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经验研究*
——基于国家总体安全的视角

赵钰鑫

(重庆工商大学 废油中心，重庆 400067)

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亦即“主流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指较之于非主流成分、异质甚或敌对的成分，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阶级或集团对该阶级业已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状态的维护、统治。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就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以下简称“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当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思想、观点的多样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不确定、不稳定的意识形态各风险因素，以及不同思想观念之间尖锐的斗争状态，决定了必须维护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连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2]，作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战略要义而予以强调，凸出了意识形态安全较之于其他安全类型的特殊意义。系统回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实践经验，对于谋定国家安全架构、维护国家的总体安全，意义深远。

一、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并使之服务于“中心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3]。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这一判定，站位高远，旨意极为深邃，直接以战略定位的方式，阐明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各自的地位，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深化了对国家战略安全的认识。主要表现在：

其一，二者反映的侧重点不同。一是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其本身并不虚。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称之为“观念的永恒性”，这些观念作为阶级“观念的统治”指引着人们的行动，认为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及其核心利益的观念表达，指出从其观念上“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二是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把经济与社会生产视为发展重心，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5]，认为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就要一心搞建设，而这里的“搞建设”，主要是指经济建设，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搞活经济”。对于国家的生存、发展，经济生产是基础，经济不发展，国家就要发生倒退、不可能达成现代化；意识形态是思想方面的支持，“没有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个稳定的社会”[6]。

其二，二者由党的领导地位决定。经济工作是党关于经济领域方面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关于党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的工作。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分别是党加强对经济、思想文化领导与服务的对象和范围。意识形态工作、经济工作，二者是由党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本身“极端重要”，这是因为思想工作好比“党的生命线”。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等业务”来抓，明确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7]。习近平强调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是一种“把方向、谋大势”的能力，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凸显其重要性，也就是“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8]。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9]党实现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旨在通过对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不断促进生产力解放、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必须服从于党的领导。

其三，意识形态工作有机统一于经济建设。意识形态的存在是一种在精神上以“被满足了的”存在，并非似有可无的存在，其之所以能够去适应并服务于在新社会的胎胞中所形成起来的新的经济要素，是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社会的奢侈品”，“根本宗旨乃是服务于经济基础”[10]。就是说，一方面，党的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条腿走路”，二者不是孤立或背立而行的，也不是只抓其一。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的共生关系。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极端重要”的论断，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定位和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党的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都要硬’的新理念”[11]。另一方面，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既不是只要中心工作而淡化意识形态工作，也不是夸大后者的能动性，使之游离于经济建设。应找准二者的平衡点，夸大意识形态作用或背离经济建设中心，对实践都是有害的。

总之，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极端重要”与经济工作是“中心”的判断，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统筹起来，从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关系，这极大深化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战略地位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同时也确保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积极有为的态势。

二、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有机统一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秩序”，在国家、社会主体行动范式中的安全边界内，呈现或表达为对社会政治关系的调节和变革，“凸显意识形态在‘国家—社会—个人’结构中的秩序表达和意义建构”[12]。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13]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通过党的执政理念、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观，调节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稳定，规定社会公共性规则和行为规范，促进国家与社会在稳定的秩序结构中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总体性改革的实践中呈现出双向嵌入的互动态势，逐渐形成了改革发展工作系统性调配的运行体系，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间更为紧密地融合、衔接。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回应意识形态对改革工作的期待。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存在各种观念的集中表达。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以及人们对改革的期盼，往往通过一定方式在观念中呈现出来。社会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以社会共同体价值的特有形式，发挥思想的“粘合剂”功能，“塑造美好社会远景和规划政治变迁及其影响”[14]。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实践中，始终把增进制度认同、增强民生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使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实效，积累了大量独创性的经验。这些经验本身需要进一步加以凝练、提升。另一方面，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对美好生活有更高的追求，高质量的发展如何实现，改革中需要克服哪些困难，这些都对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第二，满足改革对意识形态主体的需求。一个政党是在以自身执政理念为根据、对社会进行创新管理，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中确证自身合法性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创造精神、释放社会发展活力，党把执政理念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将执政目标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实现改革与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改革反映党和人民的意愿，体现历史大势所趋，展现了党的治国理政活动背后的动力支撑逻辑及实践力量。中国共产党“靠什么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15]。另一方面，改革融合了政党的意志，“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对领导干部而言，改革直接检验了他们的能力状态和实际工作能力。习近平指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16]就是说，党员干部在改革中的实际表现，直接体现了改革的意识形态价值。

第三，发挥党对意识形态工作改革的领导作用。中国的改革围绕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展开，“改革开放有确定的领导力量、政治方向和价值原则”[17]，最核心的也是最为集中的原则，就是坚持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领导，包括党对自身执政方式的改革、对国家制度优势建构及其治理效能的领导，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改革等。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改革，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最初确立到改革、调适，到完善党内法规、推行国家法治建设，再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始终。强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改革，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而是旨在通过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

总之，意识形态工作与改革建设协调统一、有机促进。改革是有立场、有方向、有原则的改革。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动能。

三、意识形态建设遵循“立”与“破”统一的内在方针

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最终目的在于统一社会主流价值共识，其关键是要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出发，采取合适的战略、战术和方法原则，筑牢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防范、化解其风险要素，即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方针，增强社会主流共识。习近平指出，维护我国政治文化安全、建设具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中一项原则是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18]。“立”是对对象事物内部的巩固和发展，“破”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否定以及促使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习近平关于做大、做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断，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供了方法支持。其主要体现为：

