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纪末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关系

王 志 红

大航海时代以来的16 世纪是一个西力东渐的时代，也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发生激烈碰撞的时期。16 世纪末丰臣秀吉统治下的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堪称这种异质文明交流碰撞的典型，而且此时适逢丰臣秀吉发动万历朝鲜战争，更使这一外交往来错综复杂。以往学界关于日本与西属菲律宾关系的研究多从基督教传播史或日菲贸易史的角度展开论述，鲜少从外交史的角度进行分析。①即便一些学者从外交史角度交代了16 世纪90 年代前期丰臣秀吉对西属菲律宾的遣使招抚，也没有论述16 世纪90 年代后期丰臣秀吉外交政策的变化，并且对于西属菲律宾的反应也没有纵深展开。②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大型英译西班牙文档案资料汇编《菲岛史料》③以及其它相关文献来研究这一时期丰臣秀吉统治下的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互动，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丰臣秀吉遣使西属菲律宾的原因

早在1521 年麦哲伦来到菲律宾之前，日本与菲律宾就有着零星的贸易往来。随着1565 年西班牙殖民者米格尔·洛佩斯·德·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对菲律宾的征服及1571 年马尼拉的建城，特别是利润丰厚的跨太平洋贸易的展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菲律宾贸易。如1567 年黎牙实比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年都来（吕宋和民都洛）进行贸易。”①不过日本与西属菲律宾之间第一次实质性的外交接触发生在1584 年。是年，一艘澳门葡萄牙人的商船从马尼拉前往澳门，但由于大风偏离航线，8 月4 日在平户登陆。②平户大名松浦镇信随即通过这艘船上的西班牙修道士致书西属菲律宾，信中向后者确保了其友谊，并希望西班牙人来其领地传教，以便借此来换取对菲贸易。③1586 年长崎领主大村纯忠也向马尼拉遣使，作为接受其友谊的象征，西属菲律宾总督圣地亚哥·德·维拉（Santiago de Vera）向这位基督教大名赠送了礼物。④1587 年一群平户商人来到马尼拉，他们宣称松浦氏和另一位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长将来愿意无偿为西属菲律宾提供6000 名或者更多士兵，以帮助他们侵略中国、渤泥、摩鹿加群岛或印度支那。⑤维拉在1587 年6 月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报告了这次来访，并且请求国王批准开启菲日贸易，此外他也给日本方面送去一封信和一些礼物。⑥此后九州大名与西属菲律宾的这种地方性外交往来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1591 年一名从事日菲贸易但出身低微的堺市基督徒商人原田喜右卫门（Harada Kiemon）通过伏见代官长谷川宗仁（Hasegawa Sōnin）见到丰臣秀吉，怂恿他去信菲律宾，要求那里的西班牙人遣使朝贡，并且博得丰臣秀吉的认可。⑦丰臣秀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自1587 年击败萨摩岛津氏大名并统一九州之后，丰臣秀吉便将征服扩张的野心伸至海外，试图挑战和颠覆明朝建立在朝贡贸易基础上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进而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⑧关于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研究，参见杨立影、赵德宇：《“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古代文明》2021 年第1 期，第137—144页；王铭：《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转型逻辑》，《国际政治科学》2016 年第1 期，第149—179 页；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 期，第55—60 页。明初太祖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曾因倭寇走私和骚扰中国沿海先后遣使日本要求停止倭寇活动，建立官方贸易关系。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着眼于对华朝贡贸易的丰厚利润，遂于1401 年遣使赴明，表示会尽力控制倭寇。1402 年使团回到日本，并给足利义满带回明朝赐封给他的“日本国王”称号。1404 年日明双方达成开展勘合贸易的官方协议。⑨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邓懿、周一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96—97 页。自此，日本正式加入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由于16 世纪日本重陷战国时代，兵连祸结，对明朝的朝贡贸易陷入混乱，例如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在明朝境内爆发1523 年的争贡之役，再加上中国沿海地区倭患日炽，明朝遂在嘉靖三十年（1551）彻底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可以说，自永乐初到1551 年日明双方的朝贡贸易限制既多，中间亦多波折，其后双方再无朝贡关系。⑩赵轶峰：《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古代文明》2019 年第1 期，第123 页。丰臣秀吉自1587 年统一九州后便萌生控制东亚的野心，试图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他先后三次要求朝鲜向日本纳贡称臣，但均遭拒绝。⑪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257 页。1588 年他通过岛津义久致书琉球国王，要求遣使朝贡。1591 年9 月12 日（天正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葡属印度副王，要求遣使朝贡。①罗丽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11 年第35 期，第36—40 页。信夫清三郎为此指出：“称雄于战国时代并实现了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与其说是参加华夷秩序，倒不如说是向华夷秩序挑战。他们想要打破华夷秩序，或者说是打算使日本立于华夷秩序的顶点。”②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 卷，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第9 页。因此，通过遣使菲律宾迫使西班牙人纳贡称臣无疑是丰臣秀吉构筑日本型华夷秩序和打造东亚地区新秩序的重要一环。

