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对心理主义问题的思考

黄迪吉

心理主义问题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作为现象学开端之作的《逻辑研究》正是以批判心理主义作为起点。因此，胡塞尔现象学是由反心理主义所开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构成他思想发展的出发点。《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下文简称《导引》）作为反心理主义的经典之作，凝集了胡塞尔对逻辑心理主义进行反驳所作的努力，在众多论述胡塞尔与心理主义问题的文献中，研究者往往也限于该文本。确实，在《导引》之后，胡塞尔不再针对心理主义进行专门的探讨。不过，这不意味着胡塞尔不再将心理主义视为“问题”了。

事实上，《导引》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只是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问题思考的一个起点，在其后将近40 年的哲思生涯中，心理主义问题未曾退出他的思考视野。《导引》的工作只是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问题思考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此之后的思考也并非只是对之前工作的老调重弹而没有实质性的新内容。首先，《导引》针对的只是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此后胡塞尔将心理主义批判扩展至伦理学，乃至更宽的认识论层次。其次，《导引》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虽然很有力度，但充其量只是反驳心理主义，反驳不等于克服，仍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进一步思考。再次，胡塞尔在《导引》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其实与其他的反心理主义者（比如弗雷格）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导引》之后，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胡塞尔都进一步加大对心理主义的思考，其实后来的思考更能反映现象学的特质。因此，只有将后来的思考纳入充分考虑，才能反映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问题的全面看法。

Jens Cavallin 认为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思考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可以考虑分为四个阶段[1]；John Scanlon则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2]。笔者认为，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问题的思考是一个逐渐推进的整体，很难有一种截然的时间划分。因此本文不采取根据时间划分阶段的方式，而是通过分析胡塞尔思考的内容来呈现他在《逻辑研究》之后对心理主义问题思考的推进。

一、对伦理学心理主义的批判

心理主义—反心理主义之争主要发生在逻辑学领域，胡塞尔在《导引》中针对的也是逻辑心理主义。胡塞尔对伦理学心理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关注，但他对此并不少花心思。在已出版的胡塞尔全集中关于伦理学的两卷[第28 卷《伦理学与价值论讲座（1908—1914 年）》和第37 卷《伦理学引论（1920 年和1924 年夏季学期讲座稿）》]中，都可以看到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构成胡塞尔关于伦理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胡塞尔看来，与逻辑学的心理主义之争一样，伦理学的心理主义之争也涉及伦理学最基本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关乎作为学科之理论基础的问题。与逻辑心理主义相似，伦理学的心理主义主张伦理学研究要以道德的心理学研究作为学科基础。胡塞尔对伦理学心理主义的驳斥基本上与对逻辑心理主义的批判如出一辙。事实上，他正是通过类比逻辑学来切入对伦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1914 年伦理学讲稿第一章的标题便是“逻辑学与伦理学的类比”。在胡塞尔看来，伦理学与逻辑学是类似的，对伦理学问题特别是基础理论部分的讨论可以与逻辑学相平行地进行，伦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可以有一种平行类比。这种平行类比是胡塞尔早期的伦理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之一①这个特点为几乎所有研究胡塞尔伦理学的学者所注意，比如梅勒(Ullrich Melle)就曾指出：“在胡塞尔的1908年至1909年、1911年和1914年的伦理学讲座中，这种类比，这种理论理性与价值—实践理性的平行论成为他的中心兴趣。”（参见U.梅勒：《胡塞尔伦理学的发展》，载于《世界哲学》2002年第1期，第42–51页。）。正是基于这种“亲缘性”，逻辑学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自然也是伦理学难以逃脱的，而心理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3]31。

