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民本思想探析

黄亚薇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正是政治动荡、社会转型、思想百家争鸣的纷繁乱世，诸侯割据、兼并激烈。掌握了各国政权的地主阶级，为了增强国家实力，赢得兼并战争，出于利之所趋，他们空前崇尚武力，动辄兵戎相见，战火连绵不息，百姓饱受兵燹之灾与繁赋苛敛之苦。在这样的形势下，孟子总结了三代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民众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因此，孟子在继承古代先贤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战国乱世民生疾苦的社会现实，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主张一国之君要壮大实力，平定天下，必须施行仁政、以民为本。

一、民本的先决条件：王者之仁

“王者之仁”是儒家追求的王者风范，是对一国之君提出的要求。一个明君，首先要是一个道德上完善的君子，只有这样，他才能有仁者之心，从而行仁者之政，以民为本，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

仁者之德。君王自身的道德情操是治国的关键。君王个人道德的高低，关系国计民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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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君王有德有位、德位兼备，才能以仁政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百姓的生活。孟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君王应首先修己正身，而后才能平天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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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君王若守仁，天下无一人不守仁；君王若守义，天下无一人不守义；君王若身正，天下无一人不身正。由此可见，君王的率先垂范对于治理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君王要做到严于律己，恪守道义，修养德性以安国保民。仁者之心。仁者之心是施行仁政、以民为本的必要条件，无仁心，则仁道不能行，因此，君王应该有仁者之心。孟子以梁惠王曾因怜悯之心而用羊代替一头即将用作祭祀的牛的事例，逐步引导使梁惠王树立了实现王道的信心。孟子看到了梁惠王的仁心，认定“是心足以王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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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而“百姓不见保，为不用恩焉”（《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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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王之所以没有实现王道，是因为没有施行仁政，而不是因为缺乏能力。因此，但凡行政的君王都应该从仁心出发，施行仁政，推恩于天下，使天下万民普享恩泽。重义轻利。正确的义利观是君王实行仁政的指导思想。孟子认为，君王在政治领域要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一思想在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有所体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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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梁惠王见孟子前来便问孟子会不会使国家获利，而孟子却答只有仁义罢了，这反映了孟子重仁义的态度。孟子进而指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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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倘若国中每个人都只追求利益而不讲求仁义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有利无义是国家的危险所在。“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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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只看中利而不顾义，欲望不会得到满足。“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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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看中仁的人不会遗弃亲族，看中义的人不会不顾国君，这论证了先义后利的正确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并不否认君王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是否认以利治国的理念和方略。在孟子看来，治国理念必须以仁义为指导。因此，君王必须以仁义道德为立足点和手段去求利、谋利。

二、民本的核心要义：重民爱民

孟子认为，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政权更迭和战争胜负，都和民心向背有着密切关系，因而要求君王要以民为本，重民爱民。

民贵君轻。孟子认为，君王以人民为重，关注民生疾苦，争取民心，才能与民众勠力同心，进而实现物阜民丰、政通人和。“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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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下》）于诸侯而言，政权保持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最主要的财富，而维持国家政权的三大要素即土地、人民和治国之策。诸侯国君倘若只知道宝珠玉而不知道宝人民，最终“殃必及身”。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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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下》）。在君王、土谷之神和人民之间，人民排在首位。一国之君倘若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就可以被推翻；土谷之神倘若不能保佑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就可以被更替。而只有人民是无可取代的，人民的拥护是天下治平、国家存亡的首要条件。听民之言。孟子认为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听民之言”，按人民的意愿行事。就选贤任能而言，只有民众认可的人，才能为官从政。就司法刑罚而言，只有民众认为犯罪，才能对其处刑。就重大决策而言，民众既有参与权，也有选择权。就征伐战争而言，只有民众乐意，才能进行战争。“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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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君王要做到与人民同好恶，从而争取民心。与民同享。孟子认为，与民同享包括与民同乐、与民同利和与民同忧，只有与民同忧乐，以君王的心去感受百姓的心，才能赢得民心，得到民众拥护，进而平治天下。与民同享要与民同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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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文王借助民力兴建高台、池塘，民众欢欢喜喜，古代君王与民同乐，所以能够感受到快乐。孟子以此为例劝告当政者效法先王，与民同乐。齐宣王喜爱音乐，孟子告诫他不要独乐乐，而要与人乐乐，不要少乐乐，而要众乐乐。人乐乐与众乐乐，就能使民众百姓同乐同忧，使百姓归服，称王天下。与民同享要与民同利。“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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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下》）。周文王的囿虽然广大，但向百姓开放，与民同享，百姓便不觉得大。“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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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下》）。齐宣王的囿虽然狭小，但不许百姓进入，自己独享，百姓怎么能不嫌其大呢？因此，国君的利益要和百姓的利益统一起来，与民同利，这样才能得到百姓拥护。与民同享要与民同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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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民亦乐其乐、忧其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君民一心，国君以百姓的富足为乐，而百姓以国家的强盛为乐；国君以百姓的困顿为忧，而百姓以国家的衰败为忧，这样便可以称王天下。

