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乡村教育脱贫的启示

苏劲贤，李建辉

（闽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黄炎培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教育改革家，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浩浩荡荡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时值民国初年，民族实业开始在相对稳定的国民政府庇荫下渐渐兴起，黄炎培基于大力发展民族实业、振兴教育的需要，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他丰富的职业教育实践不仅为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也在广泛实践总结中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备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他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重看齐的职业教育观有力冲击了当时“重学轻艺”的传统思想。今天，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乡村职业教育扶贫工作亟待深化与巩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于丰富的办学实践，面向近代中国的广大穷苦贫民，其凝结的职业教育思想是深扎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对于指导我国当前乡村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深化与巩固仍具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参考，笔者尝试在解读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基础上，联系当前乡村职业教育扶贫实际，尝试为巩固乡村职业教育脱贫工作，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和建议。

一、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概述

（一）职业教育的目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黄炎培所谈的职业教育，并非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简单的学校类型之别，而是立足于更大的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职业教育。在他看来，伴随着工业革命所催生出的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让社会分工日趋明细化、多样化，人类的生计、温饱与职业的联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连锁关系，职业不仅是人类的社会化需要，同时也是个体在多元化分工的社会中谋求个性化发展的必然需要。当今人类所处的世界不仅是血缘社会与地缘社会的集合，业缘社会同样也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下蓬勃发展。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系统中，人类作为构建起整个庞大社会系统的一个个结构单位，职业于人类而言早已不仅仅是为个人谋生之需要，同时也是维系社会健康运转的必然要求。职业对己谋生，为群服务，而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仅关系着中国最大、最主要、最困难、最迫切解决的人民的生计问题，同时也关系着中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基于职业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国家）发展的推动关系，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目的进行了高度、全面、系统地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为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终极目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目的观是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统一，也体现着他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的崇高境界，不仅关注低层次的谋生，也关注高层次的乐业。”[1]在强调个人的谋生的同时着眼于个人自我价值的社会实现，是物质层面需要与高级精神层次需要的统一。

通过对黄炎培职业教育目标内容的梳理，我们可将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两个要点：“有业”与“乐业”。所谓“有业”，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能提高就业和巩固就业；所谓“乐业”，则要求职业教育不仅要使受教育者在经过教育后可以获得工作岗位，且使受教育者能在工作岗位中获得充分的满足感、幸福感，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促进高质量就业，巩固就业率。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教育振兴的当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要求促进就业，同时也要培育职业教育毕业生爱岗敬业精神，因此，黄炎培职业教育中“有业”与“乐业”精神对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职业院校要以实现学生“有业”和“乐业”为发展目标，以帮助他们通过职业教育获得工作岗位，培养爱岗敬业精神为基本的工作方向。

（二）职业教育主体对象：以广大乡村人口为主体的“平民教育”

身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的动乱中国，黄炎培深知广大中国人民最根本、最严重的苦痛与胁迫是贫穷，人民的生计问题是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而贫穷最主要的地方是乡村。在黄炎培先生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就如同摇摇欲坠的花瓶，花瓶的重心在下，如果重心失去，整个花瓶就瞬间倾倒，而这重心就是中国乡村社会广大的困苦贫民。

基于此认识，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的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地区，把眼光投向广大贫苦的下层人民，他提出“先富后教”，将解决人民当前最亟需的生计问题摆在最核心位置。《管子·牧民》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指明人只有在满足低层次需要后才能出现较高层次需求，而当人连最基本需要都不能满足，不仅教育无从谈起，更毋论人民遵循道德秩序，黄炎培同样认为生存是人的第一要求。他清楚地知晓如果教育不能“使人民在生活上，尤其是生产上，增加利益或减少些损害”，这种教育就只能被“拒之门外”[2]。他不仅重视将职业教育与平民教育结合，通过成本投入较小的职业教育方式使平民获得一门糊口的生计（如裁缝、理发、洗衣等），而且将职业教育的对象扩大到其他一些相对弱势群体，例如灾民、伤残士兵等，这就有效使广大平民通过职业教育获得赖以生存的生计，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与稳定。

