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学关系考论

泰戈尔的诗行，一向高朋满座。春和景明的诗句间，多的是不请自来的读者，落英缤纷的子弟，及络绎不绝的争议。诗乃法器一种。勾起争议是魅力，在任何时代都能持续引发巨大争议，则是一种魔力。百年来，世人用各种误会的方式爱着泰戈尔。这位有着圣人面相的潮流之子，他不属于在精致修辞和对句间表演特技的杂技大师，也绝非怀揣火药和新知的领袖斗士。意外的是，历史让他在一次次翻译和舶来中，扮演了比之更为鼓噪和深远的角色。

素朴与中庸

在席勒的著名文章《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区分了两类诗人之后，以赛亚·伯林笃定地宣称：“在席勒的意义上，他（威尔第）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素朴诗人。”①此后的现代诗人几乎都隶属于感伤类型，他们钟摆般徘徊于身心俱疲和永不疲倦，他们如利刃——刺杀时代，融合了不竭的狂怒与亢奋;他们是刺客，亦是被刺者;他们是矛盾本身。时代土壤似乎再难出产平和健康的素朴诗人，然而柏林的论断为时过早，在世界的东方，泰戈尔继承了朴素的健康，以古老的诗学思考方式为变动的时代提供了崭新的阐释。

兼备了素朴诗人的血统和感伤诗人的处境，泰戈尔生活在自己的音乐之中，没有一丝创伤的痕迹，如同以赛亚·伯林对威尔第的观察，“这里没有超出对象之外，要达到某种无限的无法企及的高度的努力，没有在对象之外迷失自己，没有什么隐秘的目标，没有试图融合对立世界——音乐的与文学的，个人的与公众的，具体现实的与先验神话的世界”②。相反，素朴的泰戈尔令那原本对立的世界愈加彷徨。他激发出诗学之外的广阔革命——诗学问题与观念革命、社会革命相伴相生，并引发出各自的政治后果;他融入中国的历程与催生出新诗的文化时局间，有一番深刻复杂的互撩;他炉火纯青地使用那些陈词滥调，并从其他更恶俗的滥调中夺回了诗歌的观众。他像诗歌中的主食，世人尽可以批评他缺乏营养，鲜少花样，却不可否认其得到了最多吸纳，经得起诗学最刻薄的责难。这位20世纪印度最后的素朴诗人，在中国完成了他自己。

多年以后，泰戈尔卧床不起，依然记得在中国度过的那次生日③。当晚的协和大礼堂名流云集、笑靥交映，如同一颗芬芳夜明珠，引逗着京城一等一的才俊佳人。这个乱世中的曼妙之夜专为他而来。俏艳的陆小曼亭立在礼堂门柱前，积极分发着剧目册页。四方宾客怀揣新月社请柬款款而入。坊间交耳相传，为了排演这出泰戈尔名剧《齐德拉》，新月社同人们疯魔了几个周，从布景到服装、道具种种开支用度惊人。正式开场前，主席胡适操着黑白电影对白式的老派英语，致辞欢迎这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文学巨子，他手一抬，代表知识界慷慨送出十九幅名画和一方古瓷贺寿。欢呼声未平，他又郑重不失诙谐的宣布，梁任公今日给泰翁新取一中文名：竺震旦。来自崇拜者们的鲜花、礼物、掌声几乎让泰戈尔应接不暇，他彬彬有礼地起身上台致谢并发表演讲。紧接着，丝绒大幕徐徐拉开，冠绝无二的林徽因，初登台便惊艳四座，被赞“服装特出心裁，奇美夺目”④。戏台一亮，大鼎、神座、朱红殿柱，光是这梁思成匠心打造的布景就叫人凝神屏息。平日里惯于辞章间唱念做打的文人雅士今儿一个个扮上，演王子的是哈佛归来的张歆海，演爱神的是天生的爱棍徐志摩，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林长民则演春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⑤;王孟瑜、袁昌英、蒋百里、丁燮林等一众知识界能人在剧中龙套跑得不亦乐乎。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以新月社和《晨报副刊》为中心的一圈崭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是夜，全剧从头至尾英文出演，单是林徽因之音吐佳妙，徐志摩之滑稽神情，就够报业津津乐道上好几个版面。不足一月以前，台上的这对年轻人陪同泰戈尔刚去法源寺赏过丁香，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合影，后世戏称“岁寒三友”⑥——林徽因若梅，徐志摩似竹，泰戈尔如松。

