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的文本阅读与书写行为*

侯朝阳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325035，温州)

自1866年问世以来，《罪与罚》一直备受瞩目，各种解读可谓异彩纷呈。然而，对于作品中的文本阅读与书写问题，学界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譬如，巴赫金在谈论拉斯柯尔尼科夫同索尼娅共读《福音书》的场景时，称之为“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基督教文学化了的梅尼普体”[1]，评价甚高，然而并未更进一步深入揭示阅读对于两人的意义。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则尖锐地批评说，这一场景设置全无可取之处，尽是败笔：“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妓女一起读一本不朽的书——根本是胡说八道。这二者之间压根没有任何修辞上的联系。只有在哥特小说和感伤小说中才常被放在一起。这是拙劣的文学技巧，而不是悲情和虔诚的杰作。”[2]可见，小说中文本阅读和书写的价值，还没有充分揭示出来。事实上，无论是通俗文本还是圣书阅读，抑或评论文章、私人信件的书写和阅读，都深深影响了小说人物的自我建构和精神走向，构成了人物之间对话交流和深度互动的常态模式，也将小说的情节线索黏合得更加精巧缜密。

1 文本阅读与拿破仑崇拜

《罪与罚》的最初构思，是要写一位凶手，因为受到思想蒙蔽而杀人。小说定稿基本沿袭了这个思路，拉斯柯尔尼科正是由于“超人”学说的蛊惑才堕落犯罪。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将人的天性分为“低级的人”和“特殊的人”，后者“总在践踏法律，尽其所能破坏法律或者具有这种倾向……如果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不得不踩着尸体和鲜血去干，那么依我看来他们内心也许会坦然地让自己趟过血泊”。[3]他将这类人称为救世主、创始者、社会推动者和伟大的天才，极力强调其独立精神和超强意志，甚至认为他们具有超越道德杀人犯罪的特权。随着小说的广泛阅读和传播，拉斯柯尔尼科夫俨然已成为“超人”学说的代言人。问题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缘何会“发明”出“超人”理论？他有无受到某些思想资源的启发？信奉这一学说，又怎样影响到他的心理机制和外在行为？学界虽然也曾论及这些问题，但并未充分考虑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知识人身份，也没有对他的阅读和书写行为进行过深入探究。事实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建构和精神走向，同其文本阅读和书写行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

在小说中，拉斯柯尔尼科夫首先是一位阅读视域宽阔、思考与写作能力超强的法学专业大学生。其“超人”学说绝非一时之念，而是早在半年前就酝酿成熟，是他后来匿名发表的《论犯罪》一文的灵魂。这篇“书评”的评论对象，学界尚无定论。一种说法是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Ⅲ，1808—1873)写的《恺撒传》；另一种说法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men，1806—1856)写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4]《恺撒传》于1865年在俄国翻译出版，由于宣扬“英雄”“世界天才”同普通人在行为逻辑及接受法律评判方面的差别，引发了《现代人》等杂志的热烈讨论；而《罪与罚》自1866年1月30日开始在《俄国导报》连载。从时间节点来看，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评之书有可能就是这本传记，作家借此回应舆论界各种声音的用意非常明显。

不过，通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学说，内容又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更为合符若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做过一次“论个性和利己主义”的演讲，其内容被认为是“对麦克斯·施蒂纳那本曾使别林斯基极感兴趣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图书室里藏有此书)所作的评述”。[5]而《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所推崇的“超人”，同斯蒂纳所说的信奉利己主义原则的“唯一者”几乎如出一辙：二者都摆脱了宗教、道德、法律和国家观念对自我的“奴役”，“脱离罪孽、脱离神、脱离道德等等”[6]，享有“完全的自由”和“绝对的权力”。拉斯柯尔尼科夫对自我权力的无限崇拜，将超人安置在超善恶彼岸的人神之位，显然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利己主义学说的浓缩与改造。

