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中的偶然：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浔州府爆发的历史机缘

郑维宽，许 璟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居于源头位置。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门显学，太平天国史得到了以罗尔纲为代表的一大批太平天国史专家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最终在广西浔州府爆发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事实上还存在一些未解的谜团。今年适逢纪念太平天国运动170周年，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从而增强对历史事件复杂性的认识。

研究太平天国史特别是太平天国早期运动史，离不开对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原因的剖析，大多数专家都是从鸦片战争造成的影响、广西民生经济凋敝、天地会反清起义勃兴等方面进行一番探讨。比如从浔州府境内人多地少、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老百姓遭受“百种千租”甚至“百种二千租”的地租剥削上挖掘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够赢得当地老百姓的崇拜进而爆发起义的经济根源；从道光末年广西境内天地会党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中探究当时广西面临的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由此建构了太平天国运动在浔州府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夏春涛在最新的研究中，从民生、民族、土客三大问题入手，认为广西是道光末年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清政府统治力量最薄弱的一个省份，金田起义是官逼民反的产物，不是洪秀全蓄意“煽动”的结果［1］。

迄今为止，众多太平天国史专家对太平天国运动在浔州府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做过较多论述，但是对偶然性因素的探讨却十分不够，仅有李微《金田起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2］一文对金田成为起义地点及金田起义胜利的偶然性进行了简要探讨，但是其关于冯云山与客家人的关系、来土斗争等偶然性因素的分析却失之牵强。笔者通过梳理道光末年广西人地关系的矛盾情况、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浔州府开展传教活动的早期历程，以及最终选择在桂平金田团营起义的原因，深感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固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其偶然性因素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广西浔州府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以及金田成为起义的爆发地，更是各种偶然性因素因缘际会的产物，而非“历史必然性”五字可以简单概括。

一、太平天国运动在浔州府爆发并非人口压力下的必然产物

自从罗尔纲先生发表《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3］以来，史学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浔州府境内的人口压力、人地矛盾是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和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比如著名人口史家何炳棣先生认为，19世纪中期的人口压力是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最基本原因之一［4］。葛全胜、王维强也认为，清中叶南中国的人口压力与气候变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起着特别的激发作用［5］。刘磊指出，清中叶以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与同时期出现的人口危机密不可分［6］。高永君认为19世纪中期的人口剧增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过程，激化了社会的固有矛盾，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7］。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宽广一些，不难发现，就广西而言，道光末年并不只是浔州府境内才存在较大的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其他府州特别是桂东的平乐府、郁林直隶州等地，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地矛盾和土客斗争，但是却没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自乾隆以来，随着广东等省移民的大量迁入，桂东贺县的人地矛盾渐趋突出，最终导致了土客斗争。据光绪《贺县志》卷七《物产》记载：“我朝自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田我田，宅我宅，利赖我利。而我土著者安于游惰，且幸离乡轻家之人相为资藉，恬不自怪。夫境内土田只有此数，养彼一人，我则失一人之养，我弃人取，安保人不争财而日聚，我将转徙而渐散也，曩年土客之衅端实肇此。”在桂东南的郁林州，因为人口增长迅速，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甚至各家族葬人的坟地都难以寻觅，导致坟地争端频发，占县衙处理案件的30%～40%，故郁林州知州王达材说：“余莅任伊始，查近年案牍，讼坟地事十居三四。细询其故，则生齿日繁，各家族葬地已满。又咸丰后竞言风水，受地师惑，每讯坟茔案，皆言前人开垦，或用价买置，或先人手葬，历年久远，兼遭兵燹，契据无存，遂有藉田管山、毗界冒葬，甚至造契投税。虽原主有碑墓凿凿，捏控占争，期于必得。曾出示严拿地师，弗克禁止。思绝此弊，惟仰将所管内照实量明尺丈，经地邻中保，封立界堆，自书一契，禀明升科，庶确据可凭，免滋讼累，都人士其敬听之。”［8］

