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关照与科学精神的统一：2001-2020年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进展及启示

吉振峰，黄美蓉，施 鹏

(1.中国矿业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徐州市第一中学，江苏 徐州 221000)

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是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基础。然而，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质下降，肥胖等慢性病频发的问题已经直接干扰到我国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严重阻碍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学者认为我国青少年体育治理困境的根源在于主体间关系混乱[1]。目前我国学校、社区与家庭等主体间仍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青少年社区组织发展尤为薄弱，依赖政府主体的单一治理体系已难以应对青少年体质及体育参与意愿低下等问题[1-2]。破解上述困境，要将实现体育治理现代化作为新时代体育治理的总目标[3]。为此，需要重点理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与运作方式并最终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治理体系[4]。

当前，我国现代化青少年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均处于初始和探索阶段。体育治理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个国家的体育治理都具有普遍意义，现阶段以国际视野放眼世界各国体育治理实践和研究成果，借鉴国外优秀经验为我所用将事半功倍[4]。国内已有学者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体育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进行了介绍和总结[2]。但既有研究缺乏对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整体研究成果及演进情况的梳理，并因此忽略了治理研究发展与治理实践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过程。国外青少年治理实践的成功与研究进展关系密切，而在国内，反映在政策层面的治理研究与治理实践在立意等方面的偏差是政策失灵的重要原因[5]。那么，在青少年体育治理这一极具现实面向的论题下，厘清国外研究者如何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如何平衡理论研究的科学逻辑与现实关照之间的关系，或许能够对我国学界有所启发。因此为了探究国外青少年体育理论研究与治理实践推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梳理近20年国外体育治理研究在不同阶段的进展及经验启示，以期为我国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不同研究阶段的划分依据

以Web of Science(简称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文献收集来源，通过对中英文相关文献的查阅，确定“青少年体育治理”的英文关键词，其中“体育”对应“physical activity”“sport”“physical education”；青少年对应“adolescent”“teenager”“youth”“youngster”；治理对应“governence”“management”。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2001-2020年，语种选择英语，对摘要(AB)进行检索，并选择article和review进行精炼，得到297篇文献(截至2020年1月23日)。

文献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研究热度，其变化态势对于划分研究阶段以及预测未来趋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国外近20年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的时间分布进行统计(见图1)，发现该领域的年度发文量总体呈上升态势，研究的热度逐渐提升。从数量来看，研究表现出显著阶段性特征，2010年前年度发文量均在10篇以下，而在2010年后迅速增长，并在2016年达到44篇的峰值，此后发文量也稳定在20篇以上。

图1 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时间分布

将从WoS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选择时区共现视图并以LLR算法得到聚类(见图2)。图中的黑色字样代表高频关键词，在2010年之前，高频关键词数量较少、密度较低，且研究热点集中在“obesity”(肥胖)与“risk”(风险)，“physical activity”(身体活动)与“health”(健康)，研究主题较为单一。而2010年后，高频关键词的数量与密度大幅提升，在此前的基础上，研究热点扩展到“nutrition”(营养)、“sedentary”(久坐)等与青少年健康相关的行为层面，研究主题更加复杂多样。

图2 国外体育治理研究热点时区共现图

过去20年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在文献与热点的数量分布层面和研究热点的内容属性层面，都在2010年前后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因此将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以2010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10年，此阶段为基础性研究阶段，该阶段研究数量少，且研究主题集中在青少年肥胖、超重等问题对公共健康造成的风险。第二阶段为2011-2020年，此阶段为发展性研究阶段，文献与热点数量爆发式增长，研究也逐渐深入到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层面。

2 不同研究阶段的特点分析

2.1 基础性阶段：研究逻辑的起点与转向

就体育治理研究这一命题的分野而言，主流观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体育作为实施社会公共治理的手段或实现途径，二是将体育本身作为治理的对象和目的[4]。在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的初始阶段，研究者们也经历了将体育治理视为手段到作为目的的逻辑转换。

2.1.1 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逻辑起点：公共健康治理的手段

“obesity”(肥胖)、“overweight”(超重)、“risk”(风险)、“public health”(公共健康)等关键词反映出研究者对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风险与公共健康的关注。在发达国家，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的流行早已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与此伴随的各类慢性疾病迅速向青少年蔓延，严重威胁青少年的成长发育和身心健康。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身体活动不足、超重与青少年慢性疾病之间的关联，为以体育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干预提供依据。有研究指出心血管疾病和2型糖尿病的危险因素会在生命早期发展，并倾向于在超重的年轻人群中出现，而缺乏体育锻炼和超重均会增加患病风险[6]。众多科学证据表明，儿童和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水平下降会对其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包括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风险的升高[7]。另一方面，增强体育运动对体重控制和疾病防治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证实，身体活动与饮食相结合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8]。有医院对超重青少年进行了基于饮食和运动行为干预的生活方式治疗，结果表明BMI指数的适度降低引起了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等一系列生理指标的改善[9]。以上科学研究成果证明了体育在公共治理与慢性病疾病防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研究者开始呼吁在家庭、学校、社区环境中进行干预以促进青少年体育参与和健康行为[7]。总体而言，疾病防治这一现实问题是早期体育参与公共治理的主要目的，这也成为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2.1.2 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逻辑转向：由体育促进公共治理到体育参与的治理

