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何以高度赞扬海涅

和建伟

(安徽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海涅思想上复杂多变、政治上摇摆不定、信仰上矛盾多元，却是马克思的终生挚友。海涅是马克思论著中经常出现的名字，也是“唯一始终为马克思所承认在文学上有伟大成就的人”。(1)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02页。马克思高度赞扬海涅，既包括对后者文字风格与文学观念的认可，也涵盖对其创作个性及艺术趣味的肯定，更蕴藏对海涅历史远见和斗争精神的服膺。马克思何以高度赞扬海涅，从这一问题切入，或可厘清两人在创作、生活与革命斗争中的相互影响，探寻二人从文艺思想、历史观念到斗争精神的多重契合，也可加深我们对革命与文艺、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多元关系之理解。

一、马克思与海涅在文艺思想上的契合

马克思十分欣赏海涅，一度借鉴其写作风格，并经常引用、化用其诗文。马克思早期诗歌《骑士格鲁克的阿尔米达》颇有海涅《旅途景色》的讽刺韵味；小说《斯科皮尔昂和费利克斯》则直接“借助海涅的文学形式来谈论政治事务”。(2)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2页。至于《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理论著作，更是常见海涅《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等作品的影子。按照利奥波德略显夸张的说法，海涅“对马克思的影响贯穿了马克思的所有作品”。(3)大卫·利奥波德：《青年马克思——德国哲学、当代政治与人类繁荣》，刘同舫等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马克思高度赞赏海涅的作品，首先是因为它与自己的文学观念高度契合。马克思对文学有着深入思考，他肯定现实主义，喜欢充满热情与真实的表达，欣赏富于独创性、形式美和韵律美的作品。正如柏拉威尔所言，马克思认为“文学应当接近真实和实际领域，而不应漫无边际地飞驰遐想；文学应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练……修辞的把戏不能代替诗意的幻想……”，(4)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26页。海涅的诗文正以此著称。在早期散文《哈尔茨山游记》中，海涅就“接近真实和实际领域”，他同情底层矿工，抨击剥削阶级，揭示出德国充满矛盾与危机的真相；其更为成熟的《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以及《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等作品，则旋律优美，“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练”，也更贴近现实、充满战斗精神。

马克思与海涅都提倡继承历史、面向生活的现实主义文艺，都反对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18、19世纪之交，德国浪漫主义风靡一时。马克思曾对浪漫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意识到，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法国大革命，敌视进步力量；在思想上青睐费希特唯心主义，鼓吹“反理性”与无限膨胀的“自我”；在题材上逃避现实，耽于虚幻的想象，宣泄封建贵族的绝望颓废情绪。因此，他对浪漫主义逐渐产生怀疑，并批评其缺乏个性，“是带有倾向的诗篇”。(5)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6页。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不无惋惜地指出，历史学派沉溺于浪漫主义，被“浪漫性用幻想的雕刻装饰”，充满“反历史的幻觉、模糊的空想和故意的虚构”。(6)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5页。马克思认识到浪漫主义的混乱与危害，海涅则觉察到浪漫主义“复古”口号中的缺陷，一针见血地指出浪漫主义不过是“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受难之花”。(7)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海涅进而指出，浪漫主义者“想摧毁歌德的艺术王国”，(8)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页。而歌德却“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9)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34页。海涅强烈反对浪漫派的倒行逆施，积极为歌德声辩，捍卫歌德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中，海涅显示出精准的批评眼光，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向。马克思对此称赞道，卢格“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10)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07页。