在《导引》中，胡塞尔针对逻辑心理主义的反驳是从辨明逻辑学的理论基础开始的。胡塞尔已经论证，试图基于逻辑学的规范性来抵御心理主义的策略是不成功的，对逻辑心理主义的反驳必须基于一门纯粹逻辑学的观念的阐明[4]。正如他不同意将逻辑学理解为本质上作为规范学科和实践学科，他也反对将伦理学作如此理解。伦理学心理主义正是将伦理学视为一种技艺：将伦理的纯粹原则关联至人性与人的情感、意志生活，进而把伦理学视为仅仅奠基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工艺论[5]13。逻辑学和伦理学确实都可以且经常作为规范要求被运用，比如逻辑学常被理解为关于如何正确思维的规范学科，而伦理学则被视为如何正确行动的规范—实践学科。尽管与逻辑学相比，伦理学更通常地被看作是一门规范科学，但在胡塞尔看来，规范性也不是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所在。从历史和现实来说，伦理学这门学科都是始于实践的动机，因而很自然地首先被理解为规范—实践学科。这样来看的话，伦理学就是作为正确行为的工艺论。但工艺论本身需要建立在一门理论学科之上，那么究竟是哪门学科构成伦理工艺论的理论基础呢？与逻辑心理主义将心理学视作构成思维工艺论的理论基础一样，伦理学心理主义也认为心理学构成行为工艺论的理论基础。针对伦理学心理主义，胡塞尔需要辩护的核心论点是：伦理学工艺论最本质的理论基础不在于认识和情感功能的心理学，而在于由先天规则和理论组成的纯粹伦理学[5]11-12。

伦理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平行类似关系使得反逻辑心理主义的论证原则上也可以移植到反伦理学心理主义的论证。胡塞尔对伦理学心理主义的反驳基本上是沿袭反逻辑心理主义论证的思路。相对应于形式逻辑学，胡塞尔认为伦理学中也应该有一种类似理论。因此，在早期的伦理学思考中，他致力于一门形式实践学和形式价值学的建构，甚至这个类比性的构想和研究早在《逻辑研究》之前就已进行②早在一封写于1903年的信件中，胡塞尔就有了将逻辑心理主义与伦理学心理主义并列平行探讨的工作计划。Cf.Ullrich Melle，“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in E.Husserl，Vorlesungen über Ethik und Wertlehre (1908—1914)，S.XXII.[5]38。如果不能建立起这样的理论形式的纯粹伦理学，如果伦理学仅仅作为一门关于如何正确行动的工艺论，心理主义就会趁虚而入。因为那样的话，伦理学在理论上就不是自洽的，它需要建基于一门理论学科之上，而心理学常被当作这样的理论学科的主要选项。如果从实践—规范的工艺论出发，我们很容易将伦常价值当作经验上进行实践操作得到的心理学对象，将绝对价值解释为增进快乐或排除不适而行动的结果，或看作类似群体约定的东西，或将之看作社会的历史经验累积，这些做法都最终导致将伦理学建基于心理学之上。

基于伦理学的规范性质不足以抵制伦理学中的心理主义，但心理学也不足以充当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导引》中，胡塞尔揭示了逻辑心理主义的结果或本质是一种自我悖谬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同样，伦理学心理主义也与经验主义、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勾连在一起，从而得出反伦理实践和原则的悖谬结论。因此，所有心理主义的一个结果都是由于自我否定而产生悖谬，无论是对于逻辑学还是对于伦理学。

至少在早期①梅勒曾将胡塞尔的伦理学思想发展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变化划分为早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相应地可称为战前伦理学和战后伦理学。（U.梅勒：《胡塞尔伦理学的发展》，第42页。）的伦理学思考中，胡塞尔直接地对照逻辑学来考虑伦理学，逻辑学面临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因而可以投射到伦理学，心理主义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入伦理学的。后期的伦理学讲座，比如1920 年/1924 年夏季学期的伦理学讲座，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胡塞尔从伦理学与心理学之间平行类比来批评心理主义[3]13,45。但需要指出的是，胡塞尔后期的伦理学思考主要关切的不再是建构形式实践学和形式价值学，而是更侧重伦理人格、伦理动机等主题，不过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是一以贯之且转向更广阔的批评。在这个语境下，胡塞尔对伦理学心理主义的批判也侧重于试图以自然因果律支配的经验情感来诠释伦理动机以及以经验心理学来刻画伦理人格的做法，因而这些心理主义的伦理学理论代表人物如霍布斯和休谟等也落入胡塞尔的重点批评对象之中。此外，后期对伦理学心理主义的批判往往与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我们将看到，这个特点在后来不断强化。

