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湘共宗南轩学

杨世文

巴蜀地区文献丰富、种类繁多，许多著作具有原创性和唯一性，在易学、文学、史学、语言学、道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引领全国学术著作发展。第一部易经《连山》，第一部政典《洪范》，第一部志怪地理《山海经》，第一部拟经《太玄》《法言》，第一部方言著作《方言》，第一部完整方志《华阳国志》，第一部易学集成《周易集解》，第一部词集《花间集》，第一部儒家十三经《蜀石经》，第一部板刻佛经《蜀藏》等等，都产生于巴蜀大地;文献记载的巴蜀人创造发明“第一”（诸如阴阳、三才、五行、南音、大赋、唐诗、宋词、火井、交子等等），也非常之多。一个地方贡献这么多个“第一”，在全国也比较突出。整理和研究好巴蜀文献，对文化溯源、文化自信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启动的《巴蜀全书》编纂，开启了调查研究和整理岀版巴蜀文献的的序幕，10余年来，逐渐摸清巴蜀著述的家底，也初赏巴蜀文化的绚丽风采。结合四川地方志的编纂和整理，为更完整地呈现巴蜀文明情态，激起更多人关注并参与巴蜀文献的整理研究，作为引玉之砖，借《巴蜀史志》一角，开辟“巴蜀文献研究”专栏，陆续介绍巴蜀的特色文献和学人们的研究心得。期盼有兴趣的学人参与讨论，投身巴蜀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共迎文化强省的光明前景。

——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

一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钦夫，号南轩，又号乐斋、葵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宋宁宗时赐谥曰宣，故后世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既是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又是宋代蜀学的杰出代表、湖湘学派的灵魂人物，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且影响居首。张栻的著作，据朱熹所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说：“平生所著书，唯《论语说》最后出，而《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为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属，则犹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现存张栻的著作主要有《南轩易说》5卷、《论语说》20卷、《孟子解》14卷、《太极解义》1卷、《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1卷、《南轩先生集》44卷。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张栻集》5册，为目前收录张栻著作最完整的现代整理本。

张栻出身于官僚世家，其父张浚乃南宋初抗金名相，在南宋初的历史地位，堪比东晋王导。宋高宗曾说，朝廷中有才而能办事的人固然不少，但论孜孜为国，没人可与张浚相比。与张浚同时的著名宰相赵鼎称赞张浚有“补天浴日”之功①，朱熹称张浚“勋存王室，泽被生民，威镇四夷，名垂永世”②。民族英雄岳飞是张浚的爱将，岳飞之孙岳珂称赞张浚“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③。

隆兴和议之后，迎来近百年和平战略机遇期，为经济文化再次发展创造了条件。宋孝宗在位27年时间里，政治比较稳定，边境比较平静，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史称“乾淳之治”（乾道、淳熙是宋孝宗的年号）。这个时期也迎来宋代第二个文化发展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庆历之际），学术思想界极为活跃，在宋学内部产生众多学派，如胡宏、张栻的湖湘之学、吕祖谦的金华之学、陆九渊的江西之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以及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他们互相切磋、往复辩论，使儒学得到新发展，为其注入新活力。此外，如陆游、辛弃疾、范成大、杨万里、周必大等文学巨匠，亦群星闪耀。他们是“乾淳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张栻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张栻幼承庭训，常随侍其父左右，得父为人为学之要旨。后又师承胡宏，传周敦颐、二程理学之精义，并加以推阐发扬、开新启后，终成一代名儒，使南轩之学与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学同时并立，蔚为冠冕。

张栻早年随父往来大江南北以及福建、广东各地，后长居长沙，又宦游于浙江、广西、湖北，在江陵去世。在居长沙期间，他往来于城南、岳麓，讲学于二书院之间，从此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名盛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学者众至千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当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朱熹主教白鹿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陆九渊主教象山书院，形成“乾淳之盛”的局面。而以张栻为核心的湖湘学渊源最正、影响最大，以至当时学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朱熹《答刘公度》）。朱熹甚至不远千里前来潭州（长沙），向张栻求教，二人会讲于长沙，时间长达两月，开创书院自由讲学新风。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史称“张朱会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段佳话。朱熹对张栻的学识极为推崇，在赠张栻诗中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还预言“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朱熹《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奠定了张栻和朱熹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大名人的地位。

二

张栻留给后世主要有三个形象：教育家、理学家、政治家。

一是作为教育家的张栻，给后世留下许多教育遗产。从先秦开始，儒家就奠定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注重培养仁智统一的贤人君子，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教育传统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德性教育、重视人格培养、重视对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在继承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张栻作了新的阐发。首先，张栻认为学须“立本”，这个“本”，就是“明天理”。四德、五伦属于天理，都是先天所固有，但因“局于气禀，迁于物欲”，而造成“天理不明”（《郴州学记》），因此，需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来穷其天理、復其本性。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接受教育的原因。其次，在教育的作用上，张栻强调“学以成身”，也就是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变化气质。再次，在教育的目标上，张栻提出“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的思想（《静江府学记》）。所谓“万事”，即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包括德性与知识两个方面，而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归根结底，在于“成才善俗”。最后，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上，张栻反复强调教育除获取知识（致知）外，更重要的是识得“天理”，讲明“人伦”，培养健全的人格。“知”和“行”并非二途，而是内知、外行，知行互发，故“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①。张栻的“明伦”教育理念，重视人格培养，提倡仁智并重，而以“成才善俗”为最终目标，将教育的本质落实在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自“西学东渐”以后，传统伦理遭到极大冲击，以“明伦”为特征的儒家教育理念逐渐被抛弃。新式学校偏重知识教育，忽视人伦教育，虽带来科技进步，也造成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家庭解体、社会失序等一系列问题，这应引起全社会反思。张栻的明伦教育主张，正可为当今教育提供一些借鉴。