拉斯柯尔尼科夫更为重要的阅读经验，同“超人”学说相关的，却是各种拿破仑传记材料。他不仅对拿破仑的“丰功伟绩”熟稔于心，并且从中读出了“为所欲为”的行事准则：“真正的主宰者是能够为所欲为的。他攻克土伦，在巴黎展开了大屠杀，在埃及扔下了一支军队，在莫斯科的远征中耗费了五十万生命，可在维尔那用一句语意双关的俏皮话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但在他死后，人们还为他树碑立传。由此可见，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不，这类人显然不是血肉之躯，他们是用铜铸成的。”[7]隐藏于《论犯罪》文本之中的，或者说“超人”学说的内核，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拿破仑崇拜。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曾指出，对于一般作者或读者而言，文本“在世界之外或者没有世界”[8]，文本中再现的“准世界”甚至会遮蔽现实情境。但在兼具读者与作者双重身份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那里，情形完全不同：文本中的拿破仑不再意味着一种文字指涉，而是内塑他深层自我的真切可感的人物；经由阅读和写作，拉斯柯尔尼科夫确立并强化了对于拿破仑的“摹仿的欲望”，建构起强大的心理能量场域。在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看来，这种“摹仿的欲望”是诸多小说人物的共性[9]，阅读行为往往会摧毁人物的“自发性”，使其极力摹仿他想成为的那个人的一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摹仿欲望，同样也是被阅读唤醒，只不过由于披上了“超人”学说的思想外衣，显得较为隐蔽。

“摹仿的欲望”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象、心理、情感世界中纵横捭阖，并外化为“效仿”拿破仑的实际行动，最终催迫他走向杀人。但拉斯柯尔尼科夫起先并不清楚自己的杀人动机，更没有意识到拿破仑崇拜对自我的绝对主导作用。为了钱财，为了改善亲人的处境，抑或为了“共同的幸福”，都曾作为杀人理由，在他脑海中出现过。索尼娅的步步逼问，让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地意识到了“摹仿的欲望”同杀人犯罪的关联：“我是想成为拿破仑，因此我杀了人。”他还原了从最初的设想到杀人行为发生的真实过程：

有一次我给自己提了个问题：比如说，倘若拿破仑处于我的境遇，他既没有占领土伦，也没有夺取埃及，越过勃朗峰这些伟大的壮举来建功立业，而只有一个可笑的老太婆，十四等文官的遗孀，他还必须把她杀掉，以便从她的箱子里取到钱(为了建功立业，明白吗)，没有别的出路，那么他肯这样干吗？……最终我领悟到，他不但不会退缩不干……他会毫不犹豫，不让她叫喊一声就把她掐死了！……于是，我也……效仿这位权威……毫不犹豫地……杀了她……[10]

拉斯柯尔尼科夫“效仿”拿破仑的方式，是使两者“合体”：先假定“拿破仑处于我的境遇”，然后让拿破仑的抉择成为“我”的抉择，让拿破仑的行动成为“我”的行动。将自我“托庇”在“巨人”形象之下，拉斯柯尔尼科夫“获得”了行动的理由和杀人的勇气。但是，一旦罪行发生，他很快就意识到，自我同“效仿”的对象并不具有同质性：拿破仑由“青铜”铸成，而“我”只是血肉之躯；“我”在本质上与被杀的老太婆并无二致，同样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虱子，甚至“更加可恶，更加卑鄙”，而拿破仑则是“超人”，不会背负任何罪疚感。对拿破仑的崇拜与摹仿，不仅没有将他提升为“超人”，反而诱使他堕入深渊。拥有高度理性和智慧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下落”后即刻就明白，摹仿和成为拿破仑的诱惑，是来自邪恶力量的迷惑与辖制——“当时是魔鬼怂恿我干的”；而要彻底摆脱“魔鬼”，唯有同拿破仑“分体”，寻觅一条通向救赎的精神出路。

2 圣书阅读与精神救赎

拉斯柯尔尼科夫向摹仿的对象拿破仑式的“超人”，献出了自由、生命和梦想，他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手上沾染了丽莎维塔的鲜血，也同时“杀死了自己”，葬送了自己同世界之间脆弱的亲密关系，对世人的淡漠、冷酷浸没了偶尔泛起的善意。就在被绝望和虚无击打得无路可走之际，拉斯柯尔尼科夫遇到了索尼娅。

