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豫北地区乡村契约研究
——以滑县10件契约文书为中心

张瑞强

契约文书是我国民间使用长达数千年、广为流行的私文书，它既是一种法律文书和私家档案，又是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私法规范［1］（P1），故而，契约文书是珍贵的文献档案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经济、文化价值。新发现的清代乡村契约文书隶属于河南滑县，现由笔者收藏，按其内容主要分为土地买卖文书、土地典当文书、分家文书。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契约文书的整理和公布，一方面希望进一步丰富清代乡村契约档案资料，为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尝试着对其文本内容进行初步的研究。

一、新发现的清代乡村契约文书概况

新发现的10件清代契约文书年代从乾隆十一年（1746）到民国元年（1912），涉及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六帝，时间跨度160多年。这批文书系用毛笔书写在竹纸、麻纸之上，其历时较久、内容丰富、年代明确，是研究清代豫北地区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一手资料。契约原文无标题、句逗，为了便于阅读，笔者不揣浅陋，今按照年代、人物、内容三要素逐一编取标题，同时，根据文意逐一标点。

（一）清代土地买卖契约文书

1.乾隆十一年（1746）姜鸿勋卖地契

立卖契人姜鸿勋，因耕种不便，今将自己家□地一段，计地四亩五分三厘，系南北畛，四至俱全。今托经中人说合，情愿卖于张□名下，永远为业，言收共价大钱三十二千文。恐后无凭，立文契存照。

计开粮马：中长活一百七十二步，南横活六步三小尺，北横活六步零二寸。

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日 立文字人：姜鸿勋（押） 经姜四海、经路有武仝证。

附：新卖契

河南财政厅为发给新卖契事案：

蒙财政部电闻：民国成立一载有余，今拟定画一契纸章程，酌收手数料，各省亟应切实奉行，藉副利国便民之意等。因自应遵照办理，本厅现已刊就新契，凡是前成立不动产旧契，无论当、卖，均应一律呈验注册，给予新契，以兹凭证。据某某县 张 名下，呈到乾隆十一年 月 日所买田地房产 坐落 价银钱。旧契纸，请给新契，前来除验明注册，暨应缴之手数料注册费洋一元。照章收讫外，合行给予新契，仍将原呈旧契粘连于后，一并发给该业主收执为据，需至卖契者。

中华民国三年七月 日 字号 右给业主收执

2.嘉庆十年（1805）张绍义卖地契

立卖契人张绍义，因为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后场地一段，系南北亩，计地六分三厘六毫一系六忽，四至张。今同中人说合，出卖于张国沛、张国淇名下。同中言明，价大钱十千文，当日交足，二家情愿。恐后无凭，立字存证。

嘉庆十年正月十七日 立字人：张绍义

计开：中长十四步四小尺，北横活十二小尺，南横活十一小尺。中人：张国平

3.道光十年（1830）裴国治卖地契

立卖契人裴国治，因为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家东南地一段，系南北畛，计小地四亩七分九厘四毫五系，南至道，北至道，东至张，西至张，四至明白。托经中说合，出卖于张 名下永远为业，言定每亩价大钱十千文，当日交足，二家情愿。恐后无凭，立契存证。

道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立 卖契人：裴国治（押）

计开：南横活七步零四寸，北横活六步一小尺五寸，中长一百七十二步。

浚县道口集庄地行正堂 经纪朱大有一钱

经中：朱大海、张廷贵仝证

4.光绪九年（1883）张建相卖地契

立字人张建相，因为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家西地一段，系南北畛，计地六分零二毛三系七忽。今托中人说合，出卖于张秉性名下永远为业，言明共价小一千五百文。恐后无凭，立字存证。

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立

中下过割，南横活四步，北横活三步四小尺五寸，长活三十六步三小尺。中人：张秉义证。

5.光绪十一年（1885）张清泰卖地契

卖契人张清泰，因为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家西北地一段，计地四亩零八厘五毫二系，系东西畛，东至大道，西至张，南至张，北至买主，四至明白。今托中人说合，出卖于张凤水名下永远为业，言明共价大钱六十五千文，当日交足。恐后无凭，立字为证。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立字人：照前中长活七十八步零，东横活十三步零五寸，西横活十三步零二寸，中下地过割。 经纪：张国富证

