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全职妈妈与英国当代父权制的再建构
——评莎妮·奥加德的《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

曹 晋 曹浩帆

(1.2.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在2015年细雨蒙蒙的初春，莎妮·奥加德(Shani Orgad)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的“媒介与社会性别”课堂为近百名学生做了题为“长发飘飘的妇女与全职母亲——当代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母亲及劳工再现”的英文演讲。讲座结束后，本文作者之一的曹晋教授与其进行了对话，两位女性学者彼此感同身受：同为工作的母亲(working mother)，带着生活压力和阅历来做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不仅是为妇女而研究，而且和妇女一起介入式地研究，极易达成共识。莎妮教授以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阐释，探索媒介再现背后多种权力关系的操纵，不仅对文本的社会意义进行分析，还关注社会的物质进程对媒介再现的塑造，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思路值得借鉴。

时光流转，一别数年，莎妮教授的论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Heading Home:Motherhood,Work,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问世。与彼时她的演讲内容一脉相承，该书更为全面地展示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与理论沉思。

该书聚焦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何看待回归家庭的全职主妇。莎妮教授通过民族志的深度访谈路径，倾听离职后回到家庭、担当全职主妇的都市妇女的心声，去探索社会对高学历离职妈妈这一群体的日常认知的盲区。莎妮教授访谈了35位住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离开职场的时间为3-17年，平均离职时间为8年，其中仅有1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其余都曾经是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教师、副校长、艺术家、时装设计师、记者、媒体制作人、工程师、医生、学者、社会工作者或管理人员等[1](P 18)。通过与这些高学历离职妈妈近距离的倾心相谈，她打破了高学历离职母亲是基于个人自由和选择的乐观表象，揭露出其中被遮蔽的该群体所受到的社会文化环境、国家政策、经济结构及家庭内部压力等外在限制。据此，莎妮教授追问：当代英国媒体与国家政策中关于社会性别、工作与母职的再现的关联与鸿沟在哪里？高学历全职妈妈的结构性压抑、矛盾与再次踏入职场的困扰等问题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构连？

一、从“快乐的家庭主妇”到“全能妇女”：理想妇女形象的再现

妇女、工作与家庭的文化媒体再现(cultur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和政策再现(policy representation)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之一(1)在书中，莎妮教授对“文化和媒体再现”的界定是当代媒体领域的叙事或形象；“政策再现”除了政府的政策报告、讲话和声明，还包括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方针报告和文件，如职场性别平等政策报告等。参见Shani Orgad,Heading Home:Motherhood,Work,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Equal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9,P.42。，这种再现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进而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贯穿全书，莎妮教授勾勒了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英国媒体与政策再现的理想式已婚异性恋妇女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快乐的家庭主妇”是西方社会主导的妇女典范，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迫使她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成为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1](P 31)；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发达国家将“工作与生活相平衡”作为政策话语的重心，要求妇女将追求事业成功和照顾家庭相结合，“超级妈妈”即事业型的母亲风格迈入公众视野，妈妈们不仅有工作在肩，而且在孩子的文化启蒙与日常生活料理方面也不能缺席和卸责，她们飞奔于家庭与工作之间，成为“头发飞扬的妇女”[1](P 61)；世纪之交，在自信文化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话语中，妇女看似“拥有选择一切”的个人选择自由并享受着女性解放，但工作和家庭的激烈冲突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努力和挣扎却被隐没了；21世纪以来，英国母职和工作再现的妇女形象呈现出复杂化趋势，莎妮教授认为，这是对上述理想化形象不符合妇女和家庭的现实情形而做出的批判性回应[1](P 32)。

事实上，母亲之所以走进工作岗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所推动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中，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一方面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照护子女的双重重担被寄托在妈妈们身上。虽然这种“事业型母亲”的形象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却掩盖了妈妈们背后的困难和挣扎。媒介再现一方面强调女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天然的性别差异论中将照护工作划归为妈妈们的重要责任，鼓吹拥有足够自信的妇女可以成功地将“母亲”和“职员”这两个角色进行有机结合的观念。而事实上，“双肩挑”的重担已经让妇女难以喘息，她们的健康状况堪忧，与媒介的文本再现有很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媒介再现的妇女形象又将部分妇女退出社会的公领域、返回家庭的私领域表现为“选择辞职”，营造出一种妇女可以基于家庭经济实力及个人意愿自主选择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是职场女工的基调。

二、母职和妻职：父权制下的妇女家庭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常听到一些人说：“全职妈妈不用工作，在家待着，有什么好抱怨的？不要生在蜜罐里还不知福！”女性主义者则以社会的倒退来谴责妇女放弃工作、回归家庭的社会现象，认为这与争取平等的同工同酬、独立的经济地位等女性主义目标背道而驰。但回归家庭的妇女人数在持续增长，仅英国就有超过200万名全职妈妈，其中约34万(占17%)曾是专业人士[1](P 8)。

走出家庭，迈入职场，获得公共空间的位置，和男人平起平坐，这曾经是女性主义追求的目标，而且女性确信，一旦这一目标达成，社会性别的平等地位可以绝对实现。当下，中英两国的女性受教育人数和就业人数相比过去都有所增加，女性比过去实现了更多的自身价值，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女性并非一劳永逸地迎来家庭关系内部社会性别地位的平等。

