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诱惑与寓言诗学*
——论斯宾塞对塔索的接受

吴玲英，郭 龙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女性诱惑情节是西方史诗中的传统情节之一。在此类情节中，肩负伟大使命与责任的史诗英雄在其探索的征程中受到女性的引诱，短暂地放弃责任，耽于情欲与享乐，最后在外在力量的干预和帮助下，恢复自身“神一样”的精神力量，抵制诱惑，继续神圣的使命。该诱惑情节发生的场景往往是偏居一隅的岛上山林或花园，山林或花园的意象源自古典诗歌中的黄金乐土与基督教传统中的乐园。虽然山林或花园表面上具有这两类乐土的超自然特征，但本质上却是欲望与罪恶的象征，因此往往被用作史诗中女性诱惑情节的场景，以传递深刻的道德寓意。

“福乡”(Bower of Bliss)是英国16世纪最伟大的史诗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在寓言史诗《仙后》(TheFaerieQueene)中设计的女性诱惑情节。该情节是对意大利16世纪最伟大的史诗诗人托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的寓言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Delivered，以下简称《解放》)第十六诗章中“阿米达花园”(Armida's Garden)情节的模仿与改写。两座花园中的女性诱惑情节不仅决定着两部寓言史诗的核心寓意，而且也成为两位诗人建构寓言诗学的绝佳媒介。

以往的学者较多关注两座花园及其情节在文本上的异同之处，如休斯(John Hughes)、克佩尔(Emil Koeppel)、塞林科特(Ernest De Selincourt)和卡斯特利(Alberto Castelli)均指出了二者的相似；德林(Robert M.Durling)则强调了两座花园之间的差异，认为“福乡”是斯宾塞借用塔索素材基础上的独立创造。然而，这些研究未对两者共有的寓意予以充分关注。中国学者罗益民虽然注意到塔索与阿里奥斯托(1)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诗人，其代表作史诗《疯狂的奥兰多》以查理曼大帝率军与撒拉逊人之间的战争为主线，穿插讲述了骑士奥兰多(Orlando)与安杰莉卡(Angelica)的爱情。该史诗与博亚尔多(Matteo Maria Boiardo)的《热恋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塔索的《解放》共同构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浪漫史诗传统(Romance Epic Tradition)。在寓意方面对《仙后》的影响，但认为后者的史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Furioso)“在铺陈叙事、烘托环境方面”的寓意远超前者的《解放》[1]9，并以“福乡”(2)罗益民在论文中将“Bower of Bliss”译为“欢乐园”。对《疯狂的奥兰多》的借用来例证其观点。本文将基于史诗文本分析而对比研究斯宾塞与塔索的史诗与诗学阐释，指出，对《仙后》寓意影响最大的是《解放》而非《疯狂的奥兰多》，并拟从女性诱惑的视角解读“福乡”对“阿米达花园”的模仿与改写，以此来揭示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的接受。这一接受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分析“福乡”对“阿米达花园”的模仿及其所表达的相似寓意内涵，阐明这一模仿实质反映了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的传承。其次，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斯宾塞在“福乡”中的改写，指出其改写发展了塔索的寓言诗学。

一、相同诱惑情节之寓言诗学的伦理基础

“福乡”是斯宾塞在史诗《仙后》第二卷中刻画的一座女巫诱惑者的花园。该花园中的情节呈现了该恩(Guyon)骑士在“福乡”中游历、经历女色诱惑和试炼，最终习得节制美德的艰难历程。这一情节不仅隶属于史诗花园传统中的女性诱惑情节，而且构成了史诗寓意表达的关键。作为《仙后》第二卷中的女性诱惑情节之核心，“福乡”集中蕴含了该卷节制主题的内在寓意：情欲(concupiscence)与愤怒(irascibility)的不自制与理性节制的冲突。这一寓意呼应了塔索对史诗《解放》之寓意的解读。塔索在“诗歌的寓意”(“The Allegory of the Poem”)一文中认为，史诗中戈德弗雷(Godfrey)率领的十字军寓指一个由身体和灵魂两部分构成的成熟之人，耶路撒冷则代表尘世的幸福。十字军历尽艰辛前去解放耶路撒冷，寓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作为十字军首领的戈德弗雷，象征人的理智(intellect)(3)“Intellect” 一词为塔索在“史诗的寓意”(“The Allegory of the Poem”)一文中所使用，其主要内涵指灵魂中的理性官能(the rational faculty)。塔索在行文过程中曾先后使用“intellect”“the rational faculty” 和“reason”来指代十字军首领戈德弗雷。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该词所包含的理智之内涵，也便于下文论述理智、愤怒和情欲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选择将该词译为“理智”。，里纳尔多(Rinaldo)、坦戈雷多(Tancred)和其他王子是灵魂中除理智外其他官能的代表，而普通士兵则寓指着人的身体。史诗中，坦戈雷多因爱上穆斯林女将克洛林达(Clorinda)而退出战斗、里纳尔多因愤怒杀死赫尔南多(Gernando)，离开戈德弗雷，陷入阿米达的诱惑等情节寓意着人的灵魂中情欲、愤怒与理智之间的冲突[2]470-471。

