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之道贵在资料
——学习《东吴志》的若干思考

张 军

（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 安徽 合肥 239031）

褚半农著，原东吴村民委员会、上海莘吴实业有限公司编，87.7万字的《东吴志》已于2020年12月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承蒙主编褚先生厚爱，寄来供学习和借鉴，拜读数遍，再被其所主编的村志震撼。《东吴志》是一部村志，无论是从思想观点、内容体例、语言文字，还是特点特色、记述表达、印制规范等方面来说都是一部富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质量上乘的佳志，也是一部方志史上值得研究的村志。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和认为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却是褚先生对资料的长期积累和《东吴志》对资料的深入挖掘。《东吴志》全面系统、真实准确的原始资料，也回答了地方志书最基础的怎么记和记什么的问题以及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和命脉所系。

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守护乡村文化的命脉，守住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村志编纂，以志书的形式记载历史，留存记忆，已渐成为回应呼声的最好关切。放眼当前全国方志领域，不是高校的纯理论研究者，就是埋头编纂实务的工作者，能将地方志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起来的并不多，做得优秀的就更少了，褚半农先生却是其中优秀者之一。褚先生是上海知名地方史志专家，1944年出生在上海东吴村褚家塘，系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闵行区文联特邀会员。褚先生1983年就参加了上海第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参与《上海县志》《上海县教育志》（后任主编）的撰稿，后参加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负责《闵行区志（1992—2011）》几个章节的编纂。2010年12月，出版全国唯一的自然村志《褚家塘志》，2012年获上海市第三届地方志优秀成果志书类三等奖。2019年5月，出版《褚家塘志》（第二版）。2015年起，受邀编纂行政村志《东吴志》。在《中国地方志》《上海地方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多次参加过全国和上海市的地方志学术研讨会。在全国各地地方志培训和高校地方志教学所采用的案例中都有他编纂的志书。

东吴地区横跨古冈身两岸，东吴村历史悠久。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娄县志》中，已记有东吴村吉家巷、褚家塘、明星村池河圈等村宅名。2003年东吴村在推进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中撤销了村委会，改制成实业公司。褚先生是东吴村褚家塘人，生于斯，长于斯，对东吴村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都非常熟悉，而且还是个有心人，40多年留意地方资料的收集和记录，有着丰富的修志实践经验和较高的文学造诣，也是时代使然，所以他成为编纂《东吴志》的不二人选。“褚半农先生从《褚家塘志》到这本《东吴志》，为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为我们这个完全崭新的社会，记录下了非常重要、具体的史料。”《东吴志》近90万皇皇世著，完成全凭褚先生一己之力，历时八年，最终积劳成疾，个中艰辛，只有亲身经历修志的人才能深有体会！《东吴志》前有复旦大学巴兆祥教授、上海市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莘庄镇党委书记李慧的序，凡例、概述、大事记。正文共27章，分别是示意图、建制沿革、地理环境、物产、土地、人口、行政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群团其他组织、兵役民兵、自然村生产队、政治运动、农村生产关系 农业经营体制、大队（村）级经济、农业、副业、工业、撤队撤村改制、教育、医疗卫生、村民生活、风俗、方言、艺文、人物、特记、社会调查、文献选辑。后有村事索引、表格索引、地图图照索引、方言词语索引以及后记，跋，编修资料提供者名单。“长期的修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东吴志》的编撰体例，既全面合乎方志写作的规范，又有自己的创意。”不可否认，今天，个别志书只是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完成。而《东吴志》由发自内心真正热爱又掌握资料有文字驾驭能力的专家来编纂，是真把村志作为传承文明的文化工程来做。任何时候想办成一件事都要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和因素制约，褚先生能做成《东吴志》编纂出版，而且做得这么好，全凭对家乡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翔实可信的资料，既是志书的坚实基础，也是志书的价值所在。笔者一直认为，地方志的价值所在和命脉所系，唯资料而无他。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没有丰富的、系统的、科学的资料，再好的篇目，也只是徒具形式、虚有其表。文字再优美动人，哪怕字字珠玑、点点琅玕，也是华而不实、有名无实。志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地方性、时代性，也都是通过资料体现出来。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东吴曾是莘庄九大行政村之一，20世纪80年代起，这里经历了城市化，最终在2012年撤村改制。如何记述好东吴村的历史和现状？唯有资料。《东吴志》要想资料丰富，首先要做好资料搜集。褚先生在自己几十年积累的基础上，再收集相关志鉴、各类文件、工作总结、会议纪要、调查报告、简报、杂志、报表等现有的各类资料等，再到图书馆、档案馆、统计局、工商局去搜集遗缺和流散的资料；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图片资料；采访可靠的历史见证人，录取口碑资料；向社会广泛征集相关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最后还要对广泛网罗来的原始资料进行筛选、甄别、提炼、归纳、加工和整理等，工作量之大，超乎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留给后人可资可鉴的佳志。

