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视域下陶渊明诗歌英译的适应与选择
——以方重《陶渊明诗文选译》为例

贾曼鑫，谢紫薇

（1.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44；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一、引论

陶渊明（365—427）是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其诗歌中所塑造的“隐士”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钟嵘更盛赞其为“古今隐逸之宗”［1］9。千余年来，诗人的魅力感染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世界读者。陶诗是中国古典诗歌“走出去”的先驱。早在1898年，翟理斯（Herbert A.Giles）翻译出版的《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中就收录了3首陶渊明的诗歌。在随后的120年来，庞德（Ezra Pound）等海外译者相继对陶诗进行翻译，陶诗的翻译也由零散译介逐渐走向了规模化直至全部译介［2］129。相对比国外的陶诗译介，国内陶诗译介虽然起步较晚（1984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才出版了方重先生翻译的《陶渊明诗文选译》），但天然的母语与文化优势使得国内陶诗译介发展迅速，佳作频出。在众多版本中以方重先生的《陶渊明诗文选译》、谭时霖先生的《陶渊明诗文英译》与汪榕培先生的《英译陶诗》为三部经典之作。

方重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翻译家，其四十余载的翻译生涯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与思想。在《陶渊明诗文选译》的序言中，方重先生直言“外译汉诗者，要做好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必须认真钻研其著作才能译出好的作品”［3］3。故而，方译陶诗以其英译精研著称，《陶渊明诗文选译》全书共收录了四十首诗。在他的译介下，诗人的理想、品格、风貌和情操得以流芳、传承和发扬。

二、生态翻译学

（一）生态翻译学的产生与发展

全球化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信息化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翻译在信息化社会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翻译研究中来。翻译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以及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现在已经进入了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其中，生态翻译学正在翻译学界崛起，它强有力地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翻译研究本身形成挑战［4］10。

受到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的影响，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重新定义了翻译活动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5］90。并以此概念为核心，颠覆了传统翻译对于翻译实质、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翻译过程和译文评价标准的看法。生态翻译作为一个跨学科性质的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生态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理论。

（二）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与选择”

生态翻译学研究是运用生态主义思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去解释翻译理论研究的问题，试图从新的视角对包括翻译的哲学依据、翻译的定义、翻译策略的选用和翻译的传播等翻译活动进行综合性的阐释与研究［6］10。胡庚申教授在其2004年出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中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等内容类比到翻译活动之中，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指出自然界中的“适应和选择”与翻译活动有许多相同和类似的点［5］68。翻译活动存在大量的“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现象。从译者角度去看待“适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适”则生存发展，反之则会被淘汰；从译文角度来看，“汰弱留强”已经成为普遍定律［5］68。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的翻译过程类比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其本质就是一个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大到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小到翻译过程中的遣词造句，都体现出译者能动选择的过程，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优中取优”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完成既定的翻译目标。而翻译目标的制定则需要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价值观的导向，通过译者的不断“选择”、“优化”与主观的“判断”产生对环境适应度最佳的译文，这样译文才能在既定的环境中进行传播，并最终起到一定的文化与学科效应。

生态翻译学通过构建原文-译文-译者的“三元关系”，将译者视为翻译互动的核心，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是沟通原文与译文的桥梁，因此生态翻译学其本质是“译者中心论”。在生态翻译“译者中心论”的阐释中，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而适应与选择是由译者完成的”，这一逻辑明确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动性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是指译者在“多维度”的环境中进行“适应”并进行“选择”。在此基础上的翻译要遵循的方法论即是“三维转换法”，即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5］180。

三、三维视角下的方译陶诗

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是“翻译适应选择论”，其将翻译归纳为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地适应变化的翻译环境的活动。以此为基础总结归纳翻译活动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选择”。在此原则的指导下具体的方法论可以总结为“三维转换”即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与交际维的层面上进行适应与转换。在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指导下再读方译陶诗，我们可以窥探方重先生面对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时做出的适应与选择。

（一）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在语言维上面的适应选择转换是在不同的层次上面进行的［5］134，例如语言形式层面和修辞层面等。陶诗翻译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罗曼·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成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7］51。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兼顾了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两个过程。中国古典诗歌需要先将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汉语，此过程就完成了“语内翻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还需要将现代汉语翻译成符合英语诗歌语言特点的英语，此过程就完成了“语际翻译”［8］61。因此在进行陶诗英译的过程中译者既对源语诗歌进行充分的了解，又要把握英文诗歌写作的特点。只有充分了解当时的语言生态环境，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做出恰当的“选择”以“适应”语言环境的需求。

在方译陶诗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经典的案例：

例：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3］50

译：From my youth I have loved the hills and mountains，/Never was my nature suited for the world of men，/By mistake have I been entangled in the dusty web，/Lost in its snares for thirteen long years./The fettered bird longs for its old wood./The fish in the pond craves for its early pool.［3］51

上文选自陶渊明的名篇《归园田居》（其五），选段突出表现了诗人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无奈与失望。原文由六句诗组成，两两对仗工整押韵。再从译本的语言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来看，译者基本上还原了原文的句式，也采用了对仗的方式进行翻译。例如“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基本上是一一对应成相应的主谓宾的句子“The fettered bird longs for its old wood./The fish in the pond craves for its early pool”。但是也有所改变，从语法层面上来看，译者增加了主语。古典诗歌为了对仗工整，经常省略主语，但是英文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增加主语以保证英译本在语法层面上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惯是经常采用的翻译技巧。例如“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就是典型的省略主语的句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加了主语“I”同时在翻译“性本爱丘山”的时候为了更加贴合原文，将主语替换成“My nature”。