6.光绪十二年（1886）张清泰卖地契

立卖契人张清泰，因为无钱使用，今将自己家西北地一段，计地四亩零三厘，系东西畛，东至大道，西至张，南至张，北至买主，四至明白。今托中人说合，出卖于张秉忠名下永远为业，言收共价大钱六十五千文，当日交足。恐后无凭，立字为证。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日 立字人：照前

南长活七十八步，北长活七十步，东横活十三步零五寸，西横活十三步零二寸，中下地过割。经济：张国富证

7.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秉伦卖地契

立卖契人张秉伦，因为耕种不便，今将自己家后地一段，计地三亩五分五厘一毫三系，系南北畛，四至俱明。今托中人说合，情愿卖于张秉中名下永远为业，共价大钱二十一千文，当日交足。恐后无凭，立字存照。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八日 立字人：照前

计开粮马：中长活六十四步一小尺六寸，北横活十三步一小尺五寸 南横活十三步一小尺九寸。中人：张思广、张天望 仝证

（二）清代分家契约文书

1.同治七年（1868）郭浔雨等立分单文书

立分单人郭浔雨暨侄衡山、恒山，今遵母命，邀同亲族，将祖遗产业按老三股秉公均分。长门分到：东院分中东一半，南院分中西一半，西场基分中西一半，三地基行道俱系伙，与次门无干。次门分到：西院一所，南场基一块，又贴老榆树地二十亩零七分。三门分到：东院分中西一半，南院分中东一半，西场基分中东一半，三地基行道俱系伙，亦与次门无干。日后各守各业，同出情愿，毫无葛藤。恐后无凭，立分单以为永远凭据，再将所分地亩闻于后。 同治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立

中见人：成蜜安（押）、王祝三（押）、赵长兴（押）、郭孔侯（押）、双天法（押），高映章书

长门所分地亩：横道南地六亩、横道南东边二亩、横道南石碑地五亩、南百家坟地四亩、拆腰地四亩半、郑家坟地五亩、西河塘地二亩半、南长町地东边四亩、南母猪地四亩、李家坟地道西五亩、凹则地西一塅四亩、南白家坟地西边四亩、北横间地南边五亩、送道地二亩一分五厘、麦官地二亩、旧城道地一亩半、小城南道地南边一亩半。（契存长门）

次门所分地亩：下塘地二塅七亩半、五家坟地五亩、蒜窝地三亩、周家坟地四亩、沙塘地五亩三分、南长町西边三亩、贾官人地西边四亩、东庄小道东二亩六分、又道西三亩、北母猪地二亩、伏雷地西边四亩、凹则地东边四亩半、南白家坟地东边二亩半、南横间地四亩半、横道南地二亩半、贾官人地半亩、小城道地中一亩半。（契存长门）

三门所分地亩：麦国地七亩、牙地五亩二分五厘、南长町地三亩一分五厘、周家坟地东边四亩三分、孔台坟地五亩、西河塘地三亩、贾官人地东边五亩二分五厘、二善有地六亩二分、伏雷地东边四亩、凹则地西边三亩三分、北横间地北边六亩半、武家坟地二亩半、文昌阁上地半亩、堰外坟地一亩、小城南道北边亩半、横道南地西边二亩。（契存长门）

2.宣统四年（1912）高松年等分单文书

立分单约人高松年，今同胞弟合年、新年，同请村友亲族，情愿另住主业，零行物件作小四千文，共地一十四，四人，三分、喜，三股均分。高松年分到河口地四亩，龙王庙后地一亩七分；二弟作地价钱五千文；三弟分到五道庙后地四亩，龙王庙前地一亩五分，老爷庙前地基一块；四弟四喜分到三甲地三亩，房价钱十二千文；四股均分外债钱七千二□文。四股均摊，至此之后，情愿另过，各守各业，立分单四张，各执一张，立分单为证（押）