两人相遇并共读圣书的场景极富画面感。而画面的底色，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意欲进行心灵探秘的急切心情。在他看来，索尼娅处在如此无望的绝境，只能跳河自杀，或者发疯，或者堕落，其他出路是没有的。但这位瘦弱的女子却仍能顽强坚守灵魂的纯洁，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她？拉斯柯尔尼科夫疑惑不解，步步紧逼，试图迫使她袒露内心的秘密。在隐秘、紧张、对抗的精神氛围中，叙事者将《圣经》文本呈现于男主人公眼前：“五斗柜上放着一本书。他每次踱去踱回总会注意到它；这时他拿起书翻了一下。这是一本俄文版的《新约全书》，书已经看旧了，是皮面精装的。”[11]接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粗鲁地、愤愤地”坚持让索尼娅给他朗读拉撒路复活的故事。

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阅读《圣经》已是遥远之事，他甚至记不起拉撒路复活故事在全书中的确切位置。现在重新阅读和聆听圣书，就意味着他再次走向信仰之门，再次面对上帝。与之相应，小说的诸多细节安排，都在象征层面充满了信仰元素。首先，两人所处房间的主人，名叫卡佩瑙莫夫。而“卡佩瑙莫夫”一词的词根，就是迦百农，是《圣经》中耶稣行使诸多治病救人奇迹的地方。耶稣在那里赶逐污鬼、治好瘫痪病人、治好百夫长的仆人，迦百农也因此被《马太福音》称为耶稣“自己的城”。此外，小说写道，卡佩瑙莫夫“说话结巴，又是个跛子。有七个孩子……老大是个结巴，其余的孩子也都有病”。[12]他们一家人的身体状况，对应着《圣经》中等待救赎的迦百农病人。还有，拉斯柯尔尼科夫跟索尼娅一起阅读福音书，是在他杀死老太婆之后的第四天；而拉撒路的复活，是在“死了已经四天”之后。这些富有暗示性的艺术处理，都指向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复活奇迹的发生。

在阅读场景中，《福音书》作为桥梁，成功地将拉斯柯尔尼科夫引入索尼娅的精神世界。而在索尼娅身上，体现着依靠信仰战胜堕落、衰败与死亡的“根除惯性”的力量，用美国学者莉莎·克纳普(Lisa Knapp)教授的话来说：“索尼娅体现了另外一种观念：自然的法则是可以逆转的，肉体的复活是完全可行的……像索尼娅那样的无私之爱意味着对自然法则的征服，甚至意味着惯性的根除。”[13]可以说，索尼娅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转变的“救命稻草”。拉斯柯尔尼科夫同她一起阅读《福音书》并对她的信仰有所回应，意味着他开始走出自我，转向他者。正如学者爱德华·沃斯奥勒克(Edward Wasiolek)所说：“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她神秘地吸引，这是他接受她所代表的信仰的信号。”[14]与个人沉思默祷不同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倾听索尼娅诵读《福音书》之时，心灵已经沐浴在神圣启示的光亮之中，已经处于向索尼娅和绝对他者敞开自我的状态。

阅读《福音书》对于索尼娅同样也意义非凡。她的朗读并非完全出自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逼迫。固然，她热切希望能够点燃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信仰激情；但更重要的是，她失去了心爱的丽莎维塔，她是带着亡友之痛来体验福音书中的故事的。如果说丽莎维塔象征着已死的拉撒路，那么索尼娅就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象征。当读到拉撒路已在墓穴中躺了四天时，索尼娅提高了音调，很可能是因为她想到丽莎维塔已被埋葬了四天，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对终末复活的奇迹深感鼓舞。当然，她也幻想着拉斯柯尔尼科夫马上会产生信仰，“由于兴奋的期待而浑身发抖”。总之，朗读拉撒路复活的故事，让她“心里涌起了狂喜”，暂时忘却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使她所有的焦虑和痛苦片瞬间烟消云散。学者亨利·罗素(Henry M.W.Russell)提醒我们说，读者应该充分考虑索尼娅出卖身体来支撑家庭给她的灵魂带来的死灭感，所以，“当朗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时，与想到杀死当铺老板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她也发热般地浑身发抖，因罪孽感而颤栗。索尼娅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需要上帝给予拉撒路的复活力量”。[15]声情并茂的朗读，饱含着索尼娅对复活奇迹的强烈渴望，也是她对上帝之爱与救赎的再次体认。

