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粟作西传新疆与中原昆吾人西迁*

李麦产

中国内地是粟的故乡与起源地，在世界上，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了粟并长期以之为主食之一。截止目前，尽管在粟的具体起源地的探讨上还有待深化，但一般都认为粟起源于中国北方。大约在1.2万年前，黄河流域的人们开始尝试性地种植粟，中国人工栽培粟的历史至少已有1万年。也就是说，“早在1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等［1］(P4-9)。对此，考古学能提供数量足够且有力的材料予以证明。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粟作遗存约有60处，但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表现出鲜明的空间特征上的指向性。在时间维度上，这些粟作遗存不仅有七八千年前的，也有1万年前的。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所发现的大量的粟，距今有7500—8700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所出的粟，距今7500—8000年；而对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的文化层沉积物中古代淀粉遗存进行的分析研究则显示：约在1万年前，这两处地方的人们已利用粟［2］(P16-25)。

粟在中国北方被驯化、栽培后，如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具有突出经济、社会效益的物种一样，必然经历一个面向区域内外的传播，从而在不同文化圈、文明体间交流分享和发挥价值。实际上，粟首先在当今中国版图的范围内扩散，然后再传播和推广到诸如西亚、北非、欧洲等世界各地［3］(P34-35)。粟在中国境内的推广，也分为几条路线：除由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发的向东北、东南、西南的传播路径外，还有一条向西的路线，就是经过河西走廊，到达新疆［4］(P1)。

那么，粟作最早是什么时间、由什么样的主体从黄河中上游地区带到了新疆呢？

一、早期粟作遗存在新疆的分布及粟作率先传入哈密

在明朝中后期来自南美洲的诸如红薯、烟草、玉米等物种传到中国之前，外来物种多经丝绸之路自西而来。小麦的传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典型性。源于西亚的小麦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传入中国北方。约在公元前1800年，小麦已在今新疆地区占据了重要地位；约公元前1500年，小麦在今甘青地区获得推广。甘肃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经历了从粟到小麦的转变［5］(P102-106)。这说明甘青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已有粟作经济或粟的存在。而相关的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实证。

目前，新疆考古中所发现的关于早期粟作的遗址、遗存有一个现象，就是新疆地区的粟作要晚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甘青地区，也大大晚于关中或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古代中原等中国北方地区。不仅如此，新疆地区所发现的粟作遗存，还呈现出东部早于西部的特点。例如，天山北路墓地与五堡墓地是位于哈密的两处古文化遗址（分别是天山北路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的典型），前者在时间跨度上是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属青铜文化；后者已出现少量铁器，其时间上限是公元前1550年（下限尚不确定），两种文化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重叠性、内涵上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对天山北路墓地所出的人骨材料进行碳氮同位素分析，可知当时的人们已食粟［6］(P26)，在五堡墓地更是直接出土了小米饼［7］(P172)，由此可知天山北路文化与焉不拉克文化时期的哈密有了粟作经济。

而哈密之西的新疆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早期粟作遗存，在时间上则要晚些。譬如，在木垒县东城乡的四道沟遗址，发现有似粟的遗存，但该遗址距今约2000—3000年，上限没有超过公元前1000年［8］(P122-126)。依据这处遗址位于哈密西部、粟作又晚于天山北路文化与焉不拉克文化500—1000年的情形来看，应当是从东方传来的粟作经哈密而传播到这里的。

在哈密之西发现的另一处有早期粟作的代表性遗址是和硕县的新塔拉遗址。新塔拉遗址虽然发现了粟，但这处遗址年代的上限也落在了天山北路文化或焉不拉克文化之后，未超过公元前1500年［9］(P399-407)，甚 至 有 学 者 把它的 时 间 上 限 界定在公元前1300年［10］(P40)。

位于新疆西南部塔什库尔干县的下坂地墓地，也发现有粟作迹象。下坂地墓地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而对AⅡ号墓所出人骨材料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可知当时的人们食用过粟类作物，粟作应是下坂地墓地人群在畜牧或半游牧的主业之外的另一种辅助性生业方式。不过，该处文化遗址的时间范围在公元前1500年—前600年［11］(P3509-3519)，上限也晚于哈密地区的前述两支考古学文化，其粟作明显是自东传来。

倘若对早期中国境内的粟作分布空间进行梳理，便能够发现在距今约3500年的时候，粟已得到广泛种植：西端到新疆哈密，东到山东胶州，南到河南淅川，北到黑龙江宁安［12］(P151-155)，范围广大。