图2中基础性研究后期出现的“physical activity”(身体活动)、“intervention”(干预)等热点词汇意味着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对身体活动的干预研究。研究者最初把体育作为生活方式干预和公共治理的一种手段，试图以增加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慢性疾病的防治，但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低下恰恰是公共健康问题的症结所在，青少年体育参与意愿不强、体育参与行为欠佳的状况对公共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1991-2001年间，美国高中生中试图通过体育锻炼控制体重的学生比例有所增加[10]，但从1999年的数据来看，在美国学生减肥过程中，仍然有32%的女生和17%的男生选择节食、减肥药等极端的方式，采取体育锻炼的状况仍旧不容乐观[11]。探明是哪些因素阻碍了青少年的体育参与行为，如何增加身体活动量等命题成为体育治理研究的重点，研究逻辑由体育促进公共治理转向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治理。

明确青少年运动参与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干预措施进行体育治理的前提。研究发现，环境、社会、政府政策、个人动机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是青少年体育参与和环境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之一。有研究表明建筑环境是青少年运动参与不活跃的重要原因，提出需要通过环境，政策和立法等方面进行干预[12]。社会支持也对体育参与有重要影响，如积极健康的家庭环境有助于超重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饮食、体育锻炼习惯[13]，教练提供的支持更能激发肥胖青少年在达成目标过程中的成就感[14]。政策影响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机会，政府可出台某些政策来促进青少年锻炼行为，如规划自行车专用的安全上学路线[15]。个人的主观意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减肥中的青少年更有可能采用饮食和运动等手段去控制体重[16]。

2.2 发展性阶段：研究广度与深度的提升

在发展性研究阶段，涌现出了众多研究热点，且彼此之间交织联系，构成了复杂的研究网络。为了厘清研究内容的结构，对高频关键词进行了分类，将有逻辑关联的关键词归纳在共同的主题范畴下(见表1)。

表1 发展性阶段研究热点主题

如表1所示，此阶段的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价值、评估、影响、干预、对象五个方面。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研究者对青少年体育治理的认识逐步深入，体育治理的多元化价值逐渐凸显，健康状况的评估指标也从身体素质延伸到久坐行为，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的研究开始注重多个因子、多主体之间的关联与协同，治理对象也从青少年中的肥胖和超重人群扩展到其他患病群体。总体而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提升。

2.2.1 治理价值多元化

随着青少年体育治理的重点由公共健康转向体育行为参与，研究者加强了对体育治理本体价值的研究，对其价值的认知逐渐从慢性疾病的防治拓宽到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身心健康的全面促进乃至学业的提升。体育治理对健康行为养成和促进也大有裨益。研究发现，体育锻炼能有效控制体重，能降低慢性病患病风险[17]，甚至还有助于解决酗酒问题并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18]。体育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也表现在心理层面，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缓解压力，抵抗抑郁，提升自我效能及幸福感[19]，还可以提高青少年的创造力和自我管理能力[20]。此外，健康问题会影响学生的感官知觉和认知水平，进而影响到学习能力和学业表现，因此体育治理对于教育也具有重要价值[21]。

2.2.2 评估工具统一化

尽管定期进行体育锻炼的好处已广为人知，但调查结果一再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未显示出应有的积极性，而这与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养成的久坐生活方式关系密切。2011年Tremblay等人[22]对232项关于青少年久坐行为的研究进行了meta分析，大量调查证据表明，减少任何类型的久坐时间都可降低青少年的健康风险。加拿大国家体育锻炼计划联盟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体育活动指标(PA)的等级为低/差，并且出现了一个悖论：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中，青少年有较高的身体活动水平和较低的久坐行为，而在基础设施较好的国家中，青少年却呈现较低的身体活动水平和较高的久坐行为[23-24]。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以往制定的体育治理政策和干预计划并未完全扭转青少年体育参与不足的状况，并且发达国家出现的更为严重的体育参与不足将问题指向现代性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则涉及整个社会系统。因此，研究者开始从整体性视角思考青少年体育治理困境背后的成因和综合性解决方案。

2.2.3 影响因素研究系统化

前期影响因素研究中，家庭、学校、政策等变量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已被初步明确，但在实际场景中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效应的。因此，学者将诸多影响因素分成不同层面，对各因子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系统化的深入探索。

