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迭与传承：鄂伦春族生计变迁的历时性考察*

庞婧雅 樊志民

鄂伦春族是东北地区传统的渔猎民族，人口规模较小且处于边缘地区，世代以狩猎采集为业。对于该族的相关研究主要依托于民族学和人类学，集中在社会文化、宗教民俗和语言保护等方面①，成果颇丰。不同学者在各自的学科框架内，对鄂伦春族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形成了种类齐全的档案、民族志及调查报告等材料。然而已有成果对于鄂伦春族生计仅有零散提及，尚未形成专门性研究。本文得益于前辈学者详尽、系统的资料整理，基于农业历史的视角，对该族总体生计结构的演变进行历时性考察。意在厘清鄂伦春族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直观、立体地展现该民族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清以前鄂伦春族的生计结构——渔采狩猎

鄂伦春族早期的生计结构以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出现了以“乌力楞”为单位的狩猎组织，家庭手工业得以孕育，并且开始驯养鹿类。

鄂伦春人生活的区域为“黑龙江以北，精奇里江源以南，皆其射猎之地，其众夹精奇里江以居”［1］(卷二,P151)， 该地具有独特而丰裕的自然禀赋，自古以来均为得天独厚的采集、狩猎场所。鄂伦春人世代聚居于此，但溯其根源，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可以肯定的是，鄂伦春族先祖与中古时期黑龙江流域的肃慎、室韦和女真等民族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且没有充足的文献及考古发掘材料支撑，仅凭史籍中的寥寥几笔就判定鄂伦春族族源（下文将详述），其可信度有待于考证。多位学者倾向认为，该族族源最早可追溯至南北朝时期的钵室韦一族③，因其分布区域、居住方式及生产生活等多方面要素均与鄂伦春族极为相似［2］(P109-110)。钵室韦部落主要位于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南麓，“依胡布山而住”［3］(卷八四,P1883)、“用桦皮盖屋”［3］(卷八四,P1883)，维持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其生活方式与北室韦相近，“饶章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3］(卷八四,P1883)。史籍中的相关记载确实表明钵室韦、北室韦等部落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射猎和捕鱼器具，同时驯养鹿类，与后来鄂伦春族的生活方式所差无几，二者的生活区域也十分吻合。

唐代以后，在黑龙江流域活动的族群维持着极其原始的渔猎经济，直至辽、金统治时期，他们的生计方式并无改变。元代的鄂伦春族被中原人称之为“林木中百姓”④，其聚居地区“土地旷阔，人民散居……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4］(卷五九,P1400)，政府实行“随俗而治”，“各仍旧俗”的羁縻政策，保留族内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予干预。到了明代，该地的采猎经济依旧盛行，其中生活的渔猎民族被视为“北山野人”部落⑤，明王朝在此设立卫所制度进行日常的统治管理［2］(P110)，但仍遵循该族原有的生计不多加干涉。

鄂伦春族族居地气候条件良好，动、植物资源充裕，供给量大且来源广泛。可以捕获的猎物种类繁多，狍子、獐子、马鹿和野猪均是猎民们的主要目标［5］(P2)。采集业虽为附属经济部门，却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小兴安岭中蕴藏着丰富的草本及木本植物可供采摘，包含黄芪、知母和五味子等名贵的药材，野葱、柳蒿和野韭菜等野菜，杜柿、稠李子和雅疙瘩等野果［5］(P2)，以及其他根块茎植物。此外，鄂伦春人充分利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丰富的鱼类资源，如大马哈鱼、鳇鲤等，作为补充食物来源的重要供给。各类丰富的捕鱼器也应运而生，如鱼叉、鱼钩等［6］(P332)。

狩猎经济为鄂伦春族的主要经济部门，在内部形成了以“乌力楞”为单位的狩猎组织。乌力楞的字面意思是“子孙们”，代指家庭公社，一个乌力楞可以视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7］(P53)。狩猎活动得以长期维系，同样离不开驯鹿的饲养。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南麓地区的气候条件良好，适宜苔藓生长。而鹿类正以苔藓为食，所以他们普遍豢养驯鹿。族名中的“鄂伦”二字正是指代鹿类中的一种——四不像［8］。据记载，鹿类在林区的灵活程度是其他动物所无法匹敌的，且性情温顺，便于骑乘、驮载［9］(P44)，它的出现为狩猎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对该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清以前，鄂伦春族的手工业处于萌芽期，且一直囿于原始的家庭手工业，不仅规模较小，还尚未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彼时，手工业制造均在狩猎、渔采的间隙进行，并无专门的从业者。

