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争议词句考辨二则

高 扬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中文系，浙江 海宁 314408）

法家典籍《韩非子》中有些词句的含义的解读，自古以来见仁见智，直接影响着对韩非子法家思想的精确理解。传统训诂学者基于相关书证，充分利用音训、义训、形训等方法解决了不少争议，但是古人局限于语料的匮乏，未能对词语在整个语言中的总体分布进行考察，自是遗憾，如今古汉语语料遗传缺失，脱离了时代也不再能产。于是部分当今学者选择把语言外的证据如“义理”等作为主要证据，以此来提出诸多“新解”，这些“新解”大多属于“古人应该说了什么意思”，而非“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以此出发，不仅违背了语言系统性原则，其所宣扬的“新解”往往也是违背语言社会性和历史性原则的。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这些方法或者是先有结论后论证，或者是运用弱归纳和不充分演绎，都违背了科学精神和逻辑，必须加以警惕。

杨逢彬先生在其著作《论语新注新译》和《孟子新注新译》的导言部分批判了这些相对错误的考据方法，肯定了清代以来高邮二王、杨树达先生等大家在传统考据之上运用文法观念进行考察的做法。他更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遵循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系统性，从语言内部证据入手，广采书证，系统考察词语、义位分布特征，从而以分布为主轴整理古籍的方法。杨逢彬对分布理论的阐释是“每一词义，每一词，每一句法结构，它的出现都必须具备一定的上下文条件（或可称之为语境，或可用专业术语称之为分布）。既然如此，考察其上下文条件为何，也就锁定了究为哪一个词义、哪一词，或哪一句法结构。”[1]这种古籍整理的方法有着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开展研究时要坚持采用的核心方法。

我们利用这种研究方法，针对《韩非子》中一直存在的一些争议词句进行讨论，下面列举两例，分别是词义解释方面存疑和字词置换方面存疑问题的代表，希望可以通过考察分布和语法分析，平定争讼。

一 “明主厉廉耻”解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韩非子•用人》）

本段中“明主厉廉耻，招仁义”一句，历来颇有异议，争议焦点主要是“厉”字义，现摘录学界诸说如下：

其一，“厉”同“励”，鼓励，劝勉。如陈奇猷：“厉、励同。明主以廉耻励人，以仁义招人。”[2]546《韩非子》校注组：“厉，通‘励’，勉励。”[3]

其二，“厉”作“举”解，与“招”同义。日本学者松皋圆认为：“招，犹揭也。《庄子》：‘自虞氏招仁义以乱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4]344太田方在前一句“君人者不轻爵禄”下注云：“重爵禄而不能赏人，非，所以厉廉耻也。傲富贵而不能下人，非。所以招仁义也。夫若此，何以救危国乎？《难一》篇云：‘布衣之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也。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4]344简言之，两位日籍学者认为“厉”与“招”同义。张觉也持此种观点：“尹桐阳解为‘勉’，陈奇猷、《校注》等解为‘励’，恐不当。因为古代‘厉’虽然有时表勉励义，但这‘厉’字与下句‘招’相对，当与‘招’同义，应解为‘举’。《吕氏春秋•恃君》‘而厉人主之节也’高注：‘厉，高也。’《荀子•议兵篇》‘威厉而不试’杨注：‘厉，谓抗举。’《广雅•释诂一》：‘高、厉，上也。’王念孙《疏证》举《淮南子•修务训》‘故君子厉节亢高以绝俗’为例，皆可证此文‘厉’字之义。”[5]500

以上诸说，陈奇猷及《韩非子》校注组的观点是将本句视为“明主厉（之以）廉耻，招（之以）仁义”的缩减形式；后面三位学者则认为句子就是简单的主谓结构陈述句。但是双方都没有就“厉”在先秦典籍的分布情况进行考察，所用书证也都与本句语法结构不同，以至于所举例证都是对自己主观判断的附议，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分析。

我们的观点是：“厉”的分布规律决定了其后宾语不可能成为“厉”凭借的手段，在本句语法结构下的“厉”在句中没有“对象”语义角色共现时，“厉”应取“举”义。

（一）“厉+NP”时NP从不承担“工具手段”语义

首先分析“明主厉廉耻”的语法结构，从语法形式上看，不论“厉”作何解，该句都可以描写为“S+厉+O，O=NP”，也即谓语动词“厉”前有主语，其后接一个名词性成分宾语。同时，“廉耻”一词在名词中属于抽象名词小类，表示动作、状态、品质或其他抽象概念，因而上述描写公式可以完善为：“S+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