包括中原、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上游地区以及其他中国北方地区，在数千年、乃至1万年前的时候，已经出现粟作，而新疆地区的粟作则出现得相对晚一些，并且新疆最东部的哈密地区出现的粟作又早于新疆其他区域的粟作。这种迹象说明，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粟作被传到新疆；而在新疆内部，又是哈密率先接受了东来的粟作，然后粟作继续西传。

这是因为，哈密位于新疆东部，是古代西域联系中华文明核心区、中原王朝的节点，也是“西域”及其之西的地方沟通包括黄河中上游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的枢纽。哈密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交往中具有锁钥与咽喉的作用。来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粟作经济进入新疆［13］(P6-18)，其第一站便是在当今哈密落脚、扎根。

关于粟作的西传，虽能够描绘出一个如上所述的大略的时空演进，但究竟是什么社会历史力量或主体，以及借助何种动力机制，把粟作带到了西北？

实际上，关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粟作西传到新疆，非常可能与历史上的一次具体的事件相关：一个特定的族群承担了传播者的角色——就是夏商王朝更迭时的西迁的中原昆吾人。新疆地区最早出现粟作的地方即是新疆东部的哈密，时间约在公元前1550年——而在这个时期恰好发生了昆吾人从中原西迁而来的事情。

昆吾人所出发的地方在中原，所经历的河西走廊已是粟作普及之地，这个在朝代更替中被迫迁徙的群体，很可能不自觉地起到了把粟作带入哈密或在当地扩大了粟作的历史作用。

二、昆吾人在“商汤革命”中西迁哈密

昆吾是先秦时期一个著名的族群，若干史籍对其人其事有记载。简言之，在古代中原地区曾存在一个昆吾人的政治军事实体，叫昆吾国，是夏王朝的忠实盟友、与国。

关于昆吾人的地望，古今有多种说法或认识，譬如：山西南部的夏县（即安邑）［14］(卷四十六《河东道七·解州》，P968)，以及河南的濮阳、许昌［15］(卷四十五《哀公十七年》，P1305)、新 郑 望 京 楼［16］(P83-89)、荥 阳 大 师 姑［17］(P26-29)，等等。虽然目前对昆吾之居仍有争议，或者昆吾人在古代中原的空间范围内是否发生过迁徙，还值得讨论；但综合各种材料，昆吾国及昆吾人是真实存在的，仅是对详尽的历史信息的揭露还不够充分，影响了对昆吾认知的精确性与清晰度。大致能断定，昆吾作为存在于中原地区的一个诸侯国，它与顾、室韦一起拱卫着夏王朝，成为夏王朝可依赖的重要力量。

位于河洛盆地、嵩山之下的今偃师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从昆吾、顾、室韦得以拱卫夏王朝的角度理解，这三个诸侯国应该距离二里头夏王都不远。再结合夏商更迭之际，“商汤革命”的行动指向与推进路线是自东而西，并且是在首先翦除了夏朝的这三个盟友之后，才最后发动了对夏桀的致命性攻击等情形，可断定顾、室韦、昆吾应该都是横陈在东部的商（今河南商丘）与西部的夏王都之间的空间范围内。关于该历史进程，文献的记载很清晰：《诗·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18］(P567)就是指商汤军队攻灭了室韦、顾之后，继续攻击昆吾、夏桀。而《竹书纪年》则把商汤起兵的原因、战争的节奏，乃至夏桀的下场等交代得详细：“〔帝癸（桀）〕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会诸侯于景亳。遂征韦，商师取韦，遂征顾……二十九年，商师取顾……三十年……商师征昆吾……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夏师败绩，桀出奔。”［19］(P214)这说明是夏王朝的与国即昆吾首先挑衅、进攻了商，商汤在景亳（今商丘）召集人马，攻灭了室韦，再灭顾，又攻击昆吾，最后才进攻夏桀的都邑即二里头，夏王桀在兵败失利后外逃南巢（今安徽巢湖）。

昆吾人遭受商汤革命的打击，也当像其后的夏桀那样，离开故土而溃逃、迁徙。不过，根据商军的进攻态势，以及商朝早期在二里头附近建立都邑即西亳（今偃师商城）以实施威慑和镇守等情形来看，昆吾人最可能逃向西方。实际上，他们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经历一个相当常长的时期，最后落脚于今新疆哈密［20］(P245-257)。把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以及甘青地区或河西走廊空域内曾存在过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与哈密地区的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等诸多考古学文化进行时空和内涵上的比对分析，确可佐证中原昆吾人在夏商更替后，辗转到达了哈密［21］(P1-10)。

