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扶贫车间女工：风险与应对*
——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研究

吴丽娟 陆继霞

(1.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一、引言

中国以工副业为主的乡村产业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手工业、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时期的乡镇企业等几个阶段[1]。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乡镇企业增长趋势的衰退[2]，中国以工副业为主的乡村产业发展逐渐式微。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整体呈现出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尤其是食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东部地区劳动力要素和市场规模压力的影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3]。中西部农村地区因具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尤其受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青睐，并在政策支持下逐渐形成以扶贫车间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乡村产业发展形式。扶贫车间是“建设在乡、村，以不同类型的建筑物为生产经营活动场所，以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解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为目的，以从事农产品初加工、手工业、来料加工经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实现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就近就业扶贫模式”，是国家在社会公正议程下的一种新的实践形态[4]。截至2020年11月，中国累计建设扶贫车间32688家，吸纳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43.7万人[5]，其中“巾帼扶贫车间”1万多家[6]。与农村其他类型加工作坊不同的是，扶贫车间具有明显的政策引导性，是政府发展规划下资本的空间转移，因此其“扶贫益贫”的特征也更为突出。而且，基于在山东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等地的扶贫车间调研发现，其具体生产经营过程中还表现出“亲女性”的特点。

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大跃进”全民办工业时期，有意强调妇女参与劳动以及劳动力的稀缺性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性别职业平等化；“文革”期间农村非农职业的稀缺性往往将女性再度排斥在外，非农职业多数被男性获得；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工潮”中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作为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涌入城市非农就业市场才宣告结束[7]。然而，刘晓昀等利用Probit模型对20世纪末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比男性低24个百分点[8]。周东洋、吴愈晓通过对CGSS2010的数据分析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获得非农就业的概率是女性的4.75倍[9]。大多数时候，尤其是特殊时期非农岗位稀缺的情况下，非农就业机会呈现出被男性俘获的特征。这在近年来农民工回流的现象中也得到印证。2010年前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的人口迁移流动规模与之前30年相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农民工回流返乡人数增多[10]。与上年相比，2018年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增长0.9个百分点，外出进城的农民工则下降1.5个百分点[11]。然而，有关研究发现，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农村男性相较于女性而言更不愿意回流[12]，而妇女因照料需求回流的可能性更大[13]，由此，农村地区形成了数量较大的女性待就业群体。扶贫车间将产业扶贫思想与农村闲置劳动力实际情况相结合助力农户稳定增收的方式，不仅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非农就业率，而且迎合了农村家庭的两性分工以及农村女性劳动力渴望通过务工增收改变自身家庭地位和家庭生计的需求[14]。扶贫车间一定程度上成为她们社会生活的延伸，以及家务空间与生产空间再造的途径[4]，因而具有性别意外性和外溢性，在客观上富有性别反贫困的意涵[14]。

然而，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贸易、社会生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扶贫车间的运转也产生了强烈冲击。2020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将新冠肺炎疫情定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5]。相对于大中企业而言，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国内消费、投资、出口等方面的下滑，导致中小微企业陷入更大的风险和发展困境之中[16]。然而，以中小微企业为主要依托的扶贫车间的主流叙事是“小车间撬动大扶贫”“以车间促产业”[17]“复工复产稳就业”[18]“‘战役’‘就业’两不误”[19]。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存在疑问，扶贫车间女工的就业与生计在疫情发生以后是否受到影响？如果是，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她们是否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如果是，新的风险是什么、为什么面临这些风险？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秀秀扶贫车间进行质性研究，重点探讨疫情发生以来扶贫车间女工的生计状况，以及在疫情冲击下她们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期冀对现有的关于疫情对乡村社会和农村女性产生影响的研究有所补充。

二、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是位于河南省槐县张村的秀秀扶贫车间(1)根据学术惯例，文中的县城、村庄、扶贫车间以及调研对象均进行匿名化处理。。建设扶贫车间是河南省通过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村人口就业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扶贫车间出现之前，河南省个别农村地区就有加工点、就业基地等形式的农村人口就业点。2017年9月，全国扶贫车间现场会在河南省濮阳市召开，借助这一契机，河南省围绕农产品、服装、鞋帽、玩具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省推广建设扶贫车间，吸引了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和闲置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2018年河南省扶贫车间数量达5000多家，经过产业优化升级，目前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有3820家，直接带动的再就业贫困人口达5万人[20]。槐县地处豫皖交界，是大别山片区特困地区重点县，总人口130万左右，其中农村人口超过100万，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让槐县成为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有30多万人前往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全国各大中城市务工。长期以来，解决大多数无法外出务工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是槐县扶贫工作的重点内容。2017年8月，槐县采取“政府出资(补助)、村级所有、引企入驻、社会参与”的方式，在全县推进村级扶贫车间建设，带动农村人口就业增收。截至2020年，分不同批次建成扶贫车间共107家，建设总面积7.8万平方米，总投资9145万元，覆盖了该县17个乡镇(办)103个行政村，车间及租金归为村集体资产。截至2020年底，共有81家企业入驻扶贫车间，累计带动就业人员3541人，主要以制衣、制鞋和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采取来料加工、贴牌加工等形式，加工生产男女服饰、校服、厨师服及手机数据线、连接线等，产品销往国内外。