据此，我们以“厉”加抽象名词性成分宾语作为对象，考察其在《韩非子》本书及时代相差不远的其他典籍《吕氏春秋》《孟子》《国语》《荀子》《战国策》《商君书》《新书》《淮南子》《史记》等十部典籍中的出现情况，分析它的分布特征。经统计，在这十部典籍中，形式为“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结构的书证有12例，如下：

（1）明日，乃厉气循城，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战国策•齐策》）

（2）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吕氏春秋•遇合》）

（3）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牵于埶，而羞居浊世。（《吕氏春秋•离俗》）

（4）吾将死之，以丑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吕氏春秋•恃君》）

（5）此则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新书•阶级》）

（6）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厉宠臣之节也。（《新书•阶级》）

（7）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淮南子•氾论训》）

（8）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

（9）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新书•阶级》）

（10）方是时也，天地调和，神民顺亿，鬼不厉祟，民不谤怨，故曰宥谧。（《新书•礼容语下》）

（11）故鼓鸣旗麾，当者莫不废滞崩阤，天下孰敢厉威抗节而当其前者。（《淮南子•兵略训》）

（12）咸为师傅，崇仁厉义。（《史记•自序》）

这12个例子中，例（8）较为特殊，虽然“厉”后是代词宾语“之”，但因为“之”指代上句中的抽象名词成分“僄悍民风”，所以也可将其归入待分析书证中。通过分析上述例证，我们发现，在所有形式为“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结构的书证中，“厉”后的名词都是直接受事宾语，体现了主语施加“厉”这一动作的对象，没有一例承担了“工具手段”的语义角色，即“厉”后所接名词不表示实现动词的手段。故陈奇猷所谓“用廉耻来鼓励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上古汉语中，如若想表达这个“利用某事物来鼓励人”的语义，都采用了“厉+以+NP”结构来实现，如：

（13）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大戴礼记•朝事》）

（14）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新书•阶级》）

（15）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淮南子•要略》）

（二）如存在与“厉”共现的特指对象，“厉”通“励”，反之则为“举”

在确定了“明主厉廉耻”是一个正常的主谓结构的陈述句后，我们继续通过例证（1）～（12）来分析“厉”的词义。

以上例证尽管形式上都呈现为“S+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结构，但是如果引入语义特征分析法，会发现“厉”在这些例证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义位，而这两个不同的义位，各自有自己的分布特征，是可以完全区分开的。

在“S+厉+O，O=NP=抽象名词性成分”中，“厉”可以通“励”，表示“劝勉，鼓励”，也包含有“（使之）高”义，《汉语大字典》中将这两个词义区分成了两个不同义项，实则不妥，因为“劝勉，鼓励”与“（使之）高”实际上是一个动作的过程和结果，如例（1）～（8），“厉”都表示了“励且使之高”的意义，通过分布时无法将其划分成两个义位。

我们发现，当取“鼓励”义位时，动词“厉”在作用于宾语这个抽象名词后，“厉NP”会指向一个固定的对象，这个对象成为了“厉NP”的最终承受者。即“厉”含有“+特指”语义特征，在句子中与一个被“厉”特指的“对象”语义角色共现：例（1）“厉”指向隐去的守城士兵；例（2）指向“女（汝）德”；例（3）指向被隐去的自己；例（4）指向“人主”；例（5）指向“群臣”；例（6）指向“宠臣”；例（7）指向被隐去的“诚”的主体，即跟随英豪的战士；例（8）指向其民之风。

而当文段中没有作为“对象”语义角色的成分与“厉”共现，特指谁最终承受了“厉NP”这个行为时，“厉”就只是泛指，语义特征为“-特指”，这时的“厉”表示“举、树立”，如例（9）～（12）：例（9）中不存在与“厉”共现的“对象”语义角色，“厉”为泛指，“厉廉耻”即把廉耻树立起来给外界看；例（10）也不存在与“厉”共现的“对象”语义角色，“鬼不厉祟”即“鬼不举其祸祟”，无明确承受对象；例（11）“厉”也没有特指的对象，“厉威抗节”是树立其威信给天下看，后面的“当其前者”并非是“厉”的特指对象，而是属于“当”这个动词的管辖范围；例（12）中，“厉”同样只有宾语“义”，而没有特指的承受对象，故而也释为“举”。

