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西文载》误收狄青“奏文”考论

郭洋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粤西文载》是清人汪森编纂的《粤西通载》之一部，成书于清康熙年间，分类辑录了大量反映古代广西历史文化的文章，总成七十五卷，是清代以来研究广西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从整理保存地方文献的角度看，厥功甚伟。然而《粤西文载》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从误收的一篇狄青“奏文”说起，谈谈该书在文献辑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张冠李戴的作者

《粤西文载》中收录了一篇署名狄青的文章，名为《论御南蛮奏》，为论述方便，今将全文征引于下：

岭南外区，瘴疠熏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多发兵则粮乏，少则事不集。急责功则蛮遁逃不肯出，缓则复来扰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闻发北兵踰万人戍岭外，下湿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蛮势不久屯，击之必散。臣谓不如选一二健将，岁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处。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募土人为乡军，复其租调，视州大小、户多少为之数，统以步伍，教以进退，皆以彼所长技相与追逐，率百人给北兵三千〔十〕，以劲弩利兵佐之。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彼虽能诱纳中国亡命，要之食尽必出掳掠。若其来也，一大斩获，则终身创矣。威已立，然后可议招来，与之盟则固，许之臣则久。远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无事矣。

按，治御南蛮之法与北狄不同，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何也？盖以其地炎燠卑瘴，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虽有百万之兵，亦无所施故也。臣窃以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耳。若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请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其所当备药饵器具，令有司给之。［1］

狄青是宋夏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名将，虽然出身普通的士兵，但据说曾在范仲淹的激励之下“折节读书”［2］9718，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军事将领。他发迹于宋代的西北战场，在北宋西北战事平息之后，又被调往河北边防，并在皇祐四年被调入朝，担任枢密副使。不久之后，他自请南下平定侬智高起事，一生中仅此一次接触岭南地区。从他的生平进行推测，这篇文章应该写于平定侬智高战争的前后。

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段建议朝廷派遣少量的北方军队到岭南，与当地的乡军进行混编，不与侬智高的军队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是采取骚扰、防御的战略，“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消耗对方的战略储备与有生力量，最终达到迫使对方屈服的目的。从这一点看，这篇文章应该写在狄青出征之前的准备阶段。第二段则认为中原王朝长期不能完全消灭岭南少数民族起义的最大因素在于“瘴疠特甚”，因此建议国家搜集当地长寿者的养生之法，以便用这些方法管理军人的作息。

令人生疑的是，文章第一段中透露出的怀柔倾向，尤其是力主与岭南少数民族军队进行长久消耗战的看法，与狄青的身份、言行都很不契合。狄青出身行伍，虽然在侬智高起事的皇祐四年已经身居枢密副使的高位，但与文官群体始终存有嫌隙，政见也多不相同。这年九月，狄青自请南下平定侬智高起事，在与宋仁宗面对面的交谈中，“自言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数百，益以禁兵，羁贼首至阙下”［3］4174。后来狄青果然在邕州归仁铺整军与侬智高的军队决战，一举将其击溃。可见，军人出身的狄青很清楚地认识到，他这次出征的目的是消灭对手，只有大兵团作战提供的强大军事打击才能达成目的，他对宋仁宗是这么说的，后来也是这么做的。而上述《论御南蛮奏》中的建议，从内容上看反映的恰恰是典型的宋代士大夫阶层普遍持有的因畏惧“生事”而主张对少数民族进行“怀柔”的思想倾向。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不像是狄青所作。

与此同时，北宋名臣宋祁的《景文集》中收录了一篇题名为《蛮夷利害议》的文章［4］。宋祁的这篇奏议写于皇祐四年，与狄青南征侬智高在同一年，文中分别向朝廷提出了针对河北和广西的边防建议，其中针对广西的建议与上述署名狄青的《论御南蛮奏》第一段内容完全一致，仅个别字词有所不同，很显然是同一篇文章。宋祁的这篇文章不仅见于他个人的文集，也被收录在南宋前期成书的《国朝诸臣奏议》与明朝前期成书的《历代名臣奏议》中。因此，不论是从内容来看，还是从文献源流的可信度来看，这段文字的作者应该是宋祁而不是狄青。

