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共同体视域下的海洋生态问题研究

郑丽芳，方秋明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海洋生态步入了“亚健康”的行列。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排放入海。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模拟日本核废水扩散过程，三年便会污染整个太平洋。核废水中不可稀释的放射性物质将给海洋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生活带来灾难性影响。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小约翰·柯布就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峻性，他在自己的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中表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区域性和局地性问题。柯布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共同体”向度所蕴含的人文理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彰显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以此来审视海洋生态危机现状，旨在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福祉。

一、柯布生态思想中的“共同体”向度

柯布的“共同体”理念聚焦于一种主体关联性存在的社会观，他质疑传统意义上的滕尼斯式共同体，指出其单一性思维割裂了共同体与社会的共生关系。鉴于对这种二元分离的危险性评估，柯布认为“所有事件组成的世界都有先前的事件参与其中，当下的事件与其他事件相互作用，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延伸至以后的事件中去，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态系统，那些组成人格的事件以及细胞组成躯体的事件都包含在这个系统中”[1](P13-23)。柯布指出所有事件包括作为个体的人都生存于整个生态共同体当中，由此诠释了整体生命系统的紧密性。柯布的“共同体”思想主要作为生态学转型与发展的理论资源和实践途径，他主张将生物圈镶嵌到共同体的图景中去，强调尊重所有生命的内在价值。基于人与自然的内在同一性，他倡导各个国家也应将责任和义务赋予到包括人类共同体在内的包容性共同体当中，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使命就是实现人类共同福祉。

(一)生命之网的交织

什么是生命？它是一种很难下定义的现象，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是由核酸和蛋白质等元素组成的分子体系，它具有自我繁殖、更新等多重功能。Elaine Parent(1996)尝试着将生命系统定义为“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具有生命特性，并且能够与其环境互动，通过信息和物质-能量交换来实现”。[2]目前对生命的理解大都是聚焦于其实体性和功能性两种特征上。柯布认为17世纪启蒙运动中所产生的机械主义和还原论思维严重阻碍了人类对有机生命体的本质性理解，一般观念中的机械论断然不能体现对情感和内在价值的认知与判断。有机生命体的构成元素远远不止停留在自身的分子和原子的骨架之中，这一事实的重要性需要我们的思想从还原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柯布主张以一种生态维度来理解生命本质，认为生命是一种动态有机体，它遍布于整个寰宇，“生命的力量并没有限定在清晰的生命物上，在生命与非生命中并没有确定的界限”，各项生命体的活动都是处于周期性的运转过程中，它们相互连结共存并且具备创造性的力量。

柯布在对生命的组织概念进行解释的同时也在勾勒生命间的复杂关系网，在其著作《生命的解放》中通过展示达尔文关于大黄蜂采蜜引起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试验来强调生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意在表明食物链传递过程中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转换进而交织成了一张严丝合缝的生命之网。美国著名学者卡普拉指出“自从生命系统存在以来，它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是网络，我们必须把生命之网想象为其它系统以网络方式相互作用连结起来的生命系统的网络。”[3](P35)可见生命个体的完整性不仅仅体现在自身的结构形式上，而且体现在整个生命体系中的活动秩序中。

柯布以整体生态世界观的维度来探索生命体的真正内在性质以及存在的复杂多样性，主张超越机械论自然观来认知复杂而高度的整体性生命系统，各生物物种在网络区间紧密相连，其生存价值在与环境的相关性中被构建出来。各生命体是自然世界中的一份子，共同生活在生态的共同体当中，其整体性的生态主义维度要求建立有机生态共同体模式，主张将宇宙间的生命体植入到共同体的大厦当中。

(二)万物价值的体现

17-18世纪主流哲学心物二元分界的假设使得人们认为只有现实的人类世界才有内在和自为的价值，然而，柯布摒弃了这种价值观，而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理论依据。过程哲学认为“每一种实际存在物本身只能被描述为一种有机过程。它在微观世界中重复着宏观世界中的宇宙，它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中状态的过程，每一种状态都是其后继者向有关的事物完成继续前进的实在基础。”[4](P392)怀特海强调世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宇宙间的任何一个现实存在物都是以具体的系统方式存在，它们皆被视为经验主体，其内部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但作为生成世界的原初性和终极性存在，他们都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