二、从反心理主义到反自然主义

如果说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主要侧重于批判将逻辑规律、将含义心理学化的做法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后对心理主义的批评更针对的是心理主义将意识本身自然化的企图。可以说，他以反自然主义的姿态重申和扩展反心理主义立场。

虽然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并不是等同或包含的关系，心理主义并不必然是自然主义，但二者之间具有密切关联。典型的心理主义主张将心理学作为哲学的基础，宣称对哲学问题的研究要依赖于心理学方法与成果。而典型的自然主义则主张一切存在物都是自然的，都适用自然法则，经验科学是唯一合法的研究方法。当心理主义中的心理学就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且当自然主义意义上的意识领域就是经验心理学研究对象时，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便结合在一起，心理学化与自然化也由此获得统一。胡塞尔越来越清楚，心理主义其实就是自然主义的体现；他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也主要由心理主义批判来表达。

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将自然主义列为重点批判对象。

所有形式的极端而彻底的自然主义……它们的特征都在于，一方面是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意向-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而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6]9

这两个特征，同样表现在心理主义中。胡塞尔在《导引》中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就已经针对心理主义用心理学来解释观念之物的企图，它本身就是将观念自然化的一种方式。而将意识本身自然化，其实是心理主义的前提:

任何一门心理主义认识论之所以得以形成的原因必定在于，在偏离开认识论问题之本真意义的情况下，它对经验意识与纯粹意识作出一种或许是易于理解的混淆，或者换言之，它将纯粹意识“自然化”。[6]19

将意识自然化所主张的是，意识最终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对此研究所采取的唯一有效和合法的方法只能是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方法。这样，意识问题就是经验心理学问题或至少以心理学为基础——这是典型的心理主义主张。因此，心理主义实际上以自然主义为前提，心理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自然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所以，心理主义与自然主义在胡塞尔的论述中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也是其早年对心理主义批判的重申与扩展②不少研究者都指出胡塞尔从对心理主义批判到对自然主义批判的延续性，比如Robert Hanna就将《观念I》中对自然主义的批判看作心理主义批判的“替身”。Robert Hanna，“Transcendental Normativity and the Avatars of Psychologism”，in Andrea Staiti (ed.)Commentary on Husserl，s Ideas I，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5，pp.51–68.。

在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中，他主要以心理学为例进行说明，他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也主要体现在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上。心理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经验心理学提出的“越度”主张。首先，科学心理学处处模仿自然科学建立起来；而后，它排斥其他形式研究心理领域的学科和理论，主张自己作为唯一合法的心理学；进而，它将其主张延伸至与心理/意识/精神相关的维度，要么排斥原先的哲学理论，要么宣称自己作为基础的地位。自然主义将意识自然化必然要求一种自然化的心理学，这正是时代所热衷的心理学。在胡塞尔看来，企图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建立起来的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未能抗拒自然主义的诱惑”[7]20。自然主义者和心理主义者盲目地对这样的心理学寄予过高的期待，甚至认为它可以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然而，这样的心理学固然在经验范围之内有其不可否认的效用，但局限也是明显的，它排除了意识的真正特质，试图以自然经验来解释所有非自然属性的东西——特别是观念和意识本身①胡塞尔对“现代心理学”的批评可参看：《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41–44页，《现象学的心理学》第19–26，362–367页。。