相似的寓意为“福乡”模仿“阿米达花园”提供了前提，这一模仿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首先，斯宾塞不仅设计了相同的女性诱惑情节，而且特别细致生动地在“福乡”花园内模仿塔索而构造了湖泊和凉亭等女性情欲诱惑场景。两部史诗均描绘了湖泊中少女的诱惑，斯宾塞几乎照搬了塔索笔下的女性诱惑模式。在塔索笔下，两位少女赤身裸体，一位跃出水面，主要用身体诱惑驻足的乌巴多(Ubaldo)和查尔斯(Charles)；另一位主要施展言语之诱惑，用令人沉迷的声音劝诱两位骑士卸下装备，享受当下幸福与欢乐。同样，斯宾塞在《仙后》里首先集中呈现两位少女赤裸裸的身体诱惑。她们先后跃出水面，一位向该恩尽展身体诱惑，另一位则羞涩地散开长发，发出放浪的笑声。尤其是在接近女巫阿克拉霞(Acrasia)的凉亭前，该恩和帕默尔(Palmer)听闻一曲，曲调吟唱着韶光易逝，劝导人们趁青春尚在、赶快将爱的玫瑰采摘。这首“玫瑰之歌”(Song of Rose)与塔索笔下众禽鸟吟唱的“采花要在美好的时辰，休等日暮黄昏空折残枝，让我们撷取爱情的玫瑰，及时寻欢，相爱尽情”(JDXVI.15)(4)文中所引塔索诗文皆出自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Jerusalem Delivered.Trans.Edward Fairfax, Carbondale: So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2)。文内将其缩写为JD，并以JD 加章数和节数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王永年的译本。文中所引斯宾塞诗文皆出自朗文出版社出版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Edited by A.C.Hamilt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77)。文内将其缩写为FQ，并以FQ加卷数、章数和节数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胡家峦和刑怡的译文。之词极为相似，都表达了“及时行乐”之主题。

其次，斯宾塞模仿塔索在“福乡”中书写了愤怒与情欲之间的动态关系。《解放》突出描写了里纳尔多的两次愤怒，两次愤怒均与情欲相关。第一次的愤怒脱离了理智的控制，最终导致里纳尔多堕入阿米达的情欲之网；第二次的愤怒则是在理智约束下，由情欲转化而来，二者有质的区别。正如塔索所言，当灵魂中的愤怒服从理智时，它可以作为理智的捍卫者来对抗情欲；当愤怒不受理智的束缚时，便会沦为情欲的工具[2]473。同样，斯宾塞在“福乡”里也通过书写愤怒与情欲之动态关系来强调节制美德。象征“无节制”的埃塞克斯(Excesse)(5)该名字源于英文单词“excess”，意为“过多”或“过度”，因此是“无节制”的象征。以美酒引诱该恩，遭到拒绝后表现得无比愤怒。这体现了情欲遭遇障碍时便会催生愤怒，使愤怒成为情欲的帮凶，此时的情欲和愤怒均不受理性控制。与此相反，该恩摧毁“福乡”时，表现出“风暴一般的愤怒”(FQII.xii.83)，这无疑展现了愤怒和情欲之间的对立，此时的愤怒是理性(6)在一定的意义上，陪伴该恩进入“福乡”的帕默尔代表“理性”。引导下的愤怒。