因此，“明主厉廉耻”与例（9）～（12）中“厉”的分布特征一致，应取“举”义。

（三）“廉耻”常与“举”义动词相连，不和“鼓励”义动词连用

最后，我们分析本句中的名词性成分“廉耻”的结合能力。在上古汉语中，“廉耻”表示“廉洁的情操与羞耻心”，该词受“举”义动词支配。“举”义动词包括了“举”“立”“厉”“设”等，形成了一个同义词聚合。除了上文例（9）之外，还可举例如下：

（16）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属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女妹私义之门不待次而宦。（《韩非子•诡使》）

（17）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管子•立政》）

（18）圣人由近以知远，以万里为一同，气蒸乎天地，礼义廉耻不设，万民莫不相侵暴虐。（《文子•下德》）

（19）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毁誉仁鄙不立。（《淮南子•本经训》）

（20）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淮南子•泰族训》）

在上述例证中，当“举”义动词+“廉耻”结合时，皆表示“树立起廉耻心来”。进一步纵观先秦典籍语料，除了“举”义动词外，虽然“廉耻”也可以受一些其他动词如否定动词“无”等支配，但没有一个受“鼓励”义动词支配的例证，因而从“廉耻”的分布特征来看，“厉廉耻”作“举廉耻”解也为上选。

综上所述，通过对“厉”和“廉耻”的分布特征考察，包括语法结构分析和内在的语义特征分析，我们认为“厉”当作“举”，“鼓励”之说为非，而张觉虽然结论与我们相同，但其例证选择有问题——选择了用“高”义之“厉”的书证来论证其观点，更重要的是，其论证中没有细致的语法分布研究。要之，本句可翻译为：所以圣明的君主树立廉耻与仁义。传统认为法家一味地反对仁义，实际上其反对的是儒家提倡的某些与法治不符的仁义，而对于符合法治，尤其是能树立君主之势的仁义，法家则是大力提倡的，因为通过这种仁义，君主让渡部分利益，可以成功御下而行大事。

以上，我们考察词语的分布时，除了利用传统的“主谓宾定状补”外，还试图描写出与疑难词共现的成分具备了哪些语义特征，从而可以将对句子和分布特征的描写推向深入和精准。如此，我们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字词置换”问题，很多“新解”都对“字词置换”情有独钟，我们反对的并非是这种结果，而是反对预先设立结果，为之拼命寻找证据的做法——只要能够通过分布考察、语法分析证明A词出现在某个位置上，比起传世文献中不能理解的B词更加合适，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用A替换B。

二 “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解

径省其说则以为不智而拙之，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虚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韩非子•说难》）

本段中“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句因“交”义未辩而使该句难以文从字顺，前辈学者对“交”义及此句解释观点迥异，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改字而解。这其中又存在三种情况。一是改“交”为“久”解。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引《说难》，改述本文段为：“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6]二是改“交”为“史”解。顾广圻释此：“《正义》云：‘时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误，当作‘史’。本书《难言》篇：‘敏捷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7]王先慎也赞同此说。此解中“史”同《论语•雍也》中的“文胜质则史”，虚浮义。三是改“交”为“弃”解。陈奇猷认为：“交、久皆无义，‘交’当为‘弃’字之误，‘弃’与‘屈’对文。此谓米盐博辩则以为繁杂而弃之。作‘交’者乃因篆文‘交’‘弃’形近而讹。旧注以误文为训，失之。史迁引古籍，多篡改，此又因‘弃’误为‘交’，义不可通，遂改为‘久’。张榜本又依《史记》改为‘久’，非是。”[2]260简言之，陈奇猷因形近讹传而改“交”为“弃”，表摈弃。

其三，“交”为“驳杂”。蒲阪圆：“交，交杂也。”[5]199张觉否定了以上诸解，赞同日本学者蒲阪圆等观点，将“交”保留，释为“驳杂”。其依据为上下文关系，认为“拙”与“不智”义近，“不尽”与“怯懦”相承，“佢侮”与“草野”相类，所以认为“交”与“多”字义近相承[5]199。

我们认为当从司马迁观点，改“交”为“久”，即“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久之”。对先秦文献疑难句改字作解必须慎之又慎，改后之词的分布特征必须与原句语法环境相符，必须能够进入被改词所处的语法位置，才能成功进行置换。