宣统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立（押）

亲族、同说合人：时长成、布凤腾、程国旺、张德恭、许玉景

（三）清代典地契约文书

光绪十七年（1891）罗智宁妻乔氏典地契

立转典地约人罗智宁妻乔氏，情因手中困乏，今将自己村西西园坟地三塅，计地二亩半，系南北亩，情愿出典与财神社名下，权且耕种。同中言之，作典价钱六千文整，其钱笔下交清不欠，限至来年正月十七日本利交还。干粮戏钱，种地人所出。恐口无凭，立典约为证。

〈大〉清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七日立（押）

中见人：罗兆忠（押）、罗九皋书（押）

土地一直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础，在农业社会中，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是上至国家、下至普通百姓的核心关切之一，土地买卖等经济活动对国家财政、百姓生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次发现的契约文书中，土地买卖占比最大，其次为分家，接着是土地典当，不论何种契约，都以土地作为最主要的财富。所以，“无钱使用”便出卖土地，“手中困乏”也典当土地，分家更是以土地房屋作为主要财富分割，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在当时乡村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二、清代乡村契约文书内容考释

（一）契约反映出的财政税收和朝代更替

根据“乾隆十一年姜鸿勋卖地契文书”可知民国三年袁世凯执政时期，财政部曾发布电令，表示民国初立，为了“利国便民”，推行旧地契换新地契（旧契粘连新契）。这一文书真实反映出清代灭亡与民国建立这一历史背景，新的政权为了显示其正统性，发布命令，使百姓将旧有地契到各级政府换成新政府承认的新地契，新地契由各省财政厅按照统一样式印刷，百姓需要购买新契以及缴纳一定费用，而官府则盖章予以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一方面展示出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表明清朝已亡、民国已立，国家需重新确认前朝地契合法性；另一方面，这也增加了新政权的财政收入。据杨荫溥《民国财政史》：“据统计民国三年公债及借款除外的岁入总额为367.4百万元，其中田赋收入为79.2百万元，占比22%。”［2］（P5）新地契不仅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一定程度掌握了百姓的土地占有情况。

另外，“宣统四年高松年等分单文书”则真实反映了清代灭亡前夜的情况，这份文书时间是宣统四年正月二十四，而第二天，据《清史稿》：“戊午……宣示中外曰：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遂逊位。”［3］（本纪二十五《宣统皇帝》，P1004、1005）可知正月二十五日宣统帝退位，两者仅一天之隔，1912年为民国元年，而普通百姓却依旧按照传统记为宣统四年。政权的覆灭与小民的分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份契约是政权更迭前夜的真实写照。

（二）“红契”“白契”“活卖契”“死卖契”之别

古代地契分为红契、白契，红契为官方加盖公章，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而白契，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隐不告官，谓之白契。”［4］（卷十五《财赋二.田契钱》P320）即民间签订的契约，未得官方认可并加盖印章。与此同时，地契还存在“活卖契”“死卖契”之别；前者指卖主在一定年限之内可以找价回赎；而后者则一锤定音，不可回赎。《大清律例通考校注》载：

凡典买田宅，不税契者，笞五十，仍追契内田宅价钱一半入官……业主备价取赎，若典主托故不肯放赎者，笞四十……嗣后民闲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5］（卷九《户律田宅》P435、438）

官方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私自买卖田地，对于不缴纳税者，施以刑罚，同时，也保证了典主的回赎权；另外，也对“活卖契”“死卖契”做出规定，凡契约中注明“绝卖字样者”不准找回，而无此者，若契约年限在30年以内，可以照例找赎，若超过30年，又没注明回赎者，等同绝产，不准找赎。虽然官方制订了这些法规，但是，实际情况是“找价”“回赎”情况仍然普遍存在。［6］（P160）

而新发现的这批地契中，大部分为白契，这显然是为了逃避税收，但是，白契本身不被官方认可，活契又容易造成纠纷，所以，民间一般都采取措施来尽量规避这些风险。

第一，采用红契，既有官府盖章，又说明为死契，以避免纠纷。

第二，有的地契加盖有庄地行、经济印章，如道光十年地契“浚县道口集庄地行正堂经纪朱大有一钱”蓝色印章，以及光绪十一年地契“经济张国富”等，有专门的土地买卖行和专职“经济”公证、担保，这也可降低风险，但效力不如官契。