这一年，泰戈尔六十四岁。清明时节，他从上海登岸，近五十天时间，在中国地图上画了半个圈。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汉口，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春天里的长卷，现代科学大大收缩了神秘的疆域，但这片古老而日新的土地仍让他心有戚戚。他因此称自己的中国之行，是“一个进香的人，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⑦。国民革命运动方才兴起，当激进革命派时刻提防着落得旧社会的陪葬品，他却同时被某种高深莫测的过去和辽阔的未来激荡召唤着。

文学在和平年代带来的是战争的艺术，在乱世带来的则是和平的归属。自打来到中国，泰戈尔就没有半个空闲的日子。不到两个月，他发表了近四十场公开演讲和沙龙谈话，大谈“复活东方文化”和中印友谊。用鲁迅的话说，他“几乎是印度唯一的被听到的文学声音”。同时期，中国也没有他那样世界级的文学巨星。既然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曾代表失语已久的东方在西方世界里发言;兵匪交迫时节，各方势力自然都渴望借助他的声音，为中国乱局独辟一条蹊径。彼时，新文化运动正受到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首的“学衡派”，章士钊打头的“甲寅派”，和辜鴻铭等“玄学派”的三面夹击。鏖战正酣时，泰戈尔被几方拉扯，绑上战车，成为治愈民族创伤的灵药、福音，抑或是骗术、迷毒。燠热的政治气候中，“迎神与驱傩”⑧同台共舞，就连周作人也忍不住发牢骚，文化界对其“不免有点神经过敏了”⑨。

不论泰戈尔情愿与否，在这片土地上，他拥有一流的朋友和一流的敌人。泰戈尔的父亲戴宾德纳特·泰戈尔及祖父德瓦尔伽纳特·泰戈尔都曾经造访过中国⑩。他本人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次访华，每一次都在中国知识界掀起飓风。和争议构成反差的，是他每一帧都风和日丽的文字，恰似飓风中心的风暴眼——那几乎是他周身唯一的安宁之所。挺他的人，有文学研究会和新月派等摩登知识分子，梁启超、蔡元培、徐志摩、郑振铎都推崇他;请他吃过饭的有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段祺瑞、地方军阀阎锡山;送他礼物的有梅兰芳、齐白石、刘海粟、宋庆龄;给他发公告的人是溥仪。讨厌他的是谁呢？鲁迅专门写过文章嘲讽他，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林语堂对他多有不敬，陈独秀干脆骂其“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11，讥讽他要再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12，甚至邀约胡适，策划在《中国青年》开辟专版特号批评泰戈尔，被太极高手胡适闪躲过去。

不要忘了，陈独秀可是中国第一个翻译泰戈尔的人。早在1915年10月，他就翻译并发表了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赞歌》，并在注释中赞其“诗文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而时光到了1924年，陈独秀劈头盖脸写下《太戈尔与东方文化》《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系列讨伐文章（“太戈尔”为当时译名，以下引文均同此），鞭挞泰戈尔的“奴隶的和平思想”使得“印度、马来人还过的是一手拭粪一首啖饭的生活”13。仅仅九年，二人思想分道扬镳，冰炭不相容。

从最开始的追随者，到最激烈的反对派，陈独秀绝非孤案。就在泰戈尔访华的流量巅峰期，新文化运动骁将们纷纷出招。《中国青年》开辟“泰戈尔特号”14，对这位戴印度小帽的年迈诗人集中开火。曾翻译过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并在自留地《小说月报》上大肆鼓吹过他的沈雁冰，此刻翻脸道，“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15。向来文辞夸张泛滥的郭沫若，一年前还沉湎于自惭形秽，称在贵族的泰戈尔面前，自己是“一个平庸的贱子”16。且不说其忆起自己日本留学时初读泰戈尔诗之情景，“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淡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17，他甚至在访谈中自诩，“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18。然而就在泰戈尔访华不久，郭沫若转而斥其为“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枷”19。

诚然，泰戈尔的诗让人很快爱上，又很快感到不满足。但究其根本，在革命的文学史中，诗反倒成了诗人最不要紧的部分。左派人士对泰戈尔的讥讽，大多与诗学无关，夹带着各色主义间的党同伐异。萨义德在谈论知识分子的忠诚时，笼统提到两个名字，一个是古巴的马蒂（Jose Marti，1853—1895），另一个就是印度的泰戈尔，认为他们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爱国绑架20。泰戈尔呼吁重振孟加拉语，对西方“邪恶的馈赠”21保持警惕，一心期冀重返梵天和心灵应许之地，这些非暴力思想在激进左派眼中堪比毒物，是“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22。国家正饱受蹂躏，内忧外患，抗战一触即发，此时大谈内心安宁，委实太过奢侈，然而殊不知泰戈尔在印度恰是因为拥抱西方文明而饱受委屈。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这位克己复礼的诗人始终坚持着两边不讨好、左右不逢源的中庸之道。