由此可见，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是其心理主义批判的延续和扩展。在1917 年/1918 年的“逻辑学与一般科学论”讲座课程中，他从自然主义来分析心理主义的时代背景，并明确将心理主义断定为自然主义的特定形式[8]。相对于早期主要将心理主义视为主观主义的错误，胡塞尔后来愈加清楚，心理主义的主要性质在于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因此，他早期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捍卫本质观念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后来更主要地将批判深入到反思意识自然化的做法上。

三、难以根除的错误：心理主义作为近代哲学的痼疾

《第一哲学》是胡塞尔为数不多的可以算作讲授哲学史的著作，它是1923 年/1924 年胡塞尔讲授哲学史的讲稿。但是，胡塞尔目的不在于讲授哲学史知识，而是试图通过对哲学史的批判性考察，勾勒哲学史的先验理念并通过点评先哲的是非得失来阐述先验现象学的理念。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是在考察哲学的理念史。在《第一哲学》上卷对哲学理念史的批判考察中，胡塞尔主要聚焦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洛克、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等人的学说。我们惊讶地发现，胡塞尔高频率地使用“心理主义”来刻画批评他所论述的哲学家，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家。

“心理主义”作为一个19 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的术语，为什么胡塞尔用它来标签19 世纪以前的哲学家？不但《第一哲学》出现这个现象，胡塞尔在其他阐述哲学理念的文本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现象学’条目”“阿姆斯特丹讲演”甚至《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下文简称“《危机》”）也以“心理主义”来批判近代哲学家。虽然在胡塞尔看来，心理主义在更早的哲学家中（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可以追溯到它的影子，但在近代哲学兴起之前表现得不那么明显[9]114。因为在近代哲学之前，对心理、意识作为认知主体的关注还没有摆上重要的位置，所以与严格意义上的心理主义还有一些距离。在胡塞尔看来，自笛卡尔以来的大部分重要哲学家或多或少带有心理主义色彩。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转向的重要开创者，他框定了近代哲学的主要议题。由于笛卡尔所开启的主体哲学转向，对意识维度的探究得到彰显，这既为真正的先验哲学也给心理主义创造空间。对胡塞尔而言，笛卡尔最重要的开创工作在于通过普遍悬搁的方法发现先验主体，使这个层面的问题摆到哲学最重要的位置上成为可能。但可惜的是，笛卡尔在发现的同时也错失了这一主题，他没有意识到这一主题的极端重要性，而是将纯粹自我当作与自然世界对立的另一种实体，而且错误地借助神学因素来将之神秘化。所以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既是先验哲学之父，也是渗透到近代先验哲学之中且没有得以克服的心理主义的鼻祖[9]436。正是因为笛卡尔对近代哲学影响之大，他所误入的心理主义歧途也值得一再批判，所以胡塞尔直到《危机》还专门针对笛卡尔的心理主义进行批判[10]98。

而英国经验主义的重要人物洛克更是被胡塞尔当作典型心理主义者来评述。早在《逻辑研究》中，洛克的心理主义问题已经得到一定的剖析。胡塞尔将洛克的代表作《人类理解论》定调为“一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近代感觉主义心理学的基本著作，同时也是认识论方面心理主义的基本著作”[9]114。他强调指出：“在洛克那里，笛卡尔的先验纯粹的理智变成了人的心灵。所以，他是通过内在经验的心理学来创立作为先验哲学的心理主义的。”[11]92洛克试图以经验科学的心理学来探究人类的认识能力与理性，把认识论问题引向为心理学的问题，将认识论心理学化。针对洛克的“白板说”，胡塞尔斥之为“白板式的心理主义”，看不到纯粹主体[9]185，193，197。原因在于，“白板说”以自然科学为典范，“完全按照与作为外部经验领域的空间世界类比的方式思考纯粹内在经验领域”，从而“将意识朴素地自然化”[9]143-144。因此，胡塞尔将洛克的心理主义称为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9]127。与此同时，胡塞尔也多次将洛克标签为“现代心理主义的祖先”[12]245或“奠基者”[7]343。