需要指出的是，海涅从浪漫主义受益匪浅，其诗作也不乏浪漫情怀，他对于浪漫主义并非全盘否定，而主要针对其神秘倾向和怀古幽情。海涅在《论浪漫派》中指出，浪漫派过分夸大基督教的成就，他们以尊崇教义为幌子，实质是为中世纪文艺招魂。基督教自有其历史价值，但是当它过度崇拜上帝之后，就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这才引起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海涅对浪漫派既有批评又有肯定，颇具辩证意味；对于大文豪歌德，他也秉持这一观念。海涅称赞歌德是“文学界的君王”，(11)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页。却对其缺点也并不讳言：歌德蛰居多年，“成了一个冷漠主义者，不去从事人类的最高利益的研究，而只从事于艺术玩意、解剖学、色彩学、植物学和云雾观察”。(12)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页。海涅特别强调，上述批评只针对歌德的庸人气息，“歌德作为诗人我从未攻击过他，我攻击的只是他这个人。”(13)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页。恩格斯曾对歌德有著名评价：“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14)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6页。不难发现，在对歌德的认识上，海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海涅与马克思都反对脱离现实的艺术创造，甚至于照搬古代艺术。耶拿派诗人蒂克痴迷中世纪文学，照搬中世纪艺术，结果丧失了艺术个性，“差不多变成一个孩子，满口咿呀儿语”。(15)张玉书：《海涅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2页。海涅对蒂克的遭遇表示同情，马克思则对此作出合理解释。马克思认为，古代艺术所处的时代一旦过去，艺术土壤也随之消失，后人仅凭模仿便难以再现其魅力，“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6)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马克思以古希腊艺术为例，指出它“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17)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如果人们强行恢复古代艺术，“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1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马克思进而指出，文学的产生与经济社会条件密不可分，特定的艺术形式只能在特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人们也必须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去理解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生产。海涅从蒂克的遭遇中注意到时代与艺术的关系，他的文学评论就常常结合经济基础与物质生产展开。海涅指出，德国政治混乱，经济落后，资产阶级力量弱小，无力进行现实斗争，只有在精神领域发起革命；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德国知识分子以拿破仑为武器，努力突破封建意识禁锢，这才形成了浪漫主义。也即，浪漫派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激发，也受到德国社会精神气氛的影响与限制，才显得异常复杂。

马克思赞赏独特的艺术个性，反感倾向化诗人，他因此批评拉萨尔“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9)马克思：《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4页。海涅也提倡作家写出真性情，不要盲从潮流与倾向。海涅批评弗赖利格拉特的《摩尔王》是倾向诗的代表，批评盛极一时的所谓政治诗不过是“模糊而又无益的激情，无用的狂热的雾霭”。(20)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5页。对于老朋友斯塔尔夫人，海涅也不留情面：“她一旦热衷于一个对她完全陌生和难以理解的流派，一旦由于赞美这个流派而助长了某种与她新教的明朗倾向直接矛盾的教皇极权主义的倾向时，她的书便显得微不足道，不堪卒读。”(21)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1842年，海涅更直接以《倾向》一诗讽刺当时空喊口号的倾向诗：

别再像维特似的情话缠绵，

他只为了绿蒂情如火燃——

你应当告诉你的人民

钟声如何敲响，

对他们讲匕首，讲利剑！

不该再是柔和笛声，

田园心境——

应该是祖国的喇叭，

加农炮，臼炮，

吹，震，轰，杀！(22)海涅：《海涅全集》第2卷，胡其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2-303页。

二、马克思与海涅在哲学思想上的契合

“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23)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易延镇、侯焕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24页。莫泽斯·赫斯意在表明马克思的博学，却也暗示了马克思与海涅的某种相通。事实上，马克思和海涅不仅在文艺思想上多有类似，在哲学思想上也有多重契合，当然，这种契合在思想深度、分析维度、批判力度等方面皆有不同。

