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及创新

唐梅花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同样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又随之而来、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于是，在人类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怪病丛生等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生态文明观念应运而生。特别是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在全球肆虐以来，让人类更为关注和反思自身对自然的破坏所造成的危害将最终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并进一步促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更为明确地认识到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不仅是对当今严峻的生态问题的反思和应对，而且也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理论创新，因而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背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开始对“经济至上”发展模式进行反思。1972年，罗马俱乐部——全球环保组织的鼻祖——在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指出：无限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度的。由于对生态承载限度的忽视，工业文明已经对地球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还将继续制造出更多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的生态困境。作为全球第一份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给对经济高速发展洋洋自得的人们敲了一记警钟。基于愈来愈严峻的生态危机态势，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不仅明确地指出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生态容量问题，而且深刻地论述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主张将其作为一个更大的课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试图为人类指出一条摆脱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困境的有效途径。在这份报告中，人类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我们共同的未来》也因此成为了建构生态文明的奠基性文件。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与会代表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观。基于人口与资源状况，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国内国际背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对生态破坏的严重程度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来得那么早，因此对生态文明的反思也稍晚于西方。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1]这一概念发轫于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年，党的纲领性文件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之融入我国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指标，即：基本形成将节约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但由于地球的自然资源有其自身的生产周期和承载限度，不仅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消费是不可能的，而且指望依靠资源再生或更新利用来解决难题也是徒劳的。于是，在这样一个生态污染日益严重、生态资源日趋减少、生态系统日益退化的严峻形势面前，党的十八大强调进一步加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并把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到“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2]的历史高度。继而，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3]这个判断至少包含两层重要信息：一是清晰地认识到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对自然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二是敏锐地预见到在经历了经济迅猛发展同时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必然进入生态文明，这就指出了生态文明的历史必然性。为了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习近平从战略的高度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提出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3]的。从此，生态文明不再是经济和社会更为繁荣的锦上添花之物，而是成为与其他四个维度并驾齐驱的重要着力点。

在《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中早已明确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P105)因此，能否处理生态危机关系着文明的兴衰和存续。习近平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看待生态问题。如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成为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深化，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能建设好美丽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形成

在新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学说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的融合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

（一）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人类文明的走向。早在生态危机尚未完全显现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但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之类至今影响至为深刻的重要观点，而且一再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P95)。在肯定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的同时，马克思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人作为自然的一个物种从属于自然、内在于自然的本质。自然，不仅是外在于人类的一个生存环境，而且构成了人类的无机身体。一部人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不存在孤立发生的东西。”作为自然的产物，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物种不断发生联系，同时相互作用，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恩格斯提醒人类应该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统治异民族那样。”这是因为，包括我们每个人内都具有自然性的一面，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将自身置之于自然以外，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6](P305)。这并非是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否定，而是强调人类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我们不应滥用自然给予我们的信任和支持，那些我们自以为征服了自然的时候，其实只是在挑战自然的承载限度。我们人类之所有可以成为其他物种的领导者，并非因为我们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主宰自然，更非源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力量比其他生物强，而是因为不同于其他生物被动地接受来自自然的馈赠，人类有能力认识并且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命题，但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探究，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重要基石。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学习和实践，并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7]（P431）于是，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内在于自然、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等学说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观点。这里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维度的指导思想：其一是生态整体主义，倡导的是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前提；其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观，主张经济发展必须在自然可承受范围内，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类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基础上，习近平更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并做出具体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是坚持山、林、水、田、湖、草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因为这些自然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了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安全的食材以及天然的屏障等，这些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倘若我们无视自然规律滥用自然资源，我们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得不偿失的蠢事，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的，在与自然的战争中，每一场看似人类胜利的战争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这是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6](P305)。换句话说，每一次人类自以为是的对自然界的胜利，其实不过是在我们预期内的可视的结果，在第二线、第三线却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预设的、甚至出乎意料的失败，它们往往将我们以为取得的那个胜利结果完全消除。习近平深谙其中的道理，于是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生物进化理论被妄加刻意推演后，就会觉得仿佛人类与自然之间除了征服和奴役并无合作双赢的可能，但就像威廉·特拉格指出：“不同生物间的相互帮助——共生性——同样重要，而真正的‘适者’也许是那最能够帮助其他物种生存的生物。”[8](P425)习近平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适者生存”的真正含义，是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现代性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生态现实和国情现实提出的和谐共生的发展论。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顾生态环境破坏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征服论，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为了化解征服自然之后带来的严峻生态危机而提出的回归原始生态的倒退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同时，指出了一条生态保护和生产发展相互促进交融的发展之路。所以，我们今后的发展，既不能再以牺牲生态的巨大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以停止社会发展来实现自然生态的修复，必须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和谐与统一。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命题的意涵。