二、富有特色的本地资料

今天，省、市、县志记载的内容多可以通过互联网、档案、出版物等渠道获得，但是村志中的内容想从这些渠道查找却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村志既是最小的志书层级，又是最重要的个体和细微资料的载体。由于各地村志主编选取资料的水平高低，重点和角度的把握有异，因而在选择上也差别较大。你认为重要的，他却往往认为无关紧要而不记，或者虽认为重要却因没有资料而缺载。“从篇目看，该志设置的位置示意图、自留地、宅基地、生产队土地、征用土地、行政村高级社、农村生产关系、撤队撤村改制、方言、特记等章节篇目，极为罕见。”故，《东吴志》突出的优点，就是记载了其他村志往往没有或忽略了而又有存史价值的资料。

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一直较为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社会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经济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逐渐消失，几十年前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方式也不复存在。“这种变动，单靠县志、镇志来记录，虽然会有宏观上的概括，但一到具体的变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可能并不丰富和足够，还需要有具体的更为下沉式的记录。”东吴村悠久历史，为突出本地特色，褚先生收集官书档案，博览文稿记录，采撷社区口碑传说，详录民间音像实物，排查深挖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和典型，使志中所记述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插队落户知青、物价变动、本地物产、住宅建筑、村民收支、习俗方言等从其起始、转折、变化到结果都得以完整反映。如人口章，中国传统特别重视人口数量，因而任何一本志书都有人口的记录。但《东吴志》除了记述人口数量，还记载了劳动力、户口、姓氏、婚育、长寿老人、死亡等信息。甚至家庭人口，细致到具体的每家每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再如1957—1958年的“下乡知识青年”表，从青年们的姓名、性别、年龄、时间、落实家庭，使后人全面看到了这个政策在东吴村的实行情况。1968—1977年的插队落户知识青年表，不但有姓名、性别、时间，还增加了知识青年的家庭地址和返城单位，从而让后人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现象。还有1965年的支疆、1971年的云南支边、1958年的下放干部、1961—1962年的下放回乡人员，这些几乎是被人忽略掉的历史，或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东吴志》通过尽可能多的翔实的资料，将东吴村历史再现到了人们的眼前。

“修志人员要刻苦学习、顽强工作，真正进入角色，钻进故纸堆，从浩瀚的档案资料中挖掘珍宝。”《东吴志》扩大资料的搜集领域和种类，既重视搜集文献资料、报刊资料、档案资料，也注意搜集口碑资料、实物资料。《东吴志》所引用的资料，一是闵行区档案馆、莘庄镇、东吴村档案室已公开档案和莘庄镇派出所户籍资料，二是其他有关印刷品资料，三是采访所得，四是主编历年积累的书面资料和当年的日记，五是1970年代东吴大队通讯组编印的《东吴通讯》，六是由村内外热心人士提供的资料。本地资料之丰富，再举一例：《东吴志》位置示意图竟有12幅之多，分别为上海古冈身和东吴地区位置示意图、华亭县东吴地区在上海县域外位置示意图（明嘉靖年间）、东吴地区在华亭县位置示意图（明万历年间）、东吴地区在娄县位置示意图（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域和东吴地区位置示意图（清嘉庆年间）、华亭县东吴地区在上海县域外位置示意图（1915年）、龙华区二十八保和东吴地区位置示意图（1948年）、东吴地区在上海市龙华区位置示意图（1956年）、东吴地区在上海市西郊区位置示意图（1957年）、东吴大队在上海县位置示意图（1984年）、东吴村在闵行区位置示意图（2012年）、东吴地区在莘庄镇位置示意图（2014年）。不同时期的东吴村位置图，通过比较非常直观而一目了然，既重现了历史事实，又增加了阅读趣味，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东吴志》图片共372幅，卷首彩照194幅、随文照片178幅，除却资料照片和他人提供的39幅外，褚先生几十年拍摄积累的共332幅，约占90%。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说：“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东吴志》详细记载着各生产队的每一块土地的编号和亩数（田块地图是主编当年农田格子化后制作并保存至今的珍贵资料），同时保留了农民自留地、宅基地的数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建设的需要，东吴村的土地被征用，具体土地的征用时间、补偿金数量，《东吴志》都通过档案全部记录了下来。整个土地从私人到村集体所有再到被国家征用，这是一个几十年的历史过程，通过这些具体的数字，《东吴志》把具体的历史变迁给后人留了下来。