货币作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发明，曾吸引许多学者与作家对其奥秘进行探索。海涅在参观货币铸造时，曾充满感慨地写道：“你将引起多少好事，多少坏事！你会怎样去庇护罪恶，修补道德，将怎样被人爱，然后又被人诅咒！你会怎样助长荒淫、苟合、欺骗和谋杀！你将无休止地在世上游荡，经过纯洁的手和肮脏的手，历尽人世沧桑，直至沾满罪恶……”(24)海涅：《海涅全集》第5卷，章国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页。海涅无意间触及了货币的本质力量与特性。与他文学性的泛泛而谈不同，马克思则花费了许多精力来研究货币。马克思指出，货币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抹杀了人类的个性，“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这也使得人际关系产生异化：“货币作为纯抽象财富——在这种财富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因而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了——同样成为作为抽象人格的个人的权力，同他的个性发生完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但是货币同时赋予他作为他的私人权力的普遍权力。”(26)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3-454页。也就是说，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面对所有者(人)与商品时，同时改变了二者的属性，前者失去了人的丰富性，后者失去了使用价值的一般性。同时，人凭借货币的交换功能可以获得原来没有的特性，从而拥有额外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有时与人性相悖，致使人际关系偏离原有轨道，成为对抗人类的力量：“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2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54页。至此，货币拥有了拜物教性质：“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这种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所以它被当成万能之物。”(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0页。可见，对于货币的“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的认识，海涅与马克思可谓异曲同工。

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海涅高度评价康德，“如果人们把罗伯斯比尔与伊马努埃尔·康德相比较，那么人们确实对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给予了过多的荣誉”。(29)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在海涅看来，当欧洲大陆暴发资产阶级革命之际，弱小的德国资产者“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30)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62页。因此，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发生的，是康德等人发起的哲学革命。法国大革命消灭了现实中的敌人，康德消灭了思想上的敌人，康德“破坏性的、捣碎世界的思想”对西方传统猛烈攻击，动摇了西方的文化根基，因此，“在恐怖主义上远远超过了罗伯斯比尔”。(31)海涅：《海涅全集》第8卷，孙坤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同样地，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康德，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马克思将康德哲学视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32)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0页。指出其革命内涵源于实践理性：“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3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1页。马克思也指出，康德只是单纯地从道德角度去理解大革命，他的实践理性真实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阶级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3-214页。经过深入思考，马克思“扬弃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从中剥离出‘实践’概念，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35)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50页。海涅与马克思都注意到了康德的重要性，认为他不仅是世界哲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更标志着人类思想在暴力革命与柔性改良、伦理道德与阶级斗争的博弈中进入新时代。

海涅受到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熏陶，早期作品经常流露出同情底层人民、歌颂底层人民的朴素思想：

牧童是一位国王，

宝座是绿色的山岗，

头顶上巨大的太阳，

是他沉重的金冠。(36)海涅：《海涅全集》第5卷，章国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在与马克思的交往中，海涅先后完成《国王路德维希的颂歌》《时事诗》《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等作品，其朴素的阶级思想逐渐具有共产主义色彩。海涅揭露德国的腐朽本质，批判德国人的劣根性，讽刺基督教和御用文人的无耻，他笔下的德意志“喝得醉如泥”，(37)海涅：《海涅全集》第2卷，胡其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是个“颠倒的世界”，(38)海涅：《海涅全集》第2卷，胡其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国王是“兽奸老人”和“无聊傻瓜”。(39)海涅：《海涅全集》第2卷，胡其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至此，海涅一扫早期的忧郁和梦幻气质，更加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刚健有力。

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爆发起义，马克思称之“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40)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3页。海涅也立即创作了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

阴郁眼里无泪水，

纺织机旁我们咬牙切齿呈怒容，

德意志啊，我们替你纺织裹尸布，

我们织进的诅咒有三重----

我们织布，我们织布！(41)海涅：《海涅全集》第2卷，胡其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海涅不仅诅咒基督教和反动政府，还以“纺织裹尸布”预言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对工人阶级“掘墓人”身份有过精彩论述。马克思回溯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指出产业工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伴相生，前者创造出丰厚的物质财富，却在阶级压迫中陷入困境。而工人一旦觉醒，就将推翻不合理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出工人，也意味着“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4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9页。由于对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深刻洞见，马克思高度赞赏《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43)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83页。

