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视角下《道德经》中核心概念的翻译

艾 瑞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2）

一、引言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经历了五千年风雨沧桑从未间断并且日新月异的文明，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是成就这一文明的推力。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经典中，《道德经》是一部不论对历史还是现当代都具有巨大、深远影响的经典，同时，颇受西方读者关注。

如果说老子思想的核心是哲学，那么老子思想的灵魂则是“道”。文章通过对《道德经》英译本中“道”这一核心概念及其周边概念的翻译的分析来考察其是如何体现或修改原文本的文化特色的，进而分析翻译文本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二、“道”的翻译及其文化特色

如果把《道德经》当作一部哲学著作来看，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意义阐释的不确定性，这是《道德经》的魅力之一，同时也是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难点之一。在词汇层面上，《道德经》的翻译体现出了很强的多样性和开放性。《道德经》共分81章，每一章的字数都不多，多则80余字，少则20余字，这就要求译者对字词的运用应当更加斟酌谨慎，一些字词在不同译者的翻译文本中就不完全相同，甚至大相径庭。同时，这些字词在翻译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也大不一样。以下，以“道”字为例进行具体讨论。

“道”在《道德经》中共出现76（一说73、74）次，这些文字符号形式相同但意义各异的“道”字，可分为语言学意义上的“道”和哲学意义上的“道”。前者当中由于没有哲学内容，所以不作为文章考察的对象。作为哲学意义上的“道”，在《道德经》中又具有许多种不同的含义。道，作为核心观念，意义分为三类:“形而上的实存”“一种规律”“人生的一种准则、指标或典范”。道，涵盖了由现实生活到宇宙本源各个层面的哲学思考。由于其意义纷繁复杂，“道”的翻译也体现出了多样性。

亚瑟·韦利并不是第一个将“道”译为“Way”的人，但他1934年的译本标志了西方广泛地将老子哲学是关注个人修养和自我教化的学说，崇尚无欲、无为、虚静与守下的原则。韦利的译文是“The Way and its Power:A Study ofTao Te Ching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s”。这里，虽然Way是大写的，也有某种超验和神的意味，但与《道德经》中描写的“大道”“明道”，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指代体系。因此，许多以Way译《道德经》的译本，读完后，得不出道家“道”的完整概念。

20世纪末，随着汉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对“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道”被音译为“Tao”或“Dao”。在初大告、吴经熊、Henry Wei、林理彰、马拜的译本中，用“Tao”或“Dao”译“道”，随后还会加上解释性、比附性的“Heaven’s Way”“Great Way”来解释。拉法格、陈张婉莘、何光沪等人则直接音译“道”为“Tao”或“Dao”。随着接受的深入，“道”的形象越来越逼近本真，即中国道体的本相。

“道”代表着本源和本性，被看作是宇宙的主宰者，既指“宇宙”这一本体，又指“自然”运行的法则和规律。如果翻阅词典，我们会发现“道”的本义是“道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最初众多译者在翻译“道”时会选择选择way。然而，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道德经》一书主要是在试图用“道”来描述世界的“本体”这一含义，这样看来，way显然不是很好的译法。因此，18世纪时，“道”以音译的方式“Tao”进入了英语世界。“道”译成Tao有一些好处，比如，它保留了“道”在原著中的原汁原味和声音效果，其陌生的诗学效果也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但是，从语言学表层结构来分析，Tao却不再直接具有“道路”这一意象。近来，也有一些学者将“道”这一概念推而广之，引申进生活的各个领域。比如当代美国女性学者拜伦·凯蒂（Byron，Katie）在她的著作当中将“道”理解为“reality”，并将这一句意译为 You can’t express reality in words。

从语境上看，“道可道，非常道”中“常”与“道”的语义关系非常密切。理亚格和韦利将之译为“不变的”，即“unchanging”和“unvarying”，国内的辜正坤教授也将之译为“true and eternal”。“不变”虽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彰显“道”的永恒性，但忽视了“道”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其“道”在“无”与“有”之间不断变化，我们称之为永恒流变性。翻译出“道”这种在大千世界之中变化灵动的特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将其固化、封闭的束缚，还原其真实的、永恒的面目和形象。从这个角度看来，理亚格和韦利的翻译更像是把“道”推向固化、封闭的边缘。韦利更是将“此二者，同出而异名”译为“These two things issued from the same mould，but nevertheless are different in name.” （韦利，1999:3）这里的“mould”同“mold”，意为“模型”“模板”，不禁让人联想到西方哲学汇中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在第四章中韦利就用“非物质的玄象”（substanceless image）来定义“道”的本质，证明了读者之前的猜想。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美国学者丹·C·德卡罗在新著《成圣之思辨》中，将“常”理解为“constant renewal”。这虽然已经高于翻译范畴，却是较为合理的一种理解。

在现当代学者对“道”的翻译和阐述中，美国当代学者韦恩·戴尔（Wayne W，Dyer）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从“无”到“有”，就是“从刻意去做到自然而然去做”的养成。同时，他认为“体道”不是“无为”，而是自然为之。行道，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向着神秘境界的探寻，在神秘境界的探寻中，你会寻找到你自己的体道方式（Dyer，2007）。在他看来，大道归一，但道之于每个人又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种形态，这体现出强烈的西方人解读中国经典时为吾人给出的认识经典的新视角，亦体现出西方人对中国经典的强烈需求。

三、文化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道德经》在中国人看来是先哲经典，它对我们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二是世俗。二者在表象上密不可分，但是在层次、性质方面有明显差别。西方对道术不作细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区分并不明显。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思维差异很大。然而，存在差异性是绝对的，差异并不是问题。所以看问题时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一个角度，应当把融通各家之言，取长补短，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完整、准确的看法。于是，跨文化传播与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翻译在文化传播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让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研究西方人的《道德经》译本时，会发现有些内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西方人常常用意想不到的角度对原文本进行阐释，让我们对原文本产生视而不见之憾。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译者的解读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些重新审视经典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当然，毋庸讳言，西方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有时也会出现明显误译，这在所难免。

当人们试图通过《道德经》的原文本和译本进行一场中西方思想对话时，可以发现，对“道”的理解、阐释和翻译早已超越了文化的边界。“道”在我们的语境中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实体存在，在西方译者看来，还会对“道”的意义存在艰难的取舍难断和犹豫不决。他们一方面想要把“道”抽象为一种本质存在，另一方面又在翻译实践中遭遇到“道”的无形无踪，思维定势被反复打破。在这一过程当中，西方译者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道德经》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四、结语

从以上的研究中不难看出，翻译与文化的有效传播是息息相关的。《道德经》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与开放性，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翻译都很难传递其本真、完整的意思。但是，也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开放性给了众多译者和学者翻译和研究《道德经》的空间和动力，这无疑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道德经》文本的传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