二、清代鄂伦春族狩猎经济的变化——狩猎工具改进、商品化发轫

十七世纪中叶，鄂伦春族南迁至松花江流域，狩猎工具得到改进，狩猎动力发生变化，并出现猎业商品化的趋势。此时，狩猎在鄂伦春族的生计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采集、捕鱼和家庭手工业作为补充生计方式。

崇德年间，“俄罗斯人窃据，筑城居之，以侵掠索伦、达呼尔诸部”［10］(卷五七,P1964)，沙俄入侵我国东北边境，迫使鄂伦春人由黑龙江以北迁至松花江流域的兴安岭地区。地理位置的转移导致狩猎的动力发生变化。由于驯鹿的地理分布仅限于生长苔藓的地区，而黑龙江以南的兴安岭一带不具备苔藓的成长条件，驯鹿鲜少再被族人饲养。马匹受到驯化并服务于鄂伦春人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人们在狩猎行动里的忠实伴侣。此外，猎犬也可以寻找野兽并跟踪追击［11］。

在原始的捕猎活动中，族人主要利用的狩猎工具是弓箭和扎枪⑥。十七世纪中叶，鄂伦春人与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铁器、火枪等器具也借此契机传入，取代弓箭成为了主要的捕猎工具。铁器的传入令狩猎器具的性能实现了质的飞跃，人们摒弃了原始的石斧、石凿等工具，用铁制箭头替换了石箭头和骨箭头，扎枪的枪头也改为了金属枪头。捕猎效率极大提高，狩猎技术也得以改进，鄂伦春族的狩猎生产迈入了稳步发展的繁荣阶段。

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二百余年中，代表血缘关系的“乌力楞”逐渐解体，转变为地域性公社，个体家庭逐渐成为鄂伦春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12］(P61)。此时，他们不仅从事渔猎采集，同时从事家庭手工业，家庭分工呈现出“男猎女织”的景象［13］(P229)。男性主要负责木制品、骨制品等原料较为坚硬的手工制品，以渔猎工具为主，例如桦树皮船。女性多用皮革、桦皮和动物皮毛制成纺织品，作为衣物、被服等物品来抵御严寒。猎物和采集物不但具有果腹的用途，还可以加工为兽皮、桦皮制品、骨制品和毛织品，种类层出不穷。在狩猎以外的时间中，族人在家里进行一些生产器具的手工制作，如刀柄、枪架、斧把、鱼钩和鹿哨等等［14］。

在此时期，商品交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到鄂伦春人的社会生活之中，他们的自然经济受到了极大冲击，自给自足的经济被打破，开始出现猎业经济商品化的趋势。不仅形成了名为“谙达”的贸易形式来进行物物交换，官府还颁布了贡貂制度，颇有由有限生计供给无限欲望之嫌。猎业经济商品化之前，若猎取到一只鹿，除了食肉制衣外别无他用。随着商品化的发轫，鹿类的利用不仅限于食肉衣皮，身上的各个部位都开发了药用或商业价值，例如鹿茸、鹿胎、鹿鞭和鹿尾是高级补品，鹿肉也可晒成肉干售卖［12］(P73)。这种商品化趋势也在影响着其他生计，不但猎物进一步商品化，手工业产品同样开始流入市场，作为货物进行售卖。手工业不再拘泥于自给自足的运行模式，逐步转变为自产外销，该时段为独立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阶段。

三、晚清民国时期鄂伦春族的生计变迁——农耕的介入

晚清民国时期，“弃猎从农”政策虽以失败落幕，却是鄂伦春族农业化进程的初步探索，为该族农业生产的发端。

十九世纪末，部分汉人迁入鄂伦春族聚居地，加上周边民族的带动，一部分鄂伦春族族民开始自发地耕种土地，在瑷珲、逊克、嫩江和西布特哈等荒地进行大量开垦。“库玛尔路岭北镶白旗二佐鄂伦春族有73户，其中定居耕种的就有30余户，开成熟田300余垧；该路正白旗头佐有鄂伦春族24户，定居耕种的有七八户，开成熟田40余垧；该路镶黄旗头佐有鄂伦春族46户，17户定居耕种，开成熟田80余垧”［15］(P35)，可见在库玛尔路的鄂伦春族中，农业已得到普及。