《东吴志》作为一部村志近90万字，资料全面系统、丰富翔实，有人认为字数多了。志书究竟是简还是繁为好？笔者一直坚持认为，该简的要简，该详的还是要详，形式一定要为内容服务，一切都要质量为本。如果从资料性和存史的角度来看，繁比简要好得多。旧志中简约的代表是明康海《武功志》，3卷7篇2万多字；韩邦靖《朝邑志》，2卷7篇6000多字。古人对这种简志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王士祯称康志“文简事赅，训辞尔雅”。章学诚则讥康海和韩邦靖“不解史学，又欲求导于人”“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又如，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验震器，当时曾观测到陇西地震，1700多年前地动仪失踪。后人并不知道张衡地动仪原貌，相关资料最权威的就是《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的196个字，对内部结构记载非常简略，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长时间认为张衡地动仪根本没有达到科学的要求。

三、特记和社会调查增加了记述深度

《东吴志》在第二十五章设特记。其中第一节侵华日军暴行，第二节婚嫁形式，第三节装假肚，第四节老宅出土银元事件，第五节《莘庄方言》学术研讨会，第六节莘庄商务区。仅婚嫁形式就分为嫁娶婚、招赘婚、童养媳婚、叔接嫂婚、两面登五种，记全了我们可能都熟悉却无法总结的内容。志书可不可以设特记，方志界一直有不同声音。“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幸运的是，2008年9月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明确指出：“专记设置因事制宜，选题严格，数量适度。”特记、专记实际上是一回事，从而得以保留。

《东吴志》第二十六章设社会调查。其中第一节插队落户知识青年情况调查、第二节赤脚医生参加劳动和年终分配情况调查、第三节褚家塘社会概况调查、第四节褚家塘自留地调查。详细的田野调查和记录，恢复了历史细节，写清了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和结果，内容实实在在、系统完整，资料难能可贵，且是其他同类志书所不及的史料，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社会调查是修志人认识地情和获取材料的基本途径。”《东吴志》社会调查几个重点专题，留存了东吴第一手详细历史资料。民国方志大家黎锦熙说：“盖方志材料，其来源不外三宗：一曰实际调查，二曰档案整理，三曰群书采录。”方志界社会调查做得比较早和成功的就是《萧山市志》，2013年12月出版的《萧山市志》以1005万字的篇幅成为全国二轮县（市、区）志字数之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萧山市志》成为鸿篇巨制的主要原因的第5册300万字的“社会课题调查”。

除了特记和社会调查两个集中篇章外，《东吴志》的记述深度也体现在全志的方方面面。如“住房动迁”列表记载东吴所辖北彭、大张等9个村民小组动迁时间、迁入小区名称、总户数、动迁家庭（户主）名单，“日常生活”记述了各种票证、多年物价变化情况。特别是“教育”，除记载1950—2014年东吴全日制、非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毕业生总数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人数外，还列表分姓名、性别、学校名称、入学年份、专业、学历等记载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名录。以管窥豹，从东吴村高校录取的学生数和专业名称可以反映出这个时段国家高等教育的一隅，可以看出农村孩子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1960—1984年村一级的经济情况表，可以看出一个时段内东吴村的公共积累和农业税的征收情况，反映出这25年中村一级经济的发展水准。利用档案对村里各生产队的基本经济情况记载的表格，更是详赡生动地展现出一个最为基层的生产组织的经济状况。如1962—1984年基本情况表中，记载了种植的各种作物的面积、面产量和总值，这些作物包括小麦、大麦、元麦、旱稻、后季稻、单季稻、棉花、油菜；各生产队的总收入（包括农业收入与占比，畜牧业收入与占比）、净收入、支出，各生产队的分配，包括户数、人数、劳动力、分配金额、总工分、工分单价、平均每户的分配数。通过这些细微又而具体的表格，反映出东吴村在时段内的历史变化。