在长诗《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里，海涅的共产主义理想更是呼之欲出：

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

啊，朋友们，我要为你们谱写！

我们要在地面上，

建造起人间天堂。

我们要幸福快乐，

不愿再忍饥挨饿；

勤劳的双手挣得的成果，

不应被懒惰的肚皮吞没。(44)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不难看出，“人间天堂”已十分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可见，在与马克思的密切交往中，海涅已生出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由于种种原因，海涅对共产主义未能深入了解，一度担忧共产主义者将“摧毁艺术世界”。(45)海涅：《海涅全集》第10卷，金海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页。但是，海涅对共产主义始终抱有信心，19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只是新生事物，海涅却公开声明“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46)海涅：《海涅全集》第10卷，金海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页。这既需要勇气，也充满远见卓识，表明海涅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高度契合。

三、马克思与海涅在斗争精神上的契合

1843年，马克思与海涅相识。时年25岁的马克思初出茅庐，46岁的海涅已是名满欧洲的大诗人，但思想、地位与年龄的鸿沟并未妨碍二人的友谊。马克思离开巴黎时就痛苦地写道：“在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47)马克思：《马克思致亨·海涅(1845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7页。马克思与海涅相互尊重赏识，除了文学观念与政治思想的相通，更有斗争精神的契合。

海涅的斗争精神为马克思所深深服膺，他写道：“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4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4页。海涅自诩“自由的莱茵河的更为自由的儿子”，(49)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终生为“充分的自由权利”斗争。(50)海涅：《海涅全集》第2卷，胡其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88页。在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之前，海涅已开始使用朴素的辩证法，并从哲学高度为革命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一时期，海涅自觉履行知识分子角色，孤身对抗反动政府，彰显可贵的斗争勇气。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海涅激动地呼喊：“我是革命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所向披靡的武器……我浑身变成了剑和火焰。”(51)海涅：《海涅全集》第9卷，赵登荣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页。作为时代的先知，海涅是孤独的，但他始终蔑视对手，“把全部无言的轻蔑奉送给那些毫无气节的无赖，他们或者出于卑劣的忌妒心，或者从肮脏的私人陷害出发，在公众舆论中想方设法败坏我的声誉”。(52)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3页。

对于不合理的书报检查制度，海涅向来反对与鄙视：“蠢人，你们就会在箱里搜寻！你们什么也发现不了！随我旅行的禁运品，隐藏在我的头脑。……撒旦的藏书，还不如它要命。”(53)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9-140页。海涅充满斗争智慧，他在《思想·勒格朗集》中巧妙采用游记的形式，成功躲过了敌人的检查。对于拥护检查制度的所谓自由派，海涅则勇敢揭穿其虚伪本质：“民族主义伪君子正与政府联手，既享受书报检查的宠爱与尊敬，又可以为日报定调，攻击他们的、同时也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子们的敌人”。(54)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对于盛行的宗教观念，海涅也严加批判。他揭穿基督教的欺骗伎俩，暴露其麻醉人民意志、瓦解人民斗志的阴谋。在《卢卡城》中，海涅描述了病态的教士、无聊的宗教礼仪、阴郁的教堂，对基督教和教会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在《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中，他揭露基督教终日“歌唱古老的无欲歌，歌唱天堂的催眠曲，人民这粗汉一旦哭闹，就借以催眠让他睡觉”，(55)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更怒斥科隆大教堂的“愚昧和凶残”。(56)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海涅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晚年的海涅生病卧床近十年，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却从不屈服。“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脑软化在继续发展，颜面麻痹也在发展”，但“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57)恩格斯：《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9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页。弥留之际，海涅仍坚持创作，歌颂爱情与生活，赞颂美好与正义。