就全国范围而言，广西浔州府更不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当时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集中在江南地区的苏南、浙北，甚至山东、山西、河南、福建一些府州的人口密度也远远大于广西浔州府。姜涛先生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广西的人口压力并不比别的省份重，广西的赋税负担较轻而且相对稳定，并指出广西的人均负担大大低于广东，还有逐渐减轻的趋势［9］。

葛剑雄先生在对中国人口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后认为，人口压力虽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但是人口增长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贫穷和动乱，也不一定必然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因为在同样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不同的经济模式或生产方式完全可以供养数量不同的人口。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看，历来人口分布密集区一般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相反，人口稀少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不高的地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虽然不一定产生在人口最稀疏的地方，但是从来没有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爆发。以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为例，江苏和浙江是当时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而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则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果只是根据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来衡量，江苏、浙江两省尤其是苏南、浙北应该是全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方，比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广西的人口压力要高很多倍。但是苏南、浙北始终是全国最富裕、最安定的地区，与农民起义或社会暴乱基本无关。葛先生由此断定，中国历史上的治乱与人口数量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是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成正比或反比［10］。事实上，浔州府并不是道光末年广西以及全国人口压力最大、人地矛盾最突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何况人口数量与社会治乱还不直接相关。虽然当时浔州府境内存在天地会的活动和土客斗争，但是尚不足以促使普通民众开展大规模反抗朝廷的斗争。因此，从人地关系和人口压力的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在浔州府爆发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重要传播区的偶然性

（一）洪秀全在贵县赐谷村传教成功的偶然性

1843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与同乡、同学冯云山等依据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共同创立了拜上帝教，提出“独尊皇上帝”、“皇上帝”的子女互相平等、劝导人们向善等主张，随后决定面向人民群众“传布真道”。洪秀全和冯云山最初计划在广东北部和西北部进行传教，1844年4月，他们从家乡出发，先到广州，然后游历了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山、连山等地，一路上劝人信奉“皇上帝”，但是信者寥寥，效果甚微。钟文典先生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初次传教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语言不通，洪秀全、冯云山为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讲白话，到南江八排瑶区传教，因为语言障碍，基本上没有效果；二是来去匆匆，进行蜻蜓点水式的游历布道，根本不能深入人心；三是广东作为英国殖民者最先入侵的地区，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人们对洋鬼子、洋教同样仇恨，洪秀全、冯云山传播具有洋教特征的拜上帝教，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甚至招致“从番”的骂名［11］。

广东传教失败的经历虽然使洪秀全、冯云山感到沮丧，但是他们并未彻底丧失信心，而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决定到广西碰碰运气。广西如此之大，那么到何处去开展传教活动呢，洪秀全想到了移居浔州府贵县赐谷村的表兄王盛均，于是1844年5月他和冯云山结伴而行，直奔王盛均家。王盛均居住的赐谷村包括上、下两个自然屯，上赐谷的居民为土著壮人，包括熊、莫、刘三姓；下赐谷的居民都是嘉庆、道光年间才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包括庞、曾、王三姓，其中王姓就是指王盛均一家，他们的定居时间才30至50年，属于年轻型移民。这次探亲之旅，为洪秀全在广西浔州府贵县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一扇窗口。远道而来的洪秀全、冯云山在王盛均家居住了3个多月，他们白天在室内抄写文书，晚上走到村民中宣传拜上帝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洪秀全、冯云山二人“口才佳妙，极有感力，听者不特即行接纳其道，而且信洪、冯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传真理与彼等者”，于是赐谷村一带皈依“皇上帝”、接受洗礼者超过百人，坚定了洪秀全、冯云山将浔州府作为传教基地的信心［12］。从洪秀全、冯云山在贵县的传教实践看，在王盛均家寄宿的3个多月，无疑是拜上帝教开始在广西传播的关键。如果没有王盛均一家移居贵县赐谷村，也就不存在洪秀全、冯云山专门前往该地，并奠定在广西传教的基础。而洪秀全的表兄一家移居贵县赐谷村，也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的初始传播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二）浔州府的客家移民因缘际会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最早的信众

