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性”重构批评伦理

江飞首先是青年学者，其次是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作家。然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和高效化的当下，学者、作家、评论家等因角色定位的不同和专业领域的差别而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但在文学批评已然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中，三者的身份界限又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化了。正因如此，江飞并不满足于只当知识型的学者或者技术型的专才，而是将上述三重身份加以贯通而进入超越之境，并游刃有余地发挥着多重身份融合所带来的独特优势。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像江飞这样既专攻文艺理论，又潜心于散文创作，尤其还擅长文学批评的学者，正是鲁迅曾召唤的“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坚实的，明白的”批评家。在个人的阅读感受中，江飞的文学批评能够在学术、批评和创作之间互动互渗，呈现出一种思想性与审美力并重的批评品格。显而易见，从江飞的学术论著和批评文章着手的话，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他文学批评的思想言说、伦理逻辑以及学术理路。

一、重返“文学性”与批评范式建构

在十年前初识江飞时，读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何处还乡》等，我深切感受到当时的他试图以“还乡”的姿态宣告“‘80后作家正以透彻而深刻的生活体验扎实前行，不仅显现出当前散文的现代性‘伦理意义，而且还向当代文坛竖起了生命伦理写作的鲜明旗帜”①。如果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是多维、多向和多元的，那么评论家的文学批评则必须有一个基准的根底和方向。熟悉江飞的人都知道，他是安徽大学文学硕士，跟随王达敏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攻读博士，师从童庆炳教授。毕业几年后，他又到复旦大学入朱立元教授门下做访问学者。在多年的理论学习和学术训练中，江飞无疑具有了完备的知识结构、扎实的理论功底、宏阔的学术视野、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当然，这种理论素养的养成得益于雅各布森、巴赫金、巴尔特、胡塞尔、本雅明、狄尔泰、昆德拉、布鲁克斯、朱光潜、蒋孔阳、童庆炳、李泽厚、朱立元等中外作家及理论家的思想滋养。不过，他并不沉溺于高深的理论和新奇的术语，而是“复古”式表现出对“文学性”的兴趣和偏爱。

从2012年发表论文《以“文学性”为中心：文学理论教学的结构重建》，到2013年完成博士论文《罗曼·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研究——以“文学性”问题为中心》，再到2020年出版专著《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江飞大体完成了他关于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体系的建构，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论重建的努力。在其专著的理论框架中，江飞以“了解之同情”为研究立场，致力于理清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和丰厚内涵。一方面，他通过高度的历史语境化和文本细读，全面考察并还原了雅各布森率先提出的“文学性”命题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流变中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则切入语言学和文学学的跨学科研究，着力揭示了现代文论与批评话语之间互鉴关系。其中，“文学性”是最核心的概念，理所当然也成为他开展文学批评的基本视域。

在江飞看来，“随着文学观念的不断变化发展，‘文学性这个充满着变数、历久弥新的话题，依然不断地得到延续和增值，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于我们都不只是过去的丰碑，而是不断被当下所唤醒、所利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②。既然有可以充分调动的理论资源，也有对“文学性”的深刻认知，那么势必会影响乃至决定其批评观念和批评方法。事实上，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界说并不严谨，后来的形式论者才将其进一步明晰为“回到文学本身”，并积极开展“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实践。在现代批评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江飞明确提出，“以审美或‘文学性为本位的文学批评依然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③。可见，他从学术研究到文学批评都选择了重返“文学性”的路径，同时还力图在更高层次上建构新的“文学本体论”批评范式，彰显出一种具有更大可能性的批评伦理。

