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可先生乌铜走银山水墨盒

◆厚厂（西安）

存过旧书，又喜欢刻铜文房，就想存几件有藏书家款识的刻铜墨盒或镇尺，能成系列当然最好，但多年过去，觉得当初还是太过奢求了，其实每件都不易得。

前几年在微信群中见这方凌戞鸣赠“拔可先生”乌铜走银墨盒，心生欢喜！虽非刻铜，但还是立即联系确认了，墨盒上的“拔可”之所以被认定为收藏家李宣龚，是结合在此之前分别出现的凌戞鸣赠送给“久芸”及“培初”两方制式相同的乌铜走银墨盒做出的综合判断，此三方墨盒应是民国时期凌戞鸣在云南昆明著名乌铜走银店铺“岳应”家定制，并分别赠送给了商务印书馆的李拔可、史久芸和陈培初。

李宣龚（1876—1952），字拔可，号墨巢，清光绪甲午举人，官至江苏候补知府，民国后辅佐张元济经营上海商务印书馆30余年，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等职，于商务之发展有巨大贡献。李拔可收藏林琴南、伊秉绶、溥心畲及清末民初同时人之诗文及书法、绘画精品，因聚伊墨卿作品甚夥，专辟一室庋藏，颜之曰“墨巢”。1933年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印行《默庵集锦》，拔可为之作跋。李拔可还喜藏清代及清末民初同辈诗人诗文集，1941年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董事会成立后他任董事，襄助张元济打理合众事务，陆续将自己所藏经史子集各类书籍千余种及师友简札、书画、卷轴等一并捐入合众图书馆，内有翁方纲五言诗集《多师集》稿本、林旭《晚翠轩乙集》稿本、曾慕寒、诸贞壮等人诗集稿本等，有《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记录其捐赠书籍情况。1953年经张元济等申请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后更名为历史文献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李拔可善诗词，为“同光体”闽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与林畏庐、陈散原、郑孝胥等诗人多有唱和，有《硕果亭诗正续集》等存世；广交游，重情义，和林旭交谊深厚，林旭被祸后搜集其诗稿并刊行其诗文集。

对李拔可印象深刻缘于我多年前经手过一本《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商务印书馆珂罗版影印的，因品相不好，看明白后就转出了，该画册的祖本为李拔可观槿斋所藏，印刷牌记中认为：为明代檇李项氏天籁阁旧藏精品，其后曾归太仓王奉常家藏，又有“烟客真赏”一印，今为闽县李氏观槿斋所得，付珂罗版印行，公诸同好，洵海内流传有绪之物，极可宝贵。《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曾多次刷印，版本较多，其中珂罗版初版于1922年11月、1924年3月再版、1926年6月三版、1934年国难后第一版及1938年国难后第二版，彩色铜版印初版于1926年12月，此五次珂罗版印刷及初版彩色铜版印均存图20幅。另有“四色版印、宋锦封面、活页装帧、绸盒一函”的极精装版，每册定价80元，出版年代不详，该版本印刷精美、价格昂贵，但却较珂罗版及铜版初版少了5幅图，分别为《黄鹤楼图》《潇湘步虚图》《寒林晓鸦图》《钱江观潮图》以及《穿针乞巧图》，而之后的1955年、1957年精装本均是依此本样式印刷，为不全的15图。印刷需要制版，制版需要照片，后期彩图版未能按照20图影印出版的原因，如不考虑其他因素，应是制版前此5幅原始宋画和彩色照片底片都损毁或遗失了。

李拔可《硕果亭诗集》中《战后视闸北馆址感作》一诗的注中，记录了该5幅宋画被焚毁的原因：旧藏宋画二十叶，己巳冬为馆中借印，不戒于火，毁去其五。己巳年为1929年，此之前《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已印刷数版，包括珂罗版及彩印版，此次商务再次“借印”应是再版需要，原始宋画被焚，拔可诗中已经讲明白，而照片底板被毁，是与本次商务不戒于火相关还是和1932年东方图书馆被倭寇所毁相关，亦或其他情况，因未见着录，不敢妄加揣测。原诗照录如下：

