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长安与“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
——以唐诗为考察中心

高建新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丝绸之路”带给唐王朝的强大、繁盛，吸引了各国、各地区的人们竞相进入长安，或朝觐或传法或贸易或寻找工作机会。与此同时，他们带来了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促进了唐王朝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法国学者谢和耐说：“中国在亚洲的威望辐射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顶峰。京师长安变成了一种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印度和伊斯兰的影响都在那里汇合起来了。”[1]216这从唐代诗人笔下也可以获得印证。李肱《省试霓裳羽衣曲》“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增订本，第六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953页。本文所引唐诗，除特别注明之外，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白居易《法曲》“政和世理音洋洋，开元之人乐且康”，贺知章《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荒憬尽怀忠，梯航已自通”，王贞白《长安道》“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郑嵎《津阳门诗》“千秋御节在八月，会同万国朝华夷”，张仲素《圣明乐》“玉帛殊方至，歌钟比屋闻。华夷今一贯，同贺圣朝君”，玄宗《赐新罗王》“玉帛遍天下，梯杭归上都”均是对当时情景的生动表达。梯杭，梯航，是“梯山航海”的省语，谓不辞劳苦、长途跋涉；上都，指长安。

一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常乃悳先生说：“从唐朝开国以后，太宗、高宗两朝都是向外发展的时代，国威很盛。高宗以后，虽然有武韦之乱，但都是宫廷间的争夺，当时帝国全部仍然坚固，国力仍然不断向外发扬。玄宗出来，政治复入轨道，遂成开元、天宝间三十余年的唐朝历史上的黄金时代。”[2]88此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的中心，面积达到83.1平方千米，是今天西安旧城区的7倍[3]496，人口超过了百万。岑参就有《秋夜闻笛》云“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贾岛《望山》云“长安百万家，家家张屏新”，韩愈有《出门》“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张浚《咏红叶题诗事》云“长安百万户，御水日东注”。可以说，当时世界上只有罗马可以与之媲美。长安的繁华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城中的东市是国内市场，西市是国际市场，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元稹《估客乐》诗云：“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载了长安皇城、皇宫及东市、西市的位置格局，极见恢弘壮丽：

京师，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隋开皇二年(852)，自汉长安故城东南移二十里置新都，今京师是也。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

皇城在西北隅，谓之西内。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京师西有大明、兴庆二宫，谓之三内。有东西两市。都内，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广长，皆三百余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东五十四坊，万年县领之。街西五十四坊，长安县领之。[4]1394

宋人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次南东市(隋曰都会市)”记载，东市“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并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繁杂稍劣于西市矣”[5]134。世居长安的杜牧有《街西长句》一诗：

碧池新涨浴娇鸦，分锁长安富贵家。

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

银鞦騕袅嘶宛马，绣鞅璁珑走钿车。

一曲将军何处笛，连云芳草日初斜。

虽为晚唐，杜牧笔下春天的西市车水马龙，穿梭往来，繁华依旧，长安的豪富之家尽居于此，白居易《凶宅》诗所谓“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西市游人斗酒，杏园花开；宛马嘶鸣，香车隆隆；笛声悠扬，响彻云天，曹邺《寄贾驰先辈》诗云：“长安高盖多，健马东西街。”杜牧通过描绘“游骑”“名园”“宛马”“钿车”及其贵重漂亮的装饰，展现出了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无人企及的富贵气。中唐卢纶《裴给事宅白牡丹》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晚唐诗人郑谷《街西晚归》曰：“御沟春水绕闲坊，信马归来傍短墙。幽榭名园临紫陌，晚风时带牡丹香。”写的都是长安西市的繁盛，可以与杜牧诗对读。

通过“丝绸之路”进入长安的商旅，一般都会把西市作为终点，而从长安出发走向万里“丝绸之路”时，又会把西市作为起点。在西市经商的阿拉伯、波斯、粟特、回纥商人被称为“西市胡”，《南部新书·己》记载：“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虵珠。虵珠者，虵所吐尔，唯胡人辨之。”[6]80因此，西市多有资本雄厚的西域及本地富商，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五诗云：“东邻有富翁，藏货遍五都。东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营暮计算，昼夜不安居。”《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杂录类三·邹凤炽》记载：

西京怀德坊南门之东，有富商邹凤炽，肩高背曲，有似骆驼，时人号为邹骆驼。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虽古之猗白，不是过也。其家男女婢仆，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时惊异。尝因嫁女，邀诸朝士往临礼席，宾客数千。夜拟供帐，备极华丽。及女郎将出，侍婢围绕，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尤艳丽者，至数百人。众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妇矣。又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臣绢未竭。”事虽不行，终为天下所诵。[7]596