他“坚决地站在中间道路上，没有背叛他看到的艰难的真理……夸大其词和走极端是比较容易的”23。世人尽可诟骂他过分革命理想，亦可掉过头来怪他太过顽固守旧。像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拔河比赛，牵拉双方都急于从他身上索取一些正面或反面教材。他的文学因而背负了太多审美以外的功利化营生，不可救药地跟政治缠绵在一起。

不幸亦为万幸。泰戈尔所面对的是个人和时代、中西之间、古今之间、雅俗之间的永恒缠斗与多重误解。这一切矛盾，仿佛水被吮进海绵，统统汇入他广博的灵魂，有如一声温柔的巨雷，那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迹”24。

小诗与翻译

喇嘛说，灵迹不会发生第二回。

可谁承想到，泰戈尔的诗是一出循环上演的奇迹——它在临摹和翻译中一次又一次发生。五四以来，对真理的探寻和对新诗的探索相伴相生，泰戈尔被深深卷入政治话语的同时，亦无可替代地揳入中国新诗持久而深入的辨析之中。如果说他的诗掺和进时局政治，如同豆腐和沙子搅在一起难分彼此;那么《飞鸟集》嵌合新诗诗艺则如一颗膨胀螺丝打入背板，任它前方的壁画笔画日渐复杂，诗艺日臻成熟，背后的承重永远绕不过那最基础的、粗简细小的螺丝钉。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泰戈尔诗中藏有中国现代诗在造型艺术、表达技巧、内涵结构等诸多方面可加追溯的雏形和原点。有关新诗的探讨，绕不开一遍遍返回《飞鸟集》。

文学和人一样，有它的生老病死。《神曲》和《荷马史诗》活下来已成伟大的标本，《飞鸟集》却依然是聒噪鲜活的小生命。秘诀就在于，它在每个时代自我翻新。某个历史语境下一度无法超越的范本，伴随着世风迁徙和人类自我认知的推进，不断转世，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如同一颗顽强的原始种子在不同语言中自由的生长，《飞鸟集》被反复重译，且越译越新。坦白说，这得益于原文的不完美，但同时也彰显了其非凡的韧性和弹性。泰戈尔的中间道路，曾让他前后受敌;他的文字亦如印度的人口般繁茂，让真金经得住火炼——它经得起翻译折腾，付得起口舌代价。

《飞鸟集》最早出现在1921年的《新人》杂志，当初的译名为《迷途的鸟》25。此后流传最广的当属郑振铎的译本，他于1922年和1923年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兼有剧本《春之循环》。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跟他一道提名的还有一个东方人——北大留辫子的教授辜鸿铭。就在那一年，他开始进入中国。民国以来，泰戈尔的译者阵容强大，李金發翻译了《吉檀迦利》《采果集》，王独清翻译了《新月集》，茅盾翻译了《歧路》，赵景深翻译了《采果集》，叶圣陶、沈泽民、刘大白、黄仲苏、徐培德等翻译《园丁集》，瞿世英翻译《春之循环》《齐德拉》，黄仲苏、高滋翻译《牺牲》《马丽尼》，江绍原翻译《邮局》，梁宗岱翻译《隐士》，冰心翻译泰老又一代表作《吉檀迦利》。一时间满纸争说泰戈尔，成为20年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飞鸟集》的译本最为富饶，有郑振铎不断再版的经典译本，有传统文人姚华以古典诗词形式译出的《五言飞鸟集》，亦有冯唐式的调侃——有人称之为翻译界遭遇的一次“恐怖袭击”。今年我们又读到了经典新读系列刘锋纯粹华美的译本，将泰诗从庸俗化中拯救。花式百出的翻译，都得以在泰戈尔诗行中各自栖息，美美与共，这恐怕又是泰翁的一大魅力。

如同伊夫·博纳富瓦所观察到的那样，“诗语与其他一切言语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只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翻译……要评价在另一种语言中的迁移，首先得思考诗意本身的性质问题”26。倘若我们试图对《飞鸟集》的各种译本作出合乎诗学的评判，前提是辨明泰诗本身的诗意属性——究竟是何等天赋，使得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迁徙频繁遭遇“幻觉”;又是何等异禀，令它始终鼓励译者冒译界之大不韪三番五次打破边界。