其二，丰臣秀吉欲独占海外贸易，将九州大名主导的日菲贸易权收归中央，并借此制衡葡萄牙人垄断的澳日贸易。丰臣秀吉在1588 年颁布海贼停止令，1592 年将朱印状发给京都、长崎和堺市等地的商人，目的均在于将海外贸易网络纳入国家统制之下。③网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刘军、饶雪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300 页；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第262 页。如上所述，日菲贸易处于松浦氏和大村氏等九州大名的控制之中，不利于丰臣秀吉统制海外贸易。另一方面，葡萄牙人自1557 年入居澳门，1571 年建立长崎商站，从而创建了澳门——长崎贸易航线，并对此进行长期垄断。④王志红：《伊比利亚联合王国东方贸易中的西葡竞争与合作(1580—1642 年)》，《古代文明》2019 年第3 期，第114 页。丰臣秀吉在1587 年颁布伴天连追放令后，次年将长崎收归直辖，并任肥前大名锅岛直茂为代官，其目的之一就是控制葡萄牙人在长崎的贸易。⑤John Whitney Hall，ed.，，Vol.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62—63.但由于明朝禁止日本商船赴华，所以丰臣秀吉依然需要依赖葡萄牙人在澳日贸易上的中介地位。因此，通过遣使菲律宾一方面可以将日菲贸易的主导权从九州大名手中收归中央，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制衡葡萄牙人垄断的澳日贸易。

于是，丰臣秀吉在1591 年11 月1 日（天正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命人书就一封给西属菲律宾的书信，其中写道：“夫吾国百有余年，群国争雄，车书不同轨文。予也际诞生之时，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壮岁领国家，不历十年而不遗弹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统一也。繇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如其国者，未通聘礼，故先虽欲使群卒讨其地，原田孙七郎以商船之便，时来往此。故绍介近臣曰：某早早到其国，而备可说本朝发船之趋，然则可解辨献筐云云。不出帷幄而决胜千里者，古人至言也。故听褐夫言，而暂不命将士，来春可营九州肥前。不移时日，可偃降幡而来服。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⑥天正十九年（一千五百九十一年）豐臣秀吉のフィリピン諸岛に入貢を促したる書，载村上直次郎譯注：《異國往復書翰集》，東京：駿南社，1929 年，第29—30 頁。该信的英译西班牙文版详见Toyotomi Hideyoshi，“Letter from the King of Japan”，Japan，1591，in BR，Vol.8，pp.260—261。不难看出，丰臣秀吉先是在信中指出其出生时伴有“可治天下之奇瑞”，以此表明自己乃奉天承运之人，接着大肆夸耀自己统一日本的丰功伟绩，还谎称朝鲜、琉球等国服膺来朝，并指出他将武力征服明朝，从而极度渲染其声威之隆，最后以武力威胁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遣使朝贡。1592 年丰臣秀吉派遣原田喜右卫门出使马尼拉，但是后者出航之际突然称病并委托其家臣原田孙七郎（Harada Magoshichirō）代其出行。⑦Faranda Quiemon，“Statement by Faranda”，Manila，April 27，1593，in BR，Vol.9，pp.25—26.至此，日本与西属菲律宾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九州大名主导的地方性外交上升到以丰臣秀吉为首的中央政府直接参与的国家层面。