职业妇女一旦投身于履行家庭母职，那么她自己追求的工作前景必然会受到影响，两者兼顾且能取得双赢的妇女少之又少。很多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妇女往往仰赖其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这已成为中国都市双职工家庭的一种普遍模式。但英国家庭文化是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父母参与看护孙辈并非常规，如莎妮教授在书中提到，《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中的艾丽西亚(Alicia)在成为母亲后的前两年，得益于婆婆的帮助以保全职业，却经常受到婆婆的无尽苛责[1](P 62)。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对那些因照顾家庭而必须履行高强度母职的异性恋已婚妇女来说，国际通用的国民账户体系里并不包括无偿的家务劳动[2](P 3)，鲜有人能把离职回家的妇女劳动写进正式的GDP统计或是“国泰民安功劳簿”，也不会为脱离市场经济搏击的她们树碑立传。这些妇女以自身的业务素养和品位全心全意地养育着下一代，让丈夫们得以从容地从家务劳役中解放出来去职场拼搏，为他们的社会权力地位而奋斗。但是，丈夫们正是依仗占据支撑家庭的主导经济地位，反过来对没有可见经济报酬的全职太太们施压，正如莎妮教授书中以海伦(Helen)为代表的家庭主妇们所面临的类似“你今天和谁一起喝下午茶了”的冷嘲热讽[1](P 147)。曹晋的研究也发现，在中国，一些积累一定权力与财富资源的都市中年男性往往把经营家庭、陪伴孩子的责任推卸给妻子，他们则在家庭聚餐的黄金时间活跃于社交酒桌，通过蔑视家庭价值、贬抑在家守望的贤妻，从而在同性社交空间中塑造出男性权威，甚至产生男人社交饭局的副产品——婚外情[3](PP 63-72)。

在性别差异自然化的话语中，男人们天然地主宰家庭外部的资本领域，在经济生产的公共空间更易占据主导地位，妇女却被认为更适合于照护领域，应当在家庭私人空间承担更多的责任。由此可见，社会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贯穿于两个空间之中，导致的现实是，妇女在外被职场男女不平等、以有偿工作为个人价值衡量标准的资本力量所操控；在家庭内部则被父权制的特权所宰制，迎合丈夫的需求，将个人价值寄托在儿女身上。难以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妇女被认为缺乏自信，其回归家庭被视为自由选择，她们所付出的代价、无底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则被社会选择性忽略。所以，正如莎妮教授最后总结的，要解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绝不是妇女单方面的责任，应“拒绝将妇女的斗争、痛苦和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1](P 252)，面对这一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转换观念的是男性以及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制定者。

三、社会性别的结构性不平等：家庭与社会的构连

总的来看，莎妮教授的论著在两个方面为“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做出了贡献。

首先，莎妮教授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学研究文献，运用民族志的深度访谈方法，开辟了高学历妇女的母职和工作的当代媒体再现与妇女自身体验的关联性研究。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给予其灵感与共鸣，受益于米尔斯所秉持的社会学价值在于能把“局部环境下的个人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莎妮教授把高学历离职妇女的个人私密的压力、情感冲突等“个体化”烦恼与社会结构的“公共问题“关联起来，揭示了履行母职的家庭妇女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如何被塑造、被呈现。媒体再现、公共政策并没有充分真实地表达全职妈妈的辛酸与情感欲望，她们的家庭劳动体验与媒体再现、国家宏观政策呈现出复杂的联系和差异，并受到这些宏观文化和社会力量的影响。而事实上，“媒体、职场和政府政策中体现的性别平等的再现，其核心要义是妇女需要克服内心的障碍和‘自己造成的’创伤，这些阻碍了她们变得自信、获得赋权和成功”[1](P 176)。媒介再现与国家宏观政策往往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考量，认为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平等并非关键的公共议题，家庭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私领域，高学历离职妈妈们的诉求及其得不到实现的绝望被建构成完全是个体化的声音，与国家政策措施无涉。莎妮教授不愿意持续保持沉默，她要展露这个特权社群全职妈妈苦心履行母职与丧失事业追求后的诸多矛盾与失望，以具体的经验故事来促进媒体的公正再现和公共政策的关注。莎妮教授对媒体与政策的扭曲传播的批判，是向资本操控的社会表达不满。