第三，这些契约都有中人做保，人数1到6人不等，大多为2至3人，中人收取一定保费，在出现问题时予以担保和证明，“换句话说，中人的存在本身就有助于交易的可靠、安全、正当”［7］（P61—63）。同时中人、卖地者一般都签字、画押，有的地契由卖地者本人书写，这样白纸黑字可留作凭证，如光绪九年张建相卖地契；有的请中人书写契约，但是会加以说明，如光绪十七年罗智宁妻乔氏典地约中有“中人罗九皋书”，这些举措可降低纠纷，但是效果不如前两者。总之，不论是官方法律规定、还是民间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尽可能降低契约风险，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

（三）清代契约书写格式和田亩度量

契约文书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凭证，具有严肃性和规范性，所以其书写有一定的格式和要求，《福建省例》载：

为此示仰抚属军民人等知悉：嗣后交易田产，务须遵照现颁上下合同契式，将出售田地亩数，坐落地方、粮额、租额、价银、年限，逐一开清。如系典产，即写立合同上下典契，同时一手书写，中见人等当场画押，中间骑缝处大书“合同上下典契”字样，对半分开，典主执上契，原主执下契，各执一纸为据，以便于回赎时原主执下契向典主取赎，收回上契。如系卖绝者，原系永远断绝，不复取赎，故可不立下契。尔等务各遵照后开典契、卖契式样书写，以免后日争端。毋违！特示。［8］（P442、443）

从上可知，乾隆年间官方颁布了标准的典契约文书和卖断契约文书，在新发现的契约中，可看出它们基本按照官方格式书写，但是又进行了简化，比如卖地契约由卖契人、土地亩数四至、买主、价格、计开、时间、立契（字）人、中人等部分组成，它基本涵盖了官方文本核心要素。典地契约则包含典地人、亩数、四至、承典人、典价、期限利息、时间、中人等部分，与标准文书大致相似。另外，从滑县契约文书中可看出分家文书由分家人、每人所得田房财产、时间、中间人等部分构成。由此可见从乾隆十年到清末，乡村契约文本框架一方面借鉴了官方样本，另一方面也有所简化；格式确立以后，近200年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这体现出历史的传承和传统的延续。

与此同时，从这批契约文书中可知清代田亩单位包括亩、分、厘、毫（毛）、系、忽，皆为十进制。根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载“度法：丈十尺、尺十寸、寸十分、分十厘、厘十毫、毫十丝、丝十忽、忽十微……亩法：顷百亩、亩积二百四十步、分积二十四步”［9］（P466—470）， 可知民间在丈量地亩时，混用了度法和亩法，进而形成亩、分、厘、毫（毛）、系、忽这样的田亩丈量之法。契约中田亩有的精确到忽，这既体现出乡民对土地的珍视，又说明土地买卖的严肃性。

三、乡村契约文书地价所反映出的历史问题

（一）契约所示地价情况

首先，是地价中所示大钱问题。大钱当为制钱，清代铜钱主要为年号钱。《清史稿》载：

是年廷议疏通钱法，以（顺治）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厘为定式，幕左汉文“一厘”二字……钱千准银一两，定为书一通行之制……专任宝泉、宝源，精造一钱四分重钱，幕用满文，俾私铸艰于作伪。康熙元年，铸纪元钱，后凡嗣位改元，皆铸如例……（咸丰三年）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10］（卷一百二十四《志第九十九.食货五》P3642）

由此可知顺治至道光朝分别铸造在位皇帝年号钱，且以制钱为主，一枚制钱重在一钱二分五厘到一钱四分不等，所以，所谓的大钱是相较私铸钱而言的，因为私铸小钱重量轻、质量差，故而在田地买卖过程中，都是以官铸大钱（制钱）为货币。咸丰朝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朝廷财政交困，为了保障军费等开支，朝廷铸造了当十、当百、当千等大钱，而由于官方强制认定的当百等大钱重量、质量并不能等价于一百枚制钱，所以，“商贩患得大钱，皆裹足，三成搭收，徒张文告，屡禁罔效”［10］（卷一百二十四《志第九十九.食货五》P3648）。即在推行过程中遭到百姓抵制。同理，在土地买卖过程中，地契所标大钱也应是和前朝一样的制钱，这样所得铜钱的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其次，是地价演变情况。由表1可知，乾隆十一年、嘉庆十年、道光十年，滑县每亩土地价格分别是7.1、16.6、10千文，呈现出由上升到下降的趋势；光绪九年地价为每亩2.5千文，达到极低值，光绪十一年、十二年土地每亩价格升至16.2千文，到了光绪三十四年又跌至每亩6千文，呈现出由极低恢复上升、后又下跌的趋势。