位于张村的秀秀扶贫车间于2017年建成，总占地面积5200平方米(其中包括2800平方米的自建区域)，是槐县规模最大的扶贫车间。目前由依依服饰有限公司入驻。秀秀扶贫车间采取来料加工、贴牌加工等形式生产各类精品女装，包括裁剪、缝制、后道三个生产车间，有制版、裁剪、缝纫(车工)、查验、熨烫(大烫和小烫)、手工(手针)、挂牌发货七道工序。其中制版、裁剪、大烫工序的工人大多数为男性，其他工序的工人中95%以上为女性。

为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对扶贫车间及其女工产生的影响，在2018年、2019年两次调研的基础上，2020年9月我们对该车间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研，主要使用参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在此期间，研究者置身于车间，作为一名女工先后在后道车间、缝制车间从事点位、钉扣、小烫等工作，其优点是“研究的情境比较自然，研究者可以深入到被研究者的文化内部，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21]。此外，研究者与扶贫车间负责人、车间员工、上游公司客户等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共获得51个案例的资料，通过对这些案例资料进行质性分析，试图还原扶贫车间及其女工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后所面临的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和行动逻辑。

三、遭遇疫情：扶贫车间的风险与应对

发源于山东鄄城的扶贫车间如今错落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的不同村落中。这些“看似孤立的、微不足道的扶贫车间，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产业分工体系这一‘大链条’下的一个‘小节点’”[22]，承担着某一产品或某一道生产工序的加工生产，是一种“两头在外”的加工生产形式[2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同类型的企业由于难以满足防疫要求、企业用工流失、资金缺少以及企业上下游、交通运输等供应链方面的问题面临复工难的处境[24]。中小微企业更是普遍存在缺少生产订单、资金链断裂以及复工复产审批、用工、防疫难等问题[25]。依托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的扶贫车间，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度通过停工停产来减少损失。在国家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下，大多数扶贫车间于2020年2月启动复工程序。截至2020年4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9%，中小微企业复工率达到88.4%[26]，扶贫车间复工率则达到了97%[27]。据了解，槐县的107家扶贫车间于2020年3月初实现全部复工，但很快有3家扶贫车间因企业转产而暂时停工。我们研究发现，复工并非一定意味着复产，现实中因受到国际上其他国家疫情失控及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影响，扶贫车间自复工以来一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

(一)政策引导下的复工生产

政府政策的扶持是扶贫车间得以复工的重要原因。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央及地方政府由上及下对扶贫车间给予了特殊的“照顾”。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强调要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28]，2020年3月《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29]《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30]等文件中也突出强调，要支持就地就近就业，支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其后，各省市发布了一系列加强复工复产的具体文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河南省相继发布的《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强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帮扶的通知》[31]《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32]等文件中明确强调，积极、优先推动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因此，尽管面临着巨大的防疫压力，但在政府要求复工、工人要求上班的情况下，秀秀扶贫车间仍然进行了复工复产。

在各级政策的支持下，槐县为包括秀秀扶贫车间在内的107家扶贫车间减免上半年租金，降低企业租赁成本，其中2020年第一季度减免租金68.02万元，还从派驻驻厂疫情防控指导员、保障物流通道等方面给予了复工支持。此外，秀秀扶贫车间作为槐县妇联“巧媳妇工程”示范基地，还得到了县妇联的支持。秀秀扶贫车间负责人赵总称“为了让我们早点复工，县妇联帮我们招工、跑前跑后协调相关部门”；“我们复工要求各项防控安全措施达标，县妇联通过微信视频指导我们完善了防控方案，还帮忙协调购买疫情防护用品，出了不少力”。

事实证明，在政府支持下，扶贫车间的复工复产效果明显，扶贫车间在疫情防控、现金流、人员等方面的压力得到缓解。一方面，车间部分工人稳定返岗；另一方面，复工后期吸纳了部分因疫情无法外出就业的人员。这充分体现了扶贫车间在维持就业脱贫稳定性的同时，还有助于避免因疫情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因而，扶贫车间的复工复产不仅包含就业扶贫的意涵，还是当地政府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规避返贫风险的直接保障。在这种任务导向下，扶贫车间复工复产既是政府权力下沉到基层的表现，也是当地政府维持贫困户脱贫稳定性和长效性以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的手段。

