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文化治理：机制、现状、效能
——基于深圳市N街道的分析

邓雨芊 东 晓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2021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十四五”规划，针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提升社区精准化服务管理能力。南园街道位于福田区东南部，是深圳开发最早、人口密度较高的街道。近年来，南园街道摸索社区治理机制，精心打造“雅乐”“非遗”“书香”“多彩”等系列文化活动，以传统文化的“根”滋润社区文化的“魂”，大力加强社区群众文化活动阵地，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本研究通过对南园街道部分社区调研和走访，基于南园街道社区文化现状及民生需求，结合文化治理“冰山模型”中表层文化、中层文化、深层文化3个层面的内在逻辑分析，试图探索出一条以文化为治理工具，加强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归属感，助推社区迸发活力的路径，从而为其他老城区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1 理论基础：概念与逻辑

1.1 社区文化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开始进行“社区”研究，对于社区文化，他主张有“礼俗社区”和“法理社区”两类。社会学家帕特南在对美国社区考察后深感社区的复兴在于社区文化的发展繁荣。从实践来看，美国的社区发展合作组织、德国的邻里社区等社区文化以解决城市化导致的社区发展失衡问题为主，主张社区文化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产生起作用。在我国，社区最早由费孝通[1]提出并研究，在他看来，乡村社区是社会生活样式的文化共同体。吴文藻指出，文化是现代社区的核心。本文认为社区文化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生活方式、行为准则、环境设施等精神物质的综合。

1.2 文化治理

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在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中指出，文化具有治理的工具性与对象性，能够成为改革者的科学，引入政府治理的范畴。西方学者主张文化治理是公共部门、私营机构和非营利团体组成的为确定文化发展方向的复杂网络。随着对“治理”的研究深入，我国学者认为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

胡惠林[2]指出，文化治理是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运用文化的作用来处理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其中政府发挥主要作用，社会参与共治。本文认为文化治理指的是通过文化政策措施等观念、实践的表达和实施，对资源进行分配，影响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表达。

1.3 社区文化治理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文化逐渐成为现代社区发展的核心，文化治理的工具性逐渐凸显，因此社区文化治理成为国家文化治理的基本场域，核心要义是培育社区共同体。吴理财等[3]提出社区文化治理是理论新视角，使原本独立的文化和社区治理问题相结合，构造现实与传统相互糅合的文化符号，塑造社区文化共同体，依托以人的需求为核心的文化活动，从而找出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本文认为社区文化治理是依靠社区活动等文化载体，推动社区共同体建设，提高社区自组织活力[4-5]。

2 研究框架：文化治理的“冰山模型”

在心理学研究中，麦克利兰利用“冰山模型”（图1），把人员的个体素质划分为“冰山以上部分”和“冰山以下部分”。如果将“组织文化”看作一座冰山，那么浮出水面的应该是“表层文化”；当对组织有进一步认识，则可感知到浮出水面或潜入水中的“中层文化”；然而对组织发展产生最重要作用的往往是其深埋入水底的冰山根基“深层文化”。目前南园街道社区现阶段的工作内容以提供单一的“表层文化”活动为主，缺少与基层治理中的民生需求及社区的文化底蕴有机结合。

图1 文化治理的“冰山模型”

本研究的思路是以居民的需求为着力点，通过问卷等形式，摸清居民对民生服务的期望，梳理出居民呼声最高的3项服务；通过对工作人员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确定影响民生服务落实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找准契合社区实际的文化基调；以文化基调为出发点，以满足居民需求为主线，依托文化的治理工具作用，即表层文化对社区建设的基础导向作用、中层文化对社区建设的激励作用、深层文化共需共识对社区建设的凝聚作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逐步推动民生需求服务清单的落实，满足居民基本的公共服务需要，完善社区文化治理。

3 调研分析：数据分析与现状梳理

3.1 民生服务数据分析：民生需求集中化

本研究针对的是深圳市南园街道民生需求服务清单及其落实状况调查，其数据的来源是深圳市南园街道的社区工作人员和随机抽选的居民。本研究自2020年9月开始，历时3个月。此次调研前后共发放2次问卷，在收集居民问卷进行初步分析后，完善并发放工作人员问卷，2次分别回收问卷626、236份，有效问卷分别为624、235份，问卷回收有效率均达99%以上。本次居民调研对象以女性中青年居多，女性居民占比65.1%；21～40 岁占总人数的44.7%；大专以上学历占比为49.4%；离退休人员、无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比重超过41%；居民中是中共党员的，占比为25.8%；业主和租户基本占比均衡，超过60%的家庭中有60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下青少年。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按照居民意愿，排在前3位的民生服务需求项目类别分别是：社区环境卫生提升（绿化、蚊虫鼠蚁治理等）、社区硬件提升（电梯安装、空调排水改造、立体停车场等）、文体活动场馆建设。从数据来看，作为老旧城区，南园街道居民群众除环境卫生外，对社区硬件改善（电梯安装、空调排水改造、立体停车场等）、文体活动场馆建设等方面的需求远超其他方面的民生服务需求。因此，社区在保证民生服务各方面广覆盖的基础上，需要在下一步的基层治理中将资源向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等方面进行重点倾斜。

表1 民生服务需求项目占比

3.2 现状梳理：民生需求差异化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南园街道3个社区民生服务需求项目的前3项和南园街道整体民生服务需求项目稍有差异。

结合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将差异化原因梳理如下。

3.2.1 社区类型存在差异

巴登社区的常住人员以城中村原住居民和流动人口为主，辖区内5个城中村，小区类型以老旧小区为主。园西社区的常住人口现以流动人口为主，辖区内以手机市场为主要商业形式，中青年的人口占比较高。流动人口是滨江社区的主要居住群体，原住居民以文教卫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为主体，社区以个人和家庭为中心，呈现出个体化状态。

