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与文明视野
——学习“两个结合”重要论述

林雅华，郭萌萌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一、实践逻辑：“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历经千难万险，接力奋斗，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拓奠定了坚实基础。

1840年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从器物、军事等层面粉碎了晚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更从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将中华民族从五千年文明的高位拉向了衰落之谷底。国家蒙受耻辱、人民蒙受灾难、文明蒙受尘埃。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民族危亡前赴后继、奋起抗争。在各种方案纷纷落败之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炮火中来到了中国。从此，“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1]。面对中华民族的深重忧患，为争取民族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始了艰难探索。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境况之下，中国人民不仅遭受着来自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也遭受着来自军阀官僚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必须建立在“反帝反封建”这双重斗争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那些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先启蒙而后从容进行现代转型的方案，只是一种脱离中国具体语境的天真幻想。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高高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反对亡国灭种的外部势力的压迫；反对封建主义，就是要聚合全国上下的革命力量，将其落实到彻底的社会革命当中。不过，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尚处幼年时期，对中国的革命规律把握不够透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未能加以充分结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2]那么，如何结合呢？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等理论文章中，中国革命的发展路径开始逐渐清晰——从城市工人运动走向更符合当时历史境遇的农村根据地建设，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3]45的重要思想开始形成。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的勇气与教条主义展开斗争，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到达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3]83这一重要观点。他谈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只有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才能不断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理论的觉醒。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述中，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得以形成，并成为组织与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思想。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赢得了解放战争的全国总胜利，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新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人民自由幸福。但是，中国却是在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起步的。如何在这样一个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国上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最初，中国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苏联模式有其自身特点，无法全面照搬照套，这条路走不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对自己的国情进行深入分析把握，才能走对路。在全面调查研究之后，党的八大召开，依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任务目标，争取尽快让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了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更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勇决，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不过，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历了严重挫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步伐紧随其后，在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开放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点线面结合、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发展格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254的科学判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这一系列理论创新让中国共产党对国情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3]254有了更为明确的思路。在理论不断创新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240这一全新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开启了时代化的融合。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迈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健步伐，更令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迈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行列，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成功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篇章，开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新境界。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突出，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格局的变革加速推进，民粹主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恐怖主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持续蔓延。中国正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对世界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经历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给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6]中国共产党以超凡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3]414的五大发展理念，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坚持从严治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些重要举措与重大方针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一系列国内外的风险挑战，成功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的奋斗目标，明确了第二个百年的战略部署，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7]11。

回顾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事求是地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只有真正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坚守初心使命，才能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不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发展奇迹。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是一个在理论创新中解放思想的历程，更是一个在实践创新中开拓进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个封闭僵化的教条主义体系，而是一个伴随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具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理论体系。

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8]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革命既是世界性的革命，同时也无法脱离自身民族文化的母体。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内在的辩证法与科学性。马克思的一切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方法而非教条。每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发展条件、发展阶段去展开斗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弘扬与继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根结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的理论创新。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上，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历史上，同时也是整个人类思想历史上的伟大创新。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要想真正产生行动力、影响力，都必须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4]唯有如此，才能破除“洋八股”，才能克服空洞抽象的教条主义主张，才能形成活泼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才能真正为人民所理解，为人民所运用。当然，除了这一层面的结合之外，它还必须坚持与中国具体的文化历史相结合。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深相融合。这种结合，真正让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让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血肉相连，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紧密相连。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天起，推动这两者之间的深相融合就是其指导革命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根本命题。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不仅有十月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甲午海战后，晚清政治精英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明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中国文化的价值在部分知识精英的内心产生动摇，他们急于寻求与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既为即将到来的社会秩序的变革重建找寻理论基础，也为内在的心灵安顿寻觅栖息之地。康有为试图在传统“公羊三世说”中容纳西方启蒙史观，并吸纳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文化因子。这标志着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时代意识——未来主义的历史信念。它给当时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提供了三点“现代性”认识：历史首先是变易的，而非静止的；其次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最后是竞争的，而非虚文的。这就为维多利亚时代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准备。不过，这样一种以功利主义、个体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没有成为此后中国的主流价值。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大量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转向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个转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切相关。这场帝国主义内部的残酷战争不仅震惊了欧陆，同时也深深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开始反思自由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西方现代化的方案。这套方案强调技术的发展进步、科学理性的主宰地位，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价值。它虽然带动了西方几百年的快速发展，却无法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固有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恰恰揭示了这套现代化方案的局限性。对于深受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确实很难接受欧陆大战的残酷现实，开始对这样一个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竞争社会产生怀疑。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想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安慰。这一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之弊端，倡导建立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至高理想“大同社会”正好不谋而合。因此，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大量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化心理起了重要作用。伴随十月革命而来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其列宁式的政党动员模式满足了知识分子不满辛亥革命的流产而急于改造社会的现实需求，而且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替代了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方案，满足了知识分子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关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充满了未来主义的进步构想，其经济变革的历史观与之前由功利主义、进化论所驱动的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的梦想并无特别矛盾，同时它又修正了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思想偏狭。当然，中国知识分子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看到了不同于原子化、个体化存在的“自由幻象”的人，而是看到了一个一个现实的、具体的、充满社会历史关联感的人。个人与社会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全面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关系。这样一种个体与社会的历史性、有机性的关联正好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特质、社会属性深相契合。而这正是中国开辟马克思中国化道路的文化心理与理论动因。