对愤怒和情欲之动态关系的书写共同奠定了两部史诗中寓意表达的伦理基础。斯宾塞以该恩抵制阿克拉霞之女色诱惑的经历传达了史诗第二卷的寓意内涵：节制之美德。“节制”(sophrosyne)是西方伦理学中的重要美德之一，最早源自古希腊语“σωφροσνη”,其最初的含义指健全的理智，即，“主体能够对实际情景中的各种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选择被社会所认同的适当行为的一种心灵状态”[3]21；随后，其意义不断丰富，并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阐释与界定，成为一种重要的伦理美德。虽然其意义内涵丰富，但该美德的核心直指理性与欲望的关系。这一关系也构成了塔索对其史诗寓意阐释的重点。塔索详细讨论了理智、愤怒和情欲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分别对应于柏拉图在《理想国》(TheRepublic)中所区分的人的灵魂中的三个部分：理性、激情(7)柏拉图所论述的激情主要是指我们藉以发怒的东西，因此与愤怒基本同义；而他所说的欲望也包括情欲在内。详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5页。和欲望[4]165。戈德弗雷代表灵魂中的理智，里纳尔多代表灵魂中的愤怒。里纳尔多离开十字军营，陷入阿米达的情网，象征愤怒背离理智的约束，沦为情欲的奴隶；醒悟后的里纳尔多重回十字军，在戈德弗雷的率领下继续参战，这象征愤怒重回理智的约束和指导。作为人灵魂中的愤怒和理智，里纳尔多和戈德弗雷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人平衡理性与欲望，习得节制美德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宾塞选择塔索作为模仿对象，在《仙后》第二卷再现了复刻版的“阿米达花园”：“福乡”。两处女性诱惑情节因其相同的寓意内涵，分别构成两部寓言史诗的核心寓意。节制美德不仅是塔索史诗寓意层所寓指的成熟的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更是斯宾塞笔下那位“高贵而纯洁的人”不可或缺的品质之一。

二、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之传承

“福乡”在文本层面上对“阿米达花园”的模仿，不仅源于两处女性诱惑情节所传达的相似寓意以及它们在整部史诗寓意表达方面的关键作用，更从深层次体现了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的传承。寓言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创作和阐释方法[5]52。寓意手法与不同文学体裁相结合所形成的寓意文学构成了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史诗与寓言的结合最早可以追溯至荷马史诗，塔索正是在这一传统之上，将寓言视为其创作史诗的核心理念，并借助“持续寓言”(continued allegory)的结构，创作出典型的寓言史诗《解放》。斯宾塞主要从持续寓言结构、史诗美德英雄以及历史题材与虚构之关系三个方面传承了塔索的寓言诗学。

首先，斯宾塞在“致劳利爵士函”中称史诗《仙后》为一部“持续寓言”或“黑色奇喻”(dark conceit)[6]737。诗人以美德和善行为核心塑造了高贵纯洁的亚瑟王子来实现这一持续寓言。依照斯宾塞最初的设计，史诗共十二卷，每卷塑造一位骑士代表一种美德，亚瑟王子集十二种美德于一身，代表“伟大灵魂”，他的行动贯穿史诗每一卷。《仙后》中亚瑟王子对“仙国女王”的追寻是贯穿整部史诗的一条隐性情节线索，十二位美德骑士的冒险经历在这一主干情节之下依次展开。作为其中的情节之一，“福乡”以寓言的方式凸显了史诗第二卷中节制美德之重要。这一“持续寓言”的结构源于塔索在《解放》中的实践。塔索借用寓言的修辞学定义“持续的隐喻”，来阐释其史诗中采用的“持续寓言”的结构，这一寓意结构的实现依赖于史诗中的不同情节。一方面，主体情节(main plot)是持续寓言得以实现的前提。《解放》中，贯穿整部史诗的寓言：“十字军象征一位成熟之人”即建立在十字军东征解放耶路撒冷这一主体情节之上。另一方面，精彩片段情节(fantastic episodes)中所包含的寓意与主体寓意相呼应，是实现史诗核心寓意的关键。作为精彩片段情节的“阿米达花园”，正是通过再现史诗英雄经历女色诱惑与试炼的情节传达了愤怒和情欲之关系的寓意，从而与主体情节中戈德弗雷代表理智的寓意相联结，共同构成史诗关于灵魂结构中理性与欲望关系的寓意，并将这一寓意指向节制美德。