因此可以说，圣书阅读锻造并坚定了索尼娅的信仰。正如美国学者布莱克(Elizabeth Blake)指出的那样，索尼娅并不是始终对上帝坚信不疑，“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一样，体验《圣经》文本是在面对个人危机之时，期待着上帝介入造物世界，以确保更高正义的胜利”。[16]在朗读《福音书》的场景之前，索尼娅一直是沉默的，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精神困境，只能任由父亲、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卢仁依次塑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索尼娅形象。马尔梅拉多夫把女儿的卖身置于救赎历史的背景中，出于自我赎罪的需要而多次强调她要自我牺牲；拉斯柯尔尼科夫则将索尼娅普遍化为不公正的苦难的象征；卢仁更是视其为一个可以肆意污辱的妓女。他们都没能真正地认识她。在朗读《福音书》之时，面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她已能勇敢地用信仰来应对现实处境，而“当她命令拉斯柯尔尼科夫去忏悔认罪祈请上帝赐给他新生的时候，她决然地维护了基督教声音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性主义声音的主导地位”。[17]到了尾声部分，角色的翻转更加明显：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言辞上不再具有支配力，反而更为少言寡语；索尼娅则更积极主动，不仅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提供了生活保障，还帮助他确立了信仰。

在圣书阅读的场景中，叙事者还着意强调了索尼娅的妓女身份：“在陋室里，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他们奇怪地凑在一起读这本永远的书。”[18]对此，美国学者罗森谢尔德(Gary Rosenshield)详细分析了叙事者的立场，力图证明叙事者对索尼娅宗教信仰的公开认同。与纳博科夫完全相反，罗森谢尔德高度赞扬作家的安排，认为使用“妓女”(Bludnica)一词具有强烈的基督教教义色彩，必须在基督教背景上理解叙事者的态度：“作家只是表面上在世俗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妓女’一词立即将索尼娅同抹大拉的玛丽亚联系起来；除却肉体的堕落，索尼娅也保持了精神上的纯洁；在怀疑盛行的世界，她保持了信仰。”[19]以插入语的方式进行总结式“点评”， 叙事者不仅确定了索尼娅信仰的本质，为读者提供了一把解读整部小说的钥匙，而且也预示了尾声部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救赎与复活。

通过接续的谈话和情节发展可以得知，索尼娅的《圣经》来自丽莎维塔，后来又转送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这本《圣经》就一直放在他的枕头下面。丽莎维塔对于两人信仰的肇端意义由此显露出来。一方面，她是失去信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超人”理论的牺牲品，无辜受难。另一方面，她又是索尼娅信仰的领路人、精神导师，也是心灵的安慰者；索尼娅称“她为人很公道……同她一起读圣经……一起聊天。”[20]索尼娅不去教堂，丽莎维塔是除了上帝之外唯一的倾听者和帮助者。就某种意义来说，受害者丽莎维塔从未真正死去，她留下《圣经》和信仰的遗产，使索尼娅成为和她同样“狂热的信徒”。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请求得到这本书并表示愿意接受书中的信仰时，丽莎维塔的影响便经由索尼娅抵达拉斯柯尔尼科夫：“他同样没有打开书，但有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难道她(索尼娅)的信仰如今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追求，至少……’”[21]如此，圣书的馈赠和阅读，如同一条细密的丝线，将杀人者与被杀者、救赎者与被救赎者、信仰的引导者与被引导者完美地串联并“聚合”在了一起。