此后不久，鄂伦春族再次遭受沙皇俄国的侵略。官府出于保护兴安岭辖地的目的，欲与内地采取相同模式的管理措施，意在加强社会融合，实现集中管治。由此官府提出收抚鄂伦春族，令其“弃猎归农”。然而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激进的特征。鄂伦春族人民接触农业时间尚短，掌握的农耕技术不够成熟。一般而言，耕作技术的提升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单靠此种生计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更利于狩猎，族人无法完全舍弃自古赖以为生的采猎经济，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因此农业收效甚微。不分畛域、不设身处地实行一刀切的“弃猎归农”政策，导致族人产生了抵触情绪，“一闻建房开垦，几如害其性命，摇首掩耳，促急奔去”⑦，甚至“将房门用木倒顶，全家入山行围”⑦。以至于这一政策进展不大，最终以失败告终。很多鄂伦春族百姓在政策松懈后再次回归了传统的狩猎生活。虽然政策的推行没有成功，但它实为鄂伦春族一次由猎向农转型的尝试，为日后鄂伦春族的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政府为加强边疆控制，维持社会正常、稳定地运行，提出“寓兵于农”。1915年在鄂伦春族士兵中颁布了“生计放垦地章程”，拨款建房、购买耕牛、种粮种籽，来建屯兴垦［16］。在档案材料中可以见诸记载：“民国五年四月一日，漠河设治员赵春芳电称收抚鄂民三十一户拟拨地占屯开垦，经巡按使核准。六月十日巡按使拨款大洋三千五百元为收抚鄂民三十一户占房之用。”［17］(P77)在政府的有力帮扶下，鄂伦春族的经济得到了有效缓解，耕作农垦也在逐步恢复经营。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他们对鄂伦春族采取打压的措施，要求族民维持原始的渔猎生活，不允许从事农业生产，不允许受到先进民族的教化［18］。“大多数已实现定居的鄂伦春人又被迫重返山林，社会生活状况也急剧恶化，人口锐减，整个民族濒于灭绝的边缘”［19］。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受到了种种限制，农业化进程再次停滞，生产力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鄂伦春族的复合生计结构——农林牧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安岭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日趋严重。通过党中央积极的政策引导，鄂伦春族形成了以农、林、牧、副等经济方式协同发展的复合型生计结构。

自新中国诞生以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问题。此时的鄂伦春族仍生活在山林之中，居无定所，维持着最为原始的生计。一方面，由于兴安岭地区自然环境恶化、人口增长过快等因素，导致动植物资源从丰裕变为匮乏，可以猎捕的动物数量下降，打猎难度增大，再难出现“獐狍野鹿打也打不尽”的景象。另一方面，党和政府顾及该族人民艰苦的生活条件，强力推行农业政策，发出了下山定居的号召。1953年伊始，鄂伦春族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分批次下山定居，即使是最晚定居的托河地区鄂伦春人，也于1957年全部从山上转移至村镇［20］。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结束了长达数世纪“林木中百姓”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居住及生活方式。建房屋、兴农垦，该族经济、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大力扶持。

