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与他信*

杨维东，曹 琳，王宝智

(1.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67；2.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长沙 410131；3.湖南大学，长沙 410082)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血脉，亦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反映，也是这一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是对其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理性认同，同时也是对其世界地位和世界贡献的高度认可，因此，需要从主体视域和他者视域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是一种先进文化，就在于这种文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主题主线，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时代需求，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先进文化是代表和反映先进阶级利益的文化。阶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消亡。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可以把阶级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中有产阶级又可以分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无论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都曾经是先进阶级，他们的文化也曾经是先进文化。“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6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也曾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被看作是社会利益的普遍代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被视为是社会理性和社会心脏。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不再是社会利益的普遍代表，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也就不再具有普遍性和先进性。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不是人与人结合的自由，而是人与人相分离的自由；资产阶级宣扬的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而是拥有私人资产的平等；资产阶级宣扬的安全不是所有人的安全，而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安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人性危机和生态危机，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一定会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能够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解放了全人类。无产阶级由此成为代表历史、未来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文化也就成为先进文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不同，资产阶级文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自发性；无产阶级文化是面向未来社会的，这种文化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2]3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主题主线。任何事物都是矛盾体，都有着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双方，在简单矛盾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在复杂矛盾体中，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所谓主题主线，就是简单矛盾体中的主要方面或者复杂矛盾体中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主题主线。与此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更多，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多，这就需要我们有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要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观点，反对孤立和静止的形而上学观点。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就是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两点论”就是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作为一个统一体，我们在看到成就的同时，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不能对前进路上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有任何麻痹；我们谈到问题的时候，也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为现存问题就否定过去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因此而迷失前进方向。“重点论”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区分开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不能以个别、现象和支流来遮蔽一般、本质和主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正确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文化，所谓“正确反映”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抓住这一伟大实践中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时代需求。先进文化必然是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需求。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物质上讲多数人停留在温饱需求上，从文化上讲需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这就更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追求高品质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凝练和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任何国家和社会都需要核心价值观，发挥其在维系社会稳定、激发社会动力、提升精神境界等方面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或者问题，就会造成思想混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上层建筑，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前的核心价值观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需求，核心价值观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并不直接生成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提炼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领导核心，核心价值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观，是倡导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二是作为最大公约数的核心，每个人在自己生活中都有价值观，但是个人的价值观不能成为社会交往的价值规范，只有所有人都认同的价值观才能成为人们价值评价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在国家层面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利益主体多样化的社会提供了价值标准，避免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营造氛围和提供资源，帮助人们在实践中养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然能够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和贸易，各民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取代，日益扩大的交往范围让各民族联系更加紧密，“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41。伴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交通工具的升级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球日益成为一个村庄。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均衡、经济以及政治危机波及广、生态问题严重等问题。世界各国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发达国家试图继续保持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并凭借这些优势获得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健康的双重成果；发展中国家则抱有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的双重期待。面对全球化，部分国家希望通过全球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部分国家则希望退回保守主义，以本国发展为优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种文化突出地体现在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3]433世界各国历史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各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尊重各国发展差异，认为世界发展的模式不能定于一尊，任何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同时在发展过程中都应该共同呵护好这个星球，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生态危机和传染病危机等。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单边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从人类命运相连的高度，为人类未来找到值得期待的前进方向。

二、自信+他信：先进文化生成发展的理论依据

文化的生成是历史积累的结果，这一历史积累包括时间维度的文化延续和空间维度的文化拓展。时间维度意味着先进文化的诞生，总是在本土既有文化基础上的“推陈出新”；空间维度意味着先进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天性，它不拒斥来自别国、异域甚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总是在对外来文化的回应中形塑自身，并因对本土文化的继受和对外来文化的汲取而葆有其先进性。在这个意义上，先进文化的生成必须具备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同时也需要对外来文化保持“他信”，即辩证地相信外来文化，做到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因此，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生成的理论依据。