3 阅读与书写的交缠叠合

除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和索尼娅，小说还写到其他人物的阅读行为。比如，斯维德里盖洛夫做庄园主期间勤读不辍，以至于妻子担心他因读书太多而影响健康；他非常喜欢席勒，而“席勒笔下那些心灵美好的人物”，曾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仆人菲利普“读书入魔”，被视为“自己学成的哲人”，最后忧郁自杀。激进青年列别贾特尼科夫熟知“傅里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理论”，热衷于向人推荐自然科学论文集《实证法概论》。警官波尔菲里非常喜欢阅读战况报告，曾梦想在军队服役，成为拿破仑式的军事首领，他也对果戈理式的幽默大加褒赞。油漆工人米柯尔卡是个分裂派教徒，读“古老的‘真经’，读得入迷”，决定效仿基督承受苦难，因此做出了虚假供述，自认凶犯。凡此种种，看似杂乱无章，但每一人物的思想、行为乃至于命运，都基本上与其阅读文本的主要特征相对应，不得不说是作家有意为之。

小说中的阅读行为，又往往同书写行为交缠叠合在一起。母亲的信件，是小说中最先出现的书写文本。信的内容很长，先是解释为何两个多月都没写回信，接着详细讲述了杜尼娅摆脱斯维德里盖洛夫的纠缠并与卢仁订婚的事情，最后预告了母女两人将到彼得堡同拉斯柯尔尼科夫相聚的消息。贯穿整个信件的主线，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无限的爱，是三人之间亲密无间的爱。“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22]“你要知道，她对你的爱是无限的，爱你胜过爱她自己。她是天使，你呢，罗佳，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全部希望和全部慰藉。只要你幸福，我们也就幸福了。”[23]反复多次情深意切地表白，对于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来说是深刻的警醒——他这时穷困潦倒，躲避熟人和朋友，几乎割断了同所有人的联系；更可怕的，是谋杀行动在他心中已酝酿成熟。母亲书信“关键时刻”的到来，牺牲式的、无条件的亲情之爱的宣告，能否扭转他谋杀犯罪的意念，将他及时拉回正常的人生轨道，这既构成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交战的背景，也为情节的发展做出了有力的铺垫。

《论犯罪》一文，是小说人物书写的另一个重要文本。书写并发表此文，使得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同波尔菲里的第一次对话中具有了三重身份：文本的创造者，对话中的言说者，以及杀人秘密的保守者。与之相应，波尔菲里也兼具三重身份：作为文本的读者，他“质询”作者在文本世界表达的意旨；作为对话的参与者，他步步深入，使话题转向有利于自己探究真相的方向；作为警官，由于查无实据，他不得不旁敲侧击地“预审”犯人。这样，波尔菲里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的猫鼠游戏，首先就表现为读者与作者的对抗。尤其是两人的第一次交锋，硝烟弥漫，惊心动魄。自然，警官波尔菲里在刺探，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遮掩，审断者和真凶在进退之间斡旋打转；但同时，由于两者之间横亘着文本，作者和读者对文本的解释之争贯穿着整个对话。按照哲学家利科的理解，“写—读关系并不是说—答关系的一个特殊情况。这不是一种交谈关系，也不是一种对话的情况”。[24]利科这里所说的，是写—读关系的常态，即作者与读者之间，由于文本的阻隔造成“双重的遮蔽”，两者不能对视、倾听，无法交谈。 然而，小说中却是另一番情形：作者与读者对面而坐，尚未掌握实在证据的警官与试图隐藏秘密的凶犯同样地小心翼翼，同样地针锋相对，对视、倾听和交谈不但切实地发生，并且带有剑拔弩张的色彩，十分引人入胜。波尔菲里还以读者身份评价说：“您的文章有点荒诞，想入非非，但闪烁着真挚的情感，闪烁着青年人真诚的骄傲，闪烁着临危不惧的勇气。这是篇沉郁的文章，但这很好。”[25]他从中推断，文章的作者，必然不会无声无息，必然会有所行动。确实如波尔菲里所预想的那样，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行为和救赎，就某种意义来说都同阅读和书写有关。