古代中原地区的昆吾人的到来，促成了哈密早期的称谓即“昆吾”的形成。这其实是历史上伴随族群迁徙而出现的地望名称发生空间移动的惯常现象。哈密在历史上曾相继称“昆吾”“伊吾卢”“伊吾”“伊州”等［22］(P52-57)，它的早期得名与昆吾人迁入相关。对此，唐朝时期的文献——敦煌文书讲得清楚：敦煌文书《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斯367号）在述及伊州时说：“古昆吾国西戎之地……大业六年于城东买地置伊吾郡，隋乱，复没于胡。贞观四年首领石高□年，率七城来降，我唐始置伊州。”［23］(P340-341)

哈密被载入史籍、“名”“实”俱进入华夏文明视域，与昆吾人西迁有关，其时大致在夏商更迭之后。

三、几种与粟作西传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剖析

基于空间关系上直接或间接相邻、时间上有序递减的考量，遴选、排比中原地区、关中地区到甘青地区、哈密地区的若干相关考古学文化，大致有：二里头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等。这几支考古学文化所存在的地域大致自东而西排列（存在一定的空间重叠），时间上基本是从早至晚（也存在一定的共时性），而它们在文化内涵上又都有粟作、制陶等。把这些考古学文化串联起来，基本能够认定：哈密地区最早种植或栽培的粟来自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中原或关中，粟作自东而西传来。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西传的结果，它主要分布在甘肃陇西平原，东到陇东山地，西至青海东部与河西走廊，北到宁夏南部与甘肃北部，南到陇南山地、甘南高原，存续时间是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24］(P47-60)。与马家窑文化在空间上有重合、且有粟作的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另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25］(P29-62)，分布在渭河、大夏河、洮河、湟水等流域及河西走廊范围内［26］(P28)，该文化始于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下限即其3期中的第 三 期 则 进 入 夏 纪 年［27］(P153-176)。四 坝 文 化 是 西 北地区一支重要的、亦存在粟作的青铜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中西部，但在河西走廊的东部偏西等地也有存在，这支文化的存续时间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28］(P16-65)。作为夏文化中晚期阶段的代表，二里头文化以河洛地区为核心，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年—前1520年［29］(P77)，该种文化的影响与覆盖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原的范围。至于哈密地区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其存在的时间及它们的关系，前已有述，即天山北路文化存在于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焉不拉克文化则开始于公元前1550年，两者间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关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粟作在几种考古学文化中的存在，以及粟作在西迁的昆吾人的携带或推动下，通过河西走廊由东而西到达哈密地区的进程，可用简图示之：

由简图揭示的内容及相关考古学文化彼此间的关系来看，新疆哈密地区早期出现或存在的粟作，与西迁的昆吾人密不可分。易言之，尽管粟作可能会在昆吾人迁入前既已通过四坝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影响与扩散而进入哈密，但也可能恰是西迁的昆吾人带入或扩大了这种农作物及相关种植方法。

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证明，公元前3000年晚期至公元前2000年初，中亚、西亚、南亚、南欧的先民已接受了源自中国的粟作，或者开始食用粟黍［11］，但粟作于彼时传播到这些地方，当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而实现的，因为前述的新疆考古材料表明，借助河西走廊而把粟作传播到新疆，是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的事。当然，新疆地区接受了自中原出发的粟作之后，不排除粟作继续向上述若干欧亚区域深入传播。

另外，类似的深化粟作传播的情形，也自然会发生在西迁的昆吾人的身上，即昆吾人到来之前，哈密地区虽可能会因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等的持续接力传递而接触了粟作，但昆吾人在稍后的到来，必定会进一步助推粟作在哈密的发展：昆吾人毕竟来自粟作经济的起源地与核心种植地带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具备加速粟作在哈密地区的扩大化、深入化的能力和经验。而新近发现的年代范围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700年的我国最早粮仓城——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所储存的粮食种类主要是粟、黍，也为之提供了有力佐证［30］。时庄遗址位于许昌东，与许昌的直线距离约100公里，而许昌恰是被指认的昆吾的几处地望之一。这样看来，本来已具有良好粟作经验的昆吾人，应该是把成熟的粟作经济带向西域的最适宜主体。

概言之，虽然河西走廊的马家窑文化的人们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已种植粟，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的人们也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种植了粟，甚至天山北路文化的人们最早种植粟的时间也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它们俱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昆吾人西迁前，但迁入的昆吾人肯定会进一步普及或深化粟作。