二、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往来

1592 年5 月29 日，也就是在丰臣秀吉于5 月24 日（万历二十年四月十四日）出兵朝鲜后不久，原田孙七郎带着丰臣秀吉的书信来到马尼拉。日本使团的突然到来，使西班牙人顿时陷入恐慌，因为丰臣秀吉在信中用武力威胁西班牙人遣使朝贡。鉴于丰臣秀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统一日本的壮举在其遣使之前就已传到马尼拉，此时又适逢他发起万历朝鲜战争，这也证明其信所言非虚。而且，丰臣秀吉书信的精心包裹和华丽装饰也表明此次交涉的隆重。⑧Gómez Pérez Dasmarinas，“Letter from Dasmarinas to Felipe II”，Manila，June 11，1592，in BR，Vol.8，pp.256—257.此外昔日除日本商人来到马尼拉之外，菲律宾水域也倭患肆虐。⑨关于日本倭寇在菲律宾水域的活动，详见Gregorio F. Zaide，，Vol.1，Manila:Philippine Education Company，1957，pp.288—289; Gonzalo Ronquillo de Penalosa，“Letter from Penalosa to Felipe II”，Manila，July 1，1582，in BR，Vol.5，pp.196—197; Juan Baptista Roman，“Letter from Juan Baptista Roman to the Viceroy”，Cavite，June 25，1582，in BR，Vol.5，pp.192—195.这些倭寇活动一度造成西班牙人对日本侵略菲律宾的担忧，正如西班牙人在1586 年备忘录中所指出：日本人“几乎每年都会发动袭击，据说其目的正是殖民吕宋”。①丰臣秀吉的遣使来信再度引起西班牙人对于日本的顾忌和疑虑，于是马尼拉到处谣传丰臣秀吉不日就会兵临菲律宾。②

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丰臣秀吉发动突然进攻，西属菲律宾总督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Gómez Pérez Dasmariñas）一方面发布了一份名为“日本对吕宋威胁”的法令，着手采取防范措施，③另一方面决定实施缓兵之计，在1592 年6 月初给丰臣秀吉写了一封机智圆滑的回信。首先，他在信中开头列出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连串的外交头衔：“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两西西里王国、耶路撒冷、葡萄牙、纳瓦拉、格拉纳达、撒丁、科西嘉、穆尔西亚、哈恩、阿尔加维、阿尔赫西拉、直布罗陀、东西印度以及海上岛屿和陆地的国王；奥地利大公；勃艮第、布拉班特和米兰的公爵；哈布斯堡、佛兰德斯、不列颠（Bretaña）、蒂罗尔等地的伯爵”。④其中一些并不属实，如耶路撒冷国王和奥地利大公的头衔早在卡洛斯一世1555 年将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分支交给其弟斐迪南一世时就不复存在，不列颠伯爵的头衔随着菲利普二世之妻英国女王玛丽在1558 年去世也相应失效。达斯马里纳斯这么介绍是为了彰显西班牙帝国版图的辽阔和菲利普二世的伟大，以此突出双方都是大国，在交涉中地位对等。其次，在回答丰臣秀吉遣使朝贡的要求时，达斯马里纳斯表示非常高兴收到与丰臣秀吉权威相称的包装华丽的来信，但他怀疑原田孙七郎这名使节的真实性，因为“他衣着不整，相貌平平，乘坐一艘普通商船来到这里，并且是为了售卖粮食和其它物品”，不具备担负此等外交重任所必备的地位和素质；而且马尼拉没有兼通日语和西班牙语的合适译员，无法准确获悉书信的真实内容。⑤最后，达斯马里纳斯指出，他将派遣多明我会士高母羡（Juan Cobo）回访日本，以核实原田孙七郎使团的真伪，并代其向丰臣秀吉致敬，同时他送给丰臣秀吉12 把长剑和匕首作为友谊的象征。⑥达斯马里纳斯之所以派遣高母羡出使日本，一方面是为了让他充分发挥间谍作用，刺探日本虚实，⑦另一方面是因为葡萄牙耶稣会凭借1493 年和1508 年教皇通谕授予的保教权长期垄断日本传教事业，西属菲律宾当局以遣使为由派遣传教士赴日无疑有助于打开对日传教局面。