从叙事层面来看，阅读和书写行为交缠叠合在一起，不仅强化了人物之间的精神联系，而且使小说的情节线索缀合得紧凑缜密，编织出了环环相扣、经纬交错的网状图像，增强了叙事效果。比如，母亲写信，主要是为了表达爱意，为了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些事实真相，还有母女二人将要来到彼得堡的消息。拉斯柯尔尼科夫则从中敏锐地捕捉到妹妹为了兄长和母亲“出卖”自己的无奈、痛苦、“丑恶”和“卑贱”，这促使他决定马上就大胆地采取行动。母亲在信中讲述了杜尼娅如何摆脱斯维德里盖洛夫后又接受卢仁求婚的事情，将两者分别描述为道貌岸然的花花公子和差强人意的未婚夫形象。而后两人各自的表现，同信件中被书写的形象都有较大偏差。一封简单的家书，伴随着阅读者自身的情感回应，以及阅读者同被书写对象之间的复杂纠葛，就像引线一样将后续的情节连缀起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论犯罪》的文章也是如此。虽然小说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波尔菲里第一次会面时才提到它，但学者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注意到：“第一次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文章的影射，发生在小酒馆谈话中。讲述者暗示说，需要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来将所讨论的想法付诸实践。”[26]《论犯罪》一文关于罪犯心理的看法，对“超人”学说的表达，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后的心理及自我探索都紧密对应。而文章中的观点，既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同波尔菲里、扎米托夫、拉祖米欣的对话中被反复谈论，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同索尼娅、拉祖米欣同杜尼娅的谈话中被讲述或转述。甚至小说在临近尾声的第六部颇为讽刺地写道，母亲告诉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她收到刊物后把文章读了三遍，尽管还是不懂，但她相信儿子将因着文章的发表很快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从书写者的自我建构和行动，到书写者同阅读者的共同交流话题，一篇书评文章，打开了广阔的精神空间，既将人物联系起来，又有条不紊地将情节穿插在一起，堪称精妙。

4 创作意旨与“互文”策略

自《穷人》开始，文本的阅读与书写行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就一直占据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几乎是所有人物自存和相互交往的共有方式。《穷人》的男主人公杰符什金以抄写为生，通过书信向瓦连卡倾吐心声。《白痴》的主要人物无一不是“读徒”，就连罗戈任也开始遵照纳斯塔西娅的建议，将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作为案头读物，还一度和梅什金共同阅读普希金的作品。《群魔》中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聆听索菲娅朗读《福音书》之后，体认到自己是俄罗斯横行乱舞的“群魔”之首，悔悟不已。《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沉默许久的伊万，藉由他所创作的长诗《宗教大法官》，向阿廖沙敞开了心灵深处的秘密。相对来说，文本阅读和书写行为对《罪与罚》人物塑造、主题表达和叙事安排的影响更为深远。

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让小说人物如此频繁地涉身阅读和书写？

首先，这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人的“个性”化思想本质的创作意旨有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每个人都以“个性”标示自己的存在，无个性就意味着死亡。而“个性”的形成，依托于各种人生体验，更赖于独特的思想。他曾直言：“在我的作品中，每个人都说他自己说的话，表达他自己的思想。”[27]所以我们看到，不同思想主体的对峙，内在之我不同思想元素的抗争，化为不同声音的争辩和喧哗，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艺术创作。巴赫金对此评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的无私，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28]对富有思想魅力的个性人物加以表现，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独特特征。但他从不静态地呈现“思想的人”，更不会直接肯定或否定某一思想，而是在“保持其作为思想的全部价值”的同时，揭示思想形成的动态过程和复杂效应。这样，阅读和书写，由于最能表现人的“个性”化的思想的产生，最能导向个体精神走向的确立，成为作家实现创作意旨的首选。

在阅读和书写中，与艺术体验极为相似的是，人不断返回到自身存在的整体性，体验到代表生命意义无限整体的“意义丰满”。[29]可以说，无论阅读还是书写，都是指向生命本身的运动：阅读者和书写者整个地投入文本对象中，放弃了自我的欲望和私人利益，或使之同文本结合，又持续地从文本返回自身，最终形成了“自我感”和特定的思想意识。从诠释学的视角来看，阅读和书写还将自身带入其他处境，使其置身于更大的视域，“学会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走向 “视域的融合”。[31]这样，以文本为中介，通过阅读、攀谈、书写、提问、应答，个体具有了更具普遍性的眼光，形成了带有个体印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陀思妥耶夫斯基意欲表现“思想的人”的命运，必然要通过文本阅读与书写这个棱镜来探视。