柯布沿袭怀特海的价值论，主张所有的存在物都具有价值，但他们并不是都存在相同的价值，“除了从属于经验的内在价值外，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还存在着工具价值。但工具价值并非他们自身的价值，而涉及与它们相同类属或不同类属的价值。”[5](P207)生物的这两种价值使得生命的意义趋于独特，并在主体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生成责任感和良知，经验性的内在价值使得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他深刻地表达出共同体的本质乃是人与宇宙万物的合一，万物的价值属性要植根于共同体的视域当中。

柯布的思想回归到生态学的领域中，在自然生态系统内整合生命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统一，但内在价值却是生命体运转的原初性或本真性力量，美国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内在价值只有植入工具价值中才能存在，没有任何生物体仅仅是一个工具，因为每一个生物体都有其完整的内在价值。”[6](P231)万物的内在价值在质上没有差异等级之分，它们都是整个生态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三)共同福祉的指向

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承载着生命的共同福祉和共同愿景，在《共同的福祉》中，柯布指出现代经济学理论将自然归结为土地，鼓励人们为既得的利益而将土地当成一种普遍的财产关系和商品，土地功能的异化已将其所赋予的“自然之力”意义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现代经济理论教导人们，没有必要为了整体的利益来限制对财富的追求，而且这种限制实际上妨碍了整体利益的实现。”[7](P73)现代经济学呈现了割裂生命统一性的局面，普遍认同只有在经济系统中才能实现自然的真正价值。柯布认为这些经济学家普遍犯了“措置具体性”谬误，他们盲目追求经济无限增长的福祉不免会导致“公地悲剧”的发生。于是柯布立足于过程哲学的范畴主张转换经济学的范式，提出了一套从学科到为共同体服务的思想，他反对近代主客二分的机械自然观，认为人类共同体是生态系统下的一个小的共同体，应将所有生命都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考量范围之内，经济活动的秩序要与生态自然相联系，致力于打造融合生态共同体和可持续发展要素的新经济。

柯布的生态经济学思想是基于整体性的生命观来考察当代人与自然的生存与发展，强调的是万物都是内在关联着且拥有内在价值，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落实在尊重自然本性的基础上，在生态共同体的怀抱中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二、全球海洋开发和治理的生态问题

由于受到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生产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尽管国际社会先后对海洋环境治理制定了一系列公约，但仍旧存在很多短板和薄弱环节。

(一)对海洋的工具性开发

由于海洋资源开发以及海洋工程的大规模扩展，海洋生物面临濒临灭绝的危险。近日，据外媒报道，法罗群岛渔民在沿海捕杀了175头领航鲸，血染大海的场面令人面触目惊心。世界自然基金会曾经表明目前全球已有70%的海洋生物遭到人类大肆滥捕，海洋经济发展出现异化现象。在呈金字塔状的食物链上已经出现优质鱼类减少的资源危机，珍稀物种数量急剧下降，海洋生物链处于断裂状态。对海洋空间资源的无序开发预示着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在持续下降，局部海岸区甚至已经成为“海上荒漠”，这种向海洋不断扩张的路径也使得人类的生存危机日益显露出来。

人类热衷于对海洋的工具性开发，认为海洋的价值是基于对人的需求所体现出来的实用性。于是，人们大量攫取海洋利益而全然忽略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聚焦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自身存在，彰显其生命与生存的本质意义，它是维持生态稳定的机制和能力，进而不断促进海洋生态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人类造成海洋的内在价值式微必然导致人与海洋关系的严重失衡，危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

海洋生态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为解决海洋治理难题，国际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集体行动，自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各国对海洋环境深入开展科学研究，海洋生态治理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碎片化趋势依然在不断加剧，各国脱离了作为道德栖息地的共同体框架，这些具体表现在国际主体、制度、准则以及规范等一系列冲突中。海洋生态保护属于全球公共性问题，然而，各国逐渐打破原始的凝聚性状态，违背合作治理公共问题的原则，盲目地追求一国利益最大化，过度开发海洋生态资源甚至是肆无忌惮地向其他海域转嫁污染。另外，在经济发展的驱使下人们逐渐形成陆海二元分化的意识，各国将权责观念置于灰色地带，最终便滑向了碎片化的泥淖。

可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海洋生态治理步履维艰，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各国利益个体化与海洋生态整体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忽视了履行共同体的职责和义务，可见，碎片化始终是威胁海洋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