中外论者认为，浔州府的客家移民皈依拜上帝教是洪秀全、冯云山传教成功的重要原因。钟文典先生在《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一文中较为具体地揭示了二者的关系［13］。夏春涛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借助以地域和宗族关系所组成的客家网络，才得以发展自己的信徒，并最终组建起拜上帝会［14］。瑞典传教士韩山文通过询问洪仁玕，在其所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中也指出，浔州府客家移民分布区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是因为洪秀全、冯云山借助了客家族缘关系这个有利条件，成功地组织并发展了拜上帝会［15］。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客家乡亲的支持，洪秀全、冯云山在浔州府的传教实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为什么拜上帝教最先是在浔州府的客家移民身上成功发展信众的呢？如果是在广西别的客家移居聚居区，是否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一问题值得我们仔细思考。按理说，洪秀全、冯云山作为客家人，只要是在客家人中传播拜上帝教，就容易获得成功，因为具有语言、情感等先天优势。但是他们在广东传教失败的经验表明，单纯只有同属客家人的这一优势，并不一定能够将一个“洋教”成功植入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人们的脑海中，促使他们抛弃原有的信仰，而去独尊外来的“皇上帝”。

就广西而言，清代客家移民的分布地域十分广泛，浔州府仅为客家移民的分布地之一。从洪秀全、冯云山开始在浔州府传教，直到发动金田起义，期间拜上帝教已经传播到梧州府、郁林直隶州、柳州府和广东高州府信宜县境内，但是所发展的客家人信徒主要还是集中在浔州府境内，其他地方的客家人信奉拜上帝教并参加起义的人数并不多。这说明客家人并不是天生的拜上帝教信徒，尽管太平天国早期的领袖们大多数都是客家人。

为什么浔州府的客家移民能够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最早的信徒呢？笔者认为，这是亲情和乡情相互作用的结果。洪秀全、冯云山在贵县赐谷村传教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表兄王盛均一家的支持。下赐谷作为来自广东客家移民聚居的自然村，在构建村落共同体的过程中，各姓客家移民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命运共同体，因为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后，难免在租佃、水利、牧场、坟山或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纠葛，从而面临着土著居民的排斥和土著乡绅的压迫，为了共同应对生存压力，有必要加强团结、抱团应对。而这种客家移民的村落共同体，为洪秀全借助亲情、乡情进行传教提供了便利条件。钟文典先生认为，洪秀全、冯云山是客家人，到广西有表亲的支持，在客家人中活动，表亲、乡亲都是“自家人”，语言、感情、思想和生活习惯都比较融洽［16］。因此，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洪秀全、冯云山以赐谷村为中心，把周围长排、河湾、江背、万扬、竹马、大横等村的100多位来自广东的客家移民团结到“皇上帝”的旗帜下，成立了广西第一个拜上帝会组织［17］。不仅如此，冯云山后来在桂平紫荆山区的传教活动，也是通过东家的亲戚关系和客家人的乡情关系不断取得成功。如果只有同为客家人的乡情关系，而没有各种基于亲戚关系的链接，有时连传教的立足之地都难以找到，更不用说赢得当地人的信任，进而动员他们入教了。

因此，客家移民并不是拜上帝教的天然信徒，因为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浔州府的客家移民分布，但是却没有形成像浔州府那样大批客家人入教并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这一现象说明，浔州府最终成为拜上帝教的重要传播区，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三）冯云山进入桂平大宣里、紫荆山传教成功的偶然性

洪秀全与冯云山在贵县赐谷村寄宿传教3个多月后，鉴于王盛均家较为贫困，难以供养，于是他们决定离开。当时王盛均的儿子王为正因故被关押在贵县监狱，洪秀全为了营救王为正，暂时留在贵县，帮王为正代写诉状进行申辩，最后使贵县官府释放了王为正。而冯云山则于1844年9月由贵县来到桂平，先借住在南门客家人张老水家里，寻找传教的机会。张老水的侄子张永秀与冯云山意气相投，于是张永秀建议冯云山到桂平北部“山多人野”的大宣里，介绍冯云山先住在马路屯的族亲开设的路店里。随后由马路屯张姓介绍到大宣里古林社客家人曾槐英家做工，同时在古林社客家人中“传布真道”，发展了不少信徒。特别是下古林茶调屯的客家农民曾天养，不仅自己和全家人信奉拜上帝教，而且还动员乡亲们同拜上帝，最终以一己之力发动400多人参加拜上帝教［18］。为了进一步扩大传教范围，同时避免被清朝官府察觉，冯云山经马路屯张姓介绍，前往紫荆山高坑冲的张家（与桂平南门和马路屯张家是族亲）做了一年塾师。再经过古林社曾槐英的介绍，到紫荆山大冲村曾玉珍家做塾师。冯云山一边在紫荆山的张家、曾家做塾师，一边积极在紫荆山汉、壮、瑶族贫苦山民中传播拜上帝教，迎来了拜上帝教在浔州府境内的大发展。