要描述这一切如何发生，我们必须回到那“奠基性”的时刻——亦即“语言产生之初发生的事”27。

现代诗并非定格之物，相反，它处于不断的分娩之中。停止分娩的一刻，往往是僵死之时。其受孕就发生在一瞬间，犹如氦闪光顾大地，那是一次存在的颤抖。片刻之间，可生出一番新天新地。“诗人的神经像最敏感的天线，接收着历史、宇宙传来的电波”，伴随着“心灵的突然豁亮，或智慧的突然爆发”28。唯有诗之真核，可以承受这一番宇宙大爆炸，打开领悟的瞬间，它的能量足以让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领悟到更高、更富哲学意味、更普遍的某个真理”29。较之于诗，其他文体都有更强的世俗化属性，往往于铺陈之中消解冲淡了刺眼闪电和万古哀愁。“文起八代之衰”，自韩愈起，文体改革亦如宗教改革，逐步剥离形式束缚，反对“言文脱节”，走向“文以载道”。清末以来的文体改革则日渐洗去士大夫阶层的底色，走向大众，至白话文运动到达世俗化的顶点。文言文的退场，伴随着古典秩序的陨落。新道德、新美学、新认知、新问题，无一不闯入诗门，进入新的语言。“旧诗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30在新事物的敦促之下，新诗急需找到自己的形式感和抒情方式，泰戈尔的诗恰为彼时的新诗提供了易于上手的造型艺术乃至思维方式。《飞鸟集》最擅紧抓突发的思绪或意向，进而引至哲学高度，其散文化的表达又迎合了文体解放，完美匹配废名先生的择诗标准——“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31

某种意义上，《飞鸟集》和中国新诗几乎是青梅竹马一同长大，就连文法都同行同止。诗歌作为语言的领跑者，《飞鸟集》多番尝试的翻译，无形中带动了白话文文法的成长。朱自清先生在对白话和文言的辨析中论及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文言文囿于格律的形式之美，往往不重文法32。在文法的不拘之中，自有一番灵动和不驯，亦成就了文由气生的妙不可言。今天甚至可以将文言狭隘地理解为一种精英化的文学语言，正是它的精美绝伦成就了中国这一诗的国度。然而白话文自开创伊始，就笃定要无差别面对最广阔的人民，其广泛普及，必须有规范的文法作为支撑。而这些文法，很多都是向翻译借鉴获得。胡适在《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中提到“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33，他同时注意到白话文在语法结构上有英法文的特征。如果我们将其反过来倒推——在同一文本的不同翻译之中，开启了文法的变换空间。作为最高频重译的诗集，仅当代以来《飞鸟集》已知译本就已超过十五种。不断翻新的翻译，成为新诗文法最好的操练;《飞鸟集》亦借此完成自身的新陈代谢。

“诗与其说是一个文本，不如说是一种光芒四射的物质，而译者要负责的正是这种物质。”34诗人从虚空之中领受这明炽之物，再将这一火球传给译者，每个经手之人必燃烧自己的一部分血肉以接住这团骚动。据说，让·科克托写于1903年的戏剧《人类的声音》是“全世界女演员最想演的剧本”。《飞鸟集》恐怕也是译者们最愿意去挑战的翻译。它给予了翻译者最大限度的自我。泰戈尔的译者，都像勇敢的演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思想、文辞、个性重新将他在中文世界里演绎。如同一出所有演员争相冒头的戏剧——几个简单的道具、只言片语的断语、简洁的布景，这个舞台没有规定性，朴素的台词却变幻万端，角色的性格全由译者定义。你尽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你自己，而这原本是翻译的大忌——泰戈尔又一次肇事挑起翻译界的天问：究竟是读者优先，还是作者优先？译者弑君篡位，究竟该被历史接纳，抑或诛杀？冯唐的翻译将泰戈尔推上争议潮头。支持冯唐的人抬出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目的论”，反对者则搬出“信达雅”三座大山予以镇压。人们都说，老泰气得要掀棺材盖了！可谁晓得，墓床上静观的泰戈尔没准儿在暗自等待另一位译者来证明冯唐还不够激进？