(二)外向依附下的内部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秀秀扶贫车间作为槐县最大的扶贫车间，因具有更稳定的订单量、工资高且能按时发放等优势吸引了周边15-20公里内的村民就业。据了解，不同于槐县其他扶贫车间吸纳就业人数多在100人以下的情况，2019年秀秀扶贫车间的固定员工高达160人，人数最多时达200多人。同时，依托依依公司过去在北京的发展基础以及和多家知名服装公司保持的良好合作关系，秀秀扶贫车间一直承接这些服装公司转包的外贸订单。加上承接的来自其他公司的国内订单，仅2019年，秀秀扶贫车间的订单量就高达15万单，营业额达800万元，成为当地扶贫车间的示范。

然而，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本计划在2020年2月1日开工的扶贫车间，最终在3月2日才得以复工。赵总在复工前坦言“急呀，年前接到的订单要交货，我们干着急没办法”，终于盼到复工却不曾想“订单一下子减少太多，工人们没活干”。扶贫车间主要进行时装加工，疫情影响下服装零售行业遭遇重创，需求的萎缩、货物的积压造成来自国内和国际的订单量直线下滑。复工之初，年前接到的外贸订单因无法按期交货导致数量急剧减少，国内的部分订单也要求推后生产或者直接不生产，没有交定金的订单甚至直接取消；且由于上游服装公司对市场持观望态度，没有完全复工，导致处于产业链下游的扶贫车间很难接到新的订单。与2019年同期相比，2020年4-8月秀秀扶贫车间的订单量减少最为明显。“以前合作的都是北京的客户，因为疫情，现在给的订单量甚至还没有原来的1/10……刚开始复工的时候真的是亏本运营。”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扶贫车间或者说中小微企业能否复工复产，主动权并非完全在自己手中，而是依赖于上游企业和配套企业的复工决定。二者之间存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风险传递关系，如果上游企业还未复工，即使下游企业复工也会因为缺少上游企业的订单而无法实现正常的经营生产。也就是说，由于原料端、销售端都完全依赖外部市场，承担加工环节的扶贫车间缺少发展的自主性，无法在国内甚至农村地区形成良好的内部循环式发展。这与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工业不同，“这种工业(乡土工业)并不隔离于乡村，在原料、劳工、资本等各方面以乡村的来源为主”[33](P435)。乡土工业具有发展的自主性，通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内部循环，延长发展的生命周期。而看似与乡土工业极为相似的扶贫车间，虽然建设在乡村，但只是将乡村作为生产加工基地，是一种“两头在外”的外向依附型发展模式，资本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决定了风险来临时它必然遭受资本的反噬。

为了降低复工初期因订单减少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扶贫车间的应对策略可以概述为“减少工人数量、减少工人工资、减少生产成本、开拓新市场”的“加减法则”。换句话说，当风险来临时，减员降薪成为企业减少成本、维持自身利益的首要选择。“受疫情影响，养不起那么多员工”，赵总的丈夫如是说。事实上，2020年3月女工的复工积极性也不高，车间主任指出，“她们有的是孩子在家没人带，有的担心疫情，当然也有想换个工作环境不愿意来的”。除个人原因外，部分后道员工和车工也被通知暂不开工，这导致3月仅100人左右能够返厂复工。其次，工人的工资构成也由原来的计件工资、满勤奖、工龄奖等激励式工资形式变为仅发保底工资，工资大幅缩减。此外，通过减少生产线的数量和设备购入数量、将客户餐饮住宿转移到厂内等方式，企业也缩减了一部分生产经营成本。除了“减”之外，扶贫车间将生产内容不再局限于时装，而是增加了羽绒服的生产；客户来源也不仅局限于北京，而是拓展到“单价低”的南方。“以前是走质(质量)的，现在也开始跑量(数量)了。”“我们厂主打的是时装，以质量赢得市场，所以能跟北京那边的客户保持长期的合作，但是今年(2020年)不行啊，时装市场一下子缩水，北京那边的订单太少了，我们想办法接了浙江的单子做羽绒服，但是之前没有多少经验，他们(南方客户)要的量大但单价低，我们的工人做时装做习惯了，客户天天催，我们天天赶，还做不出来，延误工期是要扣钱的。”从“走质”到“跑量”的转变，生产内容的变化暂时为秀秀扶贫车间争取到了发展空间，却也让秀秀扶贫车间面临同质化、失去自身“以质取胜”特色的风险，反而再次陷入了发展的焦虑当中。通过上述措施，秀秀扶贫车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艰难地维持着生产经营，却无法迅速恢复到往年同期的生产经营状态。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服装行业市场开始“回暖”。2020年9月，秀秀扶贫车间的返单以及新订单数量逐渐增加，用工需求也相应增加。除了在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招工通知外，秀秀扶贫车间还以奖励工人引荐“新人”等方式招收员工，如9月中旬张贴在车间门口、发放给各生产车间负责人的通知中提到“即日起凡介绍一名熟手车工来秀秀扶贫车间上班，工作满3个月奖励介绍人300元，工作到年底奖励介绍人500元”，通过将奖金与招工类型、工作时长挂钩，既满足了扶贫车间招纳熟练车工的需求，又降低了非熟练车工或短期工应聘带来的套取奖金、无法满足用工安排的风险。截至9月底，秀秀扶贫车间员工人数增加到130余人。尽管如此，各条生产线仍然处于缺员的状态。2组组长介绍道：“我们组最近请假的有4个人，2个收庄稼的，1个家里有机器(旋耕机)去外地给别人旋地了，还有1个家里有事……收庄稼一般一个星期就完了，都用机器收割，比较快，这些(员工)都是家里没老人给种地了，得自己请假看着收，不过都是玉米，好收；旋地那个就不一定了，在外边旋地一天挣得比在这儿多得多，有的请假一两个月都不回来；家里有事那个请了两天假，应该明天就能回来(上班)了。”在比较效益的驱动下，由于秋收等原因，员工的流动性仍较大，组内常设的14-16个工位很难坐满，有的小组请假人数甚至过半。扶贫车间的生产线不仅无法恢复至原来的7条，且为了保障现有生产线的正常生产，其他如车间主任、技术部门做样衣的女工等会被临时调配到缺人手的小组，包括赵总本人也会在工期紧张时加入生产线的工作。而组内在岗女工往往需要完成一个订单的不同工序，甚至需要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同时完成2-3个不同的订单，订单分布较为分散，员工生产的时间成本亦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总人数和生产线的减少也限制了订单量的增加，“有些订单我们都不敢接，(2020年9月)有个客户跟我说了好几次(有合作的意愿)，我手头的货赶不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条(生产)线，客户还要求单独给他们两条(生产)线，接不了，只能拒绝了”。因此，即使经过后半年的努力，秀秀扶贫车间2020年的总订单量仍然只有2019年的2/3，营业额也只有500万元，比2019年减少了300万元。可见，利益导向下的加减体制短期内起到了降低企业生产风险、保障生产运营的作用，然而，其代价是企业原有发展规模的缩小以及发展路径的偏移，反而带来了未知的风险。

