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与教育选择

孙加龙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的教育问题。农业中学作为党领导教育独立探索的新型中学，起初为解决农村高小毕业生升学问题而设，随后转向重点支援农业生产、加速新中国农业建设的需要，采取半农半读形式，扎根农村办学，以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目标。农业中学是贯彻党的“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的具体实践，是教育管理权限下放、科技革命与职业教育在农村兴起的外在表现，是为了强化农民身份认同而预设的教育选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 农村职业教育;农业中学;农民子弟;身份认同;教育选择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30-0075-06

“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将农民作为自己的依靠对象，其基本政策及之后的基本制度是有利于农民的，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1]教育作为塑造人的活动，更是被党作为整合农村社会的重要方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2]办农民学校是党在农民运动中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党一如既往重视农民教育，创设从幼儿到成人互相衔接的新学制，其中既有工农干部的速成教育，又有工农大众的补习教育，学校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政策，优先招收工农青年、工农子弟入学;同时，在农村推广职业技术教育，满足农家子弟小学毕业后的升学要求，倡导“两条腿走路”办教育。农村中学的出现，就是党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发展农村教育的突出表现。学界大多关注到新中国初期农村职业教育，以及对农业中学创办始末的梳理，但甚少从社会学角度去追问隐藏在农业中学背后的制度偏好、政策导向等发展理路。本文借助有关档案资料，厘清农业中学缘何起与由何起，剖析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党和国家对农业中学的定位，反思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村职业教育实验的现实价值。

一、制度偏好：在农村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3]，“耕者有其田”在新中国得以实现，为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开辟道路。1953年2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号召广大农村实行农业生产经营的互助合作，全国掀起生产合作化的高潮。伴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基层农村对生产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原有农业训练班、技术推广站等满足不了广袤农村的需求，专业干部与先进技术不能直接惠及农村，培养新一代知识青年成为促进农村发展的迫切需求。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事业还处于百废待兴的起步阶段。1957年，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目前已经有小学生6300多万人，中等学校学生约597万人，高等学校学生40万人以上。但是由于我国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可能实行普及中等教育”[4]，大批高小毕业生无法继续升入初中。相较于城市子弟，农村青少年回乡参与生产成为基本的出路选择，“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5]。由于缺少必备的农业生产技术，回乡后的高小毕业生短时间内很难适应农村的生产生活。针对该现象，1956年6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克服当前中小学生辍学现象的通知》，全力解决在校中、小学生辍学问题。1957年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问题的通知》，提出要加强生产劳动教育。随后，教育部陆续发出《关于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的通知》与《关于在农村小学五、六年级增设农业常识和农业常识教学要点的通知》，要求农村地区中、小学校普遍增设农业课程。公社借助社员会、地头会、生产队会进行宣传教育，鼓励不能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投入农业生产，或安排进入公社担任读报员、“小先生”①等工作。早在1955年，河南郏县大李庄乡就曾安排7个未能升学的中学生和25个高小毕业生到社里担任会计和记工员[6]。部分省份开始尝试群众办学。

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推行职业教育势在必行。从新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史来看，农业中学最早成立于江苏省。1958年3月，江苏省海安县双楼乡以“群众自办、半耕半读、勤俭办学和为生产服务”为原则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农业中学，后邗江县施桥乡等地农业中学陆续成立，招收高小毕业生入学。同年3月17日至19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民办农业中学座谈会，推广两乡办学经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教育部副部长柳湜与北京、上海、福建等省市有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陆定一讲到：“动员群众的力量，办各种职业中学，特别是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毕业生都能升学，这是一个好办法”[7]，他进一步号召“大家苦干三年，发展和巩固农业中学”[8]。据报道，座谈会后仅一个多月，江苏、浙江、河南、福建等省创办了大量农业中学，仅江苏省就有5600多所农业中学开学，招收了21000多名高小毕业生与农业合作社社员入学，上海市郊区在7天内办起400余所[9]，农业中学在全国蓬勃发展。

