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东西方之间：陈可辛电影的叙事策略

杨柳军

(平顶山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一、时空：时代潮流的隐喻

电影是什么？电影是时间艺术还是空间艺术？毫无疑问，电影属于时空艺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电影是侧重空间的艺术还是侧重时间的艺术？这个问题恐怕就不好回答了。时间和空间是电影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一般而言，商业大片着眼视觉刺激、视听盛宴。在有限的故事时间内，展示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时间跨度往往不大，无形中凸显了故事空间而弱化了时间。而我们熟悉的文艺片，故事时间跨度往往很大，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乃至人的一生。究其根源，文艺片往往着眼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人生内涵的阐释，因而故事时间大致比商业电影要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文艺片更像一部透视人生内涵的鸿篇巨制，凸显时间的显著地位。

众所周知，陈可辛的电影票房与口碑兼具，既艺术也商业，除《武侠》遭遇票房危机，大都具有不错的票房收入。正如陈可辛在央视《开讲啦》节目坦言：“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那你就好好适应世界吧。”陈可辛的电影往往从现实出发，以商业性为外表，骨子里却是文艺片的内核。他的电影往往以漂泊为主题，紧扣时代潮流，在空间的变迁中凸显时间之美。

我们不妨看看陈可辛的成名作《甜蜜蜜》，这是一部很商业也很文艺的佳作。1986年黎小军独身一人从天津来到香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在麦当劳工作的李翘，两个孤独的人终于成了朋友。但世事难料，他们终于被迫分手。黎小军和未婚妻小婷结婚了又分开，李翘也跟了混黑社会的豹哥逃难到美国，豹哥却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丧身。1995年，黎小军与李翘在纽约唐人街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在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中悄然重逢。时间历经近十年，悲喜交加，留下无尽的人生感叹。

同样，《中国合伙人》时间跨度为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有二十多年。长时间跨度凸显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人不同命运与时代大潮的起伏，映射了美国梦的黯然退场与中国梦的悄然登场。在《夺冠》中，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其间穿插郎平与当时的陪打教练之间的深深情感与私人交往，以及两代中国女排的梦想与激情。

陈可辛一贯擅于在长时间跨度中感受人物东西方变化与时代变迁。足可见，其电影对时间的迷恋、对空间的敏感。我国古代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说法，“宇宙”二字暗含了时间与空间。正如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指出的，“电影是第一门能够保证十分完整地控制空间的艺术”“电影首先是一门时间的艺术”。陈可辛的电影就空间而言立足东方与西方，时间上大都纵横几十年。阐述东西方空间跨越、人生的变迁与漂泊主题，对时间的深刻体认是其电影的独特魅力。

二、三角：人物关系的纠葛

古语“食色，性也”。每个人在人生中都离不开饮食、爱情与婚姻。亲情、友情、爱情是我们绕不开的三个重要关系。陈可辛电影故事时间跨度大，离不开复杂人物关系的建构，三角关系的人物设计成了他电影的另一个显著的叙事标签。

电影《投名状》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讲述了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三个结拜兄弟之间的恩怨纠葛。同样，《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三人是典型的成功者、失败者与中间者。他的电影穿插复杂的人物三角关系，凸显人物的复杂心理。在《投名状》中庞青云屠杀打算归顺的“俘虏”一场戏是对三兄弟关系最大的考验。导演将姜午阳的命令、赵二虎的呐喊、庞青云的沉默、士兵的放箭交叉剪辑，辅以抒情的音乐，现场惨不忍睹。三人内心的强烈冲突给观众留下深深的印象。同样在《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三人因为公司是否上市的矛盾逐渐达到高潮，三人行为激烈冲突。导演将场景设计在热闹的宴席过后，宾客离散只剩下三兄弟，大家乘着醉意，孟晓骏说出了在美国的遭遇，三人激烈冲突不欢而散。安静的环境反而衬托出人物内心的巨大冲突。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何导演们都钟情于表现人物的三角关系，特别是戏剧性较强的主流电影，三角关系更是电影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的必选方式？这当中是否有更深层的哲学根源？

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为道，“二”为阴阳，“三”是由两个对立的方面相互矛盾冲突所产生的第三者，进而囊括了万物。所以“三”其实是复杂事物的基础关系，简言之，即使再复杂的关系都是由“三”这个基础关系构成的。“三”是宇宙之数，“三”最大范围囊括所有人物关系。“三”即是多，“三”即是全。“三”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三”暗含了复杂事物的原初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陈可辛的电影人物的三角关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三个人物关系酷似正面、反面与中间形态，或阴、阳与中庸状态。如果《投名状》中庞青云是阴的话，赵二虎则是阳，而姜午阳则是不阴不阳或既阴且阳的中间状态，他的剧作功能是调和庞青云与赵二虎性格与思想的尖锐对立。同样地，《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与孟晓骏二人互为阴阳，是对立者角色，而王阳则是中间调和者。“成东青如何软而硬，孟晓骏如何硬而软，王阳如何软硬适度、充当他们二人之间的黏合剂。”更深一层我们可以大致这样理解，成东青其实代表了东方的“成功”，孟晓骏隐喻西方的“失败”，王阳则是杂糅东西方之间的人物，协调前二者的对立与冲突。

三、情感：多样人情的凸显

电影是什么？或曰艺术是什么？在苏珊·朗格看来，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而艺术符号的内涵是情感。陈可辛电影有着浓浓的、化不开的情感，或许这也是打动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电影骨子里属于文艺片，无论《双城记》《甜蜜蜜》《投名状》《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以及《夺冠》，情感是他电影不变的叙事策略。