受复工初期减员措施的影响，秀秀扶贫车间流失的员工较多，这些劳动力为了生计逐渐流向其他地方，因此即使扶贫车间恢复常态化发展后以多种途径进行招工宣传，员工人数仍然无法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常态化阶段原有客户与新增南方客户的订单量同时增加但现有人员、机器设备不足的情况，扶贫车间为留住现有员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从“钱”入手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赵总在9月中旬临时召开的动员大会中说：“今年办公室就我一个人，事情比较多，难免会耽误大家的一些事情(工资未按时发放)，所以要求我们的管理人员必须在20号之前把8月份的账交上来。不是想拖大家(的工资)，早晚都得发，不会差大家一分钱，大家这段时间也辛苦了。”同时，承诺给2020年9月1-13日未请假的车工、裁剪和后道的员工各奖励100元，9月14-30日未请假的车工奖励200元、裁剪和后道员工奖励100元。2020年10月正式恢复激励式工资制度，通过计件制与全勤奖、工龄奖等的结合，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其次，通过传递“工作是生活的前提”这一价值观，试图捆绑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提高员工的责任心。“因为这个月咱们的返单都不得了，新的订单也不错，所以希望大家都克服克服，没有万分火急的事情不要请假。我们对工作一定要有责任心，一定要热爱生活，只有工作好才能生活好，要想生活好必须把工作做好……只要我们有责任心，只要我们用心，每一个人都不比别人差。”最后，秀秀扶贫车间试图创建自己的品牌来应对风险来临时订单不稳定的情况，这也成为扶贫车间稳定员工的方法。“因为今年疫情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前都做别人家的产品，突然间别人家都不做了，人都没法来往了，产品怎么做，所以我们也想做做自己的产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十公里、八公里的家人们长期稳定的就业，我们不像周围的小作坊，我们从北京搬回来也是想打下根基，让大家长期稳定就业，未来我们业务还要大规模扩展，这都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总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的变化，扶贫车间的应对方式也不时进行调整，以应对外向依附所带来的风险，而其调整直接影响着扶贫车间女工的生计选择。

四、风险转移：扶贫车间女工的双重压力

风险本身是平等的，风险的分配却是不平等的，甚至可以认为凸显了那些原本被掩盖的社会不平等。财富越少的人在风险中受到的影响可能越大，财富分配的逻辑完全支配着风险分配的逻辑[34]。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无论是从健康防护还是从就业、收入、生活等方面来看，受到疫情冲击最大的都是普通群众，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35]。而由于处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从属和弱势地位，“当各类风险冲击个体或家庭的福利水平时，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且恢复能力较差[36]，换句话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更容易受到风险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扶贫车间女工在疫情期间承担着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多重责任与压力，受疫情风险的影响较大。