三、海洋生态危机的化解思路

(一)矫正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步逼近甚至是超出了环境的承载极限，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提出了“牛仔经济”和“太空经济”的说法，前一经济模式认为人类可以依赖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后一经济模式认为衡量经济的成功与否不是简单的归结为产量的最大化，而是考虑到资源的规模以及存储的有限性。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重点关注市场营销以及金融等领域，而对自然资源稀缺以及环境污染的研究却是寥如晨星，他们鼓吹高产量和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忽视了矫正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柯布的共同体思想着眼于倡导发展共同体经济，“管理共同体从而(长期来看)增加所有成员的使用价值，要求市场保持适度的规模以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尽量减少它的有害成果。”[7](P145)他主张从生态学角度来看待经济的发展，经济系统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市场要积极扮演好自己的生态角色，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费无疑给自然资源的稀缺增加更大的负担。

海洋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被纳入到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场域内，生态兴海是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的重大战略，若把海洋单纯地看作人类可以利用的对象，无疑是自绝于那流经我们身上且以我们为其一部分的伟大生命之流。海洋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域，然而，各国在海洋经济规划的过程中存在海权利益争端、生态理念与行动相悖等异化现象。在形势严峻的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应以海洋生态容量的承载力来定位海洋经济的发展，以增进人类与海洋发展的共同福祉为目标。

(二)权衡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

在柯布看来，自然生态系统所拥有的内在价值彰显了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宇宙万物组成一个共同体，按照自然规律进行自我维持、发展和创造，它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历史的过程。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挑战，其内在价值逐渐趋于沉沦式微，经济学家们几乎忽略了共同的价值，而沦陷于所谓的来的容易，用的潇洒，扔的干脆的“牛仔式经济”。柯布强调“我们应重视每一个整体，因为内在价值同时也因为其对其他物种的工具性价值。我们以恰当的方式面对整体，这也在其内在价值与工具性价值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5](P152)从生态视角来看，地球承载力的局限性以及生命系统的脆弱性要求必须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体现了生命的原初性与多样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从整体格局出发，权衡自然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生命体如何更为长久的存活基于所搭建的新的经济框架是否奏效。

柯布主张在共同体伦理价值谱系中构建人与自然良序发展的新体系，摒弃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调。今天的海洋与人类的分裂趋势愈来愈明显，人类外在地控制着海洋，从而相信业已获得对海洋的主宰权，对自然生命的生态基础就这样不加节制地瓦解下去，将海洋加以客观化、工具化，而生态灾难也便顺着人类利欲熏心的轨迹而泛滥全球。因此，建立共同体生态并不是天方夜谭，是基于生命与共的客观现实而提出的，它是转型海洋生态的必要条件以及人类对整个生境命运的关切和忧虑。

(三)加强国际间的科学合作

世界是一个用责任、正义和关爱编织起来的共同体，我们不能从共生一体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没有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着每个个体都要面对但又不能独自对付与解决的任务……但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控制权只能以集体的方式才能获得。”[8](P185-186)对于生活在共同体世界的每一个理性的个体而言，要将内在同一性的理念镶嵌在文明时代中，在集体性的框架中诉诸理性和法律参与公共讨论与合作。在柯布看来，人类生存就要组建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大家庭，在面对全球性公共问题，尤其是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和有效的治理上，仅凭局部地区或一国之力是难以完成的。

海洋生态治理是一项兼具复杂性、持久性和国际性的工程，需要加强全球性综合性的海洋治理合作，各个国家在这个复合的系统中加快海洋科技创新的步伐以及凝聚生态共识，努力构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科学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四、结语

“对世界无情而又系统的榨取正快速导致这个世界丧失支撑人类的能力。但人类仍疯狂前进，毫不顾忌后果。看起来，要是我们不对其他生命体的创伤变得足够敏感，我们就不会做出足够的改变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同归于尽的命运，而我们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扬鞭奋进。”[5](P3)人的单一主体性预示着转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状态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随着二者之间的罅隙不断扩大，这种极端主体性将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逐渐耗尽。海洋生物的演变与生物多样性的形成要经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人类却超过海洋所容许的“阈限空间”，这种恐惧的临界状态必然让人类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

以注重工具性价值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并未反映出人与海洋的本真关系，海洋的跨界性特征要求人类应从生态共同体的视角来矫正人类对海洋主客二分的观念，海洋给予了人类的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空间，人类也应该以深切的“海洋情怀”开启蓝色生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