斯宾塞对史诗“持续寓言”结构的使用源于他对塔索关于“通过寓言实现史诗教益之目的”的认同。斯宾塞在“致劳利爵士函”中认为，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Xenophon)在《居鲁士的教育》(TheEducationofCyrus)中以示例(ensample)传达教益的方式优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道说教的方式。因此，他选择了将亚瑟王子作为十二种美德之代表的寓言式手法，以示例来实现史诗的教益目的。同样，塔索在对史诗的定义中认为，史诗“旨在通过引发心灵上的惊诧，来达到教益”[7]17。这一认识实质上继承了贺拉斯在《诗艺》(ArtofPoetry)中提出的“寓教于乐”的观点。塔索认为，“英雄诗歌由模仿(Imitation)和寓意(Allegory)两部分构成”[2]469，史诗的愉悦功能主要通过“模仿”实现，而“寓意”则是达到史诗教益目的之关键。因此，塔索主张运用寓言的手法，并将寓言视作增添史诗恢宏的手段之一。他还梳理古典以降的史诗中对寓言的使用，来为这一手法正名，并以诗人但丁为例，认为其对寓言声誉之提升超越了以往任何人，因为他在主要的诗歌中均采用了寓言式的手法[7]153。

其次，斯宾塞传承了塔索关于“史诗英雄在试炼中获得美德”的理念。斯宾塞笔下的每位骑士对应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是骑士在完成使命过程中经历危险和诱惑后才最终获得的。正如红十字骑士是在经历误入错误林(Wood of Errour)、抛弃乌娜(Una)(8)Una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唯一(oneness)，与杜埃莎(Duessa)所代表的双重性(duality)或多重性(multiplicity)相对立。一代表一个上帝或一种信仰，而二或多代表多神信仰，在信仰唯一真神的基督教看来象征邪恶。因此Una通常被认为是真理的象征，而杜埃莎则是虚假和邪恶的象征。、走向堕落后，才在神恩的帮助下，成长为一名真正的虔诚骑士。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对《仙后》第二卷的评论准确地揭示了斯宾塞在史诗中对这一理念的实践。弥尔顿称斯宾塞“通过该恩描写真正的节制时，让该恩先后经过‘玛门洞’(Cave of Mammon)和‘福乡’，以便他能看到、知晓、然后自制”[8]19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弥尔顿将斯宾塞看作是“比阿奎那更好的老师”[8]193，因为斯宾塞笔下的史诗英雄是经历对恶的观察和认识后才获得善。弥尔顿的史诗英雄塑造也因此深受影响。这一实践传承了塔索的史诗美德英雄观。塔索认为，史诗中的主人公应是具有英雄般美德(heroic virtue)的美德英雄，而非像古典史诗中所刻画的“战争英雄”(the warfaring hero)[9]4，而且英雄美德并不是自然业已形成的，而是需要“通过对道德英雄的试炼而获得的”。只有“在经受挫折、失败后获得知识，在实践中做出道德选择，他原初的善的性情或对于美德行为的意志才能最终形成并固定下来”[10]56。

最后，斯宾塞的史诗题材选择也深受塔索关于史诗中“如何处理历史题材与虚构之关系”思考的影响。斯宾塞在《仙后》中选择亚瑟王传奇作为史诗题材，首先是因为亚瑟王传奇不仅早已被载入英国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的《不列颠王国史》(HistoriaRegumBritanniae)中，而且这部作品“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被人们当作可信的历史看待”[11]79。此外，“民间想象中的亚瑟王所持有的那种既模糊不清又不断丰富的形象”[11]78正好符合诗人虚构的需要。斯宾塞将这一历史题材与史诗中以“福乡”为代表的大量虚构情节相结合，共同构筑了史诗的寓意。这一做法符合塔索关于史诗的题材最好源自历史的观点。在塔索看来，“史诗要求真实，特别是英雄史诗。它叙述的情节都是历史学家用文字记载，并传给后代的光辉行为”[7]26。他甚至还认为“史诗不仅要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而且要源于真正的宗教”[10]87。同时，塔索也强调诗人与历史学家之不同，“诗歌不仅仅是述说历史事实”[10]86,尽管这种事实构成诗歌的基础。因此，诗人处理史诗中历史素材时，可以运用一定的想象力虚构，从而获得诗歌所需要的逼真(verisimilar)。诗歌的寓意或诗人的事先设想(fore-conceit)正是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的。由此，塔索选择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作为史诗题材，主人公原型为基督徒戈德弗雷·德·布永(Godefroy de Bouillon)。这一历史题材搭建了史诗寓言的主体框架，史诗中的“阿米达花园”等虚构情节则进一步丰富并完善了史诗寓意。