《论御南蛮奏》的第二段内容同样不是狄青的文字。明朝人丘濬撰写的《大学衍义补》（以下称《衍义补》）在“四方夷落之情”中征引了宋祁《蛮夷利害议》中关于广西的部分，并在其后加了一段按语，今征引如下：

臣按：治御南蛮之法与北狄不同，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何也？盖以其地炎燠卑湿，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虽有百万之兵，亦无所施故也。臣窃以为，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尔，若夫为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请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示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其所当备药饵、器具令有司给之。［5］

将这一段文字与上引《论御南蛮奏》的第二段进行对比，即可知该文章的第二段也非狄青手笔，而是明朝人丘濬就宋祁奏议进行的发挥。

如此说来，汪森在《粤西文载》中将宋祁、丘濬两人的文章拼合在一起，并署上第三个人的名字，这种错误实在匪夷所思。宋祁的文章和丘濬的按语，是如何被张冠李戴为狄青的文章呢？这要从《衍义补》的一处文字错讹说起。

二、文字错讹造成的误读

《衍义补》卷一三五的主要内容是罗列历代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并进行评论和发挥，其中就有关于狄青的故事：

仁宗时，狄青请击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驱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5］

紧接着这一条故事之后，就是征引宋祁《蛮夷利害议》的部分，但开头的文字却被讹写作“宋初言于仁宗曰”［5］。“祁”与“初”字型相似，在传抄和雕版中极易混淆，这个错字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衍义补》明刻本中已经存在，说明讹误产生的时间很早，很可能是丘濬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已经产生。

这个文字差错很容易造成误读，不仅泯灭了“宋祁”的名字，而且会令读者误以为接下来的文字是狄青在宋朝初年进呈给宋仁宗的奏疏。从《粤西文载》误将此文署名为狄青的事实来看，确实有人如此误读，并且连同文章后面附录的丘濬按语也一并误认为是狄青的文章。有趣的是，产生误读的人并不是《粤西文载》的编纂者汪森，而是另有其人。

嘉靖《广西通志》（以下作《广西通志》）在卷五十四中历数宋元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的交往，用很大的篇幅罗列了有关侬智高起事的资料，其中也征引了狄青的故事与宋祁的文章，这两则内容的编排顺序也与《衍义补》一致，在狄青的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是宋祁的文章，很显然是抄撮自《衍义补》。

与《衍义补》不同的是，“宋初言于仁宗曰”在《广西通志》中被改写成了“青又言于仁宗曰”［6］，在其后又把宋祁的文章与丘濬的按语抄在了一起，并且删去了丘濬“臣按”一语中的“臣”字。显然，《广西通志》的编者误读了《衍义补》，并且为了看起来文从字顺，还对《衍义补》的原文做了一些删润的工作。比如《广西通志》的纂修者认为狄青活动的时代很难称为“宋初”，故而改为了“青又”，这样不仅将原书中可能存在的误读变成了真实存在的讹误，也在无意中抹去了原书文字讹误的痕迹，将“宋初”改为“青又”之后，阅读起来确实文意通顺，却使得阅读者即使发现内容可能存在问题，也很难追溯讹误产生的原因。

其后汪森在编纂时，受到了“青又言于仁宗曰”的提示，因此据《广西通志》将这篇文章辑录了出来，作为狄青的文章收入《粤西文载》中。今人编纂《全宋文》时，又根据《粤西文载》收入狄青名下［7］299-300。由一处文字讹误和一个误读，造成了一连串的文献辑录错误。

三、余论

根据本文之前的研究，可以总结出这个文本的生命史。宋祁《蛮夷利害议》中关于广西的内容被征引于《衍义补》中，丘濬在其后撰写了一段按语。由于《衍义补》中这段内容的第一句话产生了文字错讹，误为“宋初言于仁宗曰”，而前一段正好是狄青的故事，所以导致《广西通志》的编纂者产生了误读，误以为宋祁的文章与丘濬的按语均为狄青所作。最后，清人汪森在编纂《粤西文载》时将这些文字从《广西通志》中辑录出来，进而广泛流传。