三、民本的施政总纲：保民而王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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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孟子认为君王通过安抚百姓来实现王道，这将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并对如何“保民而王”作出了详细要求。制民之产。孟子重视百姓最根本的利益，发展生产，以保证老百姓衣食无虞。“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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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孟子认为，老百姓讲求实际，若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会有恒心；没有恒心，就会为非作歹，犯上作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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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因此，君王要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拥有固定不变的产业和安定富足的生活，以此来赢得民心。而如何制民之产，就是要防止暴君、污吏随意侵占百姓的土地，由统治者从经济制度上作出规定，实行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劳役地租式的井田制，每户分配五亩宅地和百亩私田，这样他们就可以树桑养蚕、适时耕作以养家糊口。通过给予民众相应的生产资料，维持民众基本的生存条件，进而确保君王统治的长治久安。减刑薄税。孟子坚决反对残暴之政，主张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劝民农桑。如果一味依靠严刑峻法来实行横征暴敛，社会就会出现动荡。孟子明确地主张为政者要效仿文王，“罪人不孥”（《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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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下》），处罚罪犯时，不能株连罪人的家属子女，这体现了孟子民本思想中的古代人道主义。孟子还警告杀人成性的残暴之君，“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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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只有不喜欢杀人的统治者才能得到百姓归附，统一天下。税赋的轻重关系着天下治乱和民生疾苦。“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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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上》）。在税赋问题上，孟子认为，薄税是保障基本民生的必要手段，也是促使百姓富足的重要措施。但薄税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孟子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主张税率应定为十中取一。如有多种税种，只能征收其中一种，否则就会导致百姓饿死，父子离散的惨局。另外，孟子还主张在关卡和市场上减免税收，以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这些主张，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为广大百姓带来了实惠和利益。教民人伦。孟子认为，君王在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后，就要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教化，驱民之善、教民人伦，提升民众的品德素质。恒产只是手段，恒心才是目的，恒心以恒产为必要条件。“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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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上》）。善政只能令民敬畏，善教才能得民喜爱、赢得民心。对百姓教以人伦，通过“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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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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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使百姓了解并自觉遵守五伦的行为准则，实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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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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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上》），形成尊老爱幼、和睦融洽的社会风气。百姓衣食无忧，孝悌忠信，上下一心；天下德化流行，人伦昌明，秩序祥和。反对兼并战争。孟子认为，兼并战争是社会动荡、民生困苦的根源，拓国之疆土，不如固民之团结。因此，他猛烈抨击那些积极发动战争和参与战争之人。在孟子看来，进行兼并战争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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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要对那些“善战者服上刑”（《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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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娄上》）。孟子直斥梁惠王不仁，为了争夺土地，不顾百姓生命，将他们逼上战场，造成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而那些吊民伐罪、顺乎人心的战争，孟子则十分支持，认为那是救人民于水火，符合仁义的正义之战，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孟子呼吁一国之君要高举仁义大旗，走王道、弃霸道，行仁政、争民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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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上》）。与孟子而言，王道是讲仁义、行仁政，以德得民；霸道是假仁义、尚暴力，以力制民。王道优于霸道。霸道以武力服天下，势强力大者虽能一统天下，但不能维持长久；王道以德化民，因为遂民所愿，深得民心，所以能够长保天下。因此，孟子认为，统一天下的关键在于得民，得民的关键就是行仁，走王道之路，法先王之治，施行仁政，最终达到“仁者无敌”的最高境界。

四、民本的重要保障：贤者之臣

臣者的道德品质、才华能力对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在国家政治中，臣者担负着匡正国君，促使君王行仁义、得民心的重要职责。因此，贤者之臣，就成为君王施仁政、以民为本的重要保障。孟子看到了重用人才的重要性，因而提出“不用贤则亡”，主张“尊贤”和“用贤”。

尊贤使能。能否尊尚贤人关系国家的兴亡盛衰，推行仁政的关键是“贵德而尊士”，尊贤使能。“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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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上》）。想要使国家兴盛而不受玷辱，必须推崇仁德，施行仁政，而要推崇仁德，就要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反之，贤臣少、小人多就难以施行仁政。孟子认为，世代在朝之臣，他们与君王关系密切，或为王室宗亲贵族，或世代在朝为官，德高望重，是宜在高位的仁者。而在世臣无贤可进之时，就要不拘一格，举拔贤才，这样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为官从政。“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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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便能重用贤士，贤士得到重用，那么天下贤士就会纷纷来归，国家就能人才济济。尊贤使能，一方面要求君王要爱贤重才、广纳贤士。“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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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上》）。仁者无所不爱，但应当急于把爱贤重才当作要务。另一方面，要求君王要尊德乐道，礼贤下士。君王尊重贤士，以仁义相处，而不是颐指气使，对贤士呼来喝去，这样就会形成融洽的君臣关系，君臣同心协力，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匡正国君。为臣者要尽忠职守，敢于格君心之非，匡正国君。这要求为臣者始终坚持原则，秉持仁义。“君有过则谏”，臣子要敢于批评和纠正君王错误的理念及其做法。君王犯错误，不仅危害自身利益，更是危害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为臣者若没有道德原则，明知君王犯错而不谏止，一味逢迎君王的好恶，实质是助纣为虐，“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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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罪莫大焉。而当君王不听谏诤、不改正错误时，贵戚之卿可以废弃君王，异姓之卿便可以自己离职。

结语

孟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联系社会的现实，把民本思想发展成为较为系统完整的思想，成为先秦民本思想的巅峰。虽然孟子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其民本思想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但同时也具有缓和社会矛盾、抑制专制暴政的重要作用。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诉求，体现了古代人文主义关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时至今日，孟子民本思想中丰富的精神积淀依然不失其时代价值。“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与运用。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于我们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好地谋民利、解民忧、惠民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