1592 年6 月7 日高母羡使团从马尼拉出发前往日本。⑧随行的还有华人基督徒译员安东尼奥·洛佩斯（Antonio Lopez）等人。⑨丰臣秀吉在名护屋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谴责原田喜右卫门擅自让原田孙七郎代其出行，命令原田喜右卫门以其名义再次出使菲律宾。值得注意的是，丰臣秀吉又给西属菲律宾总督写了一封信，其中除像第一封信一样威胁西班牙人纳贡称臣之外，还指出因为先前朝鲜国王拒绝臣服，所以他的大军已经占领朝鲜，即将逼近位于中国皇宫附近的辽东。⑩实际上当时随着明军参战，日军在战争前期取得的优势已经丧失，可见丰臣秀吉是在通过对万历朝鲜战争半真半假的描绘来为自己造势。另外，丰臣秀吉这次将信件和作为礼物的一把贵重武士刀交给高母羡，而不是原田喜右卫门，同时他还特别授予原田喜右卫门贵族身份，并命令他盛装出行，还让其在所乘船只上悬挂一面大红燕尾旗作为标志。①这明显是丰臣秀吉基于前车之鉴不愿再给西班牙人托词。1592 年11 月高母羡和原田喜右卫门分别乘船前往马尼拉。不幸的是，先行出发的高母羨在台湾附近遭遇船难。由于安东尼奥·洛佩斯等人随后和原田喜右卫门同乘另一艘船，所以他们在1593 年4 月到达马尼拉。②丰臣秀吉送来的书信原件和礼物随着高母羨一起神秘失踪，于是达斯马里纳斯在1593 年5 月20 日又给丰臣秀吉写了一封拖延推诿的回信：他首先对高母羡的意外失踪表示沉痛哀悼，并对丰臣秀吉书信的遗失表示遗憾，然后指出鉴于原田喜右卫门无法提供丰臣秀吉的官方凭信，因此他决定派遣佩德罗·鲍蒂斯塔（Pedro Bautista）等几名方济各会士再次赴日，以获悉丰臣秀吉的真实意愿，并建立双方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至于缔结条约一事则要等待西班牙国王的进一步命令。③

1593 年5 月26 日鲍蒂斯塔神父和居住在马尼拉的葡萄牙人船长佩德罗·冈萨雷斯·德·卡瓦哈尔（Pedro Gonzales de Carvajal）一起从马尼拉出发前往日本，随行的还包括另外三名方济各会士。④虽然达斯马里纳斯的回信再次对丰臣秀吉纳贡称臣的要求拖延推诿，但丰臣秀吉还是在这一年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这一方面是因为丰臣秀吉依然希望通过遣使通信达成西班牙人向其纳贡称臣的目的，正如冈萨雷斯随后在向马德里方面报告时，强调丰臣秀吉正在期待西班牙方面的答复。⑤另一方面，正如博克塞所言，丰臣秀吉希望借西班牙人打破葡萄牙人对于澳门——长崎贸易的垄断，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贵重的中国丝绸和黄金，特别是澳日贸易的利润随着靡费甚巨的万历朝鲜战争的进行变得更加诱人。为此他允许鲍蒂斯塔等四名方济各会士留在京都。⑥随后丰臣秀吉又交给鲍蒂斯塔一封给西属菲律宾总督的回信，决定留在日本的鲍蒂斯塔托冈萨雷斯将信带回马尼拉。丰臣秀吉在信中威胁西属菲律宾向其纳贡称臣的内容与前两次差别不大，不过对万历朝鲜战争有了进一步描绘，其中指出他击杀大量抗日援朝的明军将士，从而迫使明王朝遣使求和，如果明朝言而无信，他将御驾亲征。⑦当然这种描绘并非实情，因为日明双方议和是在1593 年2 月26 日（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碧蹄馆之战后，万历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及4 月（三月）初小西行长致书沈惟敬的情况下开始的。⑧