同洛克一样，胡塞尔早在《逻辑研究》中也批评休谟的心理主义。胡塞尔认为休谟的理论“始终贯穿着认识论方面的心理主义”而且“具有鲜活的影响”[13]。由于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贯彻得更加彻底，因此他的心理主义也就更彻底：“休谟奠定了一种本质上新型的彻底的心理主义，这种心理主义将一切科学建立在心理学之上，而且是建立在纯粹内在的，同时是纯粹感觉论的心理学之上。”[9]210休谟的经验主义立场如此彻底，在胡塞尔看来，休谟将“全部的存在，物体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都被还原为心理的事实”[9]214。而且，休谟将一切科学建立在联想式的心理学之上，将一切存在物、观念、范畴都纳进心理生成的原初法则，因此在他那里，心理学的地位得到极大彰显，所有的知识都被纳入了心理学的范围，甚至连因果观念都被归之于心理的联想法则[9]215。这样，知识就依赖于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成为知识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批评休谟奠定了一种彻底的心理主义。

胡塞尔甚至将心理主义的指控矛头对准康德。一般认为，康德是反心理主义的，我们确实可以在康德的著作找到诸多的文本支持，最为明显的是他坚决主张逻辑问题与心理学问题的区别。在论述和批判心理主义时，胡塞尔多次提及康德，他既将康德引为反心理主义的先验哲学前辈，又认为康德哲学预留了心理主义的空间，在某些方面仍然是心理主义的。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毫无疑问反对那种主张将认识论建立在经验心理学之上的心理主义，但是不能保证它本身不是一种心理主义[9]282-283。康德的先验哲学中仍保留着某些心理主义色彩，比如在对范畴结构的解释上，最后归结为一种人类的知性“能力”，或者说引向这样的解释。这就为人类学主义的心理主义打开了窗口，实际上许多心理主义者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挥。

通过对近代哲学理念史的批判式考察，胡塞尔认为，“不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没有能摆脱心理主义，它在康德那里也仍然继续存活着”[9]531。当胡塞尔这样说时，他并不是将心理主义斥为毫无价值的立场。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心理主义的出现是一种进步，它意味着近代哲学家的关注已经集中在认知的主体上。但这种进步的最重要之处甚至连它的开启者也没有真正把握到，以至于后来的哲学家一再错失或误释此发现。先验意义之深藏隐匿相对于心理学解释之浅显使得心理主义一再充满诱惑，从而成为近代以来哲学的痼疾，以至于最优秀的哲学家都未能幸免。

可见，胡塞尔对哲学理念史的考察实际上也是对心理主义的根源进行追溯，他对心理主义根源的挖掘，是放在哲学理念史的背景中进行的。虽然胡塞尔并不是对心理主义理念史做专门的考察，“心理主义”在这些文本中也只是附带地出现，但他在考察哲学理念史时发现了心理主义的聚集现象。正是从哲学理念发展史的考察中，胡塞尔看到心理主义挥之不去的“伴影”。虽然他所批评的那些哲学家严格来说没有一个是明确主张哲学是或应当是心理学之分支或一部分，但从他们的理论中确实可以发现心理主义的历史根源。心理主义问题在近代哲学有其深厚的根源，它是隐藏在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中的深层次错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既为先验哲学打开了通路，也为心理主义提供了繁衍土壤。在这里，认识论问题与心理学问题、先验意义与心理主义解释，极其容易地纠缠在一起。