在个体层面，青少年体育运动意识、观念等认知方面的因素直接左右着体育行为。青少年对使用健身器材的自我信念与其感知到的有用性和易用性相结合时，会更加促进体育锻炼行为[25]。因此，有研究者从自我效能角度出发，提出可通过增加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来改善身体活动水平[26]。也有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使青少年精通体育活动以及自我管理技能来支持其健康行为的新型干预路径[27]。

在社会层面，家人和同伴的支持在身体活动促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8-29]。父母的监护行为、父母对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行为的态度与认知会影响孩子的健康行为，积极正向的家庭环境可促进青少年积极的自我认知，增加体育参与[30]。在美国，应对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而采取的一个新举措是采用同伴而不是专业人士来执行体重管理计划，取得了更好的效果[31]。此外，媒体话语也会影响人们的健康观念，进而影响健康行为。一项研究指出，关于饮食、体育运动的错误文化观念是墨西哥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原因[32]。

在环境层面，部分学者从改变课堂环境入手，提出站立课堂的概念，在教室中放置可调节高度或偏斜的站立式办公桌[33]。有研究发现户外探险的体育课程能增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在动力，这为生活方式的干预和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34]。在校园之外，美国各州采取Play Streets的措施，通常由地方政府或社区组织，临时封闭街道以创造安全的场所并提供免费的体力活动机会来促进青少年的身体活动[35]。学者评估了青少年体育治理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这些政策对增加青少年体育活动水平具有积极作用[36]。在社区中举行的课后教育计划和Play Streets等活动有助于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37]。

2.2.4 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化

健康状况评估与影响因素分析最终是为青少年运动行为干预而服务的，单一主体视角下的干预计划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影响因素的整体性研究范式由逐步传导到治理路径研究，在理论创新和治理实践双重需求的催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青少年运动行为干预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模型的创新和干预项目的设计。

现实中的许多干预项目是基于家庭而开展的，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儿科体重管理项目(PWMPs)[38]。也有许多治理方案依托于政府政策，如Mcdonald[15]以二元决策模型为依据，探讨了安全上学路线等主动交通政策干预的价值与可行性。但在研究过程中，学者逐渐发现单一主体下的干预措施对青少年体育行为的影响有限，并且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家庭、同伴还是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在项目实际开展过程中都需要其他相关主体的配合。因此研究者开始整合影响因素中涉及的多个主体，探索多元主体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策略。

在多元主体整合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以及如何打通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单元与以政府为单位的宏观单元之间由于语境不同形成的沟通壁垒，成为研究者面临的难题。而在干预项目的实践中，社区向下可以触及家庭层面，向上也便于与政策层面进行协商，同时能与学校层面形成校内体育活动与校外体育活动在时间、空间上的互为补充。如美国一项名为“SAY”的健康行为干预计划、加拿大的青年体育促进发展计划“KIS”等都是以社区为依托开展的青少年体育协同治理项目[39-40]。因此Parent等学者[41]立足于实践经验与既有理论，构建了一个基于社区的伙伴关系管理模型来协同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此模型被学者们用来指导和检验多元主体项目的成效，并进一步推动了青少年干预实践的发展完善[39]。在治理理论与实践日渐成熟的背景下，各国出现了更多基于社区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项目。由于青少年的体育治理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安全问题，因此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如孟德尔国际基金会(MIF)通过与七个全球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资助了针对儿童和青年的健康生活方式社区计划[42]。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结合的干预尝试，如通过被监控的网络社区和交互式的自我监控日志的方式开展健康习惯的报告与追踪[43]。

2.2.5 治理对象多样化

在干预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者将治理对象从超重、肥胖青少年拓展到了身心功能障碍(disability)的人群，增强了对青少年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患有哮喘、癌症、自闭症等各类疾病的青少年群体都成为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和行为干预的对象，上述特殊群体在进行身体活动时的障碍更多样，因此学者倡议在进行运动行为干预时要考虑该人群的动机并提供个性化的方案，这需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区各级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44-47]。在学术界的倡议和残奥会的推动下，国际公共政策和各国政府法规已经在为青少年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基层体育机会，从而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包容性[48]。

3 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3.1 注重理论研究的现实关照

在初期的基础性、探索性研究阶段，对现实问题的关照被国外研究者视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和归宿。青少年体质和健康情况的恶化成为体育参与公共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身体活动不足与肥胖超重等慢性病的关联，慢性病对公共健康的风险等研究逐渐兴起，这为运动参与到生活方式干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干预实践中，青少年体育参与状况欠佳促使研究逻辑转向体育行为的治理，研究重点转变为运动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现实问题的变化推动了体育治理在研究视角上由手段到目的的转换，为回应现实问题而产生的研究成果也以建议的形式返还实践，促进了两者的共同发展。