一是以“立”为本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基础。“立”，也就是通过传播、教育，增进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话语认同力、思想表达力。这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根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诉诸表达为一种社会理性，凝聚社会发展与个体现实的追求，呈现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摆在了更为凸显的地位，明确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立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围绕实现“两个巩固”根本任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起来”，把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战略方针；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攻方向，把做强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基本主导；在社会思潮交锋中明辨是非，把引导社会思潮方向作为战略战术；把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支撑。广泛凝结大众话语认同，使社会以及网络舆论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声音更为响亮，增强了人们对核心价值的信仰。

二是以“破”为先合理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破”是战术，对于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是一种斗争的方法及其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就是在处理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长远性与实效性等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斗争结合。其一，针对那些破坏主流价值认同基础的舆论观点、思想问题，尤其是敌对势力对华言论方面所发出的挑衅，应主动重拳出击，坚决予以批判回应，勇于亮剑，敢于为真理作斗争，全然揭露其阴谋实质。习近平指出：“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疾风劲草、当烈火真金。”[19]其二，在原则与非原则问题上，要保持头脑清醒、做到理性应对、沉着冷静。其三，应对社会上非主流意识形态观点，要做到旗帜鲜明，善于同各种谬俗观点、错误思潮作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又允许社会上多种思想成分的多元并存，但这绝不是允许纵容、庇护各种非主流观点，而是要求以灵活的战术有理有节地开展斗争。

三是“破”“立”并行打造意识形态吸引力。内生力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根本特质，而这一特质又是在“斗争”与“引导”的辩证理性中完成的。不同时空、不同场域意识形态之间的交融、互渗，观念本身的多样性，加之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错误的、非主流的意识形态观点的辨析、引导，只能依据问题以及对象自身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在“引导”“引领”的方法层次上，就是要做到立破并举、破立并行，“立”“破”结合，就是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非主流意识形态解蔽结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舆论引导与问题把控、风险防范相统一。对网络舆论引导而言更是如此。对此，习近平指出，要“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20]。

总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及现实斗争的复杂态势为依据，灵活把握立与破的辩证法，在立破并举中增进社会主流共识。

四、在区分三种思想观念形态的基础上及时引导舆论态势

意识形态问题极端复杂，它作为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理、道德、宗教、哲学以及艺术等形式存在，意识形态主体动机现实地表现为一般的思想认识、错误的意识形态、政治观点、政治原则性问题以及由学术引起的争鸣或观点探讨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观点上的真假难辨，舆论的变动性、主次难分，无形之中构成“一个由‘围观、模糊、摇摆、迷惑、置疑、埋怨乃至否定’等态度和观点构成的复杂光谱”[21]。这需要掌握舆论管控的时、效、度。关于思想认识问题、政治原则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三者复杂关系的演绎情形，表现在：

其一，内容观点的非对称性。三者各自有不同的内容侧重点，但三者在内容上往往彼此交叉衔接、相互渗透，交融叠加、混合。首先，“思想认识”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主体受内外部复杂因素以及个人成长条件、认知能力等引起的；对于这些认识，一定政治原则贯之于其中，公众或习俗的缪见、不同学派或党派的主张作用于个体对事件的判断，而由错误认知形成的观点则可能直接产生政治上的不信任。其次，“政治原则”问题触及或违背党的纲领关于党的性质、宗旨的原则规定，这一类问题引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较为直接，安全能级高。这其中有的问题不直接地表达，而是通过大众谣言、宗教、文化商品甚至由极端行径表现出来。最后，“学术观点”问题与研究中的探讨或理论方法的论证有关，但由于这一类问题与社会舆论观点、错误思潮相互裹挟，如又出现价值立场上的偏颇，则容易造成一种负面的意识形态。

其二，表现形式的交叉重叠。习近平指出：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22]。以上三种“问题”，其呈现内容和各自观点决定了它们在表现形式上的关联性，即三者杂糅并存，彼此交融、互汇，每一类型都蕴含了其他两者的一些观念成分，有的以显性、有的则以隐性的形式存在，因而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舆论管控尤为复杂。应以科学的斗争方法为指引，以精准化的工作方法识别思想领域中的黑色、灰色地带，防止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出现“一刀切”。

其三，舆论态势的合理引导。现实中的三个“问题”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但又彼此掺杂、互相渗透，相互转化。它们基于主体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治目的以及认知导向，朝着各自的运作路向而展开。思想领域中意识形态的不同观点、信息，各种社会思潮的叠加，加之主体认知的偏差与政治话语的交织、错位，这可能使“话语失态造成真假信息难以分辨，话语主体形象权威和理论话语霸权被消弭，话语向度和思维空间遭受排挤、限制”[23]，形成思想舆论领域“红、灰、黑”地带三色相间的错综景象。对此，习近平强调，“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黑色地带“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24]。对三个“问题”的舆论引导，就是以“三个地带”划分为指导，使之在舆论乱象的空间治理中做好转化工作，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舆论中的主导地位。

总之，做好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区分，旨在使主流与非主流舆论空间及其地带的划分更为明晰，以舆论引导为重点，为思想领域舆论划分提供确切的界线，最终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安全保障。

五、余论

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思想或观念，在这其中，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也有异质与非异质、甚至是敌对之分，有些思想、观点之间注定是相互冲突而不可调和的；加之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下，资本权力话语总是试图为它自身强化对其他观念的统治找到一种身份“确证”，“通过‘被给定的’文化身份来复制权力结构关系，从而使不平等的等级秩序‘自然化’和‘合法化’”[25]，这就使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一种应然和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