通过上文梳理，我们可以将黄炎培职业教育所服务的主体对象内容概括为：以广大的乡村人口为主体，以贫苦的底层群众为重心，以“先富后教”解决生计问题为核心的服务方向。就眼前而言，职业教育服务的主体对象没有改变：“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于农村。”而没“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3]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由此可见，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于指导职业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教育振兴仍有启发意义，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以乡村人口、贫困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志智双扶”，帮助乡村人口和底层群众解决生计问题，使他们“有业”且“乐业”，获得生产上的实际利益，是促进和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重要保证，也是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

（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联系

基于对职业教育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辩证统一认识，黄炎培不仅强调要在教育中进行从小的职业陶冶，促进个体职业道德的从小养成，同时也十分关注职业教育与社会、产业的联系性加强。职业教育要满足个人、社会的需要，准确地说是要与社会生产生活紧密相关，职业教育与职业界的联系就更不能被忽略。他十分反感传统浓厚的重学轻艺脱产教育之风，对这种分利趋之若鹜，职业教育生利却无人问津的教育现象深以为戒，因此“黄炎培认为，职业界应与学校共同承担起职业教育的责任，建立产学联合体”[4]。他强调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当办什么职业学校。职业教育的课程制定、教材选用、训练方法、教师聘请，应当考量职业界的需求，将培养人才的学校与任用人才的产业界对口连接，这是打破建立在学校与社会之间闭塞的墙的有效出路。产业与职业学校的深度联合，不仅有利于职业学校的健康良性发展，为社会输入合格适宜的专门人才，而且也有助于产业进行对口的人才吸收，进而促进产业的开发，同时精准有效地解决人民的生计与温饱问题。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归纳出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的基本思路：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联系，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5]从而实现对职业教育的就业通道“拓宽”和“精准”两个并重，职业教育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有两个基本矛盾，宏观上看，是学校培养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数与社会产业对该职业岗位需求人数间的矛盾，即社会需要多少人才和职业学校培养多少人才的矛盾，微观上看，则是毕业生经过职业教育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与企业对员工知识技能的要求二者的矛盾，即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和职业学校培养什么人才的矛盾。前者需拓宽就业通道，通过广泛的校企合作，为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后者要求实现对不同类型毕业生就业通道精准定位，深化产教和校企合作也有助职业院校动态即时地把握产业与企业的发展信息和需要，增强教育与产业、企业的适应性和对接性。由此可见，黄炎培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联系的办学思想，仍对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如何深化朝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方向改革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四）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科学性与适应性相结合

在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与安排上，黄炎培强调科学性与适应性相结合，不仅遵循社会现实需要，强调课程设置与现实需要的适切性，同时根据不同个体的性格与志趣，安排多样化的课程，使得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职业。例如，黄炎培先生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制作其中不同的心理测量，在学生入学科目考试之外对其进行心理测验，由此考察适宜学生的发展方向”[5]，针对不同人身心发展的差异性进行分类。黄炎培的中华职业学校还通过组织调查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协同调查，来确认当地人所从事的主要职业，由此在中华职业学校开设了铁工、木工等四门科目。黄炎培依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规划、设置有关课程的理念，既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性，使课程设置符合科学性，又通过实地调查确定最满足当地社会实际的职业作为开设课程的依据，兼顾了课程设置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通过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黄炎培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基本特征：科学性与适应性并存，科学性与适应性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课程本身设置的科学性与适应性，二是课程设置之于学生的科学性与适应性。前者体现为，黄炎培通过社会调研确定社会的主要职业需求来设置课程；后者体现为，黄炎培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学生本身身心发展的差异性，通过心理测验、考试等方式帮学生确定职业发展方向，选择适宜学生发展的课程内容。李克强总理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5]这就需要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兼顾科学性与适应性，不仅要求职业院校除动态性地掌握产业、企业动态发展的信息，进行适切的课程安排和设置，还应深化职业院校课程改革，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差异性，制定个性化的课程进行针对培养，使学生不仅掌握符合产业、企业需求的技能技术，更能进一步培养学生创造力和专业性，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工作观。由此可见，黄炎培职业教育课程设置思想对当前职业院校的课程改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当前乡村职业教育扶贫的实施现状与存在问题