无论是昆吾人首次把粟作带入哈密，还是他们到来后进一步促进了粟作的发展，都与昆吾人有关。

四、昆吾人在粟作传入哈密中的作为

有学者在综合了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情形之后提出，大约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时候，借助陇西与新疆东部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的条件以及便利的河西走廊之通道，齐家文化等的人们因干冷气候的逼迫而西迁到哈密，继而前进到更远一些的地方，从而带去了粟作农业［31］(P71-75)。这一判断，指明了哈密地区粟作的到来曾经走过河西走廊这样一条通道，然而分析的时间框架则拉得稍显过长——公元前2000年—前1000年，讨论或描述的精确性不足，而且把传播的主体文化认定为齐家文化或卡约文化等，也有不周全之处。齐家文化的时限范围是约公元前2100年—前1600年，那么倘若粟作是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时段内——大致前后相继的天山北路文化或焉不拉克文化时期也曾经存在的时限——经历河西走廊而传播到哈密地区，则在齐家文化已经消逝的情况下，是不会再出现由齐家文化的人们自东而西带去粟作的。

在天山北路文化与焉不拉克文化的遗址中皆发现有粟作遗物或迹象的情况下，便可保守或严谨地认为：哈密地区在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相重叠时期，出现了粟作，而这个时期是在公元前1550年左右。但是，此时也恰是卡约文化形成与肇始之际，它应该还没有向西扩张或推进的可能性。卡约文化主要是青海境内的一支青铜文化，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1550年左右，下限约为公元前600年，分布范围是：东起甘青交界的黄河、湟水两岸，西到海南州的兴海、同德，北抵海北州大通河流域，南到黄南州的泽库、河南，分布的密集区是河湟谷地与青海湖周边［32］P29-35)，从这支文化的地域分布特征上看，亦不具备向哈密地区传播粟作的条件。

尽管在齐家文化与焉不拉克文化的考古之中皆发现了粟作的证据——如齐家文化遗址中的粟粒与五堡古墓中的小米饼等，而且齐家文化的下限（公元前1600年左右）与焉不拉克文化的上限（公元前1550年左右）存在着共时性的可能，但鉴于此两种考古学文化之间在空间方面还有一支四坝文化，倘若不考量四坝文化中是否有粟作因素及其粟作状况如何，径行断言焉不拉克文化中的粟作来自于齐家文化，无疑具有跳跃性。

对天山北路文化的形成以及之后的交流交往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四坝文化，其主要的生业形态便是农耕经济，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有粟、黍、麦等，这在对玉门火烧沟遗址所出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中，发现了当时人们主食中兼有麦粟的情况［33］(P50-56)，在张掖西城驿遗址中还直接发现了粟、黍、麦等遗存，且粟的作用和比重超过了麦类［34］(P62-68)。

从四坝文化所具有的毗邻哈密的地理优势来研判，再斟酌它整体上对天山北路文化及焉不拉克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四坝文化的粟作农业是较有可能像麦类作物自西亚传到哈密那样，也会扩散到哈密地区的，只不过方向是自东而西。但考虑四坝文化与天山北路文化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2000年—前1500年（四坝文化的上限早于公元前1900年）、焉不拉克文化的时间上限是公元前1550年左右，可以设想：如果是在三种文化共存状态时发生的粟作由东向西传播，则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在公元前1550年前后；如果不是在三支文化共存时期发生了粟作西传，则应该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发生了此事。比较公元前1550年前后这个时间点，与公元前2000年—前1600年这个时间段，可知在后一个时间段内虽有可能——粟作与彩陶一起从四坝文化扩散与传播到天山北路文化，但目前尚缺乏显著性、标志性历史事件去佐证或支持该种可能性。而在公元前1550年前后这个时间点上，却有明显的历史事件或大体可信的文献记载来予以支撑：那就昆吾人西迁。

倘若再考虑四坝文化与天山北路文化存在时间的上下限范围具有近似性，依照文化传播的一般情形，四坝文化也不太可能在其形成之初或早期即将粟作传递给天山北路文化。所以，即使在昆吾人向天山北路文化或焉不拉克文化带去了粟作之外，存在四坝文化向后者提供粟作文明要素的情形，那也是在四坝文化及天山北路文化的中后期的事情了——而这种情形恰好也落在了昆吾人西迁的时间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

五、结语

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哈密地区如何获得粟作上，存在两种渠道或方式的可能性：其一是自四坝文化输入；另一是由西迁的昆吾人带入。但无论是哪种情形，昆吾人都为粟作在哈密的落地生根做出了贡献。

昆吾人来自粟作起源地的东方，一路西行。他们所经历的关中地区、陇西或河西走廊，也是粟作在其到来之前既已存在的考古学文化区域。昆吾人可能把他们携带自中原，或已存在于所经历的甘青地区的粟作，一路前行地带入哈密。

总之，从哈密等新疆地区的粟作之东来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以及哈密地区粟作的出现时间大致在商汤灭夏桀前后诸情形或因素来看，最可能是西迁的昆吾人把当时在中原地区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曾影响或覆盖范围内已经种植的粟作，带进了哈密。

西迁的昆吾国人发挥了黄河流域粟作经济在哈密本地化或扩大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