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红船精神”的形成

胡晓阳， 胡子祥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刊发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将其内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红船精神”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探索救国道路，经过理论上的比较、思想上的认同和实践上的摸索，最终选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并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从反思共和政治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红船精神”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基于对民国政治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借鉴，李大钊较早关注俄国革命并找到马克思主义，经过深入研究后，转变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纵观李大钊从反思共和政治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在救国理想上的求索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与信仰，这为“红船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具有法政专业背景的李大钊，拥有扎实的现代政治理论基础，基于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他曾对民国成立后的国家现状表现出深切的关怀与忧虑。面对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弊、才难等状况，他指出：“凡此种种，足以牵制民国建设之进行，矧在来兹，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正巨也”〔2〕。此时的李大钊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以政论家的角色关注将来、注重进步、高揭理想、主于言论，坚持以理之力催法之力，不断对中华民国的共和制度进行知识普及和政治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提到政党及政党政治在共和政治中的作用，指出：“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2〕，但是自中华民国成立以来，政党甫萌，却有“争意见不争政见”“多假军事以自固”等问题，大有成为亡国之媒的隐患。

当此之时，李大钊在《大哀篇》《风俗》《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省制与宪法》《辟伪调和》《中心势力创造论》等文中多次阐述了对政党政治现状的看法，如批判“共和国所谓政党者”不识政党之作用，新旧势力借政党名号集合乌合之众，以“稳健”“激进”“折衷”等名头诓骗民众，“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急进者，蛮横暴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3〕。 讽刺他们挥霍无度以恣肆、敲骨食髓以自肥的丑态，“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恣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膏腴也？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3〕痛陈恶浊的政党风气，“势在一党，则蝇附一党，势在一人，则蝇附一人，……满清之亡，民国之乱，党人之狂，政府之暴，皆有若辈之幻影，趋承缘附于期间，以长其恶”〔4〕。 为此，李大钊积极介绍英、美国家政党政治的运行模式及状况，大力普及政党政治之常识，启发民众：“然则政党之间，安有恩怨之情，又安有固执之向背，特以时事为的，因之变迁，以遏当局之势力，勿使专恣而已矣”〔5〕；“窃谓吾国政党不造则已，造则必求其根据。此等根据宜求之于政制之主张，不宜求之于人物之依附”〔6〕；“但既号称政党，当于政治轨道之内以为争持，万不可援引轨道以外之暴力以为抵制”〔7〕，并提出颇具新构想的“中心势力创造论”，认为只有“中心势力”才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8〕，而要创造这种新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泯棼谦让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8〕

可见，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始终秉持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观点，坚持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进行唤醒民众的工作，其关注重点在于推进民国政党政治在宪政制度中合理、合法、有序进行，以发挥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应有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李大钊作为较早关注与宣传俄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其最早动机也是在于佐证共和政治乃是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治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10〕。同时，李大钊也对一战期间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颇为关注，并认识到“此种运动之效果若何，殊难为确切之测度，惟社会党之行动颇足与莫大之影响于战局，则为不可掩之事实”〔11〕。通过对欧洲各国社会党平和运动的详细研究，李大钊一方面对各国社会党的运动模式有了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在社会党运动中察觉到国民之势、工人力量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为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能够迅速在流派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找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党运动中发现“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前提。李大钊从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朦胧地认识到俄国革命预示着新文明的曙光，到通过《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表明已经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间仅隔数月。

随着研究的深入，李大钊逐渐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开始了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1919年7、8月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战，李大钊针对胡适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并表达了对以“阶级竞争”的方式实现“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这一观点的认同，他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做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12〕。此外，李大钊批判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阐述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13〕。他还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所提倡的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主张，认为“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会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14〕，进而指出在当今世界“劳工运动”的风潮下，保护资本家的制度在理论上和形势上均已过时，加之中国落后的现实，必须“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15〕。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充分展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也为“红船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从探索创建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到筹备中共一大，为“红船精神”的形成筑牢组织基础

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了“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吸收了大量对马克思学说有研究兴趣的青年学生作为会员，其场地被命名为“亢慕义斋”。研究会搜集、整理马氏学说的各类图书，开展讨论会、讲演会，编译刊印相关文献，为青年会员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思想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罗章龙回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19个发起人中，后来就有14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客观上讲，这个研究会“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做了重要准备”〔16〕。

1920年8月底，张国焘从上海带回陈独秀筹划在各地发动共产主义小组的消息，“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17〕。同年9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会议讨论了分工与经费问题。其后，虽然发生了争取“联合”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未果和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京共产党小组事件，但势单力孤的共产党小组并没有放弃建设工作，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克服各种困难，通过帮助建设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邀请其中优秀分子补充进小组的方式，逐渐扩大规模，慢慢步入正轨。1921年6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经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确定将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当时因公务繁忙，未能出席中共一大，但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客观上为筹备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实践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建党前，李大钊就已经通过团体实践和理论研究等方式为建党工作做着准备。其中，他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与若干原则方法。李大钊首先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指明人类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文化相互影响，直言团体组织的发达是社会事业发达的表现和发展趋势，并从各国的罢工风潮和群众运动中认识到劳动团体的优势，“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18〕。面对中国社会腐败、组织能力退化的现实问题和社会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李大钊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18〕。 这充分展现了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政党观。