前文从职业教育的目标、主体对象、办学模式和课程设置四个方面对黄炎培职业教育的思想内容和基本精神进行了介绍和提炼，并对其思想在当代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可借鉴性进行了简要论述。如前所述，职业教育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下面将进一步介绍我国乡村职业教育扶贫的现状和问题，在此基础上为分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指导我国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启示提供现实参照。

（一）当前乡村职业教育扶贫的实施现状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发展职业教育作为脱贫攻坚民生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同样在中西部尤其是“三区三州”①“三区”指的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青海、四川、甘萧、云南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是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召开“三区三州”产业扶贫对接会强调优化政策供给强化措施落地为“三区三州”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可靠保障。网址：.http://www.moa.gov.cn/xw/zwdt/201803/t20180322_6138929.htm）少数民族贫困乡村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以2017年西藏自治区的教育脱贫工作情况为例，“下达中等职业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1.9亿元，用于改善全区11所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实施脱贫攻坚中等职业教育专项培训计划”[7]，职业教育对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三种路径：物质扶贫、人才扶贫和产业扶贫[8]。物质扶贫即直接针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进行直接经济上的物力财力支持，例如，为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提供直接的学费减免和补助，对当地的职业院校进行直接专项的教育经费投入等；人才扶贫则是践行扶志与扶智理念，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帮助学生形成职业道德和摆脱贫困的意愿，一方面通过专业知识技能学习为贫困地区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为贫困地区可持续性脱贫提供稳固可靠的技术人才支撑；产业扶贫则是职业教育发展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反哺，教育扶贫和产业扶贫同属“五个一批”工程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职业教育通过输送贫困地区产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助力乡村地区的产业振兴、经济振兴。

（二）当前乡村职业教育扶贫的存在问题

“三区三州”地区是国家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重点攻克的深度贫困地区，尽管2021年我国已经全面实现了脱贫，但“三区三州”地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由于本身的地理位置偏远、生活环境恶劣（多处于高海拔高寒地带）长期缺乏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任务还很艰巨，困境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在助力人才扶贫和产业扶贫方面的矛盾。

首先是“人才扶贫”中的矛盾。由于早期封闭的“田园式”贫困文化造就了“三区三州”农牧民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缺乏，长期身处在极度缺少外界交互沟通的封闭空间下，催生了“三区三州”贫困地区“田园式”的贫困文化，当地农牧民对外界的发展和变化缺乏基本认知，也缺乏适应这种改变与发展的动机和动力，这进一步导致了对基础文化教育的忽视。例如吴晓蓉、范小梅在2017年“三区三州”地区调研中发现：“很多少数民族是直过民族，不太重视教育，有很多当年上学时有一天没一天，说是读完了小学，户口簿上记的可能是初中，但实际上他们的读写能力可能只有一年级水平。”[9]基本文化知识的缺乏又进一步加深文化观念的贫困，同时读写能力的严重缺失也限制了基本职业技能的培训与学习，形成了脱贫致富内在动力能力的持续缺乏、贫困思想根深蒂固的死循环。基本文化知识的相对短缺便与当下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目标产生矛盾。此外，“三区三州”当地职业院校的水平参差不齐，办学水平有待提升，影响了人才的培养质量，如郑小春通过研究一部分对接扶贫项目的职业院校后发现，当前职业院校在基础条件、体制机制、管理上的局限性使职业教育存在能力不足、制度滞后、保障滞后等问题[10]。

然后是“产业扶贫”中的矛盾。由于地理环境的偏远和恶劣，生态的脆弱也给教育扶贫开发带来了极大挑战；一方面，高寒高纬度的深度贫困地区可供开发的扶贫资源和项目有限，这为职业教育和产业开发的联合带来了客观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三区三州”地区的人口稀少，人力资本缺乏，当地教师数量有限，外派培训教师成本高且往往“留不住人”，难以为“三区三州”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对教育脱贫启示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根植于他所创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华职业教育学校的丰富实践中，当时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与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地区的经济情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在丰富的职业教育实践中产生的一些思想对于今天指导我国发展职业教育教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有业者乐业是生成可持续内生动力的关键