怀德坊位于朱雀门街之西第五街街西从北第六坊，长安县领。猗、白，当指战国时富商猗顿、白圭。猗顿富甲天下，白圭有“商祖”之称。邹凤炽以一匹绢换一棵树，甚至换尽终南山中的树也在所不惜，既见出富商拥有的丝绸难以计量，也见出当时丝绸产量的巨大。

西市也称“金市”，是长安城中的豪贵之地，也是游冶的理想之地，为豪富子弟青睐，吴融《春词》有云：“金市旧居近，钿车新造宽。”李白《少年行三首》其二诗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崔颢《渭城少年行》诗云：“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1957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城进行了全面勘查和部分发掘，仅是在西市旧址的道路两旁发掘出的商铺遗址就多达4万家[8]146。1996年11月，西市遗址与隋大兴、唐长安城一起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9]125斯坦福大学陆威仪教授也说：“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方面，汉代是一个发现、探索与军事扩张的时期，而南北朝时期则与之相反。南北朝时期，异族大举进入中国北部地区，以佛教为代表的异族文化也随之而来，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隋唐则融合以上两个时期的特点，在向外拓展的同时也接纳了大量外族人民与他们的文化。可以说，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虽然帝国的国际性特点在9世纪衰退了，在至少两个世纪中，唐王朝对外族及其文化的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决定性元素。”[10]129，131作为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城内时常可以见到来自粟特、突厥、回纥、天竺、阿拉伯、波斯、拂菻(东罗马帝国)、南海、新罗、高丽、日本的使者、官员、留学生、留学僧、杂技艺人、歌手、舞蹈家、商人，他们争相进入这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富裕的都市，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尤其是来自各国的留学生，他们渴望获得当时世界上最优质的教育。《唐语林·补遗》记载，当时“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11]167-168。《唐会要》卷三十六“附学读书”记载：“神龙元年(705)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学习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12]778唐诗中出现“胡人”“老胡”“胡商”“商胡”“胡儿”“胡姬”“胡雏”“胡僧”“胡腾儿”“胡旋女”“昆仑儿”等人物称呼，正是当时盛况的写照。长安豪富之家还会雇佣胡雏为僮仆，中唐蒋防《霍小玉传》中有这样的描写：“有一豪士，衣轻黄纻衫，挟弓弹，风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13]125胡雏，胡儿，胡人僮仆。

长安的胡人中又以西域胡商最多，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当时“从事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地方零售贸易的许多商人是中亚人”[14]126。来自中亚甚至西亚的胡商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进而走向中国各地，带来的是琉璃、珠宝、香料、象牙、葡萄酒、汗血马、拂菻狗[15]、胡服、乐舞艺术与宗教文化，带走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铁器与“四大发明”。“丝绸之路”贸易有风险也有巨大的利润。查士丁尼时期(583年—565年)，1磅中国丝绸运到东罗马帝国，价值33.04克黄金，到了狄西奥多拉执政时期(公元6世纪)，就变成了297.36克黄金(2)甘肃博物馆：“丝绸之路遗珍展”展览说明，2014年7月13日。。唐朝廷也向“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征税，《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开元盛时，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地广则费倍，此盛王之鉴也。”[16]6265说到底，“丝绸之路”是一条由贸易推动的中国与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17]960，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丝绸之路”再次开通之后，长安始终是西域胡商首选的居住地。《新唐书·回鹘传上》记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貲货殖产甚厚。”[16]6121天宝以后，吐蕃占领了河陇一带，“丝绸之路”被阻断。德宗朝宰相李泌清查长安人口，《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载：“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18]7613李泌核查留居长安的胡商人数，尚有四千余人，这些人是享受唐朝官方补贴的。在长安城里，当地人是与从事各种职业的侨民生活在一起的，因此有了唐人对胡人近距离的观察、交往与生动、具体、细致的描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相貌奇特：碧眼、高鼻、浓须髯，不仅在人群熙攘的长安城中可以看到，在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方也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19]。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中“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碧眼胡人吹”，还有《卫节度赤骠马歌》诗中“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鬉高”，李白《猛虎行》诗中“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张説《苏摩遮五首》其一诗中“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李贺《龙夜吟》中“鬈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唐玄宗《佛教梵文唵字唐玄宗书并读》诗中“儒门弟子应难识，碧眼胡僧笑点头”，贯休《山居诗二十四首》其十八诗中“白衣居士深深说，青眼胡僧远远传”，丁仙芝《戏赠姚侍御》诗中“重门启锁紫髯胡，新披骢马陇西驹”等等，都是当时的生动写照。不仅是相貌，就连他们的语言也让唐人感觉新鲜，觉得胡语蛮音就像琵琶演奏一样好听，包括他们努力学习汉语的声腔，白居易诗中多有描写，《听李士良弹琵琶》诗云：“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听曹刚弹琵琶兼示重莲》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云：“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指底商风悲飒飒，舌头胡语苦醒醒。”弹舌，即颤动舌头根部发出短促连续的声音。其他诗人亦有描写，牛殳《琵琶行》诗云：“潏潏汩汩声不定，胡雏学汉语未正。”孟郊《晓鹤》诗云：“晓鹤弹古舌，婆罗门叫音。”元稹《琵琶》诗云：“学语胡儿撼玉玲，甘州破里最星星。”甘州破，即甘州曲，唐时西凉所进乐曲名，《新唐书·五行志二》记载：“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破者，盖破碎云。”[16]921，6121胡人之语音玲珑清脆，顿挫有致，如摇响玉玲一样，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美。