几乎是一种魔性。救亡图存的年代，泰戈尔被迫卷进救国话语、科学与玄学、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漩涡;文学日渐边缘化的消费年代，他亦可无事生非闹出一场论战。一个世纪以来，泰戈尔都是中印情感中的最大公约数，《飞鸟集》更是收获了数量惊人的批评与模仿。译本之众多与风格之善变，并未劝退前赴后继的译家。依照译界之常理，当一个文本出现了难以超越的经典译本以后，多数译者难免心有忌惮，往往绕道而行。而《飞鸟集》作为我国最早介绍和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其参与人数之众，发表刊物之广，更新速率之高，确为五四以来所罕见。即便冯唐之后翻译泰戈尔的诗，已变成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也丝毫阻挡不了多方名家兴致不减，赴会一场语言的鸿门宴约。似乎，翻译《飞鸟集》正演变为译者的才艺独秀，抑或一场没有终点的行为艺术。面对翻译的背叛，在每一招险棋背后，源文本一面召唤，一面践行着乔治·斯坦纳预言的某种厄运——“涵义是被人们带回军营的美丽俘虏。”35

若非要揭开这美丽俘虏的面纱，眼前是一张天真却莫测的面孔。“一生中都用一种美学的态度来对待哲学问题”36的泰戈尔，崇尚的是“梵”，亦即万物有灵。基督教和印度教都是他的好老师。如果我们将他放在经学系统中加以考察，他的诗歌大门夜不闭户，清风徐徐般的性灵，乃是由梵音生发而来的对人的启迪。

一千个人就可以有一千种对经的读解。

一个过客，不必装备任何时代背景知识，连艺术修养也非必需，就能眠进他的鸟语花香。他像诗歌界的莫扎特，听多了兴许腻味，却真真切切敞开怀抱迎接各路毫无准备的聆听者。那是自德彪西以来，现代艺术丧失已久的纯真与可爱，是一番清澈见底的永恒。没有知识的疾病，没有艺术的疯癫，这些稚气的诗句，保持着早已被艺术抛弃的珍贵健康和天然和睦。技巧上的不成熟，反倒成就了新诗的真挚与生机，如同废名所言“这个幼稚正是新诗的朝气，诗里的情感无有损失了”37。他因此和那些造作的“舞蹈大师”区别开来，他们带着“装饰的假发，朗诵着有节奏的对句和精心拟制的隽语，在浅薄无生气的沙龙里与一些小摆设为伍”38。

当卢梭、瓦格纳、波德莱尔竭尽全力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泰戈尔朝着后退的方向，努力让事物保持原样。他以少见的直觉，轻而易举走入客体，走入事物的核心。如同一个打坐之人，拒绝艺术上的现代化革命，有意创造一种道德和灵性上的优越。他因而绝不承认自己老古不化。1924年泰戈尔在北京一度辩解：“物质世界的嘈杂极其古老。人类精神世界的揭示才是现代的。我立于后者，故我便是现代的。”39不曾料想，他这番宜古宜今的尝试，竟复活了中国自古有之的小诗传统。某种意义上，泰戈尔诗中，保有中国新诗的珍贵童年。中国的新诗探索者们，多多少少都曾为泰戈尔所照耀。20世纪20年代，随着白话文的成长，传统文体都面临现代化转型。而每一种文体，转变的难度大相径庭。小说适应语言环境相对容易（过去也有白话小说），散文次之，这其中诗歌的转型最难。中国古诗是严格参照格律，数着节拍写下的精美音响。白话文伊始，新诗的创作可谓一场创世纪。诗人們几乎是在全然不知何为创作的懵懂中摸黑下笔。最初的新诗是胡适《尝试集》里那些潦草诗句，我们至今仍可以大逆不道问一句：假如胡适错了呢？假如新诗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呢？新诗破壳而出，诗人们纷纷从各路语言中借来崭新的表达，刘大白、周作人、冰心等找到了另一种味道的新诗——深受泰戈尔诗灵滋养的小诗。

周作人在《论小诗》一文中说，“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至四行的新诗”。小诗依凭的是“忽然而起，忽而减”的“刹那感觉之心”40，照搬的正是泰戈尔的诗路。不用开花，直接结果，这一番特殊的逻辑安排，甚至辐射至如今诗坛流行的截句。古诗词有绝句、律诗、词、赋等诸多门类，新诗在潜意识里同样渴望更多的色彩和类别。小诗自成一派。