(一)女性家庭角色与复工选择

对农村而言，无性别差异的复工复产政策事实上带来了一种有性别差异的复工结果，农村妇女率先进入了劳动场所。当外出务工渠道受阻时，农村家庭以男性为主的非农收入面临被阻断的风险，而妇女得以在村级扶贫车间工作，扶贫车间既是她们兼顾家庭获得非农收入的空间，也给她们提供了“退可守”的工作机会。同时，这种就地就近就业模式赋予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以新的内涵，即男性在外务工，妇女在家附近务工，共同获得非农收入。之所以产生这种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是农村家庭理性选择的结果，如车工张某所言：“家这边的工资没有外边高，再加上家里事情太多了，今天有白事，明天有红事，三天两头总要请假，我们两个人都在家这边上班的话，天天请假怎么挣钱。”“他在外面挣得多一点，家里有什么事情我一个人就可以应付，我在这儿上班挣的钱够平时花，这样家里还能存点钱。”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下，女性被认为更会照顾家庭且收入不如男性，因此即使本地有非农就业机会，男性也更偏向于不受家庭事务的干扰，通过外出务工获得更多的收入。

扶贫车间有很多如车工唐某一样以前在外务工后来因为家庭照料而返乡的妇女。“我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就进服装厂了，那时候在浙江、福建，一开始做学徒，就是做西装、西裤。生完第二个孩子就没出去了，想离家近一点，家里的孩子、老人都得管，老公在郑州打工，每年回不来几天，我要是也在外面的话，家里一摊子事情都干不了。”“2013年我就去了界首的一家服装厂，离家有三四十里地，也挺远的，不过我一周休一天能回家一次。去年(2019年)因为两个孩子都要接送，我就来这儿(秀秀扶贫车间)打工了。这儿离家近，就三四里地，这儿(上班)的话家里有什么事情能顾得上，请一两个小时的假把事情办完就能回来(上班)了，那边(界首服装厂)来回跑太远，一请(假)就得一天半天，经常请假也不好……外边的工资肯定高呀，不说外边，界首那个厂也大，一条流水线上30多个人，工序分散，接的单也大，一个月可以不换单，到后来手熟了就做得快，工资自然高啊，一个月五六千(元)也经常有。这边不行，一组人少，一个人要做几种工序，刚熟悉就换单了。”“在浙江、福建的时候，加班费是单独算，干时间长了给买‘五险一金’。这边不行。”“但我也没办法，老人年纪大了，孩子学习要辅导，在家没人能看(辅导)，我就得回来。”如唐某所述，丈夫在外务工，她因为要照料孩子、老人而放弃福利待遇好的城市工作返乡，返乡后再次因为照料孩子而选择了报酬更低但离家更近的工厂。对于像唐某这样的女工而言，从返乡的那一刻起，无论是从事家务劳动还是进入车间再就业，家庭的需求是影响她们决策的最重要因素。疫情期间农村妇女冒着风险回到劳动密集的扶贫车间复工亦是缘于此。

周某是一名车工，她的丈夫常年在安徽务工，过年回来之后，因为疫情管控，一直没有外出务工。周某3月就回扶贫车间上班了，“因为疫情，老公一直出不去(打工)，家里那么多人，开销大呀，又没有收入，当时(微信)群里说要复工了，我也顾不得那么多，立马就来了”。“家里总有一个人得挣钱啊，都不上班光花钱，哪能成。今年特殊，他没办法出去挣钱，那你说厂子都开工了，我不得赶紧来。”“他对这个活不熟，那时候也不招人，他就在家看孩子，到5月份才去的安徽。”疫情冲击了“男主外，女主内”的非农就业结构分工，男性无法外出务工，率先复工的农村妇女成为满足家庭经济需求的主力。企业也通过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来激励妇女：“大家都是妈妈，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多工作一天就多赚一天的钱，就能给家里孩子多一份保障。”这是2020年9月一次早会时赵总的一段发言，目的是调动车间女工的工作积极性。抚养孩子是农村妇女返乡的主要原因，也是工厂用来激励工人的方式。在复工复产以及日常的经营中，将女性的家庭身份和家庭责任调动进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成为劳动控制的重要手段[37]。无论是作为妈妈还是作为妻子，不同于传统在家“相夫教子”，疫情期间的扶贫车间妇女更被赋予了赚钱养家的责任。一些学者认为有些职业之所以青睐女性，是因为女性作为家庭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边缘部分，比男性更能接受低廉的报酬，且不易有组织地反抗[38]。然而，与其说农村妇女可以接受更为廉价的报酬，有着更不易反抗的灵魂，不如说是家庭以及社会对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期待使得她们更倾向于放弃离家远、报酬较高的工作而接受离家近、报酬较低的工作以平衡家庭照料与工作追求之间的关系。她们拥有自主性，“不易反抗”实际是她们为了家庭而向市场做出的妥协。因此，农村妇女本身并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在特定的农村场域中因为家庭照料才成为资本所青睐的“廉价劳动力”。