经过冯云山的努力，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拜上帝教信徒遍布紫荆山区的每一个村寨和每一条冲槽，总人数超过2000人，几乎占到紫荆山内居民的一半［19］。不仅如此，拜上帝教在紫荆山外的桂平大宣里、白沙等地也得到快速传播。并以紫荆山、大宣里、白沙等地为中心，进一步向外扩散，向东传播到平南、藤县，向北传播到武宣、象州，向西传播到贵县。其中贵县本身就有洪秀全、冯云山在赐谷村传教的基础，至此形成了更大的传播热潮，吸纳了大量贵县客家人和平天山的客家矿工参加。可以说，冯云山到紫荆山的传教活动，奠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根基。而他在桂平南门张姓人家的偶然借宿，成为拜上帝教在浔州府发展壮大的重要转机。

冯云山之所以能够借助偶然的机会在桂平大宣里、紫荆山传教成功，显然具有历史的因缘际会和巧合。首先，大宣里、紫荆山的人文和自然环境为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冯云山传播拜上帝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是此地自乾隆以后来自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移民众多，奠定了传教的群众基础。清人龙启瑞在反思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时特别谈到来自广东客家移民的作用，他说：“（桂林）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以蛊惑愚民，用是党滋益多。州县官欲绝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治。”［20］二是大宣里背靠紫荆山、面向浔江，既有广阔的山区腹地，又有较为肥沃的山前平原，“山多”易于藏奸，王朝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且民风剽悍，富于反抗精神。不难发现，外乡人冯云山之所以能够在桂平站稳脚跟并传教成功，首先得益于当地客家移民的支持，马路屯与高坑冲的张家、古林社曾槐英与大冲村曾玉珍都是客家人。其中曾玉珍更是成为冯云山在紫荆山传播拜上帝教、组织拜上帝会，直至发动金田团营起义的重要支持者。不仅如此，紫荆山曾家与茶地赵家、鹏隘山杨家都有亲戚关系，这种关系为拜上帝教在紫荆山地区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之所以认为冯云山选择在桂平大宣里、紫荆山传教具有历史偶然性，正是考虑到他通过桂平南门张老水的偶然关系才来到大宣里，并进一步通过张家和曾家的关系深入紫荆山区，这一过程无不体现出历史的因缘际会和巧合。

三、桂平金田成为团营起义地点的偶然性

（一）金田团营之前各传教中心的复杂变局

所谓团营，就是把分散在各地的信众召集起来，然后进行必要的编组和训练，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一般而言，团营的地点应选择在传教基础好、信众人数多的地方。从当时广西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地来看，有桂平的紫荆山和白沙、贵县的龙山、平南的鹏化等地。桂平的紫荆山与鹏隘山连成一片，不仅是冯云山深耕的教区，也是太平天国早期领袖杨秀清、萧朝贵的家乡，可以说是拜上帝教最为核心的传播地，拥有一批信仰坚定的信徒，无疑具有作为团营地点、发动起义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钟文典先生将紫荆山称为拜上帝会的指挥中心，各路会众聆听教诲、接受机宜的神圣之区［21］，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紫荆山区固然有王朝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适宜发动群众反抗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交通不便利、不利于外地信众前来聚集、不易筹措粮草等劣势。桂平白沙濒临浔江，水路交通十分便利，与贵县信众的联系也较为方便。而且桂平白沙的客家移民不少，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将领的秦日纲、林凤祥、陈承瑢等都是客家人，从理论上看是较为理想的团营地点。但是白沙的团练势力较大，1850年白沙发生了团练武装与秦日纲率领的拜上帝教信徒进行大械斗的事件，很显然，大规模人马在此聚集容易暴露目标，从而遭到疯狂围剿。