当冈萨雷斯于1594 年4 月下旬将信送回马尼拉时，菲律宾政局已生剧变。1593 年10 月26 日达斯马里纳斯在出征摩鹿加途中遇刺身亡，其子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纳斯（Luis Pérez Dasmarinas）继任总督一职。为了商讨如何答复丰臣秀吉，1594年4 月22 日路易斯在马尼拉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草就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其中断然否定了丰臣秀吉声称的西班牙人向其纳贡称臣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在信中直接否定了丰臣秀吉所谓的其出生时太阳入胸瑞相意味着其注定成为世界之王一说，理由如下：一是正如天地和其它万物一般，太阳也由我们的上帝创造，它的寿命和权力无法超越上帝赋予它的范围，因此太阳没有攫取或者赠予各个王国的权力，只有上帝自己才有权这样做；二是西班牙国王非常强大，所辖领土辽阔，但他也只是世界众多国王之一，很容易想象其他国王不会仅服从某一个人，即便其他国王向丰臣秀吉臣服，也不可就此认为西班牙国王及其臣民也会这样做。除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和主以及最伟大的国王菲利普二世之外，他们不会向任何其他国王俯首称臣。①副总督佩德罗·德·罗哈斯（Pedro de Rojas）等人虽然认为这相对丰臣秀吉的傲慢之词不足为过，但还是有必要保持克制，于是他们在同年4 月28 日讨论修改了总督的回信，其中删去对丰臣秀吉借奇瑞称霸世界说法的否定，基本上保留四层意思：一是通知丰臣秀吉达斯马里纳斯遇刺身亡、路易斯继任总督一事；二是表示非常高兴获悉丰臣秀吉将要侵略菲律宾的消息只是谣言；三是关于向丰臣秀吉纳贡称臣一事，信中表示西班牙国王非常强大，所辖领土众多，因此尽管他们偏安菲律宾一隅，但除耶稣基督、全能的上帝和主以及菲利普二世之外，他们不会臣服于其他任何统治者；四是关于双方之间的友谊，他们会一如既往地维系，并且会上报菲利普二世批准双方建立和平友好关系。②从这封回信的撰写过程可以看出，以路易斯为首的菲律宾当局有着强烈的西班牙天主教帝国观念和作为西班牙人的民族骄傲，他们不再像达斯马里纳斯过去那样百般拖延，而是在信中直言不会向丰臣秀吉臣服，只愿与其在平等邦交的基础上结谊修好。1594 年夏路易斯派遣以方济各会士赫罗尼莫·德·热苏斯（Jerónimo de Jesús）为首的使团赴日送信。这支使团除热苏斯之外，还包括另外三名方济各会士，不过其中一名在途中死亡。③尽管路易斯在回信中直接拒绝向丰臣秀吉臣服，但对日本侵略菲律宾的潜在威胁还是充满警惕。正如他在1594年6 月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指出：虽然丰臣秀吉的友谊和承诺不可靠，但还是有必要继续与其保持往来，并向他赠送礼物，以便给马尼拉赢得加强防御的时间，此外他还向国王强调急需从墨西哥派遣援军。④然而，不久之后路易斯总督对日本的态度发生很大的转折。

当热苏斯到达日本后给马尼拉写信说，丰臣秀吉很好地款待了他们，并且非常喜欢总督送来的礼物，尤其是菲律宾水牛，并详述丰臣秀吉对在日方济各会士的优待，还表示只要万历朝鲜战争还在继续，日本人就无暇进攻菲律宾。但实则不然，根据耶稣会方面的说法，丰臣秀吉对于路易斯的来信并不满意，此后也中断了通信往来。⑤不过此时丰臣秀吉正忙于万历朝鲜战争的谈判事宜，而且他仍然希望借日菲贸易来制衡葡萄牙人垄断的澳日贸易，所以并未大动干戈。正如热苏斯一样，丰臣秀吉的友好热情使得方济各会士误以为默许他们在日传教，于是他们公开举行弥撒和布道。⑥随着热苏斯等三人加入，方济各会士增加到7 名，传教力量随之增强。在1594—1596 年之间，方济各会士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取得迅速进展。就传教地区而言，他们不仅在京都建造教堂、住宅和照顾麻风病人的医院，还在大阪建立小伯利恒修道院，在长崎建立圣拉萨罗教堂，并将传教活动拓展到丰臣秀吉的重臣宇喜多秀家在备前的城下町冈山市。就传教对象而言，他们除了将重点放在贫苦农民和麻风病人身上，还成功地接触到一批大名和富商，其中包括关白丰臣秀次、基督教大名高山右近和其父高山友照、小西行长、内藤如安以及堺市基督徒商人日比屋了珪（Hibiya Ryōkei）。⑦