3.2.2 社区历史文化存在差异

巴登社区以城乡结合部为主，“围村文化”为主导，民俗风情保留较为完整，保留有频繁的祭祀与祭祖活动；园西社区的原住居民群体以国企“拓荒牛”员工为主体，滨江社区的原住居民群体以文教卫系统知识分子为主体，这一类群体为了国家的发展无私奉献，蕴含着开拓进取的精神。

3.2.3 社区现状发展存在差异

根据访谈，巴登社区仅有一支专属的义工队，社区活动以美食分享为主，内容单一，仅是一种“表层文化”的开展。此外，近三成工作人员表示，“服务活动宣传推广不够，内容不丰富，吸引力不强”是群众与社区联系不紧密的原因。园西社区基于“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开展垃圾分类及戴头盔等意识的宣传，效果却不明显。快节奏的生活形式使流动人口对“四点半课堂”等类似托儿所性质的服务兴趣比较高，而以国企“拓荒牛”员工为主体的原住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有限。滨江社区一方面，由于受限于活动场地的规模及流动人口的与日俱增，社区活动的受众固定而狭窄；另一方面，文化活动的开展受到政府的硬性任务要求，文化活动未充分与民众需求相契合[6-7]。

4 路径创新：发挥文化的治理工具效能

4.1 新旧融合，打造社区共同体：发挥表层文化的导向作用

组织文化是组织中的“人”同组织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只有当组织文化具备了文化的“群体”属性时，它才能发挥引导组织成员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的作用。通过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不断强化社区本身的文化印记，循序渐进地强化组织文化对社区成员的影响，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文化活动[8-9]。

充分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学校、商场等文化阵地，开发社区企业、单位等组织的文化潜力，依托现有文化活动，丰富社区文化载体，创新、组织由居民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相结合的社区文化活动。例如，巴登社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义工队，在日常活动中，向成员宣传关于垃圾分类的国家规章制度和居民生活习惯，从思想层面影响居民，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不是仅靠第三方购买社区环境卫生服务来应对市容环评。此外，义工服务队可以进小区、进家庭，比如：免费为孤寡老人提供美食。周末可免费教青少年做和果子等各种美食并进行社区义卖，义卖所得捐献给社区困难家庭，打造志愿服务队的公益品牌。

4.2 以南园之名，提高居民参与热情：发挥“中层文化”的激励作用

组织文化发挥着激励、制约或矫正组织成员“行为”的重要作用。在组织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组织记忆”是不断积累和存储于组织内部的、影响当前决策与行为的各种数据、信息或知识，“组织记忆”起着强化组织中人们的认知与行为的作用。

社区能够依靠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以组织成员的信念为抓手开展与之相关的活动，激发社区居民的行动热情。比如，园西社区可以合理运用“拓荒牛”这部分国企职工群体资源，推动民生需求服务项目建设。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借由“改革开放再出发”与“四点半课堂”相结合，邀请“拓荒牛”这部分国企职工担任文化讲述人，让这些具有开拓和坚韧意志的老人向孩子们讲述深圳故事；针对环境卫生服务，可以结合时下的垃圾分类文化，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三观”及良好的习惯。这样，可通过回顾富有情怀的“拓荒牛”精神文化活动，激发园西社区的原住民参加社区活动的激情。

4.3 以人为本，增强社区凝聚力：发挥深层文化的凝聚作用

学者沙因将隐含在组织体系中的“社会契约”界定为“心理契约”，即个体对组织和组织对个体有着双向的、多种多样的期望。组织文化是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心理契约”，它是组织无形的认知向导，对凝聚人心有重要作用。

社区应该以人为本，开展并为社区成员提供共需共识的多种形式活动和服务，满足组织成员的需求，增强社区的凝聚力。比如：根据滨江社区老旧小区文化活动场所有限、人口老龄化及流动的特性，坚持以塑造“沟通”文化为指导思想。打破场地局限，通过公园、广场等活动场所，或者运用微信、微博等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积极打造社区文化媒体平台，扩大社区活动的影响力；社区开通电话服务热线，建立“民情通”服务站，并开启电子屏实时监控。通过服务热线，让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快速了解到各种政策信息，享受各种便民服务；社区通过室内外装修，彰显社区文化特色，强化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4 文化治理，助推老城区活力迸发：以文化为工具的基层治理模式

首先，从经验角度，社区要推行“共同治理”的柔性管理体制。社区作为基层群众自组织，自身不具备行政权力，因此要充分发挥柔性工具—文化治理工具的作用。社区组织要扮演好 “中间人”角色，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了解居民的需求，组织相关文化活动，发挥文化管理工具由浅层到中层再到深层的作用，营造社区专属文化氛围，从影响居民的行为习惯入手，逐步提升其内在素质，塑造社区精神，完善社会基层治理。其次，从实然角度，为民生需求服务的落实赋能。一要厘清政府、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边界，为社区考核工作减负，做好制度文化宣传。一方面，内部工作人员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与居民的对接事项；另一方面，健全社区信息公开制度，确保民众接触到充分的信息。二要充分考虑不同社区的居民类型、人口结构，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原住民、移民一代、移民二代等不同群体一直处于多元交融的状态。因此，不同社区需要结合各自社区的居民类型，营造出契合社区本身特质的文化氛围，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居民群体在社区的主体作用。三要加强社区工作人员对文化工具的认识及运用，社区委托相关第三方对工作人员展开理论培训，加强常态化咨询，通过向高校、科研机构的行业咨询，帮助工作人员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操作性难题，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