龙山是贵县拜上帝教信徒集中分布之地。龙山位于贵县西北群山环抱之中，毗邻桂平、武宣二县，在群山之中有一个东西宽80里、南北长40余里的龙山盆地。龙山分为上、中、下三里，土著居民多为壮族，但是从外地迁来的客家移民也不少，包括从事农业生产的客家人和在大、小平天山矿区采矿的客家人。龙山那帮、那良等村的石达开族人，就是在乾隆年间从广东归善县、和平县移居广西的客家人。在清朝统治者眼中，龙山流寓杂处，素为“盗贼”渊薮。拜上帝教传入龙山后，许多客家人都信奉了拜上帝教，石达开即是其中一位。1850年初，贵县爆发了因为女人问题引发的土客大械斗，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允退让与本地人。……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占胜利，因其人好勇斗，成为习惯，而且大概兼有贼匪加入作战。但本地人愈战愈强，经验愈富，又以其人数较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故许多客人无家可归。在此患难中，彼等央求拜上帝会教徒之庇护。……客家人甘愿遵守教规典礼，因而避去仇人之攻击，且得物质之接济。”［22］

石达开率领拜上帝教信徒参与了这次大械斗，甚至贵县赐谷的王玉绣和桂平的萧朝贵、韦昌辉也带领信众前来支援，表明这次械斗的规模很大，龙山也因此成为清王朝重点防范的地域。因此，就龙山尖锐的斗争环境和交通较为不便的情形而言，不适宜作为团营的地点。在接到洪秀全发布的团营动员令之后，石达开率领在龙山奇石招集的徒众千余人，取道六乌山口，先到桂平白沙驻扎一个月左右，开炉铸炮，最后到达金田［23］。由上可知，桂平白沙和贵县龙山既是拜上帝教的重要传播地，也是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斗争较为尖锐的地区。大规模械斗的爆发，表明桂平白沙和贵县龙山两地已经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注意，不适宜作为团营起义的地点。正如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24］

鹏化山区是平南县拜上帝教的重要传播区，之所以未成为团营的地点，除了具有与桂平紫荆山和鹏隘山同样的局限性，而且为了保障洪秀全、冯云山的安全，鹏化山区成为洪秀全、冯云山的密藏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平南花洲因为拜上帝教信徒与当地团练斗争激烈，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关注，成为清朝官军重点清剿之地，以至于1850年12月爆发了平南花洲、思旺之役［25］。随后拜上帝教信徒簇拥着洪秀全、冯云山回到金田，组织领导金田起义，思旺之役也因此被称为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迎主之战”。

（二）金田成为团营起义地点的历史机缘

由上可知，金田并不是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区和信徒聚居区，而是紫荆山核心区的边缘地带，本身并不是天然的团营地点。在桂平紫荆山与鹏隘山、桂平白沙、贵县龙山、平南鹏化山区等地相继失去作为团营地点的条件后，能够供太平天国领袖们选择作为团营的地点已经非常有限。1850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等在桂平鹏隘山区召集各地拜上帝会首领开会，讨论进行团营的地点，既要考虑团营地点与核心传教区之间的关系，又要考虑交通是否便利、补给难易以及军事上的进退等问题。经过认真权衡，最终选定金田作为团营的地点，并向各地信徒发出了团营的命令。即使各地信徒已经开始向金田聚集，由于保密工作做得较好，在5个月的时间里金田仍不为清政府所重视，因为当时清军正忙于镇压广西各地蜂起云涌的天地会反清起义、饥民暴动和“来土械斗”。直到金田起义爆发前夕，清朝官员才有所觉察。1850年12月8日，广西巡抚郑祖琛奏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26］反映的正是各地会众向金田聚集的情况。钦差大臣李星沅到达柳州后，于1850年1月6日也向清廷奏报了金田的严峻形势，他说：“桂平之金田村，另有会匪聚集，号称万余，并帖伪示，诱胁附近平南、郁林等处。”［27］但是此时李星沅尚未意识到这是一支全新的反清力量，只是认为这支“会匪”人数甚多。他在奏疏中说：“所有浔州府之大黄江、桂平之金田村及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人数甚多。”［28］随着金田起义的爆发，清政府才猛然醒悟，开始调集大军向金田村进剿。1850年1月21日，李星沅、劳崇光、向荣联合奏报：“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第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29］然而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的烈火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金田起义达到了预先设计的隐蔽性和突然性。