（二）对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融合和发展

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蕴含丰富，“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精华所在，而且也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9](P4)。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10]。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学说，而且积极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努力将之发扬光大。

首先，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将人与万物同视为生态系统中平等的组成部分。庄子的思想具备了朴素的生态整体主义理念，只有将人类视作自然的一个存在物，才能激发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和尊敬之心；只有将人类视作与万物同等的存在，才能遏制人类妄自尊大、为所欲为的征服欲。其次，中华民族崇尚道法自然。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的行为与自然合一，与天地和谐，人类方能达到自然而然的理想境界。再次，中华民族辩证地强调人在效法自然时的主观性。《荀子·天论》又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道明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的区别。荀子并非鼓励人类肆意妄为，而是强调人类不仅可以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且应当主动承担爱护其他物种的使命。最后，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的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从而让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的生态理念，这与恩格斯所说的动物只能利用外部自然、通过自己的存在简单地在自然界引起改变，而与人类“则可以通过自己所做出的改变让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6](P305)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习近平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中国先哲们的生态思想对习近平一直产生着积极的作用，使他很早便产生了生态意识。”[11]特别强调人类可以合理地利用自然、有限度地改造自然，但我们要时刻记住：无论人类的智慧有多么发达，人类的能力有多么超群，我们都不可能超越自然的限度、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另一方面，习近平又从现实的角度反复强调，在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类要懂得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科学地利用自然规律，让自然为人类服务，“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2]。只有树立起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理念，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生态保护，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重要性，尤其在全球生态危机频发的今天，更能“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13]。对中国生态文化的涵养和融合使得我国的生态文明思想虽然形成得较晚，却有可能超越西方，真正成为生态文明的响应者和实践者，从而在国际社会起到引领作用。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文明更替，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站在这样的立意和高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渊源、坚实现实基础、完整理论体系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3]的和谐自然观。全球物种灭绝速度的不断加快、生态系统的不断退化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才能建立起既有利于人类发展又有利于自然利益的生态系统。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的绿色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自然环境中所蕴含的生产力进行深入挖掘，纠正了长久以来存在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不可得兼的错误认识，揭示人类的经济活动与自然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倡导以自然之道涵养万物，从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三是“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P4)的生态民主观。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意味着要损害人民的利益，相反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指出保护自然生态从本质上说是利民惠民。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旁观者、局外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建设者、保护者。

四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4](P131)的全球生态观。生态危机既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就应该敞开胸襟、通力合作。“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4]，在灾难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退回自我封闭的孤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中国方案，号召各国联起手来共同应对，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大国风范。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依据我国的生态现实和客观国情，做出一系列的战略部署，指出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转变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建立生态思维。生态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为追求目标。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主导思维，经济思维片面追求当前阶段的经济增长，完全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的影响，将发展的成本转嫁给未来，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因而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而建设生态文明不仅要将人类视为主体，而且要将所有非人类存在也视为主体，不仅要重视人的价值，而且要尊重自然界所有物种的价值。人类发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整个自然界为基础，必须在自然可以承载的限度内利用自然。换句话说，要尊重自然不以人的意志和喜好为转移的内在价值，以此为前提改造自然，同时自觉遵循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应该时刻谨记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15](P206)在生态危机迫在眉睫的今天，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进行反思，对我们的经济思维进行反思，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维才是最佳出路。[16]习近平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认识到人类活动应自我约束，避免任何只顾自身发展而无视生态破坏的行为。

其次，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依然处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发展水平上，因此不能套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结合实际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由此，习近平提出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发展理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相对于西方国家本来就十分短缺。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之间的失衡、自然资源的生产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背离、生态资源使用与进行生态重建的顾此失彼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像西方生态伦理思想那样只津津乐道人对自然的义务，闭口不谈先发展国家对后发展国家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转移及生态义务；如果我们一味地盲从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为思想指引，不顾两个世界的发展与生态特质，我们将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这种国际政治形势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努力破解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之间的难题指引了方向。

最后，实现生态文明，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保障。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明确指出：在当今世界，哪个国家可以率先实现制度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创新，哪个国家可以真正处理好发展与生态之间的两难问题，哪个国家就将成为未来人类的领航者。我国早在夏代就出现了保护生态的法制约束性条文，早在周代时就曾设立专门掌管山川林则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将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制度，那就是虞衡制度。“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10]。到秦汉时期，又细分为林官、湖官、苑官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制定既兼顾全局又保证稳定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将成为能否将生态文明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考验。通过建立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保护责任追究制度、落实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提供切实的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7](P104)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文明诞生与繁荣的基础，反之，一个文明的衰落乃至毁灭也都与生态环境破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四大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而如今，建设生态文明将为我国的崛起迎来新的历史契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站在全球的视阈提出的经济、政治、文明、社会以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强国之道，是我们党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所进行的科学总结和发展。秉持和谐共生的全球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定会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也必将在全球生态治理行动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