1938年，毛泽东谈到：“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4]这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中国共产党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产生的强大文化自觉——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更是一个从中华五千年历史当中走出来的人民政党。中华文明的血脉是中国共产党力量与生命的源泉。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在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理论方案，更是一个深度的文化与文明的方案。1939年，刘少奇接续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进一步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运用了儒家思想中的诚意、正心、修身等涵养功夫来解释共产党员的修养；运用了君子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理想追求来阐发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大道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刘少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实践以淬炼党性，这就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追求圣贤之道的君子一样。唯有坚定的党性修养，才能确立大公无私的价值观与理想追求，成为合格的无产主义先锋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本中，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唯物主义史观的基础上，建构出了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面向中国具体实践、具体问题的态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坚定信心。与此同时，这还站立在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与人民性的立场上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3]99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从而成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担道者的历史文化主体性的地位。随后，毛泽东写就了《愚公移山》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愚公形象与愚公移山精神进行了重新阐释，深刻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胜利的不屈意志。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坚强信念与无产阶级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得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文化的力量具有深刻认知的政党，是一个以文化治党的现代政党。回顾近代以来的历次民族危机、文化危机，中国共产党人都以坚定的文化信念推动着中国迈向前进。他们深深地知道，中国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是一切组织动员力量的基础。唯有在文化上着眼，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动员与价值认同的问题。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之时，就是它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时。这种“相结合”以其磅礴之力将中国革命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维度再次回望传统：“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9]1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强调了自己作为中华文化传承者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背后更深刻、更基础、更广泛的动力来自于文化。在2013年“8·19”讲话中，习近平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的角度再度阐发了中国道路背后的这一基础性的文化力量。他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10]确实如此，道路的选择体现的就是文化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血脉。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9]17这一段 演讲，与毛泽东1938年的表达遥相呼应。它深刻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文化觉醒，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跨越时空、念兹在兹的文化追求与文化使命。在2016年建党95周年 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用“文化自信”建构了四个自信的根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使命，也是坚守中华文化血脉的初心使命。这样的初心使命才是具有民族精神、政治信仰的初心使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4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正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形成，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2021年，习近平走进武夷山朱熹园，这里正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回望历史，他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也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扎根于这一丰厚的思想沃土。

“两个结合”就是要以动态的历史观、辩证的文化观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强调改革开放史、建国史、党史、近代史、中华文明史的贯通。“两个结合”的本质，就是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只有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9]15，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13]，才能不断铸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辉煌。这一动态辩证的文化史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为一个有机发展与连续更新的过程。它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更强调了中国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性地位，真正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焕发的文化自信，也有力改变了此前文化建设浮游无根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要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真正落实在文化层面。

三、理论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与文明视野

当今世界正笼罩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当中。反全球化思潮正促使全球治理格局加速更迭，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人类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关头，中国迅速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伟大实践，正以独特魅力向全球展现着更加强大的吸引力。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果。可以说，“两个结合”所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大大丰富了现代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世界人民对社会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认知。因此，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与文明视野，绝不仅在于充分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要充分彰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想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贡献来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11]64