两不相伤两相益,上智下愚俱有役，养人不重万金产，失所要使一夫获。何来鬼瞰兼盗憎，借一翻因处此逼。虽哀心死誓雪耻，以弱攻强究难敌。白昼六丁下取将，破柱无端燔鲁壁。校书马队已天穷，犹遣亡羊同博簺。宣和数纸昔骈殉，前事应堪惩火宅。旧藏宋画二十叶，己巳冬为馆中借印，不戒于火，毁去其五。吾谋迁地适不用，空悔噬脐付陈迹。今看铜铁地上流，锲舍末由中绳墨。忧患真从识字生，走险纷纷更奚择。仍当百折作津梁，抱此劳心食劳力。

诗中提到在一·二八事变或东方图书馆被毁发生前，曾提出了“迁地”的建议，提醒商务应汲取教训，以避免兵火之灾，却未被采纳。笔者从网上得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天籁阁旧藏明仇英摹宋人画册》应为李拔可先生旧藏《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的十五幅宋画，之所以被确定为明末绘画大师仇英摹本，是因其母本宋人画《宋人人物》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年，书画鉴定大师张葱玉不知是否见到过该故宫藏画，但在其《木雁斋书画录》中对拔可旧藏的该画册有如下着录：原称宋人，李拔可姻丈旧藏，实实父为子京所摹宋人画册之一部，原有一百幅，今所存止此矣。郑逸梅《世说人语》中有《墨巢主人李拔可》一节，介绍墨巢事迹甚多，但却只字未提被李拔可视如拱璧的这部宋人画册，或是避“长者讳”？

仇英大师级人物，摹画宋画功力深湛，下真迹一等，其摹本亦为天壤间珍物，伊秉绶作品如今被藏家追捧，隶书横额“遂性草堂”及“昨叶书堂”拍卖均已达2000万，而至迟在1931年前李拔可就因“心慕已久”而收藏伊秉绶法书、山水、花卉、题跋、笔札、铭砚等各类作品，以至达到“伊书归墨巢，世论久已定”的程度，其远见卓识，当以“法眼”视之。1933年李拔可在《默庵集锦》跋文中就对伊秉绶书法做如下定义：汀州书法，出人秦汉，微特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即其行楷虽发源于山阴、平原，而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嘉道以后，殆无有出其右者。确属的论。

乌铜走银是云南一种特殊的制器工艺，以此工艺制作的墨盒，与通常刻铜墨盒观感不同，漂亮且压手，好的作品可谓之为“器”。乌铜走银盒面一般多为文字、山水、花鸟、博古等图案（人物纹饰的不多），四壁多梅兰竹菊、冰裂、蝠纹等纹饰，因盒面及四壁均有工，称之为满工，其用料及制作工艺考究，走银线条细致入微，工艺精湛，极具地方特色，故常被用作地域性贵重礼品馈赠亲朋好友。乌铜走银墨盒存世相对较少，故市场价格居高不下，综合看来，其纹饰多偏向于传统图案，如五福捧寿、麒麟送书等，显得有些程序化，但有文人参与的乌铜走银器具则别开生面，其精品之艺术水准不输其他门类佳作。窃以为复兴乌铜走银，绝不仅仅是在工艺上的接续及传承，更重要的是需扬长避短，纳入与此工艺相契合的书画元素，这样才能有生命力。

寒斋所藏李拔可《秋江独钓图》墨盒，虽有明显使用痕迹，但品相极好，盒面描绘山水图案，视野开阔，得传统山水广远画意，一叶扁舟，一人斗笠蓑衣持竿垂钓于山水之间，天空白鹭翔集，两岸草木葱茏，数间房舍掩映于树木之间，近岸及对岸津渡隐约可见。此盒走银图案及线条与通常手法不同，线条极流畅、舒展，植被、水泽刻画自然如笔触，盒面左下角山石线条如披麻，很好地避免了一般乌铜走银山水类近景坡地密集规则的平行线条。盒面款识应为赠送人凌戞鸣手书：拔可先生清玩，凌戞鸣谨赠。盒四壁梅花及蝙蝠纹饰，底铭“云南岳应”。

2009年出版的《李宣龚诗文集》，应是目前收集最完备的李拔可著述集，读其诗可知先生交游甚广，其中有一些与参与刻铜书画家陈师曾、汤定之、萧厔泉、溥心畲、卓君庸及竹人金西厓等相关的诗词，细读颇为受益。与陈师曾相关的几首诗，现分享如下：