黄炎培职业教育的最终目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不仅反映出他对解决当时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生计问题的深刻认识，同时目光深远地关注到有业者乐业的终极目标，虽然当时的年代连实现无业者有业的目标都十分艰辛，黄炎培却已经考虑到了有业者乐业，人人敬业乐群，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倘若人人都不乐业，便难以做到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联系我国的脱贫攻坚实践，使有业者乐业同样是落实职业教育扶贫的本质要求，有业者乐业表明扶贫对象热爱自己目前的职业，这是保持扶贫对象脱贫内驱力、促进贫困地区生成可持续内生动力的本质要求。

职业教育除了必要的技能培训和基础的文化教育，也应该在课程中渗透敬业乐群的教学内容，可以结合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惯习来制定相关的职业教育内容。例如“三区三州”少数民族通常以种植高寒作物、放牧为生，可引入先进的农牧知识技能作为职业教育的课程，这种契合“三区三州”少数民族生活惯习设置的职业培训课程极大程度维持了“三区三州”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习性并改善了他们的温饱，更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敬业乐群精神，维持他们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博孜墩乡的扶贫开发为例，当地政府就积极根据当地农牧民的生活惯习积极发展特色产业，“至2016年已建设肉羊、肉牛、高山牦牛、骆驼等多种畜牧养殖基地，使2017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至6000多元”[11](P431-441)，可以充分发挥先富带后富机制，利用依靠产业扶贫和职业教育成功脱贫的榜样带动贫困人口进行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实现共同脱贫。加强职业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的脱贫攻坚校园文化宣传体系，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传导力影响职业教育扶贫对象思想观念，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素质，稳固他们的敬业乐群精神，巩固好“三区三州”贫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后劲。

职业教育除了必要的技能培训，也应该在课程中渗透敬业乐群的教学内容，营造爱岗敬业、靠自己能力脱贫致富的职业教育文化氛围，挑选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榜样和职业教育成功的优秀学生进行演讲与指导，带领接受职业教育的扶贫对象走出贫困地区，感受城市的竞争氛围，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传导力让扶贫对象逐渐生成乐业的精神品质，职业教育学校与各部门要协调合作从基层文化活动建设与乡村乡风建设入手，努力从源头隔绝消除贫困地区所滋生的不良怠惰风气，弘扬勤劳拼搏脱贫致富的时代正能量，实现让所有扶贫对象有业乐业的目标，保持地区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此外职业道德观念的生成是一个相对持久、潜移默化的过程，要保持对贫困对象职业观变化的动态监控，如让扶贫对象每周上传学习心得感悟或工作日记，保持对扶贫对象内心倾向的大致把控。

（二）“先富后教”是教育脱贫工作的基本要领

“先富后教”思想是对人类需要层次递进发展的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一般情况下，人要出现更高级层级的需要，首先要从满足最基本的生理、生存需要入手。职业教育推进扶贫工作的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先富后教”的基本规律，202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提出“启动三十五岁以下‘两后生’职业教育提升计划，连续三年组织定向招收二十岁以下‘两后生’重返校园接受职业教育”[12]就体现了黄炎培先生的“先富后教”思想，让无法继续升学接受普通教育的青年通过接受职业教育走上工作岗位，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实现脱贫致富，再继续追求更高层次教育。关于具体工作，可首先从教会扶贫对象掌握维持自身生存温饱的实用技能入手，探索通过低成本、低投入的形式将最实用的技能教授给扶贫对象，如教导符合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实用技能（牛羊养殖、林果种植等），争取用最少的时间、成本投入达成职业教育培训效益的最大化，在职业教育的课程安排中，以帮助扶贫对象尽快掌握脱贫攻坚技能与知识为第一要务，提高一定比例实践课程，注重将有助于扶贫对象迅速掌握职业技能操作的实习培训放在首要位置，每日实习工作安排可以占总课时一半以上，务必使扶贫对象尽早通过职业教育的实习培训熟练掌握各项技能、胜任工作岗位。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与县职教中心、企业、各政府部门的协调联动，把增加个人收益作为工作落实的基本指南，优化培训机制的有效衔接与资源共享，确保让每一个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掌握切实脱贫致富的实用技能。同时，在完成“先富”任务后也不能忽视“后教”。这是因为，“后教”是形成扶贫对象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质，发展综合素质维持可持续内生动力的重要保障，在解决“先富”问题满足扶贫对象的温饱需要后要及时对其进行思想文化上的教育，补足促进“先富”时的思想文化短板，塑成扶贫对象的职业道德，在实习工作时也可适当安排一定数量的思想文化课程，以夜校等形式补足扶贫对象的思想文化短板，维持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三）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开发扶贫的协调联合