(一)文化自信与他信的关系

众所周知，“自信”与“他信”是一组具有辩证关系的概念。一方面，自信立基于所信任的主体是有别于外在他人的自身，是对主体自身所具有的信心；另一方面，自信的形成又离不开在对他人信任的基础上，主动汲取他人的长处或优势。也就是说，他信是自信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对于文化自信而言，同样也是如此，文化自信的形成，离不开必要的文化他信，这是任何国家先进文化和文化自信能够生成的必然逻辑。

从文化的本质特征来说，其铭刻于世界各个民族的精神基因之中，成为民族身份的象征，继而也是每个民族国家的精神烙印。这就决定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具有天然的差异性，也正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才得以彰显。先进文化的生成，正是在立基于文化自信的根源上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和立基于文化他信视野下对世界优秀文化的汲取，因为“没有继承，文化发展就失去了根基，没有创新，文化就失去了活力与生机”[4]，正是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文化他信激发了先进文化生成必不可少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潜质。

尽管文化自信和文化他信对先进文化的生成如此重要，但二者却绝非等量齐观或非此即彼。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自信与他信的关系必须牢牢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即在于以文化自信为根本，以文化他信为辅助。质言之，文化他信是为文化自信服务的，其目的在于增进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目的，而文化他信是手段，二者是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5]当然，尽管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存在这样的主次关系，但绝不意味着可以无限放大文化自信或过分主张文化他信，这都将带来文化偏见和文化盲目。前者会使文化建设“夜郎自大”，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后者会使文化建设丧失自身宝贵的主体意识和独特价值，沦为外来文化的附庸，从而与先进文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自信+他信”作为先进文化生成的一般理论依据，其核心在于，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对外来文化的适度“他信”增强本国文化的先进特质，进而不断增进自身的文化自信。

(二)文化他信的双重意涵

一般意义上文化自信与他信的关系，注重的都是文化他信的第一重意涵——相信他人。然而，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他信”还有另外一重意涵，即使他人相信。[6]这种意义上的“他信”显然与相信他人具有根本的不同。本文将此称为更高层次的“文化他信”。显然，使他人相信这种“文化他信”具有更加丰富的意涵。首先，使他人相信的前提，是被信任者具有十分优秀的文化实力。这意味着当先进文化的建设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不仅能够对外传播，而且具备使他人相信的影响力，此时本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就同时具有了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彰显出在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能力；其次，这种更高层次的“文化他信”，必然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之上。否则，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都缺乏信心的话，又如何使他人相信呢？故能够使他人相信的先进文化，其所具备的文化自信，必然同样处于更高级的形态，不仅是在普通文化自信的主导下，汲取相信他人意义上的“文化他信”之优势与长处的结果，而且还是在强大文化实力的基础上，主动建构使他人相信意义上的“文化他信”之主体意识和自觉能力的体现。

诚然，目前大部分关于文化自信与他信的讨论尚且停留在第一个层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逻辑也同样如此。但有必要强调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不同民族和国家间文化的价值差异和冲突对立愈发显著，一些霸权国家的强势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文化介入，以进一步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这种“文化侵袭”所带来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之势就形成了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边缘”的交往结构。[7]如今，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已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对于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视应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意在通过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用繁荣昌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凝心聚力，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同时也努力向世界传播和输出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用先进的文化水平和高度的文化自信来使他人相信，继而为参与全球治理、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注入“文化他信”的辐射力和向心力。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文化他信的第一重意涵，自信基础上的他信，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逻辑——在保持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保持适度的“他信”，是提炼和证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本的基本依据。而在文化他信的第二重意涵，他信基础上的自信，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逻辑——建构使他人相信的“文化他信”，是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形成高度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更是传播和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依据。

三、自信基础上的他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逻辑

历史证明，只有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适度对外来文化保持他信，汲取其优势和长处为我所用，才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逻辑。