这些雏形中的现代诗颇有几分俳句的样子，实际上泰戈尔的诗也脱不开俳句的影子，只是他不再恪守俳句那些严苛的规矩，比如第一句必要的“季语”，比如五七五的铁律，又比如不能出现比喻——要知道泰戈尔最擅联想比喻等形象思维，远非凯恩斯爵士的“用思想思想”。《飞鸟集》中比喻点球记分连连，显然违背了彼时在欧美风头正劲的“意象派”的某些戒律：“诗中不要比喻——要表达，而不代表;不说教，不反映人的经验（这条有使作品缺乏人情味的危险）。”41有俳句的精简，但没那么多清规戒律;有“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42，又多了一分人情味和可资借鉴的人生经验，这大概能解释《飞鸟集》缘何往来东西、深浅咸宜。俳句意象之间是直通的，是节制东方美的表达，泰戈尔无论如何都要更滥情一些，更有青春期特质。其天真的暗示、明确的启发和孩童皆可习的散文化表达，给国人带来了一番崭新的美与智的体验。这貌似人均有份的诗情，好比基督教会每周末分发的免费午餐，领入了大量零基础的诗歌入门者，激励人们跃跃欲试地模仿。冰心受其影响写出的小诗“墙角的花”，至今还是中小学生修习诗歌的出发点。1924年冰心赴美留学，往后诗写得少了，小诗随之鲜见于文坛。泰戈尔也日渐归为职业诗人们一去不返的青春期读物。

此等“过时”的诗句，大约会一直存活下去，只因人类也没有显著进步，只因一代与一代终究隔阂。

泛爱与乐天

一战爆发后，泰戈尔拒绝了英国女王授予的勋爵，在美国亦遭冷遇。岂料“泰戈尔热”如一场热病，席卷了整个日本和中国。

这场热病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便在不通文学的人当中，也引发了恣意泛滥的迷拜与共情。令人惊奇的是，泰翁精湛的诗艺，并未灭顶于群氓之流，诗在诗人死后从未停止成长——它们持续成为人性中的一部分。文字的容器空了又空，永久地注入时代新生，《飞鸟集》从汉诗的根系上一次次发芽，它一面过时，一面重生。

徐志摩在《太戈尔来华》43中提到：“问他爱念谁的英文诗，十余岁的小学生就自信不疑地回答说太戈尔。”这位“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的”44诗人，“拿着作为真正人类关系之基础的不可计算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45，获得了最广阔的信众。叶芝在写给萝西夫人的一封信里说，“现代诗人很多是将镜片贴近眼睛的金匠，但这不应该是你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我们走在另一条大道上……那里有广阔的情感和传统的支撑，诗人可以大踏步走在人群前面……”现代诗羊肠小道走得太久，泰戈尔走向的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简直跟人群不分你我。网络上至今流传一首泰戈尔“代表作”《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查遍泰戈尔全数作品，也找不见这首诗的踪迹。这则心灵鸡汤最初出现在《读者》杂志46，多年来“寄存”于泰戈尔名下，不断被报纸杂志转载，并收入语文阅读教材。然而，即便心知此诗系“高仿”，还是挡不住出版商将其堂而皇之印上泰戈尔诗集封面。一般而言，只有生平难以考据的古早作者身上才会发生此等错位。一个现代作家，生平详尽可考，作品里竟混入了托名之作，实在是有趣的现象，也证明了泰戈尔非凡的吸收力——通俗的、高雅的、大众的、小众的、好的、烂的……人们坚信他都写得出来。似乎任何一首无名小诗都可以扫到他名下。任何人都可以模仿他，即兴在车票、厕纸、烟盒背面写下几行生活感悟。这些即生即灭、随手丢弃的灵光乍现，十年以后没准就登上了泰戈尔诗集的封面。这种与“福尔摩斯”“柯南系列”命运相似的同人自发创作47，在诗歌界还绝无仅有。泰戈尔的文学世界从而有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所有可爱的，都是神圣的！”48这些诗句俘获了原初生命中涌动的闪光点，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亲人，他们毫不生分，同为大自然生命体中生机勃勃的一枚碎片。在这一特性上，泰诗亦可与中国古典田园诗隔空握手。当工业化和消费主义瓦解了人类的共通连接，毁损了爱、忠诚和信仰的闭合电路，人类社会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体和部落化的群体，泰戈尔用他人道主义的宽厚，在文学中重新连接起人类最基本的感性——那是属于梭罗和席勒所倡导的不含人本主义偏见的天真与朴素;是全然活在当下、毫无债务的精神满足;是内心深处从未开采过的灿烂;是人与万物之间纯洁的爱慕与尺度。仿佛春天就在他这一方芳草地复苏。轻轻一点，世间万象瞬间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唯有季羡林窥探出其风光霁月中隐藏的怒目金刚。然而即便在最激烈的拉锯中，他泰然自若的文字也绝不带有文化讨债式的意气，泰戈尔从不和自己作对，也永远不会灰心。他所收获的纯熟的“金色的智慧”49，夹带着印度的灵修文化和瑜伽文化，是古老东方不同于现代科学的另一套对世界的解释方法。东方哲学对生命的体认，找到了一个诗人的嗓音。“西方的人生目的是‘活动，东方的人生目的是‘实现。”50当“向外求”的西方文明造成了骇人的浪费和精神世界的濒临枯竭;“向内求”的东方灵性试图治愈人心，开掘灵性的成长空间。

