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蔚起：《广西富川石刻集》所见历史与文化

江田祥，黎家志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广西 桂林 541001；2.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广西 富川 542700）

《广西富川石刻集》的编纂，是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党委、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并因地制宜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举措，以期发掘富川乡土历史文化资源、推广“潇贺古道”等文化品牌。历经三年时间，这本《广西富川石刻集》即将在华夏出版社付梓面世，全书采取影印石刻拓片、全文抄录碑文的整理方法，为学界提供了一份不算丰富但较为可信的广西石刻文献资料。

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桂、粤三省交界，南岭西段的都庞、萌渚两岭余脉之间，是一座有着数万年史前文化、五千年历史文明、两千多年建县历史的三省边城。富川“上接楚湘，下达闽粤，号要津也”［1］，是潇贺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原地区沿潇贺古道进入岭南的第一站，也是海上丝路两广段的起始点之一。

《广西富川石刻集》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本书共收录了154通石刻，包括5通宋碑（其中1通为明代重刻）、22通明碑、2通南明碑、105通清碑、20通民国石刻。石刻类型多样，有摩崖、石碑、墓碑、建筑题刻等；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官府告谕、宗祠、庙宇、门楼、田产、墓志、修路、修桥、兴学、均役等内容，以下简略介绍这本石刻集所关涉的历史与文化主题。

一、基层政区的变迁信息

富川瑶族自治县东北福利镇务溪村灵溪岩的宋大观四年（1110）摩崖石刻记载：“冯乘上乘顕坊信善林中桂在祖业沽溪庄灵溪嵓记”，据《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三，冯乘县于宋开宝四年（971）被废入富川县，原冯乘县治当降为冯乘市，然而冯乘县旧治如何变动及其地望在何处，迄今仍未有定论。这块摩崖石刻表明大观四年冯乘市下有“上乘顕坊”，这是什么性质的“坊”，是否属于唐代坊市制下的“坊”，是否为唐代冯乘县所设置？总之，这一摩崖石刻为南岭山区县级及县以下政区变动提供了一些思考。

二、地方社会控制与山区开发

富川地处湘粤桂交界山区，属于内地边缘地带，山区社会控制与资源开发是这一地区的重点所在。明以前石刻记载无多，但入明后，富川县境内变乱频仍，洪武二十三年（1390），官府始设富川守御千户所；洪武二十九年（1390），官府将富川县治迁至富川千户所（今富川古明城内）；景泰元年（1450），富川县灵亭乡傜人纠合冷水诸源傜人，并会合湖南江华、永明二县傜人，聚集了千余人起事，经征蛮将军、广西总兵田真等率领精兵征讨，此次变乱很快被平定，余党复旧业。正德、嘉靖间，富川县内仍不时有寇盗窃发，该地民众面临变乱时，如何据乡自保；变乱平定后，他们如何向地方官府登记户籍，官府又如何予以确认？

今古城镇秀山村后山有一块《留记》的摩崖石刻透露了不少信息：

立记者，所以记其祖宗之源流也。自洪武始，初祖公胡汝贤创立基业，栾业相承，子孙叨承，仰赖先人迄今永久而不忘也，迨至正德、嘉靖之初，因寇盗生歹，设立名山，曰竒峯也，以此为之寨，命匠鸠工，不日而成，雄伟高峻，四方有壁立之势。而寇盗无侵扰之患，是以子孙得以享无虞之乐矣，歌与盛哉。兹惟悠远弗征，故是而书之石，以为后人企慕之思……

这一摩崖石刻当刻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或其后不久，此时秀山村胡姓后裔自称洪武初“祖公胡汝贤创立基业”，而后子孙相承，碑文列有洪武十四年（1381）至嘉靖四十一年间每十年一造册的户名。正德、嘉靖之初，因寇盗不时生发，他们命匠鸠工、依山立寨，故“寇盗无侵扰之患，是以子孙得以享无虞之乐矣”，这段历史应该是他们依山立寨、勉力自保的亲身经历。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他们为何要在嘉靖四十一年或其后刻立这一石刻，为何要刻立先前的户名，他们自称先祖于洪武初创立基业的意图又是什么？

至明末风雨飘摇之际，富川县内同样也不安宁，崇祯十五年的《邑侯黄公生祠记》记载了知县黄世燿强化军事防守、积极平定地方“不轨”之事：

值腥夷播乱、流寇猖獗，侯为之奋威武、增营垒、严操练、慎关防，寻而丑类销、妖尘净，四境安堵矣……值今不幸，叛傜煽焰，奸宄效尤，内有一二无赖，纠合凶顽，谋为不轨，侯闻之，而饮水在念，蛟剸断、茭歼不待于时，幸而群妖事败，或获擒，或授馘，若鼎鱼就沸、穴兔阽危。