其次，从“互文性”视角来看，阅读和书写行为的普遍存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建构不同的视野和意识从而形成复调、多声部的世界，有意利用形态各异的文本材料这一创作策略的体现。如何处理多重文本和杂乱的材料，对许多作家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能得心应手地“使用性质不同、价值不同而且有着深刻差异的材料，创作出一个统一完整的艺术品……《约伯记》《默示录》《福音书》《西密昂新圣徒箴言》等充斥于他的小说中，并赋予各章节以一定的情调的材料，在这里同报章、笑话、讽拟体作品、街头闹剧、荒诞逸事甚至抨击文字等等糅杂到一起”。[32]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直接嵌入了拉撒路复活的故事，间接暗示了拿破仑传记、席勒作品等文本的存在。这些“外来”文本不止天衣无缝地嵌入小说叙事的表层，而且植入人物的灵魂深层，常常牵引着思想的奔涌，掀起疾风暴雨般的灵魂运动。更为复杂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还通过书写亲身创造文本，表达思想，引发争议，以“扭曲”或改造“外来”文本的形式参与对话，强化了文本之间、主体之间的张力。与其他小说相比，《罪与罚》中多元文本的复杂纠缠，主体思想意识的激烈交锋，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多元文本的融接反而天衣无缝，这要归功于人物的阅读和书写行为对对话之门的开启。

最后，对小说人物文本阅读和书写的表现，也灌注融入了作家自身的阅读与书写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就是终生的阅读爱好者，也是笔耕不辍的书写者。他曾自称“幻想家”“神秘主义者”，多次描摹文学阅读激发心灵想象力的奇妙感觉。1861年，他在《彼得堡的诗与散文之梦》一文中写道：“我有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伯里克利，有时又是马略，有时是尼禄年代的基督徒，有时是瓦尔特·司各特小说《修道院》里的爱德华·格良杰宁……整个心灵沉浸在幸福和激昂的幻想之中，好似吸了鸦片。我的一生中在没有比这更充实、更神圣、更纯洁的时刻了……打开席勒读，又是幻想，又是陶醉，也经历痛苦，但这痛苦甜过世上一切欢乐，于是萌生爱意、爱心……”[33]可见，伯里克利和席勒的名字出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书评和自我对话中，绝非偶然。在稍后发表的《“口哨”与〈俄国导报〉》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将文学阅读上升到教育、成长和精神培养的高度：“今天更该是个文学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是成长和教育的时代，自我认识的时代，精神成长的时代，而我们的精神培养是很不够的。”[34]在1876年3月号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他“写的是‘看见的、听见的和读过的’”[35]，批评当时有的文学家—艺术家“既不了解欧洲文学，也不了解自己的文学；他什么都没有读过，而且也不想读”。[36]正是深切认识到阅读对于心灵和成长的巨大作用，作家在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时，才会有意地展示他们的阅读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地将文本书写视为思想表达和自我对话的主要方式，自然也会把这一理解融入《罪与罚》的创作。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是通过《论犯罪》一文建构起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整体理解，确立了对自我身份和意义的定位，并就文章的观点同其他阅读和阐释者进行了深层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书写者制造了不同于他所“浸入”的文本和意义世界的新文本，产生了新的“思想”，并使之明朗化、稳固化、公开化，成为可资谈论的对象。同样，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提到，他写作的意义，就是将特定的思想倾吐出来：“我正在为丰富的思想写作；我说的不是写作，而是思想。”[37]“在我的文学事业中对我来说有其庄严的一面……希望在我辞世之前就某个方面尽可能充分地表明我的看法。”[38]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书写状态，也几乎就是作家写作情形的翻版：前者的“文章构思在不眠之夜，在思情狂乱之中，心怦怦地跳，压抑的热情迸发出来”[39]；作家则称他自己“常常不顾及自己的表现笔法而一味热衷于诗情冲动”。[40]或许,读者们应该庆幸，正是作家放任了“诗情冲动”，在《罪与罚》等作品中全景式地表现了文本阅读和书写行为，一代代读者才得以窥见更为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洞察更为宽阔深广的人性本质，领略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