表1 契约文书所示滑县田亩价格统计表

（二）地价波动背后深层历史的探讨

1.“天理教起义”对当地地价的影响

乾隆年间，清朝正处于康乾盛世之中，乾隆十八年垦田数708万顷，三十一年田赋收入831万石，三十九年库存银7390万余两［11］（P114-115）。由此可看出乾隆年间清朝国库充足，国家经济繁荣，故而物价低，地价也较低。嘉庆十年滑县田价达到每亩16.6千文，到了道光十年跌至10千文，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应与天理教起义有关。相关地契属于滑县道口镇，而道口镇是天理教起义的中心之一，据《清史稿》载：“（嘉庆十八年）河南滑县八卦教匪李文成纠众谋逆，知县强克捷捕系狱……是日，奸人陈爽数十人突入紫禁城，将逼内宫，皇次子用枪歼其一人……十一月甲子朔，那彦成奏攻克道口贼巢，进围滑城。”［12］（本纪十六《仁宗》P603）这次起义，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世所罕见，而滑城、道口作为起义中心，在历时数月鏖战后，最终被清军攻破。又《清史稿》载：“大兵隧地攻滑城，贼多方御之，历四十日不得下。芳复于西南隅穿穴深入，九日而成。地雷发，城圮，殄贼二万余。”

［13］（卷三百六十八《列传一百五十五》P11470）仅滑城一战，就有20000多起义将士遇难，这些将士本就是当地农民，由此可知本地百姓惨遭战火蹂躏。所以，这场战争对当地经济破坏是很大的，土地所有者的伤亡、逃散都会导致田地价格下降，故而，直到道光十年，当地田价比之嘉庆十年仍然较低。

2.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对当地经济的摧残

光绪九年本地田地价格跌至每亩2.5千文，这应是光绪初年“丁戊奇荒”的结果。光绪初年，一场特大灾荒席卷北中国，因这次灾荒以1877年、1878年为主，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山西、河南灾情最重，亦称“晋豫奇荒”［14］（P2）。当时，“饿殍遍地”，“死亡遍野”，“全家饿死”，“饿死者一半”，乃至“人食人肉”，“卖妇女有一二百钱，有一二饼易之者”［15］（P132-143）。 河南两年失去人口2803000人，浚县、汲县、新乡逃亡人数超过半数以上［16］（P16-1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这场特大灾害对河南的巨大破坏力，近300万河南百姓死亡、逃亡，这导致大量土地荒废，故而直到光绪九年，滑县田地每亩价格不过2.5千文，再到光绪十一、十二年价格才大致恢复到嘉庆十年水平。而同样作为重灾区的山西，田价更低，“由于灾荒的影响，人们难以度日，只能廉价出卖土地，晋西北坡地最低为1.458千文/亩，晋中最低1.475千文/亩，晋南最低2.32千文/亩”［17］（P33）。总之，由光绪初年滑县地价可以窥探出“丁戊奇荒”对本地经济的严重摧残。

3.光绪三十四年河南水旱灾害对当地经济的破坏

光绪三十四年滑县地价又跌至每亩6千文，据1909年1月17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转述河南巡抚吴重熹奏报云：“本年河南开封等府州所属地方，春夏以来，雨泽稀少，入秋后又复淫雨为灾，以致早晚秋禾收成歉薄。”同日，上谕列举全省被旱、被水地区，计有祥符、杞县等45州县［18］（P741）。河南大面积遭遇水旱灾害，这直接导致粮食歉收，普通百姓在青黄不接之时，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以低价出售土地。