除了语法上的适应以外，译者还充分考虑到了诗人想要表达的重点，并相应地做了句式上面的调整。例如“误落尘网中”，译为“By mistake have I been entangled in the dusty web”，增加了主语的同时采用倒装句。“误落尘网”是陶渊明总结自己人生郁郁不得志的原因，因此才采用了“误”与“落”这样明显带有负面情绪的词。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为了表示强调，采用倒装的用法，并将“By mistake”提前，起到了强调的作用，强调这一切的“不得志”，都是一场“错误”。

此句翻译，译者可谓精益求精，不仅让诗句在形式上得以最大限度的还原，在含义上也进行了选择与转换，所以从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来看，此句的翻译堪称经典之作。

（二）文化维的适应与选择

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主要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重原语的语言转换，同时还需要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5］137。也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清晰明确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避免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读。陶诗擅用典，其诗文中蕴含着大量的中华文化独有的文化负载词。著名的西方陶诗译者海陶玮就曾撰写论文专门研究陶诗中的用典，可见陶诗用典之多。方重在译陶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其善于利用文化之间的互文性，构建中西方文化的桥梁。

例如：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僶俛六九年。［3］118

译：How obscure the boundless ways of Heaven，/And the Spirits so unfathomably dark！/Since first I set my youthful heart on doing good；/For fifth odd years have Ibeen up and down the world.［3］119

该选段出自《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该诗中诗人感叹自己前半生的艰难遭遇，以至于对天道鬼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此选段内含多处文化负载词，方译本中对于这些文化负载词都做了选择与适应。诗人经历了半生的坎坷，不禁发问“天道有神和玄妙，鬼神之事更是飘渺难测”。“道”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传统概念，指代事物发展的规律法则，而“天道”则指万事万物发展演变的法则。《道德经》中称“天道”演化万物，没有审理，自然而然，囊括万物。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与“天道”进行一一对应，因此译者在此处做出了选择，将“天道”翻译成“Heaven”。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合之处。“Heaven”根据《牛津英汉大词典》中的示意“the place believed to be the home of God where good people go when they die”，因此Heaven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与God（上帝）相关的词，而God根据圣经中的《创世纪》是造物主，也就是创造规律的人，与“天道”表达的含义相似。

而“鬼神”在译文中被译为“Spirit”。此处有一点需要提出，在西方文化中还有一个词表示“鬼怪”是“Ghost”。同样根据《牛津英汉大辞典》“Spirit”的示意为“the soul thought of as separate from the body and believed to live on after death or an imaginary creature with magic powers”，因此对应成英文可以理解为“幽灵”、“灵魂”或者是“小精灵”之类的含义，而Ghost的示意为“the spirit of a dead person that a living person believes they can see or hear”。如果我们从含义上将两个词进行区分，我们会发现，Ghost往往与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spirit的含义往往是积极的。此处译者做出了适应与选择，将其对应成“Spirit”而不是“Ghost”。此处诗人在质疑“鬼神”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鬼神”在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是一种信仰。诗人经历半生坎坷，对信仰产生了质疑，半生对“鬼神”的敬畏换来的竟然是碌碌无为、家徒四壁、寒衣蔽身、鳏寡丧妻。

（三）交际维的适应与选择

翻译过程中的交际维度的适应与选择主要是指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换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3］138。奈达称翻译除了有语言功能和文化功能以外，还有交际功能［9］20。译入语读者是否能够接收到原语的信息是判断译介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同样在方译陶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译者为了追求译文能够完整准确的传达原文的效果在交际维度进行了适应和选择。

例：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3］40

译：The course of nature ever moves on to its close：/’Tis a truth that has come home to men of all ages./The immortals who once lived on earth/Are nowhere to be found nowadays.［3］41

该诗句选自《连雨独饮》，阴雨天诗人独自闲居饮酒，孤独寂寥，感叹人生短暂，但人生的命运融入天地万物的造化之中，生死不过就是自然规律罢了［9］38。“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开篇就点明了该诗的议题，即“人生运转于苍天大道之间，终究会面临死亡，这个自然规律一直没有变过。”译者在翻译该句的时候，抛弃了原文中的形式，而是将文章所蕴藏的含义直截了当的展示到译入语读者面前。“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此处用典，“松乔”又作“乔松”，代指“长寿”，又指古代传说中的松乔二仙，即“赤松子”与“王子乔”两位仙人［10］97。用在此处一方面暗指陶渊明与赠酒友人之间的友情，另一方面内涵诗歌的主题，人生短暂。但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两位神仙都没有直接出现在译文中，译者直接取其内涵进行翻译，也就是“The immortals”（长生不老的人）。此处的翻译，译者主要以异译为主，以翻译的交际功能为前提，为了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对翻译的内容进行了“选择”。并没有强行保留原诗中的字面含义，而是将诗句的含义直接传递给读者。此处如果强行保留原诗中的字面含义与典故，在某种程度上就削弱了原文的交际功能，为了能够更好地达成原文的交际功能，译者在此处的“选择”是明智之举。

四、结语

在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的今天，翻译的发展如何助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进程已经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陶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之作，其译介的重要意义可见一斑。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方重翻译的《陶渊明诗文选译》在语言、文化与交际的“三维”视角下的适应与选择，可见方译本体现出了译者在多维度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能动性的发挥，从译本的整合适应度上来看，方译本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与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