(二)复工目标偏好与结果差异

诚然，疫情期间农村妇女通过扶贫车间率先实现就业，但是通过研究发现，扶贫车间女工因身份、工龄、工种等方面的不同，复工的时间和收入缩减幅度亦存在差异。那些没有特殊身份、工龄较短、工种简单的员工首先被裁减，对于她们而言，疫情与失业之间划上了“等号”。同时，扶贫车间优先安排贫困户和工龄较长的老员工复工。“开工以后，政府的人来看复工情况，就来问我有没有受疫情影响”，董某如是说。她是一名车工，是被赵总打电话叫来上班的。“2月底的时候，赵总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那时候在家待了够久了，也着急……还是害怕(感染新冠肺炎)，但赵总说有防护措施，我们村又没有得上(感染新冠肺炎)的，我一想也是，开工那天就来了。”不同于普通员工，像董某一样的贫困户是扶贫车间需要优先动员复工的群体。秀秀扶贫车间共有15名女性建档立卡贫困户，年龄最大者近60岁，虽然她们在2014-2019年先后脱贫，但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成为就业中的一种身份优势，是扶贫车间获得政府认可、争取扶贫资源用以抵抗风险的条件。她们在扶贫车间复工初期不仅不是减员的对象，反而是被保护和政策优待的对象。精准扶贫显示了国家力量对于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重塑，将贫困户原来的身份劣势转化为就业及获取资源的优势，企业也通过吸纳贫困户获得相应的扶贫政策支持。除此之外，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复工人员基本为老员工，即在秀秀扶贫车间连续工作2年左右的员工。“3月开工的时候，我们就想先把老员工叫回来，我们也害怕他们去其他厂，周围的小厂子太多了，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技术好的员工，在我们厂干了两三年了，我们不开工，不让他们来的话，这人一走，再招回来就难了。”“保证老员工上岗”一是为了减少不稳定的、非熟练的员工复工带来的人员成本；二是维持企业用工水平和规模，为以后的稳定发展奠定人员基础。

建档立卡贫困户、老员工得以率先复工，但是需要承担复工后扶贫车间由于订单减少带来的工资减少及工作压力增加的风险。扶贫车间的中高级管理层除赵总及后道主管是女性外，车间主任、技术主管、后勤主管等部门的6名负责人均为男性，“男的家里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总请假，也能更负责任一点”。他们的保底工资依然保持在5000元以上，相比而言工资较往年只减少了1/6左右。“今年开工以后没提成了，比去年少了一两千元吧，但是工资也还过得去”，车间主任许某说。但是，普通女工的保底工资制是按照工人往年的工作能力进行等级划分的。如车工是根据所承担的工序进行划分，在全勤的前提下，主序的保底工资每月3500-3800元，中序3000-3500元，前序2500-3000元，序内的具体差异则是根据工作的速度和质量由组长进行分配。实际上，大多数员工并不能完全获得相应的保底工资。蔡某是一名车工，主做中序，工资本应在3000元以上，“这几个月都不计件，把请假的天数扣除，我7月份发了2000多(元的工资)”。“去年最多的时候拿5000多(元的工资)，最少也有三四千(元)，今年行情不好，好多厂倒闭了，我们厂工资虽然少了，但是好歹能发出来。”但是，由于生产内容的变化，车工所承担的压力也有所增加。“今年厂子里开始做羽绒服了，我们以前都没做过，天天在那儿磨(学习)，做起来慢，有时候就得加班。”“(新订单)总做不好，自己心里也着急。”不同于车工，后道员工主要承担成品或半成品衣服的处理工序，工作内容简单但受上序的影响很大。订单减少后，很多后道员工面临“无活可做”的情况。“有时候来上班了，但是就那么一点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做完了；有时候缝制车间的活还没下来，这边没活，我们就又回家了。”工作时长的减少导致部分后道员工的工资甚至减少至原来的1/5。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扶贫车间内部的等级和分工结构形成了以身份地位、工作年限、人力资本等为依据的复工机会的差异以及收入分化加剧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处于车间内部结构下级的农村妇女成为风险分配的弱势方。

总之，扶贫车间在复工复产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降低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损失，但其直接影响的是在扶贫车间工作的女工们。她们要么被裁员，要么在不同时间分批次复工。然而，即便能够回到扶贫车间工作，女工仍然要承担一些以前未曾有的风险。例如，一方面由于员工工作内容的变化带来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因为单价低的订单不能给扶贫车间带来与之前同样可观的效益，导致即使订单回暖，员工的收入水平较往年同期仍有所下降。扶贫车间通过减少员工的人数和削减工人工资的方式来降低成本的投入，同时拓宽劳动力的生产范围，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风险。研究发现，这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扶贫车间的复工压力，却增加了扶贫车间女工的生产压力。