斯宾塞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传承了塔索的寓言诗学，体现了他对塔索史诗核心寓意和史诗寓言手法之精髓的深刻领会与把握。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史诗寓言和史诗诱惑与试炼主题的深度融合。首先，史诗的“持续寓言”结构定义了史诗的寓言性质，在这一寓言框架下，史诗的主体情节寓意和片段式情节寓意彼此辉映，尤其是以女性诱惑情节为典型代表的片段式情节为史诗核心寓意的实现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史诗的主体情节往往建立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片段式情节则依赖于作者的虚构笔法，二者之间的张力为史诗寓言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史诗中的美德英雄是史诗寓意表达的重要载体，而美德英雄塑造又通过史诗诱惑情节而实现。史诗英雄在诱惑试炼中习得美德的历程本质上是一部人类在世俗生活中经受诱惑试炼、实现理想和精神自我的宏大寓言。

三、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之发展

虽然斯宾塞刻画“福乡”时较大程度上模仿了“阿米达花园”，但他也立足于《仙后》第二卷的节制主题，采用多重寓意手法，对“阿米达花园”进行改写，使“福乡”绽放出独特的美学魅力，同时赋予它更深刻的道德寓意。塔索在《解放》中所采用的寓意手法主要属于象征寓意，该手法强调文字层面与寓意层面的相似性，最初是神学家用于阐释《圣经》的一种方法[5]53。而斯宾塞在《仙后》中不仅使用了象征寓意，还广泛地采用了拟人化寓意。拟人化寓意，即将抽象的概念拟人化，是在对希腊神话的解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5]53。斯宾塞将各类美德和与之对应的“恶”人格化，这属于典型的拟人化寓意手法。斯宾塞在改写过程中综合运用了这两种寓意手法，反映了他对塔索寓言诗学的发展。

首先，斯宾塞创造了一个拟人化的寓言人物：吉尼斯(Genius)。作为“福乡”的守门人，吉尼斯身穿一件宽大衣袍，手持一根魔杖，用来引发虚假的幻象。介绍这位吉尼斯的同时，诗人还引出另一位司掌生殖的神明吉尼斯(Genius)(9)这位司掌生殖的“吉尼斯”与作为诱惑者的“吉尼斯”同名，两人分别代表人性中的善与恶。关于诗人斯宾塞对生殖神“吉尼斯”的进一步描写，参见史诗《仙后》第三卷第六诗章第31-33诗节。，与之形成对比。那位负责生命的天神吉尼斯常常“让我们预见各种异象和有关我们福祉的妖物鬼怪，并嘱咐我们提防隐伏的祸殃”(FQII.xii.47)。这位“福乡”的看守者却是生命的仇敌，他不仅不舍得将善赐予人们，而且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骗人的幻象暗中使人堕落。Genius一词源于拉丁词根“gignere”,意为“使生产”，暗含生殖和保护性养育之义。因此，吉尼斯被认为是司掌生殖的神。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曾写道，“谁是格尼乌斯(Genius)(10)此处的“格尼乌斯”实质仍指前文中的“吉尼斯”，引文保留了所引中文译本中对该词的处理。?瓦罗说：‘他是一位掌管一切有出生的事物的神’”。[12]279除了这位生殖神外，瓦罗还以吉尼斯来指个体的守护神。传统认为，人一出生就被分配了善与恶两个守护神(genii)。显然，斯宾塞将善的守护神与代表生殖的自然神融为一体，塑造出阿多尼斯花园(Garden of Adonis)中的守门人吉尼斯，以区分“福乡”中那位“愉快”的门房守护(pleasures porter)：代表恶之诱惑的吉尼斯。两位守门人的对照亦成为“福乡”与阿多尼斯花园对比关系的一个缩影(11)胡家峦从凉亭、守门人，花园女主人以及花园中荒淫无度或混沌无知的象征等角度探讨了“福乡”与阿多尼斯花园的对照关系。详见胡家峦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39页。。诗人由此建立起史诗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的联结。