近代以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遇的失败，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开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考察，在鸦片战争以前，之所以清王朝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实是对自身的综合实力和文化成就陷入极度自信以致盲目的必然结果，看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先进性。这种盲目自信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中走到了尽头，对西方器物、制度和观念的全方位学习，本质上正是由盲目的“文化自信”向“文化他信”的转向。然而，近代贫弱受欺的中国对国富民强有着极度的渴望，这导致其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存在功利化、简单化的倾向，这种“文化他信”发展到极端，就是一味地以西方文化为尊，“逐渐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力，而有了一种万事不如人，必须依赖西方文化才能拯救中国的他信力”[8]。这种文化他信主导下的西化思潮，丧失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不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体和基础来吸收西方文化，而是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这种“全盘西化”的主张实质上等同于“全盘异化”，等同于抛弃中国本土文化，自然不会形成属于中国的先进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伴随着文化建设经历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如果从文化自信发展的角度来划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可以说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对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信心满怀，到怀疑争论，再到重建自信以及自信绽放四个阶段。”[9]这同样是由片面的文化自信到片面的文化他信，再到自信基础上的与他信相融合的过程。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十年动乱”时期其实正是文化自信走向极端的表现，而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既给中国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启示，同时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全盘西化”的反动浪潮，而这同样也是文化他信发展到极端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正是出于对文化自信与他信极端倾向的反思和预防，党的十五大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时，明确提出首要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建设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正确运用，避免走向极端的文化立场。事实上，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从而真正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本质属性上。“三个面向”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具备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否则不足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要求，显然意味着在文化自信基础上对文化他信的适度吸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民族文化的科学性和大众化所必然延展出的普世化。

因此，正是在自信基础上的他信，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炼和证成的依据。这一点在党的十八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文化自信的角度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主张，融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于一体，反映到文化建设领域，自然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必须正确对待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10]要正确处理好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的关系，既旗帜鲜明反对照抄照搬、简单移植的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也要坚决反对闭目塞听、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自信基础上的他信，努力在历史传承中发展创新，在文明互鉴中汲取营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篇章。

四、他信基础上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提炼和证成，是其传播和传承的前提。在生成逻辑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逻辑，已经不能满足于停留在自信基础上的他信阶段，而应追求更高层次的、使他人相信的文化他信基础上的自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成高度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角度来说，什么样的文化具备传播价值和传播可能？首先，文化传播一定是外向拓展的，这意味着被传播的文化一定是具有鲜明的先进属性和突出的文明优势，能够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凸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否则，就难以具备传播的生命力[11]；其次，这样的先进文化一定具备使他人相信的能力，即高层次的文化他信，使文化传播的受众能够获得切身的益处，产生对被传播文化的认同和向往。如前所述，这必然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之上。而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获得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中国经验与智慧、引领全球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试想，如果我们对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文化自信的强调，仅仅停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生成的第一阶段，只强调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他信，而忽略或不注重对这种使他人相信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他信的追求，那么我们所谓的文化自信，也难以真正具备文化传播的实力和吸引力，事实上，也无法应对全球化浪潮下日益激烈的文化竞争。[12]因此，就先进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建立在更高层次的文化他信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目标追求，应将此切实纳入文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之中，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化建设行动。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能够被传承的文化，毋庸讳言，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这一方面来自传承者对自身文化传统和文明优势的清晰认知，能够产生内生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而会主动成为自身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所谓文化自觉和主体意识的核心指向即在于此。而另一方面，高度文化自信的形成，离不开自身文化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所彰显出的独特价值和文化优势，特别是吸引其他文化学习、引领其他文化发展的能力。也即建立在更高层次的文化他信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程度和传承意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自信相比，无疑会更加强烈与牢固。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科学处理好“外来”与“本来”、“转化”与“创新”、“发展”与“引领”之间的关系，努力形成在他信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自觉担当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是新时代文化建设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自信与他信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文化他信的双重意涵，为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在未来的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把握好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之间的关系，既要重视自信基础上的他信，不断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同时也要重视他信基础上的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注入源源不竭的内生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