农业中学的出现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读学校”[10]。这时全面主持文教工作的陆定一也发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进一步对其性质做出认定：“农业中学是一种民办的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11]，并认为它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产物。受到全国跃进形势的影响，为发挥各地举办教育事业的积极性，加快开展“文化革命、技术革命”，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将小学、中学与部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管理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管理。教育事业管理权的下放推动了全民办学的热潮，农业中学作为一种职业学校，在全国各地呈现几何级数膨胀发展的态势。跃进式教育的背后，不少省份盲目追求办学数量，甚而涌现“教学超普中，生产赛老农”等脱离实际的教学目标，致使农业中学教育质量大打折扣。基于此，在1959年春季的教育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一九五九年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的发展”[12]，各地逐步解散、整顿了一批农业中学。然而，随着1959年下半年“反右倾”运动的进行，对农业中学的调整與整顿工作因受到批判而停止。

1958年至1960年间，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农业中学数量年年递增，达到很大的规模。伴随着毕业生的增多，就业问题再现端倪，与之相随的经济困难，使得农业中学发展受到遏制。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农业中学应改为业余学校，或者利用农闲季节一年学习三个月至五个月，其余的时间回生产队劳动。”[13]在这一精神指示下，农业中学数量开始大幅消减，1962年底全国农业中学由1960年的22597所锐减为3715所，在校生由230.2万人下降到26.66万人[14]。

随着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之前办学受到影响的农业中学重新恢复。1963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调整初级中学和加强农业、工业技术教育的初步意见》，提出要积极举办各种技术学校，继续办好农业中学[15]。1964年1月，教育部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中指出，教育事业中存在忽视集体办学与忽略农业中学、职业学校等问题，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逐步实行“两种教育制度”，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1965年3月至4月，第一次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召开。会议认为：“近年来各地试办的半农半读教育制度为我国农村多快好省地普及小学教育和发展中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要“在巩固已有成绩基础上，实行全日制和半农半读两条腿走路，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16]。同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办好半农半读学校》。同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并发出《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农村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的比重很大，抓好半农半读教育工作，对改变我国教育事业面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7]在中央一系列政策推动下，作为半农半读的重要部分，农业中学重新得到恢复。到1964年底，农业中学办学数量为12771所，当年招生计643724人，在校生数为84万余人[18]，而到1965年，学校数量更是增长至54332所，在校生数达316万余人[19]，足见1964年至1965年农业中学发展之迅猛。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两种教育制度”与农业中学遭到批判与否定，农业中学几乎全被解散与停办，所剩寥寥无几。

二、政策导向：“身份”视野下的教育选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始終坚持群众路线，将劳动人民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工人、农民占据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实现革命胜利的关键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对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恢复与建设，然而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由此划分阶级成为政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950年8月，政务院颁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将农村居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份。划分阶级成份是“土改真正的大事”，也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20]，这意味着农民所象征的不再仅是一项职业身份，更是向政治身份的转变，家庭出身和政治成份也被自然而然地承袭到子女身上，成为一种先赋性的社会特征，深刻改变着农民的个体与社会生活。