在20 世纪20 年代，胡塞尔多个文本中都提到一个概念——“先验心理主义”①胡塞尔对“先验心理主义”的使用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的几个文本，包括“阿姆斯特丹讲演”（1928年）、《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1929年）、《笛卡尔沉思》（1929年）、“《观念I》英译本后记”（1930年发表，写于1929年）等。。它针对的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不能彻底区分先验主体与经验主体，从而一再陷入或者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心理主义。他认为这正是所有心理主义所固有的最深层错误的结构。胡塞尔将先验心理主义视为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心理主义的根源性错误，也是心理主义一直未能真正克服并一再充满诱惑的根本原因，对它的克服只能通过先验还原彻底澄清先验的意义，这正是先验现象学的使命和目标。先验心理主义②关于“先验心理主义”的进一步具体阐释，可参看拙文：《胡塞尔的“先验心理主义”概念辨析》，载《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22辑，2018年，第335–351页。概念表明，心理主义问题最终与先验问题相关且在先验现象学中得以最终克服。

四、重陷心理主义？——对心理主义的真正克服

《逻辑研究》一直被批评者认为是一部充满矛盾的作品，其中一个矛盾之处就在于对心理主义的态度。人们认为胡塞尔在第一卷驳倒了心理主义，将主观维度从本质观念领域驱除，但在第二卷中胡塞尔又引回主观维度，观念的意义通过回返主体意识才得以构建和揭示①F.Heinemann很典型地将这一观点表述出来。Cf.F.Heinemann，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London：Adam and Charles Black，1953，p.49.海德格尔也曾表达过此疑虑，参看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也就是说，胡塞尔刚批驳了心理主义马上就又回到心理主义窠臼。胡塞尔对此批评非常清楚，为此他不断解释和反驳这种看法，这构成他《导引》之后思考心理主义问题的一个重点[12]240，[14],[15]160。

指责胡塞尔向心理主义回落的看法基于这样的推论：现象学研究意识领域，终究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学主张它的奠基地位，因此根本上仍是一种心理主义。这个质疑迫使他不断地思考和回应，为何一种对意识、主观维度的哲学探索是必须的并且不是心理主义的。

尽管《导引》对心理主义的批判获得很大成功，但胡塞尔后来逐渐认识到这种成功是有局限的。它虽然有力地驳斥了心理主义，但还谈不上对心理主义的克服。一方面，它所针对的只是特定的心理主义，并且其中的论证被质疑存在柏拉图主义预设和乞题谬误。另一方面，由于反心理主义“过于成功”，甚至成为“时尚”[12]184，胡塞尔对此反而感到担忧。他不但要继续反心理主义，而且也在对某些反心理主义副作用进行纠偏。这些想法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中。《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的核心任务就是辩护先验逻辑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为达此目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便首先要得以澄清：一种主观朝向的先验逻辑如何没有陷入心理主义错谬。所以，对心理主义的再阐释也成为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它是胡塞尔后期谈论心理主义的一个重要文本，对心理主义问题的理解相对于《导引》有着明显的推进②莫汉提（J.N.Mohanty）甚至认为它是《导引》之后唯一对心理主义问题有新的贡献的文本。Cf.J.N.Mohanty，Husserl and Freg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39.笔者认为，莫汉提的这一断定不甚恰当，至少《第一哲学》、“《不列颠百科全书》‘现象学’条目”都讨论了《导引》中对心理主义问题不曾讨论的维度。莫汉提提供的理由之一即是认为《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引入了“先验心理主义”概念这一新的元素。但是，“先验心理主义”在《第一哲学》中就可以看到雏形，在其他的文本（比如“阿姆斯特丹”讲演、《笛卡尔沉思》等）也涉及。当然，笔者也认同《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是《导引》之后最为系统涉及心理主义问题的文本。。

在这部著作中，胡塞尔回顾了他之前的反心理主义工作（特别是《导引》中的反心理主义）及其局限，并回应他向心理主义回落的指控。为了回应批评，他进一步扩大心理主义的概念范围，努力证明为什么先验现象学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主义，同时他也指出人们对心理主义认识的不足，从而导致将任何主观朝向的探究都斥为心理主义。为此，胡塞尔批评窄化逻辑和窄化主观领域的做法，为意识哲学的合法性作辩护，从而表明指责他重陷心理主义的批评是错误的。心理主义得不到克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理主义者和反心理主义者共享同一个观点，将意识领域等同于经验心理学领域。反心理主义者为了避免心理主义嫌疑，将意识领域列为哲学的禁地。