三

“诗仙”李白躬逢开元、天宝之盛，能充分感受时代的生机与活力，他在长安生活期间特别喜欢胡风浓郁的地方，诗中多次写到胡姬。《前有一樽酒行二首》其二诗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少年行三首》其二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白鼻騧》云：“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云：“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春风和煦，落花缤纷，细雨霏霏，在盛唐浪漫热烈的时代氛围中，有美丽多情、才艺俱佳的胡姬侍酒，更令诗人心旷神怡、热血涌动[20]，李白那种狂放不羁、自然纯真的个性也适合在这样浪漫诗意的环境中获得充分释放。李白喜欢以胡姬入诗，喜欢入胡姬酒家，除了胡姬不可抵御的魅力之外，也可能与其西域胡人身份有关。陈寅恪先生《李太白氏族之疑问》认为，李白“其人之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21]279；詹瑛先生《李白家世考异》也认为“(李)白之家世或本商胡”[22]24。

唐人喜欢去胡姬酒家饮酒聚会，也见出“丝绸之路”带来的开放与时尚。贺朝《赠酒店胡姬》诗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岑参有《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云：“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还有《送李副使赴碛西官车》诗云：“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崔颢《渭城少年行》诗云：“渭城垆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杨巨源《胡姬词》诗云：“妍艳照江头，春风好客留。当垆知妾惯，送酒为郎羞。”姚合《白鼻騧》云：“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章孝标《少年行》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施肩吾《戏郑申府》云：“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温庭筠《赠袁司录》诗云：“金钗醉就胡姬画，玉管闲留洛客吹。”喜欢胡姬酒家，实则也是喜欢胡姬带来的另外一种有活力的新鲜的饮酒文化。长安侍酒的胡姬也被称作“酒家胡”，王绩《过酒家五首》其五云：“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也有《过崔驸马山池》诗云：“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锦石称贞女，青松学大夫。”元稹《赠崔元儒》云：“殷勤夏口阮元瑜，二十年前旧饮徒。最爱轻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陈寅恪先生在笺释白居易《琵琶行》时说：“自汉以来，旅居华夏之中亚胡人，颇以善酿著称，而吾国中古杰出之乐工亦多为西域胡种。则此长安故倡，既居名酒之产区，复具琵琶之绝艺，岂所谓‘酒家胡’者耶？”[23]57向达先生也说，“当时的贾胡，固有以卖酒为生者也。侍酒者既多胡姬，就饮者亦多文人，每多形之吟咏，留连叹赏”，“当时长安，此辈以歌舞侍酒为生之胡姬亦复不少”，“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俱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李白诸人尝买醉其中。金樽美酒，其有不少之异国情调，盖不待言也”[24]40-41,52。胡姬酒家遍布长安，饮酒其间，在当时是一件时尚的事情。