同时也要看到，金田尽管不是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区，但是却具有作为团营地点的一些优势。一是从拜上帝教传播地的空间分布来看，金田位于较为居中的地理位置，适宜作为各地信徒团营的中心地。比如金田北面毗邻紫荆山和武宣、象州等地的教区，向东可通平南、藤县教区，向西与桂平白沙、贵县龙山与赐谷等地的教区密切沟通，向南可与广西陆川、广东信宜的信众联系，而且水、陆交通较为便利，有利于各地信众迅速集结。二是金田周围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北面依托紫荆山，南面和东面是金田平原，距离浔江不远，后退可据紫荆山乃至大瑶山而守，前进可凭借浔江水路的便利条件迅速展开，而且金田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便于就近筹措粮草。三是金田是韦昌辉的家乡，韦家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势力和经济地位，也是团营选择在金田的一个重要考虑。韦昌辉是祖籍广东南海的客家人，其先祖在明末清初迁居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富有家财，是一个读过书的乡村知识分子，常出入衙门办事。但是因为没有功名，为地方乡绅所轻视。适逢冯云山到大宣里传教，于是全家信奉拜上帝教，并以家财支援拜上帝会，为太平天国起义的成功发动贡献甚大。因此，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在金田团营起义，是斗争形势急剧变化下的机缘巧合。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浔州府之所以成为道咸之际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具体表现在从人地关系和人口压力的角度看浔州府并不具有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历史必然性、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初始传播地的偶然性、选择在金田团营起义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三方面。前人论及道光末年浔州府境内的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是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和太平天国运动在此爆发的主要原因。然而历史事实证明，道光末年浔州府境内存在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固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却不是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人口压力、人地矛盾与起义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从来没有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爆发过；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拜上帝教在浔州府的落地传播和迅速发展，并从早先的宗教信仰发展到追求立国的政治目的，太平天国运动也不会在浔州府爆发。

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的初始传播地，其偶然性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一家移居贵县赐谷村，就不会有洪秀全、冯云山借探亲之机在贵县传教成功的可能。虽然洪秀全、冯云山的客家人身份有利于他们在客家移民聚居区开展传教活动，但是如果没有客家乡情与亲情的有机结合，赐谷村的客家移民也不必然就是拜上帝教的信徒。冯云山后来到桂平大宣里传教，并使紫荆山、鹏隘山区成为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区，也具有历史偶然性，因为如果没有冯云山在桂平南门张老水家的偶然寄宿，他就不可能来到大宣里，并进一步通过张家和曾家的关系深入紫荆山区传教，而后来事情的发展，无不体现出历史的因缘际会和巧合。

金田本身并不是天然的团营地点，因为它并不是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区和信众聚居区，而是紫荆山核心区的边缘地带，因此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金田作为团营起义的地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当时斗争形势急剧变化下的机缘巧合。当然，金田在桂平紫荆山与鹏隘山、桂平白沙、贵县龙山、平南鹏化山区等地相继失去作为团营地点的条件后，无疑已经成为当时最佳的团营地点，具体表现在：地理位置较为适中、水陆交通较为便利、物产丰富便于补给、军事上易于攻守进退、尚未被清政府重点关注，同时还具有一定的信众基础。

总之，道咸年间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爆发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这场运动最终在广西浔州府大爆发，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呈现出历史发展必然进程中的偶然性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清末爆发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去自然涵盖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浔州府爆发的偶然性，或许这样才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