象征恶之诱惑的吉尼斯揭示了“福乡”中女性诱惑者阿克拉霞堕落本质的侧面之一，为“福乡”中的颠覆性结局作了铺垫。这一结局构成斯宾塞对“阿米达花园”的另一改写。“阿米达花园”中，塔索构造了一面钻石盾牌的意象。通过乌巴多骑士手上锃亮的盾牌，里纳尔多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全身打扮花里胡哨，头发和衣服散发着淫邪的气息，一把宝剑虽然仍佩在腰际，但黯然失色，引不起注意”(JDXVI.30)。这面盾牌在此发挥了镜子的功能，通过盾牌，里纳尔多看到了真实的自我，从而获得“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13]46(12)古罗马哲学家波伊提乌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中，哲学女士(Lady Philosophy)指出，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兽的主要标志。。盾牌也成为他摆脱女性情欲之诱惑，重新承担起十字军骑士责任的关键。在塔索笔下，盾牌的意象被赋予了魔法的功能。里纳尔多的被诱惑、醒悟以及阿米达花园的消失均通过魔法实现。这一外在的魔法力量虽然令里纳尔多暂时摆脱了阿米达的女性诱惑，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愤怒、情欲与理智之间的冲突。因为在史诗的最后一个诗章，里纳尔多与阿米达在战场相遇，出于对阿米达的怜悯，里纳尔多与其重修旧好，并将其转变为基督徒。相反，斯宾塞在《仙后》中却以该恩捕捉阿克拉霞、摧毁“福乡”这一更彻底和决绝的方式来结束该女性诱惑情节。该恩愤怒下摧毁“福乡”，这表面看违背了节制所提倡的“适度”(the mean)原则(13)基督教所提倡的“适度”原则与中国文化中的“中庸”(the mean)之道异曲同工。，但结合诗人所采用的拟人化寓言手法来看，这一做法实则寓指了节制在理性指导下对于“不自制”甚至“放纵”的胜利。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适度不仅指“量”的意义上的适中，还指以正确恰当的方式行事：“一个人如果在适当的事情上、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持续适当长时间的发怒，就受到称赞”。[14]114-115因此，相较于塔索，斯宾塞对“福乡”情节结局的处理内含了更深刻的道德寓意。可以说，斯宾塞并不是一开始将“福乡”仅作为一个单独的“美的片段”来描写，而后在日益增长的不安和自欺欺人中才决定将其摧毁，相反，这一反映诗人复杂道德智慧的情节一开始就内在于史诗的叙事之中[15]171。

如果说上述两处情节上的改写深化了读者对“福乡”之堕落和腐朽性质的认知，那么对自然和艺术关系的反思则代表了斯宾塞力图揭示“福乡”之虚幻性[16]142的努力。一般来说，自然是指造物主馈赠给人类的东西，包括宇宙造物秩序和人的天性，而艺术则指由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17]2。由于艺术的模仿性质，人们往往重自然轻艺术，认为艺术次于自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在其诗歌《给阿波罗的献祭》(“The Sacrifice to Apollo”)中就直言“自然是艺术的母亲”[18]66。尽管艺术具有补充自然之不足的作用，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否则就会产生破坏自然和谐的效果。自然与艺术界限的模糊使“福乡”看似与真正的乐园没有差异，然而这仅是一种虚假的表象，“福乡”中自然与艺术关系的失衡实质上象征着欲望对理性的背离。虽然塔索在“阿米达花园”中也点明了艺术对自然的模仿，但斯宾塞则综合运用象征和拟人化寓言的手法，从艺术对自然的模仿、竞争和超越三个维度，全面探讨和反思了二者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福乡”这一花园的虚幻本质。