五、扶贫车间女工的风险应对策略

如前所述，扶贫车间作为一个场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后，通过对其复工复产的过程分析可以看到扶贫车间女工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复工早，有的人却失去了就近就业的工作机会。为了进一步探析疫情冲击下扶贫车间女工差序复工的状况和缘由，我们不妨用政治经济学的四个经典命题来分析：农村妇女在扶贫车间中拥有什么？从事什么？得到了什么？用获得物做了什么[39](PP33-35)？扶贫车间解决了部分农村人口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同时也通过发展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如槐县地方政府明确规定各乡镇要将扶贫车间所有权移交给所在行政村，属于村集体资产，行政村以租赁的方式出租给企业，由村委会与入驻企业签订租赁合同书，月租金每平方米4-6元不等，自2019年1月1日收取，租金交所属行政村集体经济专业合作社。除此之外，赵总以每亩地1300元的价钱流转了4亩多土地，这部分土地9年一租、3年一付钱，由企业与农户直接对接。其实，村集体在扶贫车间成立之初也做出了贡献，扶贫车间的建设要求企业在限定日期前确定好选址然后再建，“一开始没想着在这里(张村)建车间，因为这里相对来说离镇中心比较远，但是之前谈好的一块地方最后没成，有两个村民不‘给’地，没办法，离扶贫办给的日期只剩一天了，最后一想试试家里这边，当时就先给村干部说，然后让村干部带着我一起给村民做工作……虽然我是张村人，但大家更相信村干部呀，这才定了这个地方”。但是建成之后，村集体在扶贫车间的运营过程中却是“在地不在场”，与企业的关系仅仅维系在租金方面。事实上，企业实际拥有扶贫车间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通过企业主与村庄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构建，是村庄资源的内部攫取。而农村妇女拥有看似最为重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她们通过土地租让获得租金以及优先进入扶贫车间工作的机会。53岁的后道员工刘某及其儿媳都在扶贫车间工作，“我年纪大了，能找什么工作？就是(因为)建这个厂用了我家的地，那我没地种了呀，赵总就说让我在这儿做手针，孩子他妈(儿媳)在踩机器(车工)。本来也好好的，你说谁知道就过了个年，就没钱可挣了……就这么一个工作，还因为疫情没有了，那时候心里不知道多着急，就盼着赶紧开工”。土地租让是农村妇女在当地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可靠渠道之一，这种“以地换业”的方式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遭遇变故，让农村妇女面临非农转移失败的风险。

金一虹研究认为，女性的非农转移从瓶颈期到加速期呈现出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拓展的趋势，当利益可以“溢出”血缘集团时，会注入地缘集团[40]。从血缘集团到地缘集团的转变意味着女性通过地缘优势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进一步增多。研究发现，扶贫车间的两名主管分别是赵总夫妇的兄弟，两名车间主任与赵总夫妇是同乡且在北京时一起工作过。农村妇女能否在扶贫车间工作以及进入车间之后的工种划分，既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由与老板或者老员工的亲疏远近关系决定的。如各条生产线的组长首先具有以前在服装厂工作的经验，且大多可以独自完成一件成衣的制作，这样便能在生产技术方面对员工进行指导；同时她们与赵总夫妇或车间主任之间有着血缘、亲缘或者地缘关系，且多为夫妻二人均在扶贫车间工作，这种模式保证了扶贫车间员工的稳定性。而普通员工在个人能力基础上，如果具有血缘、亲缘或者地缘关系，不仅可以优先获得车间工作机会和复工机会，还可以进行工种的选择。扶贫车间员工张某与赵总是同村人，而且有亲缘关系，她虽然会缝纫，但是在裁剪车间工作。“我以前在外面做过车工，太累了，来这儿之后，跟赵总说了一声不想做车工了，想做轻松一点的，就来到了这里……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张某的工作在扶贫车间内相比较而言是加班最少但平均工资最高的岗位，她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分片、编号等，“这个活轻松，可以来回走动，要的人本来就不多，加班也少。家里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我就能早点回去”。“我的是死工资，不计件，开工以后我就来了，工资还是3000多(元)。”正如上文所述，扶贫车间因工种不同面临的风险也不同。关系疏远、工资低、工作技术含量低的工种受到风险的影响较大，被淘汰的也较多。而那些关系稳定、工资较高的工种获得工作机会和报酬的概率较大，面对的风险反而较小。设置在乡村的扶贫车间，其分工亦遵循了乡土社会的差序逻辑。