但是，意识维度是回避不了的，否则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客观性。实事本身并不是一个飘浮在柏拉图理念天空之中与主体无关的东西，而是通过直观的自身给予而向主体显现出来的对象。在胡塞尔看来，唯有澄清和表明真正的主观性才能真正克服心理主义。对心理主义的克服不是远离对意识领域的探索——那只是对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的误解，而是要澄清意识的本质结构和发生机制的先天意义。但吊诡的是，只要踏上这一步就会遭遇“心理主义的幽灵”[15]159。为了避嫌，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不去涉足这个领域，但这样的话，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被回避了。对胡塞尔而言，这可能会吓跑“哲学孩童”，但若致力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则不能选择逃避[15]244。

人们对这个领域有太多的误解，根本上是因为未能澄清各种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关系，对此我们在上一节就指出，心理主义问题在近代哲学中始终是与先验意义纠缠出现的。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心理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将意识和主体性引入哲学，这些本来就是哲学应有之义，它的错误在于不能辨析真正的纯粹意识和主体性，因而要么是将经验意义的意识和主体性与先验意义的意识和主体性混淆，要么就干脆只承认前者而否认后者。因此，对心理主义的真正克服不是简单地将哲学与心理学绝对地隔开，更不是将意识和主体性当作哲学禁地，而是更要致力于澄清理性的构成与作用所赖以发生的先验主体。那种将意识和主体性排除出哲学领域的极端反心理主义做法不但没有克服心理主义，反而掩盖或者漏掉了问题的核心。胡塞尔将这样谈“心”色变的做法视为“对先验认识批判的必然逻辑功能的不理解”，出于心理主义之名的担忧而不敢考察认识主体和把心理学纳入科学理论[15]180-182。其实，在哲学中并不缺乏反心理主义论点，但这些论点没有回溯至意识体验得以彻底澄清，反而因为对心理主义的畏惧而将真正的哲学领域放弃，拱手交由受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束缚的经验心理学家[7]358。

现象学对意识领域的踏足不是向心理主义回落，而是对心理主义的真正克服。通过先验现象学的揭示，一个非心理主义的意识维度将从隐蔽中得以彰显。对它的探究和澄清，不但不是重新陷入心理主义，反而是对心理主义的根源的揭示和最终克服。

五、心理主义与科学危机

胡塞尔对心理主义问题的思考一直延续到晚年。晚年的胡塞尔面对时代趋向忧心忡忡，认为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一枝独大而致使许多哲学家主张一种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试图将世界、心灵甚至理性本身客观化、自然化。在这种自然主义背景下，先验现象学被当作不科学的主观主义而排斥，人们放弃了对先验理性的思考与追求，厌倦过一种自身思义和自我负责的理性生活。这造成了欧洲人普遍的危机。

从这个主旨来看，似乎时代的科学危机与心理主义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确实，在《危机》中，胡塞尔直接提及心理主义的地方并不是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主义问题在胡塞尔对时代危机的思考中处于无关紧要的位置。笔者认为，在胡塞尔对时代危机的诊断中，心理学被置于特殊的地位，危机的背景与心理主义不无关系①Cavallin在划分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思考时也认为或许可以将《危机》视为他致力于心理主义问题的一个阶段。J.Cavallin,Content and Object:Husserl,Twardowski and Psychologism,p.10.。对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心理学的危机——“心理学历史实际上是危机历史”[10]244。