“阶级身份”成为确立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重要依据，在当时“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等舆论影响和“学校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等制度偏好下，全社会无形中传递着新一代农民子女对农民身份的归属与认同。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出：“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并提出“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21]。基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大众及其子女基本上还被关在学校门外”[22]的现实境况，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新的学制，加快普及小学、中学教育，着重招收工农子女入学，重点保障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面对这种政策导向，广大工农青年求学热情高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在国家财政之外，开辟新的途径来满足学生升学读书的需求。1957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的文章，同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社论《一面劳动，一面读书》，提倡勤俭办学，组织课余劳动，减轻家庭与国家教育支出。同年11月，刘少奇读到一篇谈美国大学生半工半读情况的文章后，对试办半工半读进行批示。半工半读教育实验率先在天津等城市试点，几乎同时，海安县、邗江县等地农业中学试验在部分省市农村展开，较短时间内，“两种教育”制度在全国迅速铺开。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看，农业中学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大跃进”形势的需要，在党对群众办学政策的支持和农民为解决子女升学与就业等问题的推动下所创办的一种半耕半读的职业中学，它的产生实际上是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在教育事业上的侧影，是新中国“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方针的鲜明体现。当时有文件明确：“目前正处在农业大跃进，文化大跃进的时期，农业技术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要求我们把这些青年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式农民。”[23]依据该时期倡导的勤俭节约等办学原则，农业中学大多小型且分散，开设有政治、语文、数学、农业技术以及生理卫生、理化常识等课程，任用高中毕业生、下放干部、农业技术干部担任教员，也依托师范学院、夜校函授等训练师资，校舍因陋就简，利用公房、祠堂、庙宇、闲置民房等就地解决，以期培养适应新中国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党对于农民大众的教育预期有充分了解，即便对于农业中学的制度设计初衷是培养新型农民，然而其中依然提供给农家子弟借助职业教育实现“读书—升学”的教育轨迹。农业中学涌现两年后，1960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农业中学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批示认为农村要普遍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创办半日制与业余的农业高中，并指出：“农业高中里有一部分学生以学习基础课为主，是必要的，这是为了将来培养高级的技术干部和理论干部，以及将来在农村中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学习专业课为主的，实际上是中等专业学校，可以培养工业、农业、卫生、保育、教育、财经等工作中的中等技术干部，和培养小学教师，这些干部是现在农村中大量需要的。”[24]据档案记载，北京市在1960年农业中学的招生计划列入了高中招生400人的规划[25]。1960年3月，《人民日报》刊发《又多又好地办农业中学》一文，明确“农业中学当前的重大任务是：要为公社的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同时，农业中学也将为国家建设培养具有更高质量的人才作好准备，使有条件的青年继续提高”[26]。由此可见，农业中学不再仅仅满足于高小毕业生、乡村知识青年的入学需求，而是承担起贯通初中到高中乃至更高层次的培养过程，培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技术干部和专业人才的使命。

1960年冬，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全国文教工作会议，研究教育工作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问题。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在讲话中提到：“农业中学应该保持。农业中学是我们新创立的一种学校，它对培养农村技术力量，保留一批知识分子在农村是一种好的形式”，并认为“农业高中，可以考虑一个县办一、两所，规模不要大，应作为农业中技性质来办，培养一些农业中等技术人才，而不是为了升学”[27]。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中强调：“县城以下的中学、小学、农业中学都应该加以整顿、巩固、提高。中学和农业中学的在校人数，应该加以控制”，认为：“农业中学应该改为业余学校”[28]。在其时的背景下，面对以农业生产为突出困难的现实境况，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29]，动员城乡一切可能的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大部分农业中学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1961年5月，当时北京市密云县文教部随即就“农业中学改为业余学校”的可行性进行调查，在极短时间内制定出改设業余学校的方案。新方案尤为强调教学以“农忙务农，农闲念书”为原则，大致实行“一个月休息、五个月学习、六个月劳动”的教学制度[30]。以此为标志，由于该时期的政策调整，不能继续升学的农业中学逐渐失去对农家子弟的吸引力，加之各地重新对农业中学进行整饬，农业中学的办学数量出现断崖式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下旬，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学制改革问题，并草拟了《学制改革初步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学制分为“全日制、半工（农）半读、业余”三类，农业中学被归为半工（农）半读的中等教育，成为学制构想的一部分[31]。尽管改革方案未得到落实，但从这一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农业中学办学过程中，普通中学改为农业中学、农业中学改为业余中学等境况时有发生，根源于当时极为有限的经济条件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党既要保证“以农业为基础”方针下农业生产对农村劳动力的渴求，又要尽早实现教育普及以解决贫下中农子女的入学问题，达成两者平衡实属不易。农业中学作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一隅，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更是基于农民当家作主身份而保障其享有受教育权利的一种路径试验。