在模仿层面，史诗描述节制骑士该恩抵达“福乡”后，叙述者便指明：“选择这一场所的是卓越的艺术家，他们用艺术把自然工程模仿”(FQII.xii.42)。这表明，“福乡”并非一座真正的自然乐园，是艺术模仿自然的结果。其中包括了诸多艺术元素：刻画着古代英雄事迹的象牙大门、引诱人们走向堕落的吉尼斯和不受季节与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工自然。在这座充斥着艺术元素的乐园中，艺术不再满足于对自然的模仿，而是与其中的自然元素展开竞争。“福乡”首次在第五诗章出现时，诗人即点明了花园中艺术与自然的竞争：“人类的技能与大自然比拼”(FQII.v.29)。在第十二诗章,诗人又反复强调这一竞争关系。双方竞争的结果便是艺术超越自然，模糊了自然与艺术的界限。正如园中黄金制成的葡萄藤和常春藤，他们与真正的自然藤蔓相混合，仿佛没有任何差异。诗人以艺术超越自然的关系来象征堕落腐朽的情欲凌驾于健康的爱情之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卷第六诗章的阿多尼斯花园中，作为艺术或人工产物的凉亭与周边代表自然的花草彼此辉映，融为一体，与园中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爱情相呼应，共同成为感官与理性和谐的象征。

斯宾塞的上述改写使“福乡”中的寓意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塔索的“阿米达花园”书写。塔索在《解放》中设置了宗教和伦理双重目标。一方面，他以十字军东征解放耶路撒冷的主体情节再现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另一方面则通过史诗的片段式女性诱惑情节寓指人自身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两重目标在史诗中形成张力和冲突，导致塔索在揭示阿米达的腐朽本质和花园之虚幻性时有所束缚，因为过多的浪漫离题情节可能使其偏离基督教史诗的性质，从而有违史诗的得体原则。塔索的这一担忧以及当时源自朋友的负面评价，使他在完成《解放》(1575)六年后才决定出版(1581)，出版六年后(1587)，他又选择重写，并于1593年出版重写后的版本《被征服的耶路撒冷》(JerusalemConquered)，以使其更符合基督教正统。然而，这一重写却未能获得批评家的青睐，甚至被认为是一个败笔[19]115。相较而言，斯宾塞对史诗女性诱惑情节的书写则更为彻底。“福乡”这一女性诱惑情节完全服务于史诗第二卷节制主题的表达，而节制美德骑士该恩的塑造则与史诗的主体情节相统一。因此，斯宾塞书写“福乡”中的女性诱惑时，不仅能够在借鉴塔索的基础上创造拟人化的人物“吉尼斯”和设置“福乡”中颠覆性的结局，以更深刻地揭示女性情欲诱惑之代表阿克拉霞的腐朽本质，而且还通过反思自然与艺术关系，强调世俗诱惑花园之虚幻本质。

结语

“福乡”与“阿米达花园”典型地代表了文艺复兴史诗中的女性诱惑情节，是史诗传统的女性诱惑情节与虚幻花园之意象融合的产物。这类女性诱惑情节往往因其所内含的丰富寓意而被史诗诗人用作建构寓言诗学的媒介。史诗英雄的女色诱惑经历本质上寓指着人这一“小宇宙”[20]153的矛盾，即肉体欲望与精神理性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平衡感官欲望和理性、追求内心和谐的努力，同时也从伦理层面彰显了人对古典伦理传统中节制美德的探索和追寻。因此，两部史诗中的女性诱惑情节之寓意不仅揭示了人的内在精神追求，而且也回应了人的现实伦理生活关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塔索才生动地将其史诗寓言概括为“心灵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Soul)，这一概括精准地揭示了其寓言史诗的精神内涵，他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寓言诗学正服务于史诗中这一精神内涵的表达。塔索通过设计女性诱惑情节传达史诗寓言精神实质的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的接受。首先，斯宾塞通过模仿塔索笔下的女性诱惑情节，传达了理性、愤怒与情欲的寓意内涵，这一寓意内涵所揭示的节制美德之伦理基础构成了斯宾塞对塔索寓言诗学接受的根本动因。其次，斯宾塞的“持续寓言”结构、美德英雄塑造以及史诗历史题材选择是对塔索寓言诗学传承的具体体现。最后，斯宾塞还依据“福乡”中的具体情节，将英语文学传统中的拟人化寓意手法与象征寓意相结合，通过对“阿米达花园”的改写丰富和发展了塔索的寓言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