表1 1953年以来鄂伦春族民族经济的政策与特征

从1953年开始，各级干部为鄂伦春人做了诸多物质准备和心理疏导工作，协助族民下山定居，农、副业同时起步发展。鄂伦春人在定居后建立起了农业互助组，并在他族农业人才的指导与帮助下，引入先进的农业设施，提高了农耕的效率与质量。与此同时，猎业尚未脱离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猎业互助组也存在于多个村社之中。互助组的成立使鄂伦春族的经济实现了有效增长。1958年至1966年，猎业式微，农牧业得到发展。一方面由于狍子、犴等野生动物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以及大兴安岭林场开始筹建城镇，人口增加，曾经捕猎的场所被侵占，捕猎范围大大缩减。另一方面，从1957年开始，国家开始着手保护稀有动物，禁止猎捕鹿类，并有计划地猎犴等。狩猎业受到管制，陷入了困境。鹿类曾经是鄂伦春族猎民们的主要猎捕对象，禁止捕鹿后猎民们一度陷入“无兽可打”的境地。虽然禁止私自猎鹿，但此时该族的养鹿业兴起，各个生产队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养鹿场，是一次重大的经济生产革新，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来源。而且还在族民间挑选最为精干的猎手，建立专业捕鹿组来捕捉活鹿。为了摆脱单一的不稳定的采猎经济，改变经济生活中的被动局面，减少鄂伦春族生产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因素，党和政府为之规划制定了适宜的方针政策。开始推行“猎业、饲养业同时并举”的复合型经济结构，并且帮助鄂伦春人创造便利条件，拓展新的业务。与此同时，鄂伦春人开始注重粮食和饲料的种植，并积极发展工业生产，以猪、牛、鸡等家禽、家畜为主的饲养业经营也开始步入正轨。若遇农业收成不景气的年份，采集、渔业、手工业和驮脚⑧等副业收入不菲，同样可以维持鄂伦春族经济社会的稳步运转。

1966至1981年为单一的农业生产阶段，农业跃升为支柱性产业。由于大量人口的迁入，鄂伦春族聚居地的土地开垦面积逐年攀升。在此期间，引进了拖拉机、机引播种机、联合收割机，以及铧犁、重耙和轻耙等机器。农业机械化的初步实现，推动了鄂伦春族的农业生产。在特殊时期，鄂伦春族的农业发展虽然经历了短时停滞，但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均维持在一定水平，鄂伦春族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足够向国家转卖余粮，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实现了数量上的突破。1982年至1995年，林业建设稳步发展。鄂伦春族遵循“以林为主、林农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林业生产，该时期为“开发森林、木材资源最高的时期”［21］。林业成为主要培育扶持的产业，由林业衍生的木材加工业也应时而生，组织建立起美术厂、单板厂和林产公司，形成了多项产业齐头并进的经济发展模式。

五、1996年以来鄂伦春族的多元互济型生计结构

随着1996年禁猎政策的颁布与推行，狩猎经济退出了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自此他们采取多种方式维持生计，形成了以农、林、牧、副为主体的多元互济型生计结构。

1996年，兴安岭地区环境破坏严重，动植物资源告竭。鄂伦春自治旗接到上级指示，宣布在全旗范围内采取禁猎措施, 实行“禁猎转产”的政策。在鄂伦春族历史中存在了数个世纪的支柱性经济方式——狩猎经济，从民族社会生活中彻底消失，农业成为该族最主要的经济来源。鄂伦春族首先由林业向农业转产，遵循“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尔后转变为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结合畜牧业、林业和手工业等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与此同时，外出务工、教育业也成为鄂伦春人的选择，鄂伦春族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纵观鄂伦春族生计的演变历程，可以窥见一些规律与问题。以狩猎渔采为主的攫取型经济和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型经济，在鄂伦春族生计结构中占比的变化呈现出规律性态势：攫取型经济起源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伴随着鄂伦春族生活中的绝大多数岁月，但步入现代社会后逐渐消逝；生产型经济出现时间晚，属于非主动选择的生计方式，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却持续攀升。在攫取型和生产型经济方式共存的年份中，攫取型经济逐渐转衰，占比降低；生产型经济占比增高，直至将攫取型经济取而代之。

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区域纬度偏高，自然环境更加适宜狩猎渔采，早期农业产生的动力不足，使鄂伦春族原始的渔猎生计得以长期保留，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维持原始社会形态的渔猎民族。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各项管理体制全面介入。鉴于当地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以及各地人口的迁入，鄂伦春人的传统生存环境发生了急剧而重大的改变［22］(P282)。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生活环境转变下的生计结构转型过程中，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人势必会面临一定的困境，例如心理及生理节奏的阶段性适应。张雨男认为，猎民心理及生理上所体现的不适应性来源于“以资源快速消耗、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过渡至“以剩余不断积累、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以家庭为运转单位的农耕节奏”［23］。农业劳作非常辛苦，且需要谨遵农时，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关怀照料。族人对于农耕文化的接纳与认同是缓慢培育起来的，农业知识的学习与精进不能急于求成，农耕技术的引入与本土化同样需要时间，这对于“食物资源及金钱财物消耗节奏较快”［23］的鄂伦春人来说实属不易。但与以往鄂伦春人从不储藏粮食、物品，只携带极少行李游走于森林中不同，下山定居后温饱和收入来源变得稳定，还可以积攒一定的粮食和钱财积蓄。农业使鄂伦春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它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更符合现代化潮流的选择。