当鲍蒂斯塔等人在日本的传教成就传到马尼拉后，西属菲律宾当局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对于日本侵略菲律宾的疑虑。正如1595 年12 月路易斯总督在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指出，是年11 月鲍蒂斯塔神父等人来信说，他们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十分顺利，日本方面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动。⑧1596 年7 月6日新任副总督安东尼奥·德·莫尔加（Antonio de Morga）也写信告诉菲利普二世，由于方济各会士在日本的活动，日本已经安稳下来，菲律宾也变得日益和平与安全；并指出因为方济各会士甘于贫穷，乐善好施，所以丰臣秀吉很喜欢他们。⑨可以说到了1596 年中期，西班牙人对于西属菲律宾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充满盲目乐观，以至于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性事件浑然不觉。

三、“圣菲利普号”事件及其交涉

1596 年10 月19 日，载着价值150 万比索货物的“圣菲利普号”大帆船在从马尼拉前往墨西哥途中到日本土佐海岸停靠避难，但遭到土佐国主长宗我部元亲的扣押，随后丰臣秀吉派奉行增田长盛没收了大帆船的全部货物，①奉行是日本平安时代至江户时代的一种官职名称。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下设多种奉行，帮助处理政务。并拘禁船上的西班牙人。②Antonio de Morga，“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Mexico，1609，in BR，Vol.15，pp.116—120; 郑彭年：《日本崛起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83—84 页。“圣菲利普号”领航员弗朗西斯科·德·兰迪亚（Francisco de Landia）在审讯期间出于震慑向增田长盛展示了一幅地图，并夸耀西班牙帝国如何辽阔，当增田长盛问西班牙国王是如何占领如此之多的地方时，他回答说：“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了。我们的国王首先会向他想要征服的国家派出一些修道士，之后修道士会使那里的国民皈信我们的宗教。当传教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后，再顺势派出军队，并将那些新教徒收编进来。然后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剩下的事情。③W. L. Schurz，，p.102.丰臣秀吉获悉后大发雷霆，下令逮捕所有在日本的传教士和基督徒。他本想处决所有传教士，但考虑到葡萄牙耶稣会士作为澳日贸易的中介依然不可或缺，所以只是将惩戒范围限制在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及其信徒当中。④C. R. Boxer，，p.166.1597 年2 月5 日，26名基督徒在长崎西坂被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包括鲍蒂斯塔在内的6 名来自马尼拉的方济各会士、3 名日本人耶稣会庶务修士和17 名日本人信徒，史称“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⑤幸田成友：《日欧通交史》，東京：岩波書店，1942 年，第160—161 頁。此外，“圣菲利普号”的其他西班牙人都被遣返回菲律宾。

“圣菲利普号事件”和“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之所以突然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丰臣秀吉屡屡致书菲律宾，要求西班牙人纳贡称臣，但却得不到满意答复，特别是路易斯总督在1594 年的回信中明确表示不会臣服，这已使丰臣秀吉有所不满。其次，“圣菲利普号”领航员的失言则是直接原因。这位领航员大肆炫耀西班牙帝国疆域的辽阔，虽与此前菲律宾总督的做法同样是出于震慑，但不同的是他传递出了传教士为西班牙人充当殖民先锋的信号。而且当时基督教已经广泛传播到日本社会各阶层，截止到1597 年，日本估计有基督徒30 万名，并且其中有很多人是地方领主和大名。⑥唐纳德·F. 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一册上，周云龙译，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83—384 页。异质基督教文明的渗透使得丰臣秀吉进一步认为基督教是西班牙人占领和殖民日本的手段。最后，基督教不利于丰臣秀吉巩固新生政权、促进国家统一。山口启二指出，无论是丰臣政权还是德川政权都没有一个作为体制的、牢固的、有支配性的思想体系，作为统治思想的佛教尚不足以与基督教对立，儒学则处于起步阶段，而丰臣秀吉正处于推进兵农分离政策、确立统一政权的时期，基督教无疑成为威胁国家权力的危险存在。⑦山口啓二：《鎖国と開国》，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第38—40 頁。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之下，丰臣秀吉决定禁教。