狄青是宋代名将，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狄青更是宋朝极少数出身行伍的枢密使之一，在士大夫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宋代，是十分特殊的个案①宋代的枢密使群体主要出身于文官集团与武选官集团，狄青虽然也曾担任武选官，但他身份的底色是军人。除了狄青，军人出身的张俊曾担任枢密使，岳飞、韩世忠等人也担任过枢密副使，但南宋时枢密院的地位有所下降，政治权力与地位已经不能与北宋时相比（参见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范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予狄青，从此狄青“折节读书”的故事，之所以能如此广泛流传，一方面是因为宋朝士大夫阶层非常认可武将读书的行为②另一个被宋朝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故事是宋太祖曾经表态“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另一方面狄青也需要借助“读书”的行为拉近自己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

从《全宋文》收录狄青文章的情况看，除了散见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零星奏札残句，只有《论御南蛮奏》这一篇完整的文章，本来应该是研究狄青军事思想与文化水平的最好对象，可历史恰恰开了一个大玩笑。最近有研究者根据丘濬按语的内容认为“狄青为此制定出一份军事史上少见的医疗后勤方案”，又说“狄青的防瘴策略基本有效，这一成功经验支持了后来的南方军事行动”［8］。在厘清了相关内容的时间断限后，这些论断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不攻自破了。

在梳理清楚这个文本的生命史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承载了这个文本的《粤西文载》。作为一部清朝人编纂的以地域为单位的总集，其搜罗的宋元时代的文章必定大多出自转引，因此转引文献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粤西文载》的质量。仅就《粤西文载》而言，其中很多文章转引自明代的地方志，而地方志的纂修质量实在是参差不齐的，这就导致《粤西文载》辑录的文献往往存在着许多错误。除了本文提到的例子，还可以找到许多相似的问题。

比如，《衍义补》在宋祁文章的后一条引用了张栻于淳熙二年进呈宋孝宗的一份奏议，其后也有丘濬的按语，嘉靖《南宁府志》卷九全文征引了这条内容。因为并不存在文字错讹，所以嘉靖《南宁府志》的编纂者并没有误读，他们将这条内容拆分成了张栻、丘濬两篇文章。即便如此，却仍然产生了讹误。张栻当时以知静江府事兼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是广南西路的军事长官，因此奏议的开头写作“本部〔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5］，而到了嘉靖《南宁府志》中却成了“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9］，脱漏了“本部〔路〕备”三字，显得没头没尾。而《粤西文载》卷四收录的张栻《知靖〔静〕江府奏议》显然是抄撮自嘉靖《南宁府志》，因此也继承了这个错误，也作“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1］。

同一时代修成的两部广西地方志，均曾从《衍义补》中辑录材料，又都产生了讹误，并同时为《粤西文载》所继承，与其说是巧合，毋宁说是因史料辗转辑录而造成的必然。除此之外，《全宋诗》的编纂者也曾发现《粤西诗载》中误收了一首题名为“戴复古”的诗作［10］33613-33614。

分析《粤西文载》辑录文献的源流关系，绝不是为了批评作者汪森，或者进一步批评嘉靖《广西通志》的编纂者，而是希望更好地了解关于广西地方文献流传的渊源脉络，理解清代中期以来广西士人的知识图景。作为一部以地域为单位的总集，以《粤西文载》为代表的《粤西通载》是对广西地方文献的一次大搜集与大整理，其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反映了古代广西的历史文化。从文献的层面看，先贤关于广西的文字多散落在别集、地方志和笔记小说中，《粤西通载》使得纷繁零散的广西文献有了一次大的收束，是广西地方文献源流的枢纽；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此前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只有删节本流传，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则长期沉睡在《永乐大典》中无人问津，而明代编纂的几部地理志和地方志在广西之外的地方流传也不广，士人阶层很难获得关于广西的知识，想要全面了解广西更是无从谈起。《粤西通载》的成书使其成为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士人阶层认识和了解广西的主要渠道，在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后，影响力更为巨大，深刻地塑造了人们脑海中关于广西的知识图景，也使得全面了解广西成为可能。从这两个层面上看，研究《粤西文载》辑录文献的源流关系，分析其错误和致误缘由，不仅有助于在文献层面上理解广西地方文献的层次和脉络，更有助于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更好地研究清代以来士人阶层对广西历史文化和现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