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上农》四篇”来源新解

黄炜炬

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农业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从一开始的渔猎采集经济到后来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主导着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尽管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但真正出现将农业生产技术上升到农学理论高度的潮流涌现于战国时期。《汉书·艺文志》中就收录了不少农家著作，如《神农》《野老》，不幸的是这些著作过早亡佚。于是号称“兼儒墨，合名法”的《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以下简称《上农》四篇）所包含的农学材料就成为研究先秦时期中国农学的重中之重。

然而细读《上农》四篇，却会发现文中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似乎在有些方面与其他文献所载战 国 末 年 秦 国 的 情 况 不 大 一 致［1］（P183），如 吕 书 中并没有提到牛耕，这与秦以“牛田”富强的记载不相符［2］(卷四十三，P1825)，也难以解释睡虎地秦简中秦律还有“厩苑律”的既有事实［3］(P22)。既然《吕氏春秋》描述的不是战国末年秦国的实际情况，又当如何理解？有学者认为《上农》四篇讲的是战国末期的一般农业情况，并非专指秦地而言［4](P130)，也有学者表示《上农》四篇相当程度反映了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的农业生产技术［5］(P66)。

从已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看，战国晚期秦国普遍实行的农业技术确与《上农》四篇中所载内容不同：《仓律》显示秦国每亩官方播种量是《氾胜之书》的2—6.5倍，显然其播种方法用的是耗种较多的撒播法［6］(P16)；《司空律》规定“居赀赎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说明当时秦国中耕除草活动是一次性集中完成［3］(P16-17)，而《厩苑律》中着力推广的铁农具、牛耕技术主要作用在于节约劳动力，扩大农田面积，而非提高亩产。

《辩土》篇中所指责的“苗窃、草窃”说的是庄稼不成行，长得太密收成不好，地里杂草太多，不除没收成，除草又怕伤根，这两项问题都是撒播法常见的弊病，《上农》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并提出正行、间苗等改进意见。这些改进意见应该源于战国山东地区，因为睡虎地秦简反映的是秦统一前夕的农业生产技术，与吕书时间相近。当时秦地还处于人少地多情况，不急于改进耕作技术，因此在简文中没有反映，而山东地区也是在战国时期才得到充分开发，战国以前对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改进需求有限，未必能催生上述技术。战国时各国疆界基本确定，韩、魏、齐、鲁等国扩张困难，不得不挖掘土地潜力，改革农业生产技术。《辩土》最后一句“垆埴冥色”历来难解，“冥色”被理解为土壤颜色变深，土壤湿润时的表象，［4］(P85)但笔者研读《管子·地员》时，发现开篇平原五种土中有赤垆、斥埴、黑埴之称，除斥埴为盐碱土偏白色外，赤垆、黑埴都偏深色，正合“垆埴冥色”之义，故而此句极有可能引自《地员》相关知识。夏纬瑛认为《地员》篇内容与关中地区无关，是战国时期的作品［7］(P95)。综上可知，《上农》四篇中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极有可能是吕不韦所招揽的关东地区门客根据秦国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进东方集约化农业技术知识而成文。然而有秦一代，秦始皇对于吕不韦的复杂情感很可能导致《上农》四篇成书后并未得到推广，秦国内部的生产技术也并未进行针对性改进，直到汉武帝时，赵过才在原有秦国农业生产技术基础上，吸取《吕氏春秋》中的先进经验创设出的新式农业生产技术——代田法①。

既然《上农》四篇反映的并不是战国晚期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那么《上农》四篇究竟来源于关东地区哪一学派，就成为先秦学术史中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有关《上农》四篇来源的讨论

以往学界对此问题大致形成以下四种观点：（一）夏纬瑛的《后稷农书》说［2］(P119-120)；（二）刘玉堂的《神农》说［8］(P92-97)；（三）许富宏的《野老》说［9］(P3-6)；（四）苏正道的法家耕战说［10］(P321-P326)。下面将分别进行讨论。

（一）《后稷农书》说

“后稷”说最早出于毕沅。他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提到：“《上农》《任地》《辩土》等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②，则亦周、秦以前农家者流相传为后稷之说无疑也。”［8］(P623-627)后人多赞同他的看法，将《上农》四篇视为后稷之书。陈昌齐则质疑“后稷曰”的“曰”为衍文［11］(P599)。夏纬瑛略过《上农》中的衍文问题，从《任地》篇入手，将《任地》《辩土》《审时》三篇视为一体，源自《后稷农书》，进而推测《上农》中频繁出现的“后稷之语”可能也表明此篇材料出自《后稷农书》。