志书资料收集既要重视文字资料，也要重视口述、实物等种类的资料；既要明确资料收集的范围、方法、渠道，避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如无头苍蝇四处乱飞，不得其法，也要讲深度和广度，确保资料收集的全面。《东吴志》资料收集深得其法，如关于合作医疗的档案、关于四清运动总结的档案、撤村改制的请示与批复等，都是一个历史时期最重要最真切的材料，都是发生在上海县的很典型的事件。《东吴志》记载事物和事件脉络清晰，因果彰明，过程完整，从一个村的这些变化可以推而知道全镇、全县的变化。

四、提升学术性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规定：“指导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上海、河南等省市都制定乡镇、街道（社区）、村志规划或编纂方案，将编修村志纳入地方志机构的工作指导、管理范畴。全国各地村志编纂蓬勃开展，如2019年5月，上海市金山区就完成124个村的村志出版，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区域村志全覆盖。村志竞相编纂是个好现象，不可否认的是质量也是良莠不齐。1986年，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资料性是志书的根本，但是如果只是单纯资料的堆砌，没有学术性的志书也称不上是佳志。胡乔木最早提出地方志学术性命题，他在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工作汇报时说：“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而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本来不是行政性的事。修地方志，应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

《东吴志》在记述重大事项、重要数字和表格，注明“区档”“镇档”“村档”、《褚家塘志》《国史通鉴》等资料来源。其中，重大事项和重要数字都用小六号仿宋体标明资料出版，“区档”“镇档”“村档”，分别为“闵行区档案馆藏档案”“莘庄镇档案室藏档案”和“东吴村档案室藏档案”的简称。多数已出版的志书会在《凡例》中列一条“一般不注资料出处”，许多人认为是旧志使然，或是为了省却工作上的麻烦。事实上，没有来源，别人无法引用，也无法相信，这些志书因为不注出处不仅使其学术品位大降，更重要的是弱化了使用价值。1993年，第一次全国地方志评奖获一等奖的164部志书，在凡例中写明所引资料“一般不标明出版”的有72部，概要说明资料来源的有34部，无资料出版标明条款的有51部。

《东吴志》重视资料性，将依靠史料写志转变为以写志来保存史料，如“方言”中语音、成语、谚语、称谓等语料，《插队落户知识青年情况》《赤脚医生参加劳动和年终分配情况》《褚家塘社会概况》《褚家塘自留地》等“社会调查”，撤村改制文件、“四清”运动、合作医疗等“文献选辑”，留存了原始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东吴志》对史料中的错误、漏字，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予以更正。全志引用文献均系原文，包括标点在内都不予改动，对文中的错别字，则改正后用括号标出。对文中的漏字，补足后也用括号标出。对所引资料中的病句，则予以指出。《东吴志》所用数字，均以档案表格中的为准，但使用中发现时有差错，也有同一内容有两个数字等等，为尊重历史，志书中仅加说明而未作更正。

“地方志的学术性，主要负载于地方志书，体现志书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品位和学术价值。衡量地方志的学术性，主要围绕资料的表现来进行，看其以什么样的观点统率资料，以什么样的体例形式来组织资料，以什么样的语言文风和图表照片来表达资料。”《东吴志》中《侵华日军暴行》《婚嫁10＋1种形式》《吴山弟受贿案》等“专记”，不仅提高了相关内容的记述深度，也提升了学术性，其价值与泛泛之作不可同日而语。“社会调查”专卷，重点剖析几个专题，留存了东吴村第一手详细历史资料，增加了志书学术含量，提升了学术品位。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明确指出索引是地方志的八种体裁之一。《东吴志》内容丰富，后所附村事索引、表格索引、地图图照索引、方言词语索引4种，方便查阅村事有关内容、统计表格、图照和方言词语。

《东吴志》因资料真实而增强了学术性，也因学术性而强化了资料的真实。本应全部标注真实姓名，但考虑到有些负面情况，文中少数改用“×某某”或“褚某×”等代替，但都是实有其人，绝无虚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因村宅全部拆迁，村民居住分散，统计数字分散在各居住小区，而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统计表格标注“东（莘）吴”的人口数字，不能反映东吴村实际人口情况，本志不予采用。