其次，莎妮教授对高强度母职的讨论实际引发了一个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问题，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如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有逻辑关联性。妇女的独立收入对父权制的延续构成威胁，回归家庭的逻辑实则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袂构筑的陷阱。职业妇女回归家庭的再生产没有得到社会的物质及观念支援，只能在家庭内部思虑丈夫的改变。从莎妮教授的研究中可以洞察到，英国离职回归家庭的高学历全职妈妈就业阶段的劳动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可见性剥夺，而辞职回家之后，不论在过往的职场上如何叱咤风云，她们都失去了通过自我奋斗获取生存机会的渠道，不仅被市场经济体系所抛弃，在经济层面也完全依附于丈夫，从而成为由男人单薪供养的家庭主妇。无论有多少特权，这一经济性依赖关系都重新塑造了全职妈妈被支配的家庭地位，而她们若要脱离丈夫去重新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则已经缺少竞争力。所以，职场的剥夺是明晰可见的市场压制，而市场外的家庭也并非安然稳态的一方净土，这一圣域实则充满着隐形的剥夺和父权压制，高学历全职妈妈在家庭空间里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对丈夫而言，的确要坚持主妇赞美论，他们觉得家庭是全职妈妈远离资本主义压制的港湾。但莎妮教授批判这一观点乃错误的幻想，指出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不相关领域，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关联并不因为不可见就令全职妈妈获得自由与解放。异性恋家庭内部男女二元关系中的婚姻生活，最终的平等必须是夫妻关系的平等，既然是在一种关系内的平等，那么妇女单方面的解放或是男性单方面的解放都不能导致二元关系内的平等。

女性主义长期致力于启蒙与鼓舞女性自强不息，努力获得法律、教育、经济的独立地位，而对男女二元关系内部协调与尊重的强调与努力却相当匮乏。莎妮教授的论著展现了高学历妇女在工作文化及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压抑与沮丧。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合谋之下，家庭成为高学历全职妇女被压抑空间的本质原因在于，家庭结构中的劳动是不被市场经济所计算的，属于为爱付出的免费劳动。免费劳动是母职实践的核心环节，爱丈夫、爱孩子是母性的卓越光辉，不可计较的爱的付出乃人伦之美与母职所必需。而事实上，全职妈妈无薪的倾情劳动、子嗣再生产与奉献，反过来奠定和巩固了父权制的物质基础。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成为看似正当的托辞，实则遮蔽了分工不公平的实质矛盾，育儿的担当是全职妈妈最不可推卸的责任，丈夫却以奔波养家的职场竞争优胜者姿态豁免家务劳役。如果全职妈妈对家庭的日常照料和对孩子的文化启蒙没有达到丈夫的要求，那么责任就在于全职妈妈。最终，家庭仍然是高学历全职妈妈离职后另一个为爱受累、隐性、不可休假的“职场”。

四、男女平权新路径：家庭空间的制度设计

在西方，那些曾经指向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妇女社会运动的抗争与呐喊已经烟消云散，对不公平的愤怒火焰日益萎缩为全职妈妈向事业有成的丈夫讨价还价般寻觅一点情义来推动其履行父亲的家庭参与义务。可见，家庭这个空间内谁劳动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妇女要从家务劳役中获得解放，有赖于劳动制度设计的战略达成，而非男人态度的改变或者更加冠冕堂皇的性别分工的合理协作。莎妮教授旁征博引地提炼出她所亲自访谈的田野蕴含的残酷现实：“男人做父亲的经历和实践与政策、学术和流行观念中的‘称职父亲’仍有着相当的差距。”“尽管承诺要做‘新父亲’，但养家糊口的疲惫和经济压力致使很多父亲退回了父权式习惯。”[1](P 204)也如莎妮教授的判断[1](P 205)：虽然父职研究所(the Fatherhood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奥沙利文(Jack O’ Sulivan)曾在2013年宣称男人即将展开“非凡转型”(extraordinary transformation)，但目前来看，这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女性主义长期致力于妇女的平等权力抗争，但罕见聚焦男人家务劳动责任担当的启蒙教育或政策措施。如果要改善婚姻内的男女平等关系，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制度化设计和妇女母职劳动的国家付费建制化是保证夫妻双方获得尊重与平等的保障路径之一。因此，在这个领域的理论积淀相当关键，否则罕有平等关系的实践。中国学者已有男性妥协的论述出版，如蔡玉萍、彭铟旎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4]，本文两位作者正在研究的都市医院护工的案例，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最前沿的男女平等关系不是从特权阶级而是从那些来自农村的打工族开始的。在都市经济高压环境下，进城打工的丈夫们因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商品房市场体系的劣势导致其支配权力被削弱，不得不主动参与家务劳动。都市资本的残酷现实瓦解了父权制的特权，丈夫开始转变为与打工妻子同甘苦、共患难。女护工们一再表示，如果回到乡村，丈夫的父权本性又将暴露无遗，那只是环境造就的男性特权。北欧国家倡导执行良久的“亲子假”，倒是让丈夫回归家庭体验照护家庭、参与家务劳动的切实政策实践。唯有如此，才能让优越的丈夫履行家庭父职，分担家务劳役，感同身受地理解母职的重担和辛苦，从家庭内部营建平等与尊重的夫妻关系。

莎妮教授所著《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以都市田野的追踪再现了英国高学历已婚妇女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当前全球还有许多不同阶级地位的妇女或是男人深陷不平等的泥淖之中。妇女、男人的解放运动都是问题重重、长路漫漫，但任何一个社群的研究所发挥的引领作用都不可否认。知识生产与理论积累是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不平等社会应尽的绵薄之力。如果家庭没有终结，那么家庭内部平等夫妻关系的倡导与构建就是当下女性主义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