海涅还勇于进行自我斗争。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海涅不断修正、抛弃自身的错误，这包括对艺术的追求、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等。海涅的早期作品充斥感伤情调与浅薄思想，被恩格斯讽为“天真的儿戏。”(58)恩格斯：《致劳·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3页。不过，在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海涅的诗文立即从梦幻走向现实，从温情变得犀利，从牧歌变为战鼓，从关注个人变为关注大众，创作视野与内容远超出杯水风波、一己悲欢。《教义》《倾向》等作品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呐喊，《时事诗》号召人民奋起抗争，《德意志，一篇冬日童话》揭示德国政治的落后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西里西亚织工之歌》更是洋溢着无产阶级的豪情。

海涅对斗争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革命事业，终生批判德国政府与宗教，积极声援无产阶级革命，公开宣称“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海涅的信念一方面来自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源于其对文学的认识：“你不知道但丁的地狱？不知道那可怕的三行诗？诗人若把你关了进去，那就什么神都救不了你——从这歌唱的烈火之中，神和救世主都救不了你！当心啊，不要让我们谴责你，罚你下这种地狱！”(59)海涅：《海涅全集》第4卷，潘子立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正如张玉书所言，海涅“既是诗人、思想家，也是一个在众寡悬殊、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60)张玉书：《海涅和歌德》，《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第304页。。

马克思更是进行伟大斗争的表率。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61)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马克思毕生为人类解放而斗争，为此他放弃优渥的生活，大学毕业便投身斗争。他一生与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斗争，与虚伪的资产阶级学者斗争，与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斗争，与势利野蛮的资本主义斗争。从全文包括32处“斗争”的《共产党宣言》，到工人阶级革命的“圣经”《资本论》，马克思从理论到实践都表现出斗争的勇气、坚韧与智慧。马克思怀抱“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理想，终生批判不合理的旧世界：“我们……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在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62)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面对困难挑战时，马克思充满必胜的信念：“我深信我们的计划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而现实的需要也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地从事，我相信一定会成功。”(63)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5页。与海涅相比，马克思的斗争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厚的实践根基、远大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指出，斗争的关键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6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页。斗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各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的联合体，(6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1页。斗争的主要方法是消除私有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一生，是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66)《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马克思与海涅的友谊，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当海涅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阵营时，马克思深受鼓舞，恩格斯更是激动地宣告“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67)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1页。1843年，马克思认识海涅不久，海涅就成了马克思家的常客，马克思经常与海涅彻夜探讨，帮助其修改新作。二人相识不久，马克思就邀请海涅参加《德法年鉴》和《前进报》的工作，并在刊物上发表海涅的诗文，发挥诗人的才智与战斗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是海涅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引路人。在斗争中，马克思经常给予海涅支持和鼓励。他曾对海涅进行艺术上的劝诫：“抛开你对爱没完没了的抱怨，显示出讽刺诗对待它的真正方式——用鞭子！”(68)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马克思也经常对海涅进行精神上的支持：“基督教德意志的蠢驴们对待您这本书的这种粗暴态度在文学史的任何一个暑期都是少见的。”(69)马克思：《马克思致亨·海涅(1846年4月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3页。海涅则称赞马克思与恩格斯“无疑地是德国最能干的头脑，最毅力充沛的人物，这两位革命博士和他们果敢坚决的学生们都是德国独特的男子，他们具有生活，将来属于他们”。(70)周骏章：《马克思与德国诗人海涅》，《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第56页。

马克思与海涅同为犹太人，都学习过法律，向往自由精神；两人对贵族社会深恶痛绝，皆遭受迫害而流亡海外；两人终生批判现实，努力为人类社会寻找出路。海涅拓展了现代抒情诗、政治讽刺诗和讽刺散文，其文学、政治评论视野宏阔，识见精深，在文学理论、哲学思想、斗争精神等方面与马克思多有契合，相似的生活经历与相近的理念观点都是马克思高度赞赏海涅的重要原因。对马克思与海涅的交往互动进行考察，可望深化拓展海涅文学创作研究，对于马克思与文学(家)关系的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