心理学自古希腊以来就是一门特殊的学科，既关乎人的生理方面，又关乎人的精神方面。但是，随着自然主义的强势，不但本质的观念对象遭到排斥，主体之精神维度也越来越遭到心理学研究的排斥。简言之，心理学致力于成为一门无“心”的学科。自然主义模式的心理学将心理学限定在纯粹自然的领域，进而主张自己作为唯一合法的研究方法和学科并提出成为哲学的基础学科的要求。心理主义下的心理学试图按照自然主义统一图景来为哲学奠基，这是近代以来许多人不自觉的做法，但由于其自身的悖谬性而遭受失败。胡塞尔指出，这样严格固守客观主义的心理学有其局限性。此局限性使得它不能超出心理学之范围行使其主张，而且单单就心理学这门学科来说，这种客观主义心理学也不是心理学的全部，甚至它在根本上错失心理学的固有本质，因为它从原则上排斥了精神[10]400-403。作为理性精神理解之产物的自然科学反而要求将精神外在自然化。

出于对心理主义的担忧，心理学、意识等主观维度一度成为哲学研究的禁地，哲学家不敢再在这个领域驻足和探索。在《危机》中，胡塞尔再次提及这点，反心理主义使得先验哲学家达成“共识”：提防心理学对哲学的任何渗进，不指望心理学为先验哲学提供任何的帮助，哪怕是“最轻微的掺和”[10]249。这种对心理主义的过度反应所造成的哲学（特别是先验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分离在胡塞尔看来是“灾难性的”[10]238。心理学与先验哲学之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一种“亲缘关系”[10]245。毕竟，心理学自我与先验自我是同一个自我，而不是两个分裂的自我。如何理解这个既同一又有差别的自我是先验哲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心理学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自近代以来便与先验哲学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不意味着否定先验哲学与心理学的亲缘关系，借助摆脱了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干扰的心理学恰恰更容易理解先验现象学的意义。

《危机》中对自然主义/心理主义的批判基本上既是对前面相关批判的延续，也是胡塞尔对时代的一个集中回应。在《危机》中，胡塞尔再度审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所引发的自然主义在哲学领域的支配地位，从而也追溯和批判近代哲学所包含的心理主义因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思考严格来说并非新内容，但放在《危机》中则赋予进一步警醒的蕴涵。在胡塞尔对时代危机的集中反思中，心理主义再次作为批评的靶子出现，它既是时代危机的一个体现，也是加深此危机的一个因素。正是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促使了心理主义的产生，而心理主义一方面加剧了此危机，另一方面也表明自身及其相关联的绝对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失败。所以，胡塞尔认为近代心理学是“悲惨的失败”，以这样的心理学而提出的心理主义主张则产生“悖谬的结果”[10]30。

六、结论

通过考察分析《逻辑研究》之后胡塞尔关于心理主义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导引》虽然是胡塞尔批判心理主义的一个重要文本，但并不能反映胡塞尔思考心理主义问题的全貌，在此之后，胡塞尔仍然关注心理主义问题并不断推进对它的深入思考和克服。当然，《导引》之后的思考与《导引》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内容是相互延续的，只不过随着思想的发展而得以不断推进，从而考虑得更加全面和深入。对心理主义问题的批判思考是关乎现象学能否成立的根基性问题，从《导引》到《危机》，这期间的时间跨度将近40年，胡塞尔终生保持对心理主义问题的关注。在《导引》之后，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得到拓展。从广度来说，他拓宽了反心理主义的范围，批评了伦理学心理学、认识论心理主义；从深度来说，他逐渐认识到心理主义的核心在于自然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努力追溯近代哲学的心理主义根源，不但对心理主义保持批判，而且反思反心理主义的负面效应，赋予先验现象学作为彻底克服心理主义的使命。

因此，心理主义问题在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现象学的开端，而且贯穿于胡塞尔思想发展的每一重要阶段。也就是说，不单是从心理学主义到反心理学主义的转变促使胡塞尔开启了现象学，在先验转向乃至后期对时代危机的思考中，心理主义问题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利科（Paul Ricoeur）就曾指出：“胡塞尔思想首先清楚地表达出对心理学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一直是他晚期全部先验哲学的前提。”[1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