对于80后批评家来说，同代人存在着相异却又共通的阅读经验和情感结構，即这代人的阅读大多是西方哲学、社会学和文艺理论等著作。但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简单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来阐释和评判中国文学文本，而是更加注重西学理论所提供的观照视角，思考其“走‘中国化的道路”④的途径，以及建立起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其实，当我们强调80后这代批评家的共通经验时，实则是留意到了江飞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与批评话语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关系。比如，在解读徐则臣时，江飞很认同童庆炳所说的：“文学的思想价值，是不能直接呈现出来的。它必须而且也可能‘隐藏在审美的艺术描写中。”⑤因此，江飞分析徐则臣就是由《天上人间》《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话》等小说文本出发，引申出作家所建立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他发现，这些意识的确立“使其作品实现了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反映，对历史深度的揭示，以及对形式美学的创新，具有了一定的‘当代性以及‘走出当代性的可能”⑥。不难看出，这里既发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与写作伦理的隐微之处，又表明了江飞自己对文本、形式和思想的看重。

从批评对象的选择和评判可知，江飞集中关注的还是那些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性，或者是探求“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与它相匹配的形式”⑦的作品。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自觉挑战“难度写作”，冒犯常规的小说边界、故事形态和读者的审美与接受习惯，实现了“以我观物，以实写虚”⑧的文学可能性;而《北上》则借历史学家的考证与文学家的想象虚构了京杭运河的历史，“更富有文学性和哲学意味，经得起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⑨;苏童的《黄雀记》写的“现实”是在“抒情化、意象化的话语背后隐秘地暗示”⑩，体现了其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追求自由的尝试;张贤亮的《一亿六》“以文学自身的主动”，采取“拒绝和批评”的方式切入历史和现实。上述文本的言说背后始终灌注着江飞从文本探究形式的审美规律，以及关注历史与形式关系的伦理逻辑。当然，文学形式的阐发、作品裂隙的揭示、审美经验的探析等，既是显而易见的批评维度，又是批评家“面向文学本身”11，重新阐释和构想“文学性”，使文学的存在意义自在显现。

二、重审“实践美学”及其审美探寻

如果说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是江飞学术研究的基本领域，“文学性”是其文学批评所倚重的重要批评资源，那么中国美学理论形态研究则是他进一步突破自我，在更为精深的领域实现了学术和批评的架构和交融。对此，他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应当是一部多音部和多声调的复调批评，“我们既要考虑到思想理论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要顾及文学批评作为本国精神文化创造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强调和凸显‘中国文学‘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文化认同和批评指向，换言之，文学批评必须恢复本民族的自我叙述的能力”12。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这种选择既是江飞作为80后批评家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又是他的文学批评在审美理念和审美立场上的内在需要和追寻。

对批评家审美理念的阐发，旨在有效地接合文学批评的批评问题、批评资源和批评方法，一则是为了明晰批评家的审美立场，依据其理念和立场来重塑文学批评的精神品格;二则是便于从批评范式的问题、理论和方法之间的互动中洞察批评家的突出特质和批评伦理。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关注的焦点则是：江飞将接合点具体落在哪里，又是如何进行的？近几年，他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海文化》《中国美学研究》《美学与艺术评论》等发表《介入生活：“生活美学”在当代中国的演进轨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学派的历史形成与多声部合唱》《重审新时期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论童庆炳的“审美溶解说”》《从“生活论”到“实践论”：李泽厚前期实践美学的历史生成》等关于中国美学理论形态的系列研究论文。可以发现，他将审美与历史、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途径和方法，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当代中国美学重构的思考踪迹。

在这些美学研究的论文中，江飞从“中国美学”出发，对其中一些焦点问题和重要现象进行梳理和阐释。显然，这些阐釋通常是把当下现实问题和美学史问题贯通，也是把文学问题、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予以贯通。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绵延十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审美观念和学术形态等的建构有重大的历史贡献。江飞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重审以蔡仪、高尔泰、朱光潜、李泽厚等为代表的“美学四派”之外的美学观点，揭示了中国当代美学从“哲学美学”走向“生活美学”和“艺术美学”的历史转变。对于新时期“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及“后实践美学”之间长近三十年论争的审视，以及对李泽厚“主体性实践美学”、朱光潜“整体的人”、王朝闻“审美关系论”、杨恩寰“审美现象论”、刘纲纪“创造自由论”、周来祥“和谐论”、蒋孔阳“创造论”等实践美学的辨析，则进一步将中国美学的演变史落实为批评家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批评方法。恰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们要“坚持立足本土、融汇中西、多元共存、平等对话、面向现实、联系实践的立场”13。

