. London： Verso， 2006： 16-67.

[44] SMITH L. Uses of Heritage[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3-42.

Discourse， Capital and Production of the Heritage Space：

A Case Study of Yinxu in Anyang City

AN Chuanyan1， LI Tongsheng2， ZHAI Zhouyan1

（1. College of Tour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is currently regarded as a heterogeneous space of multi-scale and multi-group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practic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tourism， being among the important ways for state and society to construct collective memory and identity， are not only valu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favored by capital. In the face of the tide of glob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are often in conflict with their spatial practice. This owes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value subjects between the world heritage discourse and the demands regarding lo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ased on David Harveys capital circuit theory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akes the Yinxu in Anyang city， a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s an example and adop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aim is to find out whether， under the “cultural heritage” discourse， as a space of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site area show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s of capital input and spatial production. Over nearly a century of practice，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Yinxu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reverse cycle. Thi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three-cycle process proposed by Harvey. Capital investment first occurred in the social production fields，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excavation， prote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han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ntext creates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capital is mainly used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space and consumer space production， and its spatial capital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occupy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third stage， to reconcile the spatial contradictions， capital began to penetrate the field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process of these three cycles is basically opposite to the capital circuit theory. The revers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on the micro-scale is the scale effect of macro-capital ope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reason for space contradiction intensification in the site area lies in space alienation under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ith capital logic and the space effect of world heritage discourse in local practice. Heritage discourse， as a type of cognition and knowledge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capital opera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 That is to say， i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Yinxu， the main reason for space contradiction is on the one hand the alienation of space generat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scale effect brought by the discourse of world heritage.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equity and justice， reflecting on the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issues of world heritage， reconstructing the local knowledge of heritage， and adjusting the practical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re the bases and the keys for solving the spatial problems of heritage areas.

Keywords： circuit of capital; production of space; Yinxu; world heritage; heritage discourse

[責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吴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