“扶贫车间把工厂搬到了家门口”，为农村妇女的生产空间与家庭空间的整合提供了可能[4]，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妇女家庭照料与工作难以两全的问题。然而正如媒体报道的，扶贫车间“让老人不空巢，让儿童不留守”的积极叙事，使农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更多地被赋予了家庭照料的意涵。当风险来临时，如果家庭照料与工作相冲突，家庭照料将再次成为她们的首要选择。当然，农村妇女并不是一直被动地放弃工作，而是尝试以转移照料负担或者以“临时工作”的方式将照料与工作的效益最大化。4月才复工的车工张某说：“一开始没来，孩子那时候要上网课，他爷爷奶奶不会，我得在家盯着。在家着急啊，人家都回去上班了。后来慢慢教会他爷爷了，我才来上班。晚上回去检查他作业就行。”与张某不同的是，蔡某是将自己转变为“插忙工”，即不会固定地在一个工厂工作，而是不断流转于各个工厂，以临时工的状态赚取收入。“在服装厂上班经常要加班，晚上回去太晚了。今年疫情孩子在家时间长，没人照顾，我没办法在一个工厂一直干，就做了插忙工，哪家工厂需要人去帮忙我就去，做完一批货就结算工资。我们(插忙工)明确不加班，想不想接活也是自己定，基本不影响我干家里的活。”通过“插忙工”的方式，农村妇女在疫情期间为自己赢得了更多自主时间，而且由于技术娴熟，在服装生产旺季，她们甚至是各大服装厂争先争取的帮工。女性所承担的照料劳动，并不是“天性”或生理所决定的，家务劳动展现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劳动分工，即将家务劳动专门化，进而形成了劳动的性别分工[40](PP28-29)。虽然对于她们而言，在扶贫车间就业的初衷是为了便于照顾家庭，是个人价值实现的“第二选择”，但是她们依然可以通过多样化的策略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疫情阻断了部分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却放大了扶贫车间女工对家庭的贡献。女工在扶贫车间获得的非农收入对于家庭愈发重要，同时女工对家庭收入分配的权力也相应得到提升。研究发现，不同于以往农村妇女的收入多用于日常消费，而丈夫的收入多用于存储、购买大型家电、建房、红白事支出等“大件、大事”中，疫情期间车间女工的收入分配更加多元化。除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外，部分妇女将收入所得用于补充农业再生产，“有时候买些化肥、农药，也是用我的工资”。不同于此，赵某则是为了攒钱让儿子结婚，“儿子年龄大了，本来今年要结婚的，因为疫情推迟了。我就先来上上班，再存点钱，好给他办个好一点的婚礼”。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妇女家务劳动的部分转移，疫情期间男性劳动力由于无法外出务工反而主动承担了一部分家务劳动，以支持农村妇女在车间工作，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家庭性别关系的平衡。从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扶贫车间女工虽然拥有最重要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但也一并承担了资本转移具有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风险也激发了她们的韧性与弹性，她们通过多样化的复工策略与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方式，在风险社会中竭力维护和平衡个人与家庭的利益。

六、结论与讨论

扶贫车间是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就业扶贫与产业扶贫相结合的产物，通过向农村地区提供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和增收，改善农民收入不平等，可有效减少贫困的发生。在实践中它以就近就地就业的优势将家庭空间与生产空间进行整合，充分激活了农村妇女发展的内生动力，客观上维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的要义。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不仅给城市，也给农村的发展按下了“暂停键”，处于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扶贫车间在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复工并存活，得益于政府、企业、车间工人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行动，这一方面显示了政府权力下沉对激活扶贫车间活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农村妇女在应对风险时的韧性和弹性。

诚然，政府、妇联组织、村集体等在扶贫车间建设或复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多集中于前期，在扶贫车间实际运行之后，各界对“扶贫车间”本身的关注大于对“扶贫车间女工”的关注，对农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产生的“有酬劳动”的关注大于对“无酬劳动”的关注。扶贫车间女工不同于进城务工者，进城务工者在城市只进行有酬劳动，而扶贫车间女工则需要面对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双重压力。假若我们在宏观叙事和话语中仅仅强调工厂的有酬劳动为农村家庭和女性带来的效益，而忽视家庭的无酬劳动给妇女带来的压力，其结果只能是妇女反被裹挟其中无法为自己发声。

在疫情防控和扶贫车间发展常态化的未来，扶贫车间女工的生计现状、承担的压力和风险亟需得到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各界的关注和关怀。首先，在政策制定方面，立足于扶贫车间是政府规划引导下资本空间转移的产物这一根本特征，在扶贫车间建成之后持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与监管作用，畅通并加强扶贫车间与村集体的衔接，村集体不应该仅仅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还需要发挥其“在地”的优势，“在场”维护扶贫车间工人的权益。其次，政府与企业应共同努力，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出发，推动扶贫车间在生产、销售等方面与本地市场、国内市场的衔接，主动谋求扶贫车间发展的市场与资源，增强扶贫车间发展的竞争优势，如此方能更好地保障扶贫车间女工的收入稳定。再次，需结合农村女工不同于进城务工者这一实际情况，从农村实际以及性别视角制定保障女工权益的相应政策，从而既满足农村家庭的照料需求，也满足农村妇女的职业发展需求。现实中扶贫车间以女性从业者为主的特征，也对妇联尤其是扶贫车间妇委会“上传下达”、联系妇女、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妇联也通过开展“巾帼巧手创富绣花人”、举办“好婆婆好媳妇”“和美家庭”等活动推动扶贫车间的文化建设，但从女工的劳动过程出发，应继续关注农村妇女工作与家庭关系平衡方面的问题。同时，新闻媒体对扶贫车间积极作用的宣传无可厚非，却由于过于关注扶贫车间本身造成了社会对扶贫车间女工的忽视。因此，无论是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其关注点须经历“由物到人”的转变。只有如此，扶贫车间的长效发展以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问题才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