与其宏观的美学史研究相契合，江飞对具有代表性的审美理念的论析则往往显示出个人的学术趣味和深广的学术史背景。因此，他很少只是解读某个理论家或美学家的观念，而总是在更加开阔的问题视野中揭示某些本质问题或者规律。比如，他认为，雅各布森创提出“第四种符号”理论，是对皮尔斯“符号三分法”的改造和补充，而这种审美自律范式的建立有利于凸显“审美”在当下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中的地位和价值。此外，他着重分析了童庆炳的审美理念，指出其“审美溶解说”是文学审美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撑，意在沟通和平衡“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也是对政治工具论的反思批判和“审美启蒙”的内在诉求。更为关键的是，童庆炳以“中西互证、古今沟通”为特色的中华古代文论系统研究思想，注重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基础上的“整合”，值得阐释、转化和借鉴。正是深深得力于这种立体的思维逻辑，江飞做到了与作家及作品的“对话”，追求历史与审美的互相观照，体现了明确的美学立场和审美思考。

也许很难说清，江飞到底用的是哪种批评方法？但是基于上述诸多的自觉意识，我们会发现他善于根据批评对象范畴的不同而在不同方法之间自由灵活地转换。比如，他敏锐地察觉到潘军小说的先锋气质和现实焦虑，深度解读了作家的先锋探索精神和现实关怀意识。读到石楠的传记小说，他发现其小说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具有“以真为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特点。面对诗意的文本，他看到的是吴投文诗歌注重个体性的生命经验和生活细节的思辨穿透，而陈先发将诗歌视为精神的乌托邦，将“本土性”与“诗哲学”视为一种姿态和行为。与《人人都爱在水边》相遇后，他毫不掩饰地称赞许辉是一位有情趣的“生态美学家”，抵达到了人人慕求的一种境界和一种“生态美学”。不难发现，文学史的立场、以文本为中心、文本细读的方法、历史化的批评实践，不仅打开了文本丰富广阔的意义空间，而且始终体现着他对文学形式的内部探究的定位。

三、底层叙述与“人学”的本体价值

江飞是从底层文学研究开始走上学术之路的。实际上，底层叙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股重要的创作潮流，同时也是理论界和批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那种热闹的学术氛围下，他似乎有意识地迎难而上营构一种有别于“主流”的批评话语。若依照本雅明说法，“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使别人在理解其批评分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了解一个批评家就是要理解他的主张”14。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江飞的“底层”选择隐含着怎样的批评态度，或者是有着什么样的价值立场？他曾这样表明自己的态度：只有“对话”“在场”，才有“求真”的可能，而“‘求真是批评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根本，是批评家理应持守的学术品格和价值底线”15。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江飞批评伦理的价值评判和价值指向问题。

作为其批评价值建构及更新的需要，江飞的批评家姿态具有高度介入社会现实，探索人的存在和文学形式创新的可能性的特点。早在2007年，他的硕士论文《底层叙述——人道主义关怀和现实主义立场》从“底层”概念的论争入手，揭示了现代性话语下“底层”的本质，细致地阐明了底层叙述所应当坚守人道主义关怀和现实主义立场。此后，他的《现实批判：底层叙述的重要立场》《人道主义：当今小说底层叙述的精神支撑》《难度·限度·单向度——论当下知识分子的底层叙述困境》《“底层”概念的理论阐释及底层叙述的未来境域》等，进一步细化、深化了他对底层叙述的看法和理解。从客观上来讲，这是江飞批评生涯最初的批评文字，但却又是非常关键的批评实践。因为透过这些批评文字背后，我们得以洞见到一个青年学者的生命体验、审美意识和价值立场。