有论者认为，唐人对胡姬形象的书写，代表了当时中原传统文化对来自西域的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可以说，唐代的胡姬是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播者，也是民族融合的媒介”[25]273-274，甚至影响了唐代的日常生活审美与艺术审美，如扮妆、服饰及音乐、歌舞艺术，元稹《法曲》所谓“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在元稹看来，从盛唐到中唐这五十多年来，胡妆、胡音、胡乐、胡舞、胡骑铺天盖地而来，“胡风”席卷了中原大地，势不可挡。诗中提到的“火凤”，舞曲名，来自西域。《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脩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尤善《火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遂常令徐歌《绿水》《火凤》之曲焉。”[26]156春莺啭，舞曲名，《乐府诗集》卷八十引《教坊记》曰：“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27]1137“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人对“丝绸之路”刮来的“胡风”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有困惑，有质疑，但无论持什么样的态度，以胡姬、胡乐、胡舞为代表的西域文化的魅力却是难以抵挡的，并且不断渗入唐人的文化生活之中。

与胡姬一样，来自“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僧人因容貌、语言、行为的特别，同样受到了唐人的瞩目，周贺《赠胡僧》诗说：“瘦形无血色，草履著行穿。闲语似持咒，不眠同坐禅。背经来汉地，袒膊过冬天。”为了传法，胡僧身背经书，脚穿草鞋，不远万里来到中原，闲语如咒，随时坐禅，消瘦得面无血色，袒露着胳膊就度过了北方寒冷的冬天。诗中的胡僧，是西域来华传法僧人的代表，信仰之执著坚定，令人肃然起敬。唐人敬重这些不远万里来中原弘扬佛法的胡僧，表现出对来自异域文化的接纳和尊重。有关唐诗中的西域僧人及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笔者有专文讨论，故不在此赘述[28]78-82。

四

谢和耐认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性的。”[1]238长安汇聚了亚洲的所有民族，除大食人、波斯人、印度人、突厥人、回纥人、吐蕃人之外，还有粟特人、迦湿弥罗人、僧伽罗人等。粟特，西域古国，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迦湿弥罗，又作羯湿弭罗国、迦叶弥罗国，汉朝称之罽宾，魏晋南北朝时称迦湿弥罗，是位于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约为现今克什米尔地区；僧伽罗人，斯里兰卡古称，又称狮子国、师子国、师子洲。“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西域以及更远地区(中亚、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两次进入西域的岑参在《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中写道：“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花门，指北庭的回纥族；叶河，水名，在天山之西。花门将军能演唱“胡歌”，叶河蕃王通晓汉语，可见当时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普遍和深入。杜甫《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三诗云：“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描绘西域各国越过昆仑山、沿着“丝绸之路”涌入中国的情形，国门前人海人山，其势如堵，“由来”，表明持续时间之长；杜甫《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四也写道：“勃律天西采玉河，坚昆碧碗最来多。”描绘勃律、坚昆国来唐朝贡。勃律在唐王朝的西边，于阗国有玉河盛产美玉，历来是朝贡的最贵重的礼物；坚昆不远万里来到中原，带得最多的一向是珍稀的碧碗。勃律，在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巴尔提斯坦，是连接印度、吐蕃的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记载：“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18]6871勃律国曾依附唐朝，以摆脱吐蕃的控制，《全唐文》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中收有玄宗《册勃律国王文》《册小勃律国王麻来兮文》。陈寅恪先生说：“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强盛，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9]133坚昆，古部族名，居匈奴之北，又称鬲昆、隔昆、结骨、纥骨、居勿，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岑参诗中还出现了蕃王的形象，《胡歌》诗云：“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黑姓，西突厥别部，居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一带。喝醉酒的黑姓蕃王装扮华丽，身着貂裘，头上缠着的是织有葡萄花纹的宫锦。李益《夜宴观石将军舞》中亦有“微月东南上戍楼，琵琶起舞锦缠头”的描写，诗题中的石将军就是一位西域胡人。中唐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描绘出一幅“丝绸之路”上的绵绵驼队稳健行进的图画——“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雨丝飘洒的春日傍晚，南方归来的大雁在边城的上空盘旋，青葱的芦笋在湖水中旺盛生长；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满载着丝绸的驼队伴着叮咚的驼铃声缓缓前行，要抵达大唐的西部边陲——安西[29]。此诗情景宛然，有声有色，可描可绘，是唐人描写“丝绸之路”的名作。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往来，对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费孝通先生说，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格局。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30]3-4。汉唐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开端与繁盛时期，“丝绸之路”上多民族在商贸、文化方面的交流、融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31]3夷狄进入了中原地区，习用了华夏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华夏族进入了边鄙之地，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华夷之辨，不在于血统上的区分，而在于文化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环境才是种族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而非血统。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弥合性，是多民族融合的根本原因。“中国民族史的基本方向与本质特征，中国古今众多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32]3“多民族”，自然也包括在唐文明吸引下从“丝绸之路”进入长安与中原的西域及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