现代文明是围绕现代生产力的产出和运用而建构起来的一整套关于人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运转的方式。进入现代文明首先意味着由人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能否高效、持续地生产。因此，它首先要求现代生产力，也就是现代工业体系的建构；同时，它还要求运用现代生产方式，包括社会化大生产以及能够保证产品充分交换的自由市场。除此之外，进入现代文明还意味着由人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能够建立起某种机制来满足现代人的丰富需求。西方现代文明在经历世俗化进程以及现代理性的重铸之后，确立了个体本位的价值系统，意即以自由主义为本位，强调自由竞争、市场交换、权利平等的基本原则。这套原则为其组织现代化生产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其建构政治制度提供了基本准绳。然而，西方模式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虽然能够以自由市场支配社会化大生产，较好解决了经济的内生动力问题，却无法摆脱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无法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此外，其在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危机更造就了普遍的物化与异化的景象：“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14]而这正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所在。然而，西方现代文明却借助其先发优势，在全球鼓吹“西方中心论”“现代化即工业化”等言论，试图垄断现代性标准，似乎只有个体本位、强调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才能代表现代性。当前，全球所遭遇的普遍危机恰恰是由于这一现代性标准内部的断裂与冲突造成的。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等大大阻碍了全球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国依据“两个结合”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垄断，向世界展示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可以有另外一种模式。这就是不同于西方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崭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首先，在价值选择层面。它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5]，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为人类求解放”的远大理想充分地落实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具体目标之上。其次，在经济形式层面。这一模式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理性规划社会化大生产，同时又能引入市场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强大而持续的动力。它既保证了经济的活力，加快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不会落入私有制的窠臼，引发内生性的经济危机。再次，在政治制度层面。中国始终强调真实、全过程的民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真正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真正将人权落实到了医疗、教育、民生的全过程。在疫情这场大考中，中国交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答卷，就是最真实的人权。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目标，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最后，在发展理念层面。这一模式着眼于全人类的资源困境，在坚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它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全新发展理念，开创了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突破西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困境。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它主要体现人民本位的价值，目的是在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优先的同时，充分保障个体自由，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目标与个体的自发追求在良性循环中相互促进。简要言之，这是一个 追求共同富裕、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谐共生的全新现代化发展模式，生动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道义性和生命力。

人类是一个整体，在其中每个人不论强弱，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他们的需求都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7]20，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7]18。其中，“自由”的维度，是不同于西方那种原子化的个体自由，而是立足于最高远的人类视野，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发展进步的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最为光辉灿烂的部分——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永恒追求。就此而言，人类文明秩序的最高原则，不是形式上的公民自己做主的西式民主，而是以人民为本位，以人民为中心的真正的民主。即一切由人民做主，一切为了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发展的崭新模式。这一崭新的发展模式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更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其新处，正在于它以中国特色，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垄断，开创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可能。因此，中国对现代化道路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辟，必须要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看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民本意识。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即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样一种民本意识与民本立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至高价值。而这种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迅速引发影响的重要原因。换言之，没有剥削压迫、实现人之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大同理想、精神信仰是彼此映照的。当然，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间的密切关联，不仅宣示了中国传统的政德与政道，同时也宣示了这个文明体的“治理之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一境界的真实写照。“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转化，还需要一个统合的维度，这就是“仁”。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关键词。一方面，它要求突破小我的边界，融入大我、追求圣贤；另一方面，它又能通过“同心同德”“修己安人”“一体同仁”的方式，对外扩展，最终达致儒家的最高理想——“天下归仁”与“和而不同”。习近平在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场合的多次讲话中，阐明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强调文明的多彩、平等、包容的新文明观，并一以贯之地将这种新文明观贯穿到“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这充分体现了崛起中的中国焕发出来的自信、开放、包容的天下情怀，同时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下大同”在现代中国的全新书写。中国崛起，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不是带来冲突，而是全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全球文明深度接触的时代，中国必将以自信、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创建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道路，更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所走出的一条新型的现代文明之路。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当中不断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难万险，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实践的结果。从诞生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不变的初心使命。这一使命也是贯穿革命叙事、改革叙事之中的最为宏大的复兴叙事。它不仅回答了中国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社会和公民的问题，它还回答了中国要建设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现代文明的中国模式。当中国共产党将“以人民为中心”视为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时，实际上就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标准。西方现代性价值将个人主义、个体本位视为“普世价值”，而中国现代性标准体现的是人民本位、集体主义的价值。中国正在建设一种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它不同于西方的根本之处正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积累了一笔包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丰厚资产，它们都是其敞开胸怀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吸纳西方现代先进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但是，作为吸收和接纳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与文明基因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吸收和吸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拓，必定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尤其是扎根于博大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强调，就是要为创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为打造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更为丰沛的理论资源。它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肩负起接续中华文化命脉的重担，肩负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成为中华文化血脉的接续者、传承者，而后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复兴者和开拓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思想与创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文明宝库，是激励和团结中华儿女迈向新征程、创造新成就的基石。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所提出的“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始终如一的“实事求是”的风骨品格，全面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深刻理解；更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视野贯通到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性与历史性，有力推动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认识，更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这一重要论述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与生命活力。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所承担的文化使命立足于全人类的文明视野，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必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提供更为独特的中国话语与理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