（一）诸说中以情理论证或对文论证者，多不可从

谢希深之说增字解经，增一“猥”表纷乱，不仅未能通顺全句，反而为了自己的假设改变了句子的本貌，此法多不可取，正如王引之所言：“经典之文，自有本训，得其本训则文义适相符合，不烦言而已解；失其本训而强为之说，则阢陧不安。乃于文句之间增字以足之，多方迁就而后得申其说，此强经以就我，而究非经之本义也。”[8]

顾广圻以“史”替之，没有更多书证，只是引用了同书《难言》语为证，但其中“史”出现的语法位置和上下文语境都与本句不同，仅以此等情理上的推测入手，似不能作为诠释依据。

陈奇猷换“交”为“弃”，主要依据为缺少规范的“对文”。仅通过语意，可以出现在“交”位置上与“屈”对文的词语有很多，“弃”是程度比较严厉的行为动词，与“屈”这种较为委婉的词语也并不能做到陈氏所期望的对文。从语法角度来说，先秦典籍中连动结构“V1+O+而弃之”固有存在，但是可以存在于本结构“交”位置上的类似意思的词还有很多，如“诛”“杀”“退”等。如定需换词，比起后人的“弃”，或许从汉初司马迁之说更接近原书本义。因而陈奇猷据对文改为“弃”的观点当从疑。

张觉坚持此处为“交”，不换词不增字，从每个句子中前后用词相类似关系入手加以论证。分析张觉的类比，“不智”是“不聪明”，“拙”却为使动，表“使其屈抑不被重用”，《释名•释言语》：“拙，屈也。使物否屈不为用也。毕沅疏证：‘屈，当作诎。’王先谦补：‘物否屈不为用，即不利于人。’”[9]“怯懦”与“不尽”是情理语义上的相承，两句结构并不相同；后文“佢侮”与“草野”固然相类，但二者为并列关系，与上文句子结构不协，同时也是以动用法。所以张觉用于类比的诸词，实则不是一个层面，在语法功能上也并不协调。因此，单从对文和情理上认为交无误，尚缺少证据。

（二）“交”不能出现在句中此语法位置

首先我们通过审句例来分析本句的争讼点“交”，考察“交”能否出现在原语法位置上，是否需要被替换。

“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从句型上看，是为假设条件复句，“米盐博辩”为假设条件，后半句“则以为多而交之”为假设条件满足后产生的结果。承文意，后半句有主语“君主”被省略，“以为多”是述补结构，后“交”的宾语“之”则指代“米盐博辩”的“人臣”，因此后半句应该被识别为连谓句结构。也就是说在“交”这个位置出现的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使动、意动用法的不及物动词，在此句中为连动的第二个动作，前有一个表判断动作的成分，整句话语法结构描写为：“S+以为多+而V之”。

我们以“汉籍”为工具，穷尽考察了“交”在同时期文献中的分布情况。“交”在同时期典籍中作动词时多为不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表“交往、接触”，如：

（21）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左传•成公九年》）

（22）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23）秦穆公召群臣而谋曰。昔者晋献公与寡人交。诸侯莫弗闻。（《韩非子•十过》）

（24）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于子犹未邪也？”（《吕氏春秋•观世》）

亦见作及物动词带宾语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主语为单方，后接单宾语，表示“单方面与某人结交、交往”：

（25）食而弗爱，豕交之也。（《孟子•尽心上》）

（26）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管子•霸形》）

（27）秦不听，是秦、韩之怨深，而交楚也。（《战国策•韩策》）

另外一种情况是“交”前面主语成分为双方，表“交叉、交换、交往”：

（28）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左传•隐公三年》）

（29）大鋋前长尺，蚤长五寸，两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兑其两末。（《墨子•备城门》）

考察了同时代文献关于“交”的1898条书证后发现：首先“交”前罕有连谓结构，特别是“交”带宾语时，更是没有一例前置连谓结构。其次，不论“交之”前主语是单方还是双方，都具有“+互相”语义特征，表两方面之间的产生的“交往”“交换”，而这一义位出现在本句，则本句无法实现文从字顺。故“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中“交”缺乏语法合法性，不应出现在句中该语法位置上。

（三）“久”具有置换“交”字的分布特征

承上分析，既然“交”可能是一个误字，我们在寻找本字时就应该遵循三个原则：第一，替换词在完成替换后，必须能让这个句子在语法上合法，语义上通顺；第二，替换词完成替换后，这个结构必须“验之他卷而通”，也就是必须满足语言社会性；第三，两个字需要在形体等方面有一定相似性。我们首先考察的备选字词置换方案是司马迁的更“交”为“久”说。首先“交”“久”字形也有所相似，更重要的是西汉与战国末年时代相近，且《史记》与《韩非子》作者地域也相近，不论从材料的易得性还是阅读的容易度来说，都是应该被格外重视的。