张光芒特别强调，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底层文学理论与批评要把握“从底层的人”转向“人在底层”核心价值的理论转型，如此才能“回归文学的主体价值，回归人学的本体价值，回归理论的生活价值”16。从具体的批评实践来讲，江飞对底层叙述的关注确实存在回到“人学”的本体价值的新变。简单来说，他采取的是一种关注人的存在本身和切入人性的方式。比如，在观察与思考新世纪小说时，他认为“底层生存写作”把镜头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既描写变革时期个人生活的艰窘，又有着新的精神之路的找寻。回看新时期文学的荣辱得失时，他深刻认识到贯穿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核心线索是人性的复活与成长。不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如何坚守价值底线和精神向度，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17，是无可回避的关键问题。在江飞这里，他着意张扬新世纪文学的个体精神，抒写底层情怀，追索理想与诗意的价值之光。

一般将底层文学视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内容，但它又并不能等同于新世纪文学。而我们谈文学批评的价值指向，假如仅仅孤立地看待批评家对某种文学类型的批评态度，很难从深层看到其思想的本真面貌。自然，江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其文学评论集《理想与诗意》18中，他既对底层写作的作家保有浓厚的兴趣，又对一大批活跃在当下作家进行了价值探询。在这里，江飞列出了一长串作家名单：从路遥、童庆炳、鲁彥周、徐则臣等当代名家，到包倬、马金莲、胡竹峰等80后作家，以及杨永康、傅菲等有风格的作家，再到海子、江少宾、洪放、石楠等安徽本土作家。尽管王达敏在序言中坦言，江飞的“评论基本上属于学理性较强的学术评论”，但这种“学术评论”也恰好体现出他在审美判断和批评观念自始至终保持对于自身价值的坚守。从其近二十年文学批评可见，他最初从“底层文学”中寻找到文学批评的价值基点，并在多年的学术积累和批评实践中把“人学的本体价值”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加以认识。应当说，我们既看到了批评家的艺术灵感与思想火花的碰撞，又能够发现其理论资源、审美立场和价值准则之间融合的深远与通脱。

批评家应该批评什么？又应当如何批评？这是每个批评家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江飞的文学批评似乎试图努力回应着何谓批评和批评何为。我认为，不能就此判定他的文学批评已经抵达了批评的理想境界，或是必定为当下文学批评提供可供选择的批评伦理。但他的确有自己的专业技巧和批评路径，坚持以文学为本体、回到人学本体价值的批评。与其说他以“文学性”重构批评伦理是为了拯救当下批评，不如说是力图展示出文学理想、理性思辨与诗意情怀结合的可能性。在这点上，江飞的尝试和努力给人启发，令人敬佩。

【注释】

①陈进武：《身份焦虑、精神还乡与疼痛的生命——江飞散文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②④江飞：《文学性：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第47、388页。

③⑩1214江飞：《重建文学批评的“文学”本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14日。

⑤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377-378页。

⑥江飞：《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与形式意识——徐则臣论》，《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

⑦李墨波：《徐则臣：小说在故事停止之后才开始》，《文艺报》2013年11月1日。

⑧江飞：《〈耶路撒冷〉：重建精神信仰的“冒犯”之书》，《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⑨江飞：《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19年第1期。

11江飞：《现实无情，先锋有意——谈苏童〈黄雀记〉及其他》，《名作欣赏》2016年第16期。

13江飞：《重审新时期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5[英]特里·伊格尔顿、马修·博蒙特：《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2页。

16 张光芒：《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底层文学”批评亟须转型》，《中华读书报》2018年9月5日。

17江飞：《寻找失落的理想与诗意——对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观察与思考》，《文艺百家》2005 年第2辑。

18江飞：《理想与诗意：江飞文学评论集》，黄山书社，2021。

（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小说家的审美新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WC003;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CZW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