然而夏氏的观点最大漏洞在于该书于史无征，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清楚，《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不见踪迹，更遑论其他官私书志［4］(P120)。因此这一说法争议颇大，夏氏本人以《后稷农书》早已失传来解释依旧显得牵强。

（二）《神农》说

与《后稷农书》的猜测相比，书目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神农》《野老》二书更容易被视为是《上农》四篇的征引来源。刘玉堂力证《上农》四篇引自《神农》，论据有三：一则《神农》一书要旨在于君民共耕与重农，与《上农》的农业观点一致。《四库全书提要》称《吕氏春秋》文句典奥，必有专书得引，刘玉堂以为所谓“专书”即是《神农》；二是《吕氏春秋》屡称“神农”，不及“野老”，可见其本之于《神农》；三为顾实推论《管子》《吕氏春秋》和晁错提到的神农之教（法）都应源于《神农》，因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失传。

可惜的是，刘玉堂忽略了马国翰将《上农》四篇辑佚入《野老》的事实，顾实其实也认同马国翰的辑佚分类。至于《上农》与《神农》思想观点上的异同，刘玉堂也没有具体分析，难以让人信服。

（三）《野老》说

有关说法最早见于清初马骕《绎史》中的“盖古农家野老之言而吕（不韦）述之”。许富宏批判了刘玉堂的说法，但证明《上农》征引《野老》一书的论据却和刘玉堂的方式颇为类似。首先从思想上看，《野老》“治国以地利”和“劝农”思想与《上农》一致；其次，《汉书·艺文志》记载中有可能的农家著作只有《神农》《野老》两部，非此即彼，既然不同意《神农》说，那就只可能是引自《野老》；最后，马国翰将《上农》四篇辑入《野老》必有所据。

客观来看，《野老》说的证据比《神农》说更有力些，但还是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窠臼，认定《上农》必本自农家著作，问题在于这一假设本身未必成立，故此《野老》说也难服众心。

（四）法家耕战说

前三说都主张《上农》四篇源自先秦农家著作，可《上农》四篇蕴含大量农学资料就一定出自农家吗？苏正道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上农》反映的是法家耕战思想。这一说法还是将《上农》四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比较法家农学思想与《上农》四篇主旨的异同而判定出的结论。理由有三：其一，《上农》四篇和法家主旨相同，重农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战；其二，秦国实行法家思想，《吕氏春秋》难免受其影响；其三，《上农》四篇吸取了先秦诸子农学思想的结晶。

苏正道的观点突破“《上农》四篇源自农家”的藩篱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上农》四篇的内容可以肯定有借鉴于农家著作处，但单凭此就主观断定其源于农家的说法不符合学术的严谨要求。

结合先秦农家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就越发清晰。《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农家指的是为小农代言，主张“市价无二”“贤者与民共耕”的一个政治学派，不能与农家画等号。据《孟子》可知，早期农家发源于楚国，与流行于楚地的老子学说既相关又对立③。有学者认为农家学者入秦后，政治主张依附于法家农战思想，只继承了农学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部分［12］(P56-58)。应当承认，这种看法极有可能，但作为政治学派的农家入秦后其农学已走向消亡，那么前三说在考察《上农》思想来源时仍将其视为农家著作的行为就不再适宜。通观全文，《上农》四篇强调的是“民农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9］(P598)，重农的根脚落在“主位尊”处，其指导思想在于维护君主统治，与早期农家主张小农平均主义的“鄙者”一派思想格格不入。若将其视为后稷流派的思想观点，则又过于牵强，理由有二：一是《上农》篇文字不似《尚书》等文古朴；二则篇中除引文一处出现诸侯外，其余论述只涉及君主和农民，不见第三阶层，与战国以前的社会实在难以匹配，不符合时代特征。

综上可见，《上农》四篇的确是先秦以来难得流传下来的农学资料，但将其简单划归农家著作之列的看法过于主观，没有充分考虑到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涌现的重农主义思潮，尚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帮助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

二、从《上博五·三德》看《上农》四篇

囿于材料有限，过去的研究者往往仅以传世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另有学者发现上博所藏楚竹书《三德》篇内容与《上农》篇有相似语句［13］(P23)，这一发现对于《上农》思想来源的研究意义重大，或能帮助理清头绪。下文将两段相似文字列出以方便比较。

《吕氏春秋·上农》（以下简称今文）：“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粃。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虐。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銍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9］(P601-602)