黄炎培职业教育给予我们的另一启示就是教育要与职业界紧密联系，无论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类型如何，是专科还是本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最终都要选择一门职业以作为自身的谋生手段。因此教育要为人未来的生计问题紧密相连，让接受教育后的人能找到与自己对口且符合社会健康发展需要的职务，这就要求教育与产业的协调联合。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振兴是一个相辅相成、循序递进的统一过程，其基础在于教育。”[13](P173)在贫困问题尖锐的地区，无论是为了促进贫困地区走出穷苦的阴霾获得发展动能，还是为了个人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要求，都更加需要职业教育与产业实现协调紧密联合，共同促进地区和人民的良性发展。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让贫困地区的每个地级市都能至少建设好一所符合当地社会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进行校企联合培养等政策都是为了强化职业教育与职业界的对口衔接，关于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的联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考量：第一，对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精准探测和调查，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环境需要选择真正适宜的配套产业以着重开展扶贫开发工程，推动扶贫产业和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职业学校可与承担项目的相关企业、部门、机构进行联动，例如招募贫困地区实习生一起参与对本地区扶贫项目的开发建设工程，既让扶贫对象通过实习掌握技能，又通过实习开发了贫困地区，实现了扶贫开发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融合。第二，根据本地已有的产业设置职业学校的相关课程与教学内容，保证所受的职业教育内容与本地区产业需要的实际衔接，为切实增强人才培养与产业招用的对口衔接，可考虑由本地相关企业、部门、机构的专业工人担当职业学校的培训教师，使扶贫对象真正接触学习到适合本地实情需要的专业技能，进行定向职业培训，保证职业学校所设置专业与当地产业的对口衔接。第三，确保职业院校与当地企业、部门、机构交流的畅通化、透明化，构建扶贫工程的信息交流共享系统，教育扶贫对象可通过系统公布的数据了解到当地企业的招聘信息、要求，以及一些扶贫的相关保障政策。参与扶贫工程项目的企业和部门也可通过信息共享系统了解每一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学习情况，为实现培养与任用的对口精准提供信息数据保障。

（四）兼顾身心特点的科学性与地区需要的适应性

由黄炎培先生牵头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开展的一系列职业教育实践同样为指导我们当前教育扶贫工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借鉴。例如在兼顾人身心特点的科学性与地区需要的适应性二者之间要做到辩证统一，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实践中，既不一昧强调职业教育适应地区需要，也不片面强求职业教育内容完全契合人的身心发展的特点，而是对二者有机结合。这同样启示我们在教育扶贫工作中要注重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合理统一，正如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对闽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论述所言：“职业技术教育理所当然地要同闽东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同农民脱贫致富的需要紧密结合。”[13]（P175）服务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帮助贫困对象在当地生产生活活动中得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便不能脱离对当地需要与个体特征的观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可通过以下途径：

首先，利用多种心理测量手段识别诊断教育扶贫对象的心理特征，了解其认知发展水平、知能掌握水平等智能发展程度，通过心理测量量表、心理专家问诊，以及邻里的调研访问等多种方式对教育扶贫对象的身心特征和发展程度有相对具体的了解。

其次，派遣专家团队进行现场调研，加深对地区环境、人文风俗等背景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制定最符合当地职业教育需要的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等设计，结合教育扶贫对象的身心特点、兴趣取向、当地实情制定最符合教育扶贫对象脱贫需要的教育培养方案。

最后，当教育扶贫对象的身心特点、兴趣取向与当地实情产生矛盾冲突时，基于黄炎培“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先富后教”的思想指导，“使无业者有业”为首要目标，应优先考虑选择最符合教育扶贫对象身心特点与当地实情需要的职业教育培养方案；当无法兼顾身心特点与当地的实情时，考虑人身心发展的可影响性，优先保证符合当地实情需要的职业教育教育培养方案，或在征询扶贫对象同意后进行定向分配，将教育扶贫对象分配到适合其个人身心需要与特征的异地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