“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灵魂能容纳一切。”51洪熙注意到，泰翁的哲学同虚无哲学、周易哲学以及梁漱溟的孔家哲学都有共同语言52，和王阳明亦有类似之处，既虚无又很有实操功效，商业社会的人群很是受用。某种意义上，泰戈尔是现代心灵鸡汤的鼻祖。郭沫若则相信其泛神论思想，通向的是“我国周秦之际和宋时代一部分学者”53。其“泛爱”与“疗愈”，远不止林语堂口中的“精神安慰法”，更接近于现代修行中的“身心灵”。当黑暗和痛苦大量涌入现代诗，泰戈尔是罕有的“光明之子”，他天性里有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乐天”，如同1913年中文世界首篇引进泰戈尔的文章所言，“不在知世界之有苦痛，而在知转苦为乐、转忧为喜”54。他不扮演现代意义上酷感十足的“守夜人”，相反，由于其面貌和道路的中庸，泰戈尔始终更像是白日的赞美家。这使得他持续获得大量文化层次较低的善男信女（如果他们的崇拜对他不构成侮辱和损害的话）。之所以可称他为赞美家，因其对“悲剧意识”的远离——泰戈尔始终不肯承认无法消解的矛盾与充满魅力的偏废，不愿割舍对完美圆满的憧憬。这同时导致《飞鸟集》中缺乏现代诗对抗和竞技的游戏。罗尔斯说：“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各平等的公民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因而也的确无公度的和不可调和的善观念。”55泰戈尔的“自由”，显然与西方自由精神大相径庭，他更关心的是生命的普遍存在状态，而非个体的意见;他流连于人类的童年时代，信任普世的和谐之音。诗人对待文字的态度，连同对待生命的哲学，统统脱不开所属文化的天道与根性，我们亦可由此勾连出印度诗学与中国文化间的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其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乐天達观”都有默契，亦与佛教中的“慈悲”不无渊源，梁启超在论及这位东方诗学的大表舅时就使用了佛经中的“悲智双修”一词。不论《飞鸟集》还是《吉檀迦利》，都对上苍充满了奉献意识，是跟神对话的写作，充满规范自我的倾向与意识。“让他们活在他们自己选定的啸啸烟火世界。/我的心渴望您的星辰，我的上帝。”56

任世风百般变迁，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泰戈尔都会是一位好教友，拥有亲和力的心灵导师，值得托付的可靠知己。难以说清，这究竟是一种前进抑或后退——在东方文明的根性中建造现代知觉，在现代世界返回梵天。然而不可否认，这套诗歌瑜伽，锻造出一派可供瞻仰的风采，舒展了一代代焦灼的心灵，慰平了无数公开或秘密的创口，医治了万千无法安宁的思想者。

罡风狂浪中，泰戈尔始终是南亚的一盏明灯。南亚次大陆的季风一年年灌进《飞鸟集》字里行间，这些“写于丝绢和扇子上的点滴思想”57，曾经乘兴而来，即兴赋诗题赠梅兰芳;也曾败兴而归，月老牵线失策徐志摩与林徽因58;它们变色龙般，在不同时代换上适应环境的不同色彩，却永远能咬住时代核心地带的社会、道德和审美问题。结合了伟大和平庸，这些诗身段柔软，对付着善变的时局与人心，它们对这片霾天的造访还远未尽兴。

【注释

①②[英]以塞亚·伯林：《威尔第的“素朴”》，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35、36页。

③侯传文：《寂园飞鸟：泰戈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53页。

④⑤《竺震旦诞生与爱情名剧〈契玦腊〉》，载《国际公报》1924年第2卷第26期。

⑥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第33页。

⑦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太戈尔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讲》，《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0号，第126页。

⑧王燕：《从“撒提”说开去：鲁迅的泰戈尔评价刍议》，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⑨周作人：《“大人之危害”及其他》，《晨报副刊》1924年5月14日。