五、讲好东吴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方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传承中华文脉、激活历史传统、记住乡愁、唤起共同文化记忆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吴村是位于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的一个行政村，原本属于农业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莘庄地区的城市化，东吴各队的房屋、土地被动迁、征用，村民变城镇居民，自然村、生产队随之消失，到2012年村建制被撤销，莘吴社区合作社成立，东吴村的历史就此终结。《东吴志》由原东吴村村民委员会、莘吴实业有限公司编纂，其价值就在于用最权威的志书形式对消失的东吴村相关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行全面、系统的记述，形成该村最翔实的资料性文献，同时为其他消失的村庄如何修志提供借鉴的模式。

中国的农村经济和结构，自战国以后，大体上变化不大。但是，最近七八十年，农村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农村的变化越来越大，经济结构、生产结构、农村的人口、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变动是翻天覆地性的。这种带有全局性、大范围的变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在极大改变社会形态和格局的同时，对家庭结构、村民生活、户际关系、民风民俗等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这种变动都需要用地方志书来记载，而单靠县志、镇志宏观上的概括并不丰富和足够，还需要有具体的更为下沉式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编纂一部村志，既有一村的总的概括，又有每家每户在新时代的具体变化，对农村最基层的分子进行存真，就显得十分重要。《东吴志》将消失的村庄通过村志的形式留存，这就是编修村志的价值和意义。上海郊区大队（村）一级实体的史料极为丰富，《东吴志》全方位记载了东吴村的历史和现状，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插队落户知青、物价变动、本地物产、住宅建筑、村民收支、习俗方言等，都是富有特色的东吴故事。每个问题的记述又深入到社会最底层，这些都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将起到区县志、乡镇志起不到的作用，真正展现了东吴村庄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发展史。

古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要言，今有“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之说，都是强调重视志书的功能。李铁映同志反复强调，“唯存真求实、存史资治才可流传百世。名志、良志都以其资治当代、通鉴后世而名垂。不真、不准，不能为明鉴。”《东吴志》既是部对历史记述客观公正，对读者开卷有益的地情资料书，也是留给东吴村的一份精神文化财富，既可让老辈人记住乡愁，又可启迪后人，让年轻人了解东吴人走过的路，是今人和后人了解东吴，乃至了解莘庄、闵行区的一个窗口。编纂《东吴志》，通过讲述地方故事，激活历史传统，传承乡俗、诉说乡音、记住乡愁、纾解乡思、唤起了共同文化记忆。同时为也后人提供了研究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文献，其资料价值随时代推进将会日益凸显。

褚先生曾在农村修过地球，前线握过钢枪，学校站过讲坛，机关修过方志，阅历丰富，文思泉涌。工作之余从事散文创作、方言研究和地方志书研究，出版著作13种300多万字。他编撰的《褚家塘志》，被专家评为“一部反映一个自然村画面的百科全书”；他写的《莘庄方言》，被誉为“上海方言之根的又一次深挖”；他的《上海的绞圈房子》出版后，被赞为“上海绞圈房子研究第一人”。褚先生是土生土长的东吴人，乡愁在这里，牵挂在这里，对东吴的情况非常熟悉，对村里的鸡鸣犬吠、沟沟渠渠、砖砖瓦瓦、一草一木充满感情。让村里成长起来的专家写身边事，才能有如此接地气、有特色的《东吴志》的面世。《东吴志》注重农村原生态史实，是记录、保存本村历史的最佳载体，也是讲好东吴故事的百科全书。

注释：

1.张剑光.东吴志·跋[M].上海：中西书局，2020：800.

2.祝学军.东吴志·序[M].上海：中西书局，2020：4.

3.刘向.新序·杂事[M].

4.巴兆祥.东吴志·序[M].上海：中西书局，2020：2.

5.张剑光.东吴志·跋[M].上海：中西书局，2020：800.

6.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习近平同志谈修志工作[J].修志简讯，2008，（17）.

7.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修志十议[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40.

8.章学诚.文史通义（下卷）七·外篇二·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

9.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新华网，2013-3-24.

10.韩章训.谈修志中的社会调查[J].新疆地方志，2011，（1）.

11.黎锦熙.方志今议·序例.

12.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A].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28.

13.胡乔木同志谈新编地方志[J].上海修志向导，l992，（6）.

14.柳成栋.论方志的著述性[J].中国地方志，2012，（11）.

15.褚半农.东吴志[M].上海：中西书局，2020：155.

16.习近平在参观首都博物馆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2-27（4）.

17.（明）杨宗气修，周斯盛纂.山西通志·杨宗气序.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2.

18.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