如前所述，陈可辛善于设计复杂的人物关系，带来动人的人物情感体验。在漂泊、动荡、巨大人生起伏的时代背景下，人物间的真善美更加难能可贵。从视听语言角度，陈可辛是善于抒情的导演。众所周知，就镜头的功能而言大致有两大功能，即叙事和抒情。一般而言，商业大片镜头较多的功能在于叙事，讲述一个生动的事件，以及人物在面对困难危机时的行动。文艺片则擅长抒情，抒情的镜头往往是人物情感的集中爆发点，直击观众内心的软肋。

《甜蜜蜜》可以被视为电影最浪漫的爱情体验。黎小军与李翘复杂的人物关系杂糅动人的爱情故事，邓丽君的歌曲是二者情感维系的纽带。从大雨中在香港艰难推销邓丽君的唱片，到片尾邓丽君逝世消息传来，在街边玻璃橱窗里再次响起邓丽君的歌曲，歌曲成为影片常用的抒情手段。《投名状》与《中国合伙人》则是友情的经典案例。庞青云充满理想，胸怀壮志，最终理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彻底粉碎；赵二虎率性而为，是一条光明磊落的好汉，但头脑比较简单；姜午阳有着少年才有的天真烂漫、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这是他视如生命的永恒感情。

《武侠》一片因过于迷恋创新，观众一时难以接受，票房不佳让陈可辛一度跌入谷底，但细看本片，也有不少亮点，可以视为亲情典型案例。片中夫妻情与父子情十分抢眼。刘金喜隐姓埋名以新的身份开始不一样的生活。他与阿玉组建新的家庭，在一处偏远小村庄相依为命。一开场的镜头夫妻二人从睡梦中醒来，阿玉一整晚紧紧握着刘金喜的手的特写格外醒目，刘金喜俨然是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但这种宁静很快就被侦探徐百九打破，徐百九用尽手段，想窥探刘金喜的真相。渐渐地，二人结下深厚的友情，一直惺惺相惜。唐龙则是残暴邪恶、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与刘金喜的父子关系是十分畸形的。最后真相大白，不可避免的战斗一触即发。刘金喜的“弑父”完成了自己人性的重生，亲情最终让位于人性和正义。

《亲爱的》中，离婚夫妻田文军与鲁晓娟，因为儿子的意外走失，漫漫寻子之路让二人的离婚关系起了微妙变化。李红琴在面对养子的亲情与法律之间左右为难，亲情的体现尤为深刻。《夺冠》则洋溢着友情与爱国之情。郎平从中国女排队员到美国队教练。特别是郎平力主中国女排改革时，时任中国队教练，即原来的女排陪打教练在背后默默让贤，两人惺惺相惜之情让人顿生无限感叹，女排们带伤坚持练球的爱国之情更是令人动容。特别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国与巴西排球大战一场，电影通过越来越激动的解说、慢放以及关键一球的消声处理，营造致命一球震撼人心的效果，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继而音乐渐次响起，升华了观众的情感体验。

四、命运：悲喜人生的感叹

何为命运？命运，即宿命和运气，暗含时空转化。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大意是，没有人叫他这样做，而竟这样做了的，便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竟这样来了的，便是命运。陈可辛电影凸显漂泊、动荡与时代潮流，其中命运与人生感叹尤其显著，极具丰富的主题意蕴。据说陈可辛姓名中“可辛”二字，是为纪念他出生时母亲难产，“可辛”字面意思暗含“可辛苦的生活”，一语成谶。漂泊的主题来自导演丰富的人生体验，也来自导演对现实命运的深刻体认。

对比《甜蜜蜜》开头和结尾，同一场景，两次出现，镜头角度不同，结尾是对开头情节的反转。开篇黑白场景，黎小军独自坐火车来香港，似乎与李翘毫无关系。但结尾同一火车场景再次出现，拍摄角度与展现范围的不同，观众才发现，原来二人居然乘的是同一列火车，而且还背靠背坐着，下车后两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反思两人后来的分分合合顿感造化弄人，命运感、沧桑感油然而生。还有一处，李翘历经波折在美国终于拿到绿卡，成了“美国人”。在一次导游中，在自由女神像脚下，中国大陆游客给她闲聊提到“现在谁还出来？大陆有很多机会”，李翘内心顿时五味杂陈，也留给观众无尽的思索。《中国合伙人》中“海龟”孟晓骏是三人中最幸运的。他是三人中唯一有机会获得签证出国的，怀着一展抱负的梦想，到美国后却根本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土鳖”成东青被拒签顿感人生最失败的挫折，却成就他最后的成功，真是造化弄人。《夺冠》中郎平与陪打教练的不同命运以及时代变迁对女排精神的不同态度，也同样让人心生无限感叹。

总之，陈可辛电影隐含一种难言的悲剧元素。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杂糅。其电影凸显人物复杂关系以及时代变迁，令人顿生无尽的命运感与人生慨叹。陈可辛电影大都票房与口碑兼具，他骨子里是一个文艺片导演，他的电影凸显时间之美、三角之美、情感之美、命运之美，从而体现电影的哲学之美。陈可辛导演深谙中庸之道，其电影既造梦也体现现实，将对错、好坏、悲欢同时呈现，抑或不造梦不欺骗，一股清新的真诚之风扑面而来。

电影是一段虚拟的人生旅程，电影是一面映射现实的镜子。很有意思的是，李安与陈可辛在这方面都是佼佼者，他们的电影故事背后隐藏着东西方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如果说《喜宴》中父亲在片尾夸张地高高举起双手，可以视为20世纪90年代东方对西方“投降”的话，陈可辛则一再提示东方对西方强势的另一种未来可能。《甜蜜蜜》中陈可辛较早地预言了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合伙人》则隐含了美国梦的隐退与中国梦的登场。陈可辛用电影记录变化中的世界，但不变的是人性的至真、至善、至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