受苏联学科中心主义影响，我国在20世纪50到90年代期间带有显著的手段化、工具化倾向的学校体育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中，逐步实现由手段向目的的功能转变，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也表明了政府以体育促进健康的决心。但从国内外的体育参与状况而言，健康促进的体育价值观并不能保证青少年长期稳定地进行体育运动。青少年是由多样化特征的人群组成的共同体，其需求也不能简单地被健康需求所涵盖，交往、休闲、自我实现等需求都应当能在体育运动中获取满足渠道。因此，借鉴国外经验，注重理论研究的现实关照，加强对于青少年群体个性化需求的研究必须成为后续研究的重中之重。如此便能从青少年的真实需求出发，将政策与需求相匹配，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在需求发展的动态平衡中缩小二者之间的偏差。

3.2 强调研究实践中的科学精神

在发展性研究阶段，严谨规范的科学精神使得该领域的学术系统与研究范式日渐成熟，将研究提升到了全新的层次。现代性背景下生活方式生成的复杂性促使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和治理方案研究转向从整体性视角出发进行系统性的综合考察。青少年体质下降、身体活动不足现象不是某一国家的特例，而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体育治理研究的国际协作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不同国家地区理论研究的对话需要统一的衡量标准与话语体系，因此身体活动水平评估工具的统一为学术协作提供了前提，而在此基础上，各国政府与研究机构的支持与参与则加速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多样性，各国在实际的体育治理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经验研究抽象而成的理论难以完美拟合现实中的所有情况。然而，许多跨国治理项目的开展为研究者进行跨文化比较提供了翔实的案例素材，结合历史与社会语境进行的个案分析，为理论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性创造了可供探讨的空间。

近年来也有国内学者运用国际统一的评估工具对上海、香港、台北青少年的身体活动状况进行了评估[49-51]，但应当进行涉及更多地区和城市的调查以更充分反映国内青少年的体育与健康状况，这需要国内学术界与相关部门的通力协作。国内研究应以科学精神为引领，深化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与协作，及时更新研究工具与方法，把握最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对其进行适合国情的本土化改造。在兼收并蓄和为我所用的原则下协调好体育科研国际化与国际经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以合力促进我国青少年体育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发展。

3.3 追求现实关照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回顾整个研究历程，现实关照与科学精神都指向人的健康幸福这一终极命题，研究者通过对既有实践和理论的不断论证和批判来追求两者的统一。在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实践中，研究者既关照现实，以微观实证证据对政策及项目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也注重对既有研究的反思。有研究者对加拿大青少年社区干预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应实施统一的卫生干预措施，例如提高课余体育活动水平的目标，而应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优先事项和需求[52]。在干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身心功能障碍的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面临的阻碍更为复杂，因此呼吁决策者更加关注特殊群体的特定需求而进行个性化的方案设计。运用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评估工具在世界各国调查出的结果表明发达国家青少年体育治理实际效果未达预期，这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思。有学者认为体育锻炼的干预和促进工作可能需要更多地聚焦于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行为。以健康为出发点的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最终应回归人的需求与行为，现实关照与科学精神要统一在对生命福祉的追求过程中。

思辨与实证是诸多学科发展的方法支点，体育诸学科由于兼有人文、社会及自然等学科的特点而同时存有两种方法范式，但我国体育界长期将实证方法与思辨研究进行二元对立，造成现实关照与批判精神的割裂。而在我国体育学科建设过程中，体育自然科学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则必然要求思辨与实证两种范式的统一。以国外研究为镜鉴，启示国内研究者开展诸如影响因素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等研究时，既要注重理论上的逻辑贯通性又要以实际调查证明其现实可行性，综合运用不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在后续研究中要加强对既有治理方案思路和研究成果的反思，以实践为镜反映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实践中汲取智慧并将研究成果以建议的形式返还实践。在追求现实关照与科学精神的统一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青少年体育治理体系，从而更好地满足青少年健康成长、美好生活的需求。

4 结语

回顾近20年国外青少年体育治理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逻辑的起点在于公共健康治理，而青少年体育参与状况不佳使得体育治理逐渐由手段转变为目的。随着体育治理实践的发展，该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逐步得到了提升，体育治理的身心健康、人格塑造等价值逐步凸显，统一化的评估工具被广泛运用，个体、社会、环境等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愈发系统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日益成熟，治理对象也逐渐扩展到青少年中的特殊群体。在研究进展的过程中，国外研究者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中汲取养分并反馈于实践以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以国际学术共同体来消解理论的同一性和实践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并在对治理实践和治理研究的验证、批判和反思中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我国研究者应放眼国际，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治理实践和研究经验，努力达成现实关照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在与国际学术共同体开展良性对话的同时，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中国特色体育治理体系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