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百年演进的政治逻辑

刘 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表明，党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1](P.137)。中国共产党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中华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确立了“群众路线”在党的群众工作、领导方式、决策机制和治国理政等方面的“生命线”[2](P.356)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为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奠基埋下伏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再次被强化，坚持人民至上是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政治表达。

一、在政党与群众之间：现代性运动的政治图式

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而成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提及“群众路线”的概念，也就是说，资本的现代性运动与“群众路线”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西方学者把“群众路线”视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群众路线或许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马克思、恩格斯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找不到)，且它与实践——领导方法——紧密相连。”[3](PP.396～397)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以科学方式阐明了社会历史运动中政党与群众的角色差异和联动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政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的辩证统一关系，认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是社会劳动剩余的产物。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生产资料同劳动相分离，资本犹如“磁铁”一样，一端是生产资料的高度聚集，另一端则是无产者的高度集中。“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互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P.32)资产阶级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劳动体制等方面拥有全面的主导权和强大的控制力，现代无产阶级的“出场”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全面解体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育成熟；而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最后一道“枷锁”，打破这道“枷锁”的只能是无产阶级，而不可能是想象中的“他者”，“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5](P.17)

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关键在于人的主体力量的复归，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到依靠自身力量实现阶级解放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求助于人的权利”是马克思根据异化批判而提出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路径。在精神世界，宗教异化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政治领域，宗教异化以君权与民权的对立表现出来，封建国家对个人的统治以及个人对君主的俯首称臣是政治异化的集中表现[6]；在生产领域，工人为工资而劳动，工人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占有，劳动者却不得食。马克思、恩格斯把“群众以外的进步的敌人”看作群众异化的产物，视为群众的对立面，“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4](P.104)因此，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核心命题可以阐释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P.104)。

列宁基于俄国工人运动实践，对“共产党—群众”的内在结构与交互关系做了系统论述，指出先锋队政党是工人阶级从自发走向自为获得无产阶级意识、避免阶级分裂的决定性因素，“只有组织成这样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即现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才能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7](P.51)。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工人阶级不等同于共产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锋队中最具权威、占据最重要位置、最具影响力和最有经验的领袖所主持的。群众与共产党的差别可能造成两种结果：如果共产党把群众远远地甩在身后，就可能导致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的后果；如果共产党一味地迎合群众的需要，紧随群众身后，忘记了阶级解放和劳动解放的使命，就会导致“尾巴主义”，沦为狭隘的利益集团。列宁强调：“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8](P.473)

共产党必须在策略上团结群众、引领群众，否则就会因超出群众的接受限度而被群众抛弃，或因盲目跟风群众而被历史抛弃。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理论包含一条政治隐喻，即共产党在历史视野、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对群众具有超越性，共产党是领导群众实现政治和社会双重解放的根本依靠。与列宁把共产党抬升到关乎无产阶级运动成败的主体地位略有不同，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明形态更迭的历史高度把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内生力量，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由此，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产生了一块“留白”地带——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群众的“历史主体性”与共产党的“政治主体性”是互斥关系还是统合结构？

二、群众路线的原初形式与组织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在资本全球运动的作用下面临崩解的危机，但民众的态度却是冷漠的，他们浑然不知国家的拐点就是个体命运的转折点。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奠基于私有产权法定原则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条件在古代中国尚不具备。因此，梁漱溟把古代中国定义为“伦理型社会”而非“集团型社会”，费孝通则把古代中国描述为“人是黏着在土地上”[9](P.3)的乡土中国。另一方面，父权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治理结构抑制了民众政治意识的觉醒与公共理性的培育。马克思认为，古代中国“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4](P.608)民众被视为皇帝的臣民，家庭是缩小的国家，国家是放大的家庭。乡绅是皇权政治与宗法伦理的象征，履行基层社会治理和化解民间矛盾的职能，而民众的政治意识与公共理性如同一张白纸，更难奢谈由公共理性直接诱发现代社会运动和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了。

“条约制度”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随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宏观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10](P.60)。要解决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危机必须着眼于“系统本身”，对中国社会小修小补是不行的，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国家。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现代性组织资源存量在近代中国社会情境下相当匮乏。[11]