在李大钊看来，要建设新型的政党，在思想上是要选定一种主义并坚定不移地去实践：首先是要有明确的“主义”，“盖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19〕；其次是选择布尔什维主义，“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相昭布在人类社会”〔12〕；再次要坚定不移地实践之，“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以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12〕。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这个新型的政党组织须具备以下特点：应该是劳动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横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而建设这个政党组织的方法，一是从“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的青年学生中入手选拔优秀分子，组成新的团体并进行团体训练；二是要利用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时机，组织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呼应。只有这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8〕。

由此观之，虽然在时间上看，李大钊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但是从李大钊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研程度，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青年社团活动的影响力来看，其与陈独秀共同构筑了建党工作的思想原点和实践基点，为“红船精神”的形成筑牢了组织根基。

三、从引领青年运动到推动青年与劳工阶级联合，为“红船精神”的形成夯实阶级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建党实践的过程中主动关注青年、引领青年，推动青年深入劳动群众，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精神风貌。

李大钊高度关注青年问题，早在《晨钟》报创刊时，李大钊即言明青年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20〕，因此，他对青年寄予殷切期望，“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创造一种新生活”〔21〕。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利用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身份与青年学生广泛接触，通过改革图书管理制度和借阅规则，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研究和教育功能，使之成为师生聚集交流的重要场所。同时，他兼任学生自治委员和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学生的社团管理工作，对青年学生关心爱护有加。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社团成为学生从事课外研究和课外活动的重要场所，而一些进步社团也往往成为共产党人团结进步师生的阵地”〔22〕。根据学者林齐模的统计，当时由李大钊亲自参与发起或参加的社团有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进德会、新闻研究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由其作为顾问或老师指导和扶植的社团有《新潮》社、《国民》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此外，李大钊还与其他北京内外的学生社团积极联络，如工学会(前身叫“同言社”)、觉悟社等，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他们投身社会实践。“以上这些社团运动用报刊、讲演、办平民学校等方式，带动知识分子突破小圈子的局限性，以国家的强盛为己任，进一步接触社会，并勇于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23〕

李大钊在青年团体中不断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引导学生开化思想，指导团体活动和组织建设，使众多青年团体逐渐走上了与“劳工阶级联合”的道路。1919年初，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成立，李大钊指导青年学生深入平民、工人群体，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为了解工人群众的生活，1920年初，李大钊“支持北京部分学生到唐山调查矿工的生活，提出了改革包工制度的建议。同时，指导另一部分学生深入北京洋车工人住宅区调查”〔24〕。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又指导其创办了通俗性工人刊物《劳动音》(周刊)，用以阐明真理、增进知识、指导劳动同胞。

随着宣传与实践的深入，他带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帮助邓培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产业工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24〕。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分日校、夜校两部分，日校招收工人子弟入学，一般工人在夜校学习。李大钊对办校事宜进行指导，并常去学校视察或讲课”〔24〕。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教育下，工人阶级的觉悟不断提高，培养了大批的工人骨干，为建立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打下了基础。

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上千名工人在长辛店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预示着中国工人运动即将蓬勃开展起来。据张国焘回忆，由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工人运动做的最有声有色，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的工作外，还影响了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内蒙古乃至东北地区的党、团、工会组织建设与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李大钊也成为中共北方党组织创建与发展的核心人物。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共‘一大’前有 8 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其中6 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中共‘一大’代表 12 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 4 人，占 1/3。如果算上陈独秀个人委派参会的代表包惠僧，则 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 5 人，占代表总数的38.5%”〔22〕。

四、从为民族复兴铁肩担道义到献身革命事业，为“红船精神”的形成绘就革命底色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自立党之初，就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秉承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忠诚为民，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历史使命，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又创造性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奋勇前进。

中共一大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25〕。纲领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采用苏维埃形式，联合工农劳动者和士兵，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的政策。党的一大的纲领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拯救中国社会道路的坚定选择，展现了共产党人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立党使命。

从李大钊为民族复兴铁肩担道义到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实践历程，生动体现了一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伟大情怀。正如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所言：“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26〕无论是早期宣传“民彝”思想、倡导中华民族之更新再造，还是1918年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共建党工作，李大钊都以一腔深切的爱国之情奋力践行，即使是领导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衷，也是由其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所激发，如其所言：“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27〕。为了争取这个“新局面”，李大钊毁家纾难、资助青年，从每月120元的薪俸中拿出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除用于革命活动中的会务、宣传品印刷、交通食宿等开销外，还用于接济小组内的贫困成员，而自己和家人则生活简朴，几近贫困。在奉系军阀占据北京大肆搜捕、杀害进步人士时，他甘冒风险，不顾个人安危，婉谢朋友们劝他暂避的建议，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工作。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受审时，他“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24〕，虽经轮逼审讯、严刑拷打抑或劝降，均守口如瓶，表现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伟大气魄。而对于北方铁路工人的劫狱计划，李大钊知悉后也表示了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受损失”〔23〕，表现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李大钊从容就义，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献身革命的伟大气节，也为“红船精神”的形成绘就了革命底色，更为传承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孕育了红色基因。

总而言之，“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它是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于民族危亡之际，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情怀促动下，于各种纷繁复杂的西方思潮和理论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信仰之，同时以此为指导创立中国共产党、明确中国革命方向与道路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蕴含了救亡图存的时代底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在建党实践中所展现的优秀品格，这使得“红船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特征。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研究、选择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甘于奉献、无畏生死的崇高品格，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源头——“红船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