三、讨论与思考

教育作为社会事业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影响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一般认为，“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正是通过教育对社会成员的培养与选择，使他们在社会的不同职业岗位和社会分层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32]，其功能实现与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分层体系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初，阶级成分划分打破了传统社会固有的阶层结构，以工人与农民为代表的旧的社会底层成为社会上层群体，社会阶级结构得以重新整合。在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政策导向下，全国范围的教育普及使得工农大众能够学习文化、接受教育，据此获得新的工作岗位，实现了新中国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然而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大二公”②体制下户籍制度、计划经济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使得社会流动的可能相对明确，跨越身份藩篱的流动极为困难，教育作为社会流动重要的运行机制是否就此“土崩瓦解”？远远不是，正如赵树凯先生讲：“政治既是限定农民身份与命运的重要主体，也是农民试图改变命运所求诸的重要手段”[33]，农民作为其时社会轨制上所谓的优势阶层，社会出身等特征反倒为农民提升未来期望与向上流动带来了相对保护的边界，呈现出一种既对自身身份的强烈认同又在封闭的空间中借助有限的教育机会极力进行着小范围活跃与挣脱的复杂样态。

从农民的教育选择行为看，教育作为农民希冀于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路径，子女受教育程度成为关乎子辈职业选择、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关键因素，促使农民子弟迫切需要借助教育成就实现职业获得，达到改变父辈社会地位的初衷。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制约，农业中学作为当时社会条件下应时而生且较为有限的教育选择，无疑提供给了农民子女在高小教育程度之上的选择空间，加之建国后中等技术教育在统招统配等方面的潜在吸引力，使得农民对子女入读农业中学的兴致尤为高涨。农民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的现实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职业角色的变换，扭转潜在意识形态下的农家人身份。考察发现，当入读农业中学的末端由升学演变为留守农村，且只有极少数农业中学毕业生能够成为技术员、会计员、干部，大部分农家子弟仍从事与父辈相差无几的农业活动[34]的情况下，人们无法预见教育带来的职业转变等预期回报，对入读农业中学的热情就不复从前。抛却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具有实验性质的农业中学在不同阶段“就业还是升学”“全日制还是业余”的办学调整，实质上是农村职业教育“为农”“固农”“离农”[35]等政策逻辑在农业中学办学上的具体呈现。

民众的教育选择也源于既有的社会文化惯习，揆诸近代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演进历程，职业（实业）教育作为近代“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话语体系下嫁接于中国“德上艺下”传统的域外之物，地位始终不能比肩以传统经学为主流的学校教育，仅为“补普通教育之不逮”。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读书是为了升学，唯有读书进入仕途才是正道。相较于授以一技之长、带有补偿性质的职业技术教育，以“读书—考试—做官”为路径的普通教育更易于受社会大众的青睐，实际上仍为民众对实现阶层跃升的冀望在教育选择上的投射，由此衍生出的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生成困境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要而言之，要想在较短时间内改变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已有认识，仅靠思想动员远远不够，更何况对于农民来讲，读书“不离土”，或者说不能成为“公家人”的农村职业教育，接受起来更是不易。植根在教育事业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实际是社会发展问题，如果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稳定的工作岗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普通民众内心传统的教育观念，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难以改变教育事业薄弱环节的境况，这一点对当今新农村建设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极具现实意义。

參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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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Choice

——A Study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Secondary Schools

Sun Jialong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rural education. As a new type of secondary school independently explored by CPC， agricultural secondary schools were initially set up to relieve the problem of further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areas， then it became a necessity to sup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This type of school combined study with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was set up in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cultivate new peasants. It was a concrete practice of the “walking on two legs” policy， also an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which was an educational choice predetermined to strengthen the identity of peasants and had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gricultural secondary schools; younger peasants; identity; educational choice

Author  Sun Jialong， postgraduat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