1597 年5 月，“圣菲利普号事件”和“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的消息传回马尼拉，瞬间打破了西班牙人先前对日菲关系的盲目乐观。正如莫尔加所言：“修道士的殉难、日菲关系的即将破裂、以及这艘原本驶向新西班牙的大帆船及其货物的丢失，这些消息导致巨大的伤痛和悲哀。”⑧Antonio de Morga，“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Mexico，1609，in BR，Vol.15，p.126.此外马丁神父在1597 年1 月28 日押赴长崎途中给莫尔加写信说：“丰臣秀吉的贪欲已经被其从‘圣菲利普号’上掠夺的财富所激发。据说他下一年就会侵略吕宋，之所以今年不去是因为他正忙于万历朝鲜战争。”他还谈到丰臣秀吉的进军路线：“他打算先占领琉球群岛和台湾，接着从这些地方向卡加延进军，然后再从那里进攻马尼拉。”⑨Martín de la Ascención，“Letter from Fray Martín de la Ascención to Doctor Morga”，Japan，January 28，1597，in BR，Vol.15，p.125.这也再度引发西班牙人对于日本侵略菲律宾的担忧。在此情况下，新任总督弗朗西斯科·特略（Francisco Tello）决定致信丰臣秀吉，并派路易斯·纳瓦雷特·法哈多（Luis Navarrete Fajardo）赴日交涉。特略先是在信中对日本方面杀人越货表示不满，接着要求丰臣秀吉返还从“圣菲利普号”没收的货物和殉教者的遗体，并希望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丰臣秀吉的突然发难明显让西班牙人心生畏惧，这突出体现在特略总督这次让纳瓦雷特赴日带去比前几次珍贵很多的礼物，其中除一些金银饰品、刀剑和贵重布匹之外，还包括一头名为堂佩德罗的大象和他本人的一幅画像，甚至也不太执着于丰臣秀吉是将之作为贡品还是礼物。①此外，鉴于马丁神父提到丰臣秀吉将会取道琉球、台湾和菲律宾卡加延进攻马尼拉，因此特略除加强卡加延的防御并向菲利普二世和墨西哥副王求援之外，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赶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台湾。②随后特略派遣胡安·德·萨穆迪奥（Juan de Samudio）率领一支由两艘船组成的舰队去侦察台湾的地貌和港口，以便为占领台湾做准备。菲律宾当局原本打算即使萨穆迪奥的台湾之行无法成功，他至少可以知会明朝闽广当局关于丰臣秀吉的侵台意向，以阻止日本人占领该岛。不过除派人侦察之外，西班牙人并未尝试对台湾施加任何控制。③

纳瓦雷特在1597 年7 月到达日本，他们送来的大象在京都引起轰动，日本人争相围观，但丰臣秀吉本人表示：“谢谢你们的黑象。不过去年中国人答应送给我一头白象。”④丰臣秀吉的不悦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当其看到特略全副武装并手持权杖的画像时勃然大怒，大声叱问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威胁。纳瓦雷特则辩解说，这是他们的风俗，身居高位者在遣使时赠送自画像是为了表示尊重和友谊。随后丰臣秀吉交给纳瓦雷特一封信和一些礼物，其中包括12 副铠甲、30 杆长矛和2 匹马。⑤这也是丰臣秀吉写给西属菲律宾的最后一封信。丰臣秀吉在信中理直气壮地回应了特略来信的质问和要求：其一，关于对方济各会士的判决，他声称这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其先前已经禁止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无视命令，依然试图通过传教活动来颠覆作为日本国家和社会结构核心的神道教，他还反问如果日本人到西班牙人的国家传教，扰乱当地的社会治安，西班牙人会高兴吗？其二，关于没收“圣菲利普号”及其货物，他指出这是合乎国法的，因为当时日本法律规定，统治者有权将在日本沿岸搁浅的任何船只及其货物收归所有。其三，关于传教士的遗骸，他表示会将其残余部分予以返还，但他明确要求菲律宾以后不准再向日本派遣传教士，因为他已经再度颁布禁教法令，违者以死罪论处。不过最后他表示非常高兴与西班牙人保持和平与友谊，而且他承诺以后会善待来日的马尼拉船只。⑥与前几封信相比，丰臣秀吉在这封信中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他过去没有在信中直言反对基督教，并且默许方济各会士在日居留和传教，但他在这封信中明确谴责并禁止他们传教，还不准菲律宾再向日本派遣传教士，不过他同时表示将会善待来日贸易的西班牙船只，这进一步显示了他实施传教与贸易分离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姿态。