二是作为理学家的张栻，为中华思想文化宝库增添光彩，被后世称为“一世道学之宗主”②。张栻继承发展胡宏“性本”论，重新梳理并论证太极与性、气、心、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太极与心在理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行阐发。“性”与“太极”是张栻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在张栻那里，“性”是宇宙本体隐微未发的状态，“太极”则是宇宙本体流行发用的显现，“性”与“太极”实为既一而二、既二而一。“性”和“太极”既被看成是宇宙的本体，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本体。作为“性”与“太极”所化生的万物之灵，人从生命开始之时就具有“性”与“太极”所赋予的全体至善之性。如果说“太极”侧重于说明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天理”则在于说明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在张栻的思想中，“天之理”又与“人之事”相即不离。所谓“人事”，主要是人伦之事。“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仁义道德等人伦之理;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反映社会秩序的礼。这样，“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也是社会伦理规范的总原则。道是“正理”，反映在人类社会中，即“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与社会规范。在张栻看来，人类社会中的“治道”应顺应天道、符合天理。天理、天道，构成治道的根源，也是张栻政治哲学的本体论依据。万事万物各有其道，符合天理，如循道而行，则各得其所，否则就会乱套。其次，张栻受胡宏影响，重视“心”的作用，后来提出“心主性情”之说，强调“心”对性情的主宰作用，突出“心”的认识功能和道德意义。在张栻那里，“心”又可称为“良心”，这是一种内在的纯然道德本心，可称为“仁心”。它是“人心、道心”的结合、“心”与“理”的结合。这种本然之心虽至善至纯，若为物欲所蔽也会放失，因此需要操存涵养，以复本心。

三是作为政治家的张栻，其政治实践、思想建树也不容忽视。张栻对孔孟的治国理政思想深信不疑，并将其贯穿于自己政治实践中。他在自身理论建构中，也深入思考治道与治术问题，阐发政治哲学思想。他提出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的治国理政主张，儒家的德治、仁政、民本思想，在张栻那里得到很好的贯彻。张栻的政治哲学有体有用，道术合一，特色鲜明。首先，张栻把“君心”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的大本大原，因此要时刻“格君心之非”。其次，张栻崇尚的是一种“不言而信、不令而从”的理想政治。这种理想政治状态的达成，不靠刑罚政令，而是靠施政者人格典范的感召而致。因此，“修身正己”是政治的起点。再次，关于德、刑先后的问题，张栻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认同德教、礼教是治民的大本大原，而政令、刑罚只能作为治民的辅助工具。张栻认为施政者不能一味采取刑罚政令等高压手段去解决纠纷，而应注重对百姓的教化和疏导，并找出发生纠纷的原因。要消弥这些纠纷，就得“正本”，除实行教化外，还要注意消除贫困、解决民生问题。最后，在治术上，张栻提倡“儒者之政”。认为“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与施蕲州》），即治国理政，不能急功近利，要以民心为本，勤加养护;施政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因小失大。正确的方法是要摆正心态，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守纲纪法度，实现政治的可持续性;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张栻以理学思想治国，明于义利之辨，重视民生，勤政为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他去世时，“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①，说明张栻施政深得民心，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怀念。朱熹在祭文中写道：“惟公家传忠孝，学造精微。外为军民之所属望，内为学者之所依归。治民以宽，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自我观之，非惟十驾之弗及。”②足见张栻在当时享有崇高的盛誉。

三

南轩之教始兴于湖南，再盛于四川。张栻作为蜀人，长期在湖南一带活动。他讲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他处不能相比。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处高，践履又实”③。在张栻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学有成就的弟子，据《宋元学案》记载，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其弟子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学成后又返蜀讲学，在蜀地传播张栻思想，扩大南轩之学影响。全祖望指出，张栻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如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陈概）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黄裳）、杨浩斋（杨子谟）、程沧洲（程公许）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而“淳熙、嘉定而后，蜀士宵续灯、雨聚笠以从事于南轩之书，湖湘间反不如也”④。可见张栻之学除盛行于湖南一带外，还回传巴蜀，影响蜀学发展。经过魏了翁等私淑弟子的传承弘扬，理学在巴蜀逐渐确立其主导地位。

到近代，由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许多跟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有关，如湘军统帅、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就是城南书院的著名学生。曾国藩曾给张栻重修墓园，并在墓碑上篆刻“高瞻远瞩”4个大字。还有中兴名将、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等，这些声名远扬的名人都肄业于城南书院。在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就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和李达4位曾在城南书院及后续的湖南一师求学或教学。而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王夫之、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維新变法干将谭嗣同、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宋教仁、讨袁护国领导人蔡锷等，均出自岳麓书院，或与岳麓书院有渊源。可以说，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是近代湖南人才的摇篮，而这两个书院都拥有一位杰出的灵魂人物和导师——张栻。这些杰出人物在青年时期世界观形成阶段，都受到张栻传道济民、成才善俗、经世致用、知行互发等思想影响。

张栻思想不但在湖南影响深远，在四川也影响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维新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十分敬仰张栻。现存于张栻故里绵竹南轩中学校内的南轩祠杨锐所题对联，赞颂张栻云：“高天仰北斗，正学崇南轩。”其对张栻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张栻列入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可谓实至名归。张栻的许多名言名句，国家领导人也常常引用。如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句话，就出自张栻所著《论语解·序》。张栻关于修身之道、教育之道、治国理政之道的一些论述，在今天仍具借鉴意义。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