《上博五·三德》（以下简称简文）：“聚（骤）敚（ 夺 ）民 肯昌（时 ），天 食（ 饥 ）必（ 來 ） 【15】······敚（夺）民 肯昌（时）（以）土攻（功），是胃（谓）旨煩（稽），不 丝（绝）（憂）血卩（恤），必（丧）亓（其）佖（匹）。敚（夺）民肯昌（时）（以）水事，是胃（谓）（顺），（丧）（怠）係樂，四方（來）囂。敚（夺）民肯昌（时）（以）兵事，是······【16】”［14］(P298-299)

根据李零、陈剑、曹峰、王兰等学者的编联意见，笔者将简15与简16连读④，又据范常喜的意见，笔者将这段简文读作“骤夺民时，天饥必来【15】·····夺民时以土功，是谓稽，不继忧唯，必丧其匹。夺民时以水事，是谓顺，丧以係乐，四邻来嚣。夺民时以兵事，是······【16】”［11］(P24)

两段文字在个别字词上差异不大，逻辑编排上则有些不同，但大体思想内容是一致的，都强调：无论如何，统治者都勿夺民时，以保证农业生产，避免饥荒灾害。不同之处在于简文先总论“骤夺民时，天饥必来”，再具体举例说明，而今文是先举例，再归纳原因在于“数夺民时，大饥必来”，并上升到世人“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的高度。可以肯定的是，两篇的文字有明确的关联性，都体现了要求统治者重视民时的思想内涵。对此情况，有三种解释：其一，《上农》篇直接借鉴了《三德》；其二，最初写有这段文字的著作已经佚失，这部著作是《上农》与《三德》的相同内容的共同来源；其三，《三德》借鉴了《上农》。

从时间上看，《上农》篇的时间相对容易确认，可以肯定是在吕不韦担任秦相期间才编撰的，史记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15］(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P2510)《上农》 篇成书时间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247年，亦不会晚于公元前237年。

同比之下，《三德》篇的时代问题比较复杂。《三德》篇不是直接考古发掘的产物，而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于香港收购而得，无法直接通过出土环境来判定时代。通过文字分析发现，简文文字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相同，同批竹简中有部分篇目同于郭店楚简，时间上也与郭店楚简的发现时间接近，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这批竹简大致是在楚国迁离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时间约为战国晚期［16］(P2)。学界虽对于具体书写时间有争议⑤，但都认为《三德》篇绝不会晚于公元前247年。既然《三德》篇抄写于战国晚期，那成书时间有可能更早。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三德》篇的成文时间早于《上农》篇。第三种解释基本可以排除，前两种解释的可能性还须通过对《三德》篇具体内容的仔细分析加以检验。

关于《三德》篇的思想学派归属，学者分歧不小。整理者李零认为其文字与《大戴礼记》相似，应属儒家。曹峰提出反议，指出该篇与道家文献《黄帝四经》关系密切［17］(P94)。之后众学者观点均在二者之间。但就此段引文内容而言，应是出自道家之手，例如《黄帝四经》不厌其烦地讲述了守时的重要性，《黄帝四经·十六经·观》言“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睦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经法·亡论》中有“夏起大土功，命曰绝理。犯禁绝理，天诛必至”，《十六经·三禁》有“毋逆土功”之语，皆与三德简16“夺民时以土攻”类似，可见其相互间有渊源［14］(P95-96)。王中江在其文中也未曾否认《黄帝四经》与《三德》此段文字的关联，只是将之归为荀子的“天常”［15］(P49-50)。《亢仓子·农道篇》中也节选了此段入文，表明至唐代，此段文字仍被人视为道家之文。

仔细研读《三德》篇的内容，发现开篇就提到：“天共时，地共材，民共力，明王无思，是谓三德【1】。”明白无误地表明天地人三者间的关系是这篇文字的核心思想，告诫明智的君王去除私虑，合理运用“天时”“地材”“民力”，以“天”为准则，不违“民时”，与《黄帝四经》中因循“自然”理性的说法类似［15］(P95)，结合《三德》篇大约来自南方道家的中心楚地一事，可以推测《三德》篇极有可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半篇的内容与上半篇有所不同，更多地从人的种种行为禁忌来规范“天礼”［12］(P6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天礼”不仅不见于儒学典籍，也与儒家用以协调社会秩序的礼仪规范不大一致，呈现出的是一种禁止性的礼仪规范，与宗教赏罚观念交织在一起［18］(P50-51)。愚意以为《三德》蕴含了多家思想，成书时间不会太早，应为战国中晚期，很有可能借鉴了传至楚地的儒家中“礼”的概念，又吸收了楚墨的鬼神赏罚论，融合出新的道家自然理法观和神意论。有学者以汉代扬雄《方言》考察《上农》四篇文字，认为它们明显带有楚地方言色彩,并指出《任地》《辩土》篇中关于“亩”“畬”的讨论表明其农业技术具有江淮一带的地区性印迹［9］(P54-55)。从以上分析可知，不论《上农》是借鉴了《三德》，还是采用了比《三德》更早的思想著作，都表明着《上农》吸收了来自楚地的道家思想。