采猎经济在鄂伦春族的历史沿革中传承发展，对于先民的生存繁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是鄂伦春人千百年来生活经验的累积，已经形成了具有生存性智慧的宇宙观和价值观［24］。发展农业的出发点虽是为了鄂伦春人拥有更好的栖居环境，但它对于民众的生理和心理上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习惯了常年游猎于山林中的族人难以忍受“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漫长等待，男性强大的捕猎能力无法得到施展，以酗酒、打牌、赌博等方式虚度时光，缓解内心的压抑和苦闷，甚至还有偷偷返回林间的情况出现。根据统计，1953年鄂伦春族的人口数量仅有2251人，处于“人口再生产危机”阶段［25］，族人心理及生理上的适应与接纳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干预下，这种情况慢慢得到缓解，1982年鄂伦春族人口回升至4132人［25］，农业发展也逐渐步入正轨，由此跟上了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六、余论

通过对鄂伦春族的生计变迁进行历时性考察，不同时段内生计的标志性特征及转变过程得以呈现。从单一的采猎经济发展至农、林、牧、副等多种经济协调发展，还加入了驮脚业、工商业甚至外出务工等生计，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及内涵多元化。不同生计之间互为补充，保障了鄂伦春人民的生产生活，民族基层社会得以有序运行，为其民族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狩猎、采集等攫取型生计，通常被视为落后的经济方式，但它曾长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之中，必有其可以提倡和推崇的缘由。对于鄂伦春人来说，已经形成了与采猎经济相关的，本族独有的、智慧的生存理念与经验。若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域，禁猎政策有利于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狩猎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文化，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智慧结晶，不应埋没于时代前进的洪流之中。攫取型经济至生产型经济的转变已势不可当，但在保护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中，理应思考鄂伦春族文化应如何传承。它作为一个文化战略问题［26］，事关民族特色文化的生存与培育，为少数民族发展工作的范畴之一。找到相应的解决发展政策，使鄂伦春族的民族色彩不被抹去、同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鄂伦春族狩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鄂伦春族社会进一步讨论与阐析的方向。

注释：

①社会文化方面，参见何群：《环境、文化与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以鄂伦春族为例》，载《中国民族》2009年第4期；张雨男：《走出发展的“困境”——人类学话语中的鄂伦春社会与文化》，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年第6期；唐戈，陈伯霖：《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化保护漫谈》，载《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宗教民俗方面，参见赵复兴：《鄂伦春族原始宗教研究》，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3期；杨金戈：《鄂伦春族神话与萨满祭礼》，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2期。语言保护方面，参见刘晓春，关小云：《鄂伦春族语言文化现状与保护对策》，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3期；许晋：《内蒙古鄂伦春族语言生态的变迁与传承策略》，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1期。

②参见韩有峰：《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1页。“有活动于西部的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等；有活动于中部的濊貊、索离、夫余等；有活动于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

③关于鄂伦春族族源的探析，国内学者主要持钵室韦和肃慎两种观点。参见冯君实：《鄂伦春族探源》，载《吉林师大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2期；乌力吉图：《鄂伦春族源考略》，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王延，方征：《鄂伦春族族源的文献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2期。

④“林木中百姓”一词来源于“鄂伦春实亦索伦之别部，其族皆散处内兴安岭山中，以捕猎为业，元时称为林木中百姓，国初谓树中人，又谓为使鹿部”。参见徐世昌撰：《东三省政略》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1481页。

⑤“北山野人”一词来源于“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参见（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89，台湾：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第5485页。

⑥参见《鄂伦春族简史》第30页，扎枪与弓箭配合使用，远距离捕猎时使用弓箭，近距离捕猎时通常使用扎枪，除此之外也可以起到抵抗野兽反扑的防御作用。

⑦参见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库玛尔路鄂伦春协领徐希廉：督催各佐，勉励鄂民作速兴垦建房化俗通风论》，民国七年三月十五日。转引自《鄂伦春族40年(1953-1993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⑧驮脚，即在不方便车辆交通的地区，利用牲口运输货物，为该时期发展的一项新兴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