哀陈师曾

义宁父子皆独清，槐堂不官足代耕；江南大范相士能，纳女馆君称舅甥。荀龙头角各峥嵘，亦惟元方可为兄；担簦盘髻游东溟，学成耻随鸡鹜争；蟠胸丘壑手纵横，石溪石涛笑且惊；况复能诗早有声，目中熟睹无弥明。金石刻画技尤精，力追太末及吴兴，意将挟此骄公卿，黄金堆床笔不停。孰知遭丧悲弗滕，奔慰老父来兼程，须臾袒括从母行，庸医误人性命轻，弥天戢棺夜冥冥，钟山青溪影吊形，间关婺纬携孤茕，谁云哭死非为生，遗踪永庆风露零，白头何堪钟此情，扶将先使出愁城，长镵讬命徐更营，人生在世开阖萤，江湖聚散总浮萍，吾有四松相对青，拂试宝之同韩陵。

此诗采用叙事手法，似概括了师曾一生，其中运用典故较多，不好通读，试意译如下：义宁陈氏父子独能清白自处，师曾不为官，以书画自足；范氏江南望族，肯堂能够慧眼识人，择师曾为婿，为一段佳话；散原老人教子有方，子女各有建树，师曾为长子，行为言谈是兄弟姊妹的楷模；师曾留学东瀛归来，教书育人之暇，精研书画，胸中藏丘壑，而落笔于绢素，则笔墨纵横、满纸云烟，若石溪、石涛再世，也会惊叹！师曾早有诗名，金石刻画尤精，得世人赏识，一时洛阳纸贵。继母病逝南京，噩耗传来，师曾心中极其悲恸，作为长子，兼程前往南京奔丧，也是对老父的慰藉；“袒衣括发”送了继母最后一程，悲伤兼过度劳累而患病，庸医误人，就此离世；散原老人骤然丧妻继而丧子，心中万分悲恸，需要时间和药物慢慢调理；人生短暂，生命脆弱如萤火，聚散像浮萍般无常，为之奈何！书斋藏有师曾苍松图卷，四松相对，生机勃勃，时常拂试欣赏，视若拱璧。

师曾之逝及其身后事，史料少有记载，在袁思亮撰文、谭延闿书丹的《陈师曾墓志铭》略有提到，但亦语焉不详。据墓志铭记载，师曾赴南京为“侍母疾”，而李拔可诗中为“奔母丧”，有较大出入。1923年10月17日在北京为师曾举行的追悼会上，凌文渊发言中有：“岂料误于医药，竟与我们长别”之语，结合李拔可先生的悼师曾诗，师曾病后是因“庸医误人”而故去的说法确有其可信度，但墓志中说“以哀悴发疾死”，并未谈及“庸医误人”事。师曾墓志铭中有“越三年乙丑十月十八日，葬杭州牌坊山之原”，时在1925年；1948年散原老人亦迁葬与此，俞夫人同穴。

李拔可推崇师曾书画，在其《题师曾画竹》一诗中可见一斑：不朽岂在竹，斯人谁敢轻，挥毫皆自得，落纸半天成；石亦我所爱，风从何处生，槐堂一床墨，留与识秋声。诗中说师曾作品为世所重，“朽者”如翠竹般长青不朽，赞誉师曾画作，一半人工之力，一半造化之功，感叹师曾故去、槐堂寂寞！

李拔可先生18岁中举而入仕为官，民国后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的同时，投身实业，为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龙华厂、华丰搪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集经济文章于一身，于社会贡献极大。1952年先生去世后，其夫人欲迁居，其藏书主要部分（明刻本四十四种等）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卖给了上海图书馆，《四部丛刊》初编至三编全套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由复旦大学教授章巽举债得之，其他藏书约一千斤则遭论斤售卖，当时市价整部书每百斤二十元，零星书每百斤十二元，顾颉刚在其读书笔记中直呼：惨矣！

墨盒本“小器”，但由“小器”而了解一段往事，记起那些本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人，从中反思并得到启迪，或许也是收藏的意义所在。这方墨盒在寒斋也存了几年，至于墨盒赠送人凌戞鸣笔者一点线索也没找到，真是有些遗憾！或许李拔可先生诗文集中的一些作品，是使用这方墨盒舔笔成就的，有缘珍藏先生曾使用文房，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