清初，富川县内处于权力真空状态，社会完全失序，张献忠余党曹志建等流窜富川县，本县傜人及四乡土豪也蜂起攻城，富川县“遂成墟落”。随着清王朝在广西统治逐渐稳定，并不断加强南岭山区的军事防守，先后设立了富贺营（康熙二十一年改设，1682）、麦岭营（雍正八年，1730），广西、湖南二省官军定期联合会哨，并于麦岭添设平乐府捕盗同知（雍正八年）。

富川政治军事秩序逐渐稳定后，富川县的资源开发进程也得到加速。雍正十年（1732）《奉县封禁坑场碑》记载平乐府富川县与湖南永州府江华县禁止开采矿场：

为棍徒盗洗矿砂、壅害禾苗、永行封禁事。照得矿坑久奉严禁，私采大干法纪。兹本二县访查，不法棍在于黄牛垚、清水江二处山坑，胆敢违禁刨洗矿砂，以致砂石随水壅流，殃害禾苗。棍徒作奸，农民失业，殊堪痛恨。除现在密拿并已往不究外，合行出示，刊石永禁。为此示，谕两县民及附近坑场居民人等知悉，嗣示之后，无得私行刨挖，倘有不法棍徒仍蹈前辙，许尔附近千长、寨老、月甲人等立拿解赴，本二县按律究拟，尽法重处。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虽然地方官府封禁矿场的目的，在于防范“棍徒作奸，农民失业”，但山区资源开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富川县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三、地方交通与门楼建筑

在晚唐李渤、鱼孟威疏浚灵渠以前，潇贺古道应是自湖南南部进入岭南、抵达广州的主要路线之一；晚唐以降，潇贺古道的地位急剧下落，这一路线变为地方性交通，但潇贺古道依然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位于三省交界地带的富川县处于这一交通路线的要冲位置，一座座矗立在山野间的风雨桥就是明证。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富川县仍有各类风雨桥108座，至今仅幸存27座，都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雨桥下通常刻立了一些碑刻，记载历代捐款、出料、出力者的芳名，见证乡民共同建造或修缮风雨桥的历史。

朝东镇油沐村黄沙河上的回澜风雨桥，现存明清时期石碑共12块，值得注意的是题名碑记中所蕴含的信息，如在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刻立的《鼎建回澜石桥题名碑记》中，捐款者不仅仅来自富川一县，也有来自湖南永明县（今江永县）、梧州府怀集县（今属广东肇庆市）；他们身份多元，包括乡宦、监生、庠生、耆老、信吏、斋士、僧人、平民等，也有不少女性积极参与捐款。同年七月刻立的《金石壮志》（《重建回澜石桥序》），由“敕命督理印马屯田、巡按直隶应天山东河南潼关卫所等处地方监察御史、加升太仆寺少卿”邑人何廷枢撰文，记载了重修风雨桥经过，《胜跨连虹》《乐舍芳题》《山川一握》三块石碑则记录了大量捐款芳名，不仅有平乐知府、富川知县、典史、医官，湖南永州府枇杷所千户等人居然也参与捐款。回澜风雨桥的鼎建及重修，突出体现了广西、湖南、广东三省交界地带地方社会的互动。

除了风雨桥，还有不少捐建拱桥、石板桥、桥亭及修路的石刻，如朝东镇福溪村的《新建福溪面前桥摽名记》《重修小畔路记》《改建石桥记》《福溪坊砌理前街记》《修路题名记》《改建大砈桥碑记》《重修锦桥谨题名记》，秀水村的《宣教房砌两岸路记》《建复登瀛桥记》《重建江东桥石 记》，龙归村的《重建舆梁题名垂记》，岗中村的《重修集贤桥碑记》；城北镇凤溪村的《囗建桥亭之记》《重修石桥碑记》；麦岭镇黄候泉村的《新修大路碑记》；葛坡镇深坡街的《千秋记》《续街记》，上清塘村的《上清塘新修路碑记》；县城内的《重修中室前路碑记》，等等。以上这些石刻仅是富川现存交通石刻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些由官民等多元人群共同建造的交通设施，构筑了潇贺古道交通路线及富川县内外的交通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镇贝村均徭役告示碑》反映了清前中期富川县至平乐府城的官员往来、公文传递路线，它还揭示了清代富川县交通沿线夫役分摊的问题。清初以来，“自该县抵源至恭邑所属之龙虎关赴郡、赴省，及由龙虎关回县，向系抵源、石古源、南源、新田猺民应雇；又由龙虎关回麦岭夫役，从前原雇宝剑等寨民夫，嗣因龙虎关相距宝剑等寨遥远，往雇需时，多有未便，随就近拨雇石古源等猺人，相沿已久”，抵源、石古源、南源、新田四源民众不仅承担着由富川抵源至恭城龙虎关、赴郡、赴省及由龙虎关回富川县的夫役，还承担着龙虎关至麦岭的夫役。而实际上龙虎关至麦岭及麦岭至富川县城，均应由宝剑寨等夫役承担，因此二地民众由此发生诉讼，经官府调解，才适当缓解了四源民众的夫役负担。