尽管丰臣秀吉的回信表明不会对“圣菲利普号事件”进行实质性赔偿，还禁止西班牙人赴日传教，但是菲律宾当局根本没有和丰臣秀吉讨价还价的余地，除默默承受之外别无他法。此外虽然丰臣秀吉没有直言侵略，但是菲律宾当局依然在警惕着日本人的到来。正如特略在1598 年6 月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所言，他们从未放松对日本的戒备，而且现有消息表明日本人非常渴望来这里，为此他将全力备战，以防不测。⑦即使在丰臣秀吉于1598 年9 月18 日死后，西班牙人对于日本侵略的恐惧也没有立即消除，因为那时日本从朝鲜撤军，这导致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认为，日本很可能会将矛头指向菲律宾。①Jonathan López-Vera，“Los Franciscanos en el Japón del Siglo XVI: Misioneros Vestidos con Piel de Embajadores”，p.17.考虑到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国内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丰臣遗族和德川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上，从朝鲜撤军后并无入侵菲律宾之势，因此西班牙人对日本侵略的担心只是单方面恐慌情绪的蔓延。

结 语

纵观16 世纪末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可以看出，1592—1594 年丰臣秀吉三次致信菲律宾时每次都对万历朝鲜战争的进程进行了或真或假的描绘，以为自己造势，进而通过迫使菲律宾纳贡称臣来构筑日本型华夷秩序，同时也是为了控制日菲贸易，以此制衡葡萄牙人的澳日贸易。虽然西班牙人对秀吉纳贡称臣的要求百般拖延，乃至在1594 年表示不会臣服，并以遣使为名派遣修道士赴日传教，但秀吉为了维持贸易，再加上忙于万历朝鲜战争，故而选择容忍西班牙人。但1594—1596 年基督教在日本的迅速发展以及“圣菲利普号”领航员的失言，使秀吉意识到基督教危及日本国家安全，于是他制造了1596 年“圣菲利普号事件”和1597 年“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尽管1597 年特略总督遣使赴日交涉，但秀吉依然坚持商教分离。这表明与谋求国际地位和贸易利益相比，秀吉更重视维护国家安全。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16 世纪末日本与西属菲律宾的外交关系可以说是东方华夷秩序与西方殖民体系之间异质文明碰撞的缩影。一般认为，近代东亚地区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即中国（华）通过传播先进中华文明、赋予政治合法性和给予经济利益来吸引朝贡国（夷）自愿加入的区域等级秩序。②关于前辈学者对华夷秩序的论证，参见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10—13 页；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6 期，第30—45 页；韩东育：《“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 期，第45—54 页。丰臣秀吉在1592—1594 年通过三次致信菲律宾所欲构筑的日本型华夷秩序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基础上，明显是对华夷秩序的变异应用和实践，不过其本身依然是对华夷秩序外交框架的模仿。另一方面，在西方殖民体系下，西班牙人以自由通商与和平传教为幌，以正义战争为名，在海外进行武力传教和殖民征服。③关于西班牙人奉行的外交观念，参见沃格林：《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37—150 页；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pp.32—33.虽然西班牙人意欲将这一体系强加给日本，但面对日本的强大实力，他们在实际对日交涉层面使用了一种结谊修好与平等邦交的外交辞令，即便秀吉在1596—1597 年构成了对所谓通商传教权的双重破坏，他们也不敢对日本发动战争。由此可见，在近代早期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东亚地区所遵循的依然是华夷秩序的外交理念，并未因西方殖民体系的冲击而突然发生质变，只是到19世纪鸦片战争时由于东西方实力的逆转才彻底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