查之文献，上古汉语中“久”可以作动词表示“使某人某物长久在一个状态”，举数例如下：

（30）宋人伐郑。围长葛。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谷梁传•隐公五年》）

（31）皆习战也。何言乎祠兵。为久也。曷为为久。吾将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公羊传•庄公八年》）

（32）诸侯之师久于偪阳，荀偃、士匄请于荀罃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左传•襄公十年》）

（33）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孟子•公孙丑下》）

（34）愿王之使人反复言臣，必毋使臣久于勺（赵）也。（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

当“久”作为及物动词后加宾语时，这一结构在先秦及秦汉典籍中也屡有出现，此时“久”可作“灸”表“固定”：

（35）皆木桁久之。用器。（《仪礼•既夕礼》）

也可表“使某人某物长久在一个状态”义，如：

（37）士伯曰：“寡君以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左传•昭公廿四年》）

（38）吴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见。（《吴越春秋•勾践入臣》）

（39）过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左传•宣公十七年》）

（40）轩骄之兵，则恭敬而久之。（《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五名五恭》）

（41）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新书•修政语下》）

以上诸例中，例（39）～（41），“久”之前都有一个前序动作，例（39）是“过而不改”，例（40）是“恭敬”，例（41）是“宜处”，三例都构成了或松散或紧凑的连动结构，与本文待考辨之句语法格式相同，同属连动结构中的后续动作，“久”前成分表一个前序动作或者看法，后带宾语，表示“使之滞留在一种状态”义。因此用“久”具有置换“交”的分布特征，在语法分布上具有可行性。

（四）以“久”换“交”可使文从字顺

如从司马氏之说以“久”置换“交”，“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就可译为“如说者如米盐一样细致地来辩说，就被（君主）认为说得太多太啰嗦从而使其滞留（而不用）”，即君主面对啰嗦的“说者”，往往采取置之不理也不用的态度，让其长期自己呆着。

实际上，先秦典籍中，表示因为一些原因，主语对象产生了某种看法或行为，然后让宾语对象滞留在某种状态这种语意的书证也较为常见。除了上述的“久”，还有与“久”同属一个语义聚合的“留”“止”等词，如：

（42）宫他为燕使魏，魏不听，留之数月。（《战国策•燕策》）

（43）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赵王之所甚爱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谋而入之秦。（《战国策•赵策》）

（44）楚王使景鲤如秦。客谓秦王曰：“景鲤，楚王使景所甚爱，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战国策•秦策》）

（45）秦败楚汉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战国策•楚策》）

（46）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战国策•秦策》）

（47）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8）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与，子常三年留之，不使归国。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马，子常欲之，公不与，亦三年止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因此，用“久”置换“交”后，“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所表达的君主面对啰嗦说者的态度和行为，是可以说通的，能使句子做到文从字顺。

综上所述，基于语法分布特征，前后文语意通顺及字形相似，我们认为“米盐博辩则以为多而交之”中“交”字应该用“久”置换。其中最主要的证据还是“久”可以完美地出现在“交”的语法位置上。除以上依据外，正如王力先生所言，“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所说的故训往往是口耳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汉儒读先秦古籍，就时间的距离说，略等于我们读宋代的古文。我们现代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还是千年后的人读宋文容易懂呢？大家都会肯定是前者。因此，我们应当相信汉代的人对先秦古籍的语言比我们懂得多些，至少不会把后代产生的意义加在先秦的词汇上。”[10]时代相近的司马迁对《韩非子》此文的解释，或许比起后人的注解疏证要更为贴切一些；但是这种判断也只是在我们做了全面考察分布工作之后，作为辅助证据而存在的，因为它本身也属于语言系统外。韩非一生际遇坎坷，深感游说之难，每每游说，必考虑君主心理，言多则恐被视为迂腐而置之不理，言少则恐视为愚笨而弃之不用，故言之于胸，难以出口，因此他发出如此感叹是十分合理的。

综上两则考证，《韩非子》中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词句，我们从其语法形式入手，考察它们在同时代、近地域文献中的分布情况，以区别特征来分辨其语义，可以成功找到词义的“标志牌”，从而平定争讼。这一方法在先秦典籍疑难词句考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了传统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结合的研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