总之，由新发现的地契文书可看出乾嘉时滑县田亩价格呈上升趋势，遭受天理教战乱后，田亩价格下降，道光至光绪初年田亩价格继续下降，光绪九年田价更低，这与“丁戊奇荒”有着直接联系；灾荒过后，滑县地区田价逐步上涨，以至接近嘉庆十年水平，之后又回落，在遭遇大面积水旱灾害后田亩价格又大幅下挫。简言之，天灾人祸对田亩价格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这些契约文书所展现的田亩价格，其背后有着深重的历史背景，从一张契约之中，可窥探出当时社会历史之一瞥，这体现了契约文书所承载的价值和意义。

四、新发现乡村契约文书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这10件契约档案文书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承载者，其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最早的乾隆十一年（1746）地契距今已有270多年，最晚的宣统四年分家文书（1912）距今也有近100多年，从乾隆十一年到宣统四年（即民国元年），这批文书历时久，涉及土地买卖、典当、分家等，是清代中后期乡村普通百姓经济活动的历史写照。契约当中同年不同朝代、乾隆地契和民国新契的粘连，这都是朝代更替等历史大事件在一纸档案文书中的真实反映，跨越朝代的文书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感。另外，文书从乾隆年间到清末书写格式的稳定，也展示出历史的传承，分家等经济活动是一幅鲜活的历史场景，时至今日，亦有与之相似的活动。同时，文书中所展示的长时段地价的演变，也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众多地契买卖主人更是乡村普通百姓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真实缩影。所以，新发现的这批契约档案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史料价值

这批契约文书是乾隆至宣统朝民间史料的一部分。文书中土地买卖、分家、民国初年财政部通电更换新契、征收费用等是研究这一时段经济史的重要原始史料，田地价格更是一手材料；分家契约是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材料；地契中宣统四年与民国元年的记载，更是朝代更替在民间的生动反映。另外，财政部、河南财政厅等涉及公职机构、人物等，是研究民国财政系统的直接史料；浚县道口集庄地行正堂、经纪朱大有等涉及的庄地行、经济人是研究当时市镇行当、职业的具体史料。文书中涉及的不同时段张氏族人、兄弟等是研究当地家族史的真实史料，可补充家谱，也可和现存的家谱互证，以便对族人谱系进行研究；同时，它们也是地方史史料的一部分，文书中的地名等有利于地方史的研究，例如道光地契中盖有“浚县道口集庄地行”印章，可证在清代道口镇归属浚县，这与天理教起义占据道口镇可互证行政归属，而如今道口则成为滑县县城，这反映了行政区划的变迁。故而，两地契约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学术价值

这批档案文书本身就是历史的承载者，是一手史料，在前两个价值基础之上，其深层价值当为学术价值。对这批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是其生命的延续和价值的深化，如果把它们放置一旁，则其只是历史的遗物，相反，整理、研究则充分发掘了它们的价值。正如前文所说，文书记载的土地买卖、分家、地价等信息，对研究当时的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所涉及的行政机构、行业职业名称、地区归属等都有利于相关的学术研究；契约涉及买卖主人、中人等数十人，其中张氏家族约六代人，这对于研究豫北家族史、乡村普通百姓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契约涉及政权变更、清代货币、光绪初年华北大旱灾、天理教起义等，凡此种种，都可补证相关历史，从而有利于学术研究。因此，这批文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这批清代契约文书还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

五、结语

滑县新发现的10件清代契约文书，历时近200年，是较为珍贵的乡村契约档案，对研究豫北地区乡村经济史、社会史、家族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仅补充了本地的档案资料，同时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手材料。契约文书中所展现的豫北民间土地买卖、典当、分家等经济活动，反映了当时乡村普通百姓的真实社会生活，其中地价的波动也折射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丁戊奇荒”对滑县地价的重大影响等。另外，文本涉及的红契、白契、中人、经济、庄地行、官府机构、家族成员等细节内容，都是研究清代豫北地区乡土社会的直接史料。总之，这批契约文书具有重要的史料、学术、文物等价值，其背后所展现的历史、社会、文化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图2 嘉庆十年（1805）张绍义卖地契局部（作者自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