从《三德》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以及上博简其他篇目来看，墓主所学内容庞杂，儒道杂糅倾向明显，可以揣测战国晚期道家早已开始融合诸子学，创新自身学派内涵，为汉初盛行的黄老学奠定基础。既然《三德》已存在儒道杂糅倾向，那么明确提出“兼儒墨，合名法”口号的《吕氏春秋》兼容并包倾向更为显著。由此看来，单纯地将《上农》四篇视为农家后学之作显然不符合《吕氏春秋》的创作理念，更忽视了战国晚期诸子学相互吸收借鉴、整体融汇合流的大趋势。

三、余论

以往研究多将《上农》四篇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其渊源脱胎于某一学派，但从《上农》一篇即可看出其思想源流十分复杂，即使出于某一学派，也必受到战国后期各学派兼收并蓄的学术趋势影响。

单论《上农》一文，传世本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讲重农的必要性，有法家思想倾向［3］(P66)；第二段“后稷曰”极有可能是引自《后稷》之类的他书；第三段起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的论述与《孟子·万章下》中内容相似［1］（P183）；第四段四时之禁内容又与《管子·七臣七主》中的四禁相近；第五段中部分间农、工、商并举的观点与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提倡的四民并举有类似之处，后半部分又与《三德》简文内容部分重合。只此一篇便可见 《上农》四篇的思想来源之多元化，而《三德》与《上农》的异同体现了吕不韦门客对思想内容的取舍，并不是简单地抄袭，而是内容上的扬弃与思想上的改造、再创作，极有可能来源于汉代黄老之学的先声——稷下之学。

时至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日久，各家学派为面对最后的天下一统，都在努力吸收各家所长，完善自身理论，以求帮助各国统治者在领土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整合与统一。《吕氏春秋》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对《吕氏春秋》的编撰，吕不韦手下的门客尝试将诸子思想融于一炉，为塑造九州同风的太平盛世设计了一整套指导思想和理论。由于众手写书的缘故，《吕氏春秋》对不同思想学说都不加轩轾地给予赞许，但具体到个别篇章，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明显的思想倾向。农业生产自然也是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需要充分吸收关东地区的先进生产经验，对秦国原有农业生产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改进。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应将《上农》四篇视为一家之言，而上述的讨论也证明了《上农》内容来源的多样性。至于其具体来源，《十二纪》采纳《管子》的月令模式［19］(P26)，《辩土》中也有类似《管子·地员》的农业生产知识，目前从《上农》中能分辨出法家、儒家、道家等思想倾向。在战国晚期的关东地区仅有齐国稷下学宫云集诸家学说，而秦国却缺乏相应文化土壤，故而《上农》四篇更有可能是吕不韦的关东门客以稷下之学为主而改进出适合秦国的农业生产总纲，其目的是为了不断发展的秦国（也可能包含未来的秦帝国）设计一套新的农业生产指导原则，适应日益变化的天下格局，与商鞅以来秦国的法家传统和而不同。

注释：

①此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从略。

②《亢仓子》一书是唐代人所撰，并非战国人所写，其中《农道篇》多与《上农》四篇文字相似，此事自柳宗元起就有质疑，详见张成权《〈亢仓子〉其书及其思想》，载《合肥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维佳《〈亢仓子〉典籍考证及其政治伦理思想探析》，载《求索》2012年第7期；谭清华《唐宋时期道门农书及其农学思想稽考》，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

③有关农家思想渊源及传播地域的讨论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在此展开阐述，仅列3篇，以供参考：萧正洪《战国农家源流试探》，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高乐平《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载《船山学刊》2013年第3期；谭光万《中国传统农家学派源流考》，载《农学学报》2016年第8期。

④从李零先生校读开始，目前学者对于《三德》简的编连意见基本上都是以15简接16简，相关研究请参见陈剑《谈谈〈上博五〉的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简帛网，2006年2月19日；曹峰《再谈〈三德〉的编联与分章》，简帛网，2006年4月13日；王兰《上博五〈三德〉编连》，简帛网，2006年4月15日。

⑤上博简一般被认为与郭店简同时，郭店简的时代有争议，学界主流看法是在公元前278年以前，而王葆玹认为郭店简年代应为公元前278年与公元前265年之间，相关研究参见王葆玹 《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 〈庄子〉的撰作时代——兼论郭店与包山楚墓的时代问题》，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18页；李学勤《郭店楚墓文献的性质与年代》，载《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