⑩39英德拉·纳特·乔杜里：《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1陈独秀：《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周报第67期，1924年5月28日。

12陈独秀：《巴尔达里尼与泰戈尔》，《向导》周报第67期，1924年5月28日。

13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8日。

14《中国青年》1924年4月18日第27期“泰戈尔特号”中，有陈独秀的《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瞿秋白的《过去的人：太戈尔》、沈泽民的《太戈尔与中国青年》、亦湘的《太戈儿来华后的中国青年》等文。

15沈雁冰于1920年翻译泰戈尔短篇小说《骷髅》，发表于《东方杂志》第17卷2期。1923年9月末，他与郑振铎选译了泰戈尔的诗集《歧路》，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1年至1923年间，茅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刊发了众多鼓吹泰戈尔的文章，其中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的“文学家研究”专号中就有郑振铎的《太戈尔传》《太戈尔的艺术观》，张闻天的《太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太戈尔的妇女观》《太戈尔的“诗与哲学观”》等。然而1924年，茅盾转变态度，写作了《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太戈尔与东方文化》等文（分别发表于《国民日报·觉悟》的1924年4月14日、5月16日）批判泰戈尔思想，并表示：“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

16192253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国民日报·觉悟》1924年4月14日。

17郭沫若：《我的作詩的经过》，《创造周刊》第23号，1923年10月。

18郭沫若、蒲风：《郭沫若诗作谈》，《权世界》创刊号，1939年8月16日。

20萨义德在评论泰戈尔和马蒂时写道：“虽然他们一直都是民族主义者，但绝不因为民族而减低他们的批评。”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9页。

212345[英]以塞亚·伯林：《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载《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303、308、297页。

2444徐志摩：《太戈尔》，《晨报副镌》第112号，1924年5月19日。

251921年1月《新人》杂志7、8期合刊上发表了署名王靖的译文，译名为《迷途的鸟》，共有171章。

262734[法]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许翡玎、曹丹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第1、13、51页。

2829郑敏：《文化·语言·诗学——郑敏文论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第33、53 页。

303137废名：《谈新诗》，商务印书馆，2018，第7、4、62页。

32朱自清：《白话与文言》，载《朱自清全集》第八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第199页。

33胡适：《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载《胡适留学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939-945页。

35乔治·斯坦纳：《巴别塔之后》，载伊夫·博纳富瓦《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许翡玎、曹丹红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第30页。

36维西瓦纳特·S.纳拉万：《泰戈尔评传》，刘文哲、何文安译，重庆出版社，1985，第41页。

38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载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39页。

40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刊》1922年6月21日。

41[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第31页。

42[英]托·斯·艾略特：《回顾（1918）》，郑敏译，载[英]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108页。

43徐志摩：《太戈尔来华》，《小说月报》第4卷9号，1923年，第1页。

46这首仿为2003年第14期上的引诗，摘自同年第5期《女子文学》（现改名《女子文摘》），最初来源于网络。

47同人写作往往发生于流行文化领域，在这种亚文化中，同人可以将喜爱的人物或故事抽离出原作，进行二度创作，也可将原作加以续写，改变情节，甚至混入原作之中。

48Anthony Ashley Cooper，The Moralists：A Philosophical Rhapsody，London，1709，part 3，section 1，p158.

49“我攀登过高峰，在声名荒秃的巅峰找不到庇护所。引领我，我的向导，在日光褪尽之前，进入安谧山谷，那里人生的收获纯熟成了金色的智慧。”参见泰戈尔 《飞鸟集》，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50冯有兰：《与印度泰谷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第139页。

51泰戈尔：《在爱中彻悟——正确地认识人生》，载《泰戈尔全集》第19卷，刘安武主编，刘竞良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59页。

52洪熙：《太戈尔底迷途》，《觉悟》第4卷第27期，1924年4月27日。

54钱智修：《台峨尔的人生观》，《东方杂志》1913年第10卷第4號。

55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第434页。

56泰戈尔：《飞鸟集》第286首，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57泰戈尔曾说，“《流萤集》，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彼时我常常应人之请，将我的点滴思想题写于扇子和丝绢上。”

581924年泰戈尔访华，充当翻译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泰戈尔一度还想牵线，后来发现不成，当初还写了一首诗，即《流萤集》第66首：The blue of the sky longs for the earths green，the wind between them sighs，“Alas”. 参见泰戈尔《流萤集》（英汉对照），王钦刚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第66页。

（戴潍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