富川的门楼建筑何时出现，目前已难以追溯。本石刻集共收录了22块门楼碑记，以朝东镇油沐村胡家门楼最早，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二十九日。入清后，富川县内门楼碑记大量增加，本石刻集收录的碑记皆在嘉庆后。多块石刻中记载了门楼的多重功能，城北镇龟石岭村和睦门楼道光十三年（1833）季冬月刻立的石碑记载曰：“尝谓培神宅场，非门楼无以为功；有事公议，舍门楼无以束身，则门楼之设，不惟兴一村之壮观，亦且有利于人事”。朝东镇油沐村大门楼光绪十年（1884）仲夏月刻立的《重修门楼碑记》载曰：“余村先达于中路鼎立门楼，一以作关键，一以壮观瞻，洵善举也”。朝东镇油沐村委冈中村民国十一年（1922）桂月刻立的《重建门楼记》称：“建立门楼，以作关键，以培风水，一门衍庆，四壁光辉，前绩昭垂，后昆丕显”。综合而言，门楼的实用功能有二：一为村落内部的“关键”，发挥一定的防御功能；一为村落的公共空间，成为村民议事的公共场所。门楼的文化功能亦有二：一为培神宅场，可培植一村风水；一为村落的文化地标。富川的门楼反映了村落内部格局的变迁，它与交通格局、聚落人口、乡村宗族建设等息息相关，也体现了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在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富川的门楼文化值得进一步发掘。

四、地方文教治理

在帝制中国时期，除了政治军事控制途径，历代政府还通过神道设教、科举、教育等教化举措，逐渐吸收地方力量进入王朝体制、改变地方社会面貌，增强地方民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富川处于早期华夏文明进入岭南地区的前沿地带，郡县制度的推行、潇贺古道的通达等，都积极推动着这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这一进程突出体现在地方文教事业的发达上，乾隆《富川县志》卷二《风土志》总论道：“富水僻处岭表，实迩衡、湘；《旧志》谓：‘声教在八桂之先，人物萃三江之秀’，非溢美也。宋明以来，科甲蝉联，衣冠文物，几埒中州……自我朝百余年来，仁渐义摩，礼陶乐淑，文教覃敷，无间幽遐，而傜僮亦蒸蒸向化焉。”［2］富川有据可查的第一所书院是朝东镇秀水村的江东书院，建于宋嘉定十四年（1221），此后秀水村科第连绵、人才辈出。至明清时期，除了官办的县学，地方官员还创办了富江书院，尤其是道光十三年（1833）平乐知府唐鉴、富川县训导朱德鉠等在“东五源”（龙窝源、平石源、沙母源、三辇源、倒水源）捐建的五源书院、蒙泉义学，“党有庠、塾有师，不以傜习而甘自暴弃，是能出幽谷而迁乔木也，蒙以养之诗书，化其质性礼让”（《倒水源添设蒙泉义学记》），期望“以诗书而化群蛮”。与此同时，地方士人也积极开办书院、义学、私塾（书房），倡建宾兴组织等，如福溪村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学堂碑记》称：“近沐皇清覃敷，文教化被山陬，凡属童蒙，可不素教而预养之乎？”葛坡深坡街村例贡生蒋登云于咸丰十年（1860）捐资创建“恕堂书屋”，正因为族中子弟贫富不齐、教育不能普及之故。

道光二十八年（1848），曾任富川知县的罗成纶一语道出崇文重教的目的，“以冀富邑之人文蔚起”，“人文蔚起”一词，本石刻集先后共出现了6次，分别在《重修马王庙记》《广种福田》《重建灵溪庙题名记》《重建舆梁题名垂记》《创修回澜桥亭路记功》《移建文昌阁记》中。“人文蔚起”的频繁使用，不仅代表着明清时期富川地方官员、文人的美好愿望，也表现了富川的深厚文化底蕴与未来文化态势，正如罗成纶《移建文昌阁记》碑文所言：“方今文教昌明，僻壤穷陬，弦歌殆遍，富虽边陲僻处，夫非犹是文物声名之地也？”

地方家族则是推动富川地方文教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建设宗祠族学，培植教育人才，积极参与科举，以维持地方名望之不坠；现实的政治力量也投射至地方庙宇，他们共同参与修建祠庙寺观，祭祀祖先或其它神祇，经营或争夺庙产经济等，本石刻集也收录了不少这些内容的碑文。

富川现存石刻资源可谓相当丰富，本石刻集仅选取了其中一部分，以上简要的介绍自然挂一漏万，尚不足以全面揭示富川石刻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限于时间与精力，还有很多调查的碑文未能及时收入本书，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调查与整理，进一步挖掘富川瑶族自治县历史文化内涵，为南方丝绸之路与潇贺古道研究提供文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