因此，把民众组织起来就成为解决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必要步骤。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刊文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2](P.312)民众联合的政治实践方案就是缔结社团、形成组织。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理论渊源与制度理念可以追溯到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民众组织化问题的思考与构想。这些思考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政治逻辑和实践策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埋下了伏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决议的六项内容中涉及工人组织化的内容有三项，即工人组织、工人学校以及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随后，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后续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显然，在中国共产党原初的政治设计中，工会扮演了实现工人阶级政治聚集和组织联合的角色。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分别对职工运动、青年(少年)运动、妇女运动作出决议，对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团组织提出了具体指示，这一惯例一直延续到中共六大。中共一大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民众大联合”获得了现实可能性，开启了以组织为中介的启蒙和动员群众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制度化连接机制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直接连接机制，这种连接机制对于仍处于幼年时期、党员数量相对较少、组织体系尚不健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难度较大；二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间接连接机制，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把通过群团组织与群众实现制度化连接作为首选方案。首先，近代中国社会组织性资源匮乏的客观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把培育社会组织性资源摆在突出位置；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建立的，受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将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织模式借用过来，以弥补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动员力量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共产党是建立在工业文明较为发达且工人阶级具有较大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普遍觉醒的国家内，这些条件在近代中国并不具备。因此，《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及其各个发展阶段利益代表的论断在近代中国社会情境下只能作为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价值体系中的应然符号。把民众塑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将群众意识灌输给普罗大众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工会和青年团等群团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年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打天下，群团组织不可或缺。”[13](P.186)

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孕育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至中共六大对工会、青年团、妇女会等群团组织的系统建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构建起了畅通灵活的连接渠道，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嵌入民众生产生活空间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扎根社会、组织群众、服务人民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一批精英历经革命实践的洗礼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的引领而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再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可见，不仅正确的意见来自群众，而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也来自群众。总之，群团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发源地”，是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第一个政治实践形态。

三、群众路线的话语建构及其形态特征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4](P.652)这里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条重要原则——群众性原则。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理论诞生于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党内分裂势力坚决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最重要的制度创设就是确立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仍然是党的力量源泉和价值追求，但是民主不是通过分权的形式实现的，而是在集权组织运行的重要环节和重要节点上实现的。”[15]民主集中原则为共产党组织形态的样式设计和权力资源配置提供了遵循。然而，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来自群众的有效政治支持，使党的意志和主张转化为群众性政治力量，这是毛泽东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深意所在。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群众性原则的重视与强调蕴含着怎样的政治考量？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年幼的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局限，国共第一次合作以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行动和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告破产。中国革命陷入“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陷入“肉体上被消灭”的危机。中国共产党逐渐意识到武装力量和军事斗争对于中国革命以及政党存续的极其重要性。1927年8月1日南昌武装起义以及一周后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对党内投降主义、机会主义、家长主义进行了清算。南昌起义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

人民军队的创建和星火燎原的革命火种对党的组织架构与治理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前，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设置主要是根据地理空间进行布局，“八七会议”后产生的革命武装和军事力量均隶属于省委、特委、县委等党的地方组织，党领导下的军队被视为从事武装革命的政治集团，因此通常不参与地方治理和基层事务。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对狭隘单纯的军事观点予以严肃批评，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6](P.86)，传递出军事斗争必须同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思想。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和红四军力量的壮大，中共中央不久便授予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对割据或游击区域的党务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统辖权。[17]1933年8月，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经济与军事的关系，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视野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16](P.123)，军队必须赢得群众支持，而群众支持军队的理由就在于其基本民生能够得到改善，“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16](P.126)。

几乎在毛泽东提出军队斗争必须经过群众路线的同时，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首次在政治话语层面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即调查、宣传、组织、肃反、筹款和武装工农等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在最短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18]在这里，群众路线被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红军物资短缺和兵源不足、发动和引导群众、肃清苏区反革命力量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和技术路线。我们可以把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第一个含义概念化为“技术形态”。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认知要远远超出“九月来信”对群众路线的释义，在他看来，群众路线是防止“军事地方化”的一道屏障，军事必须经过群众，而军事与群众之所以能够形成稳固的连接机制就在于军队重视经济建设。由此，中国共产党把武装割据、社会生产与群众动员统一起来，把军事力量、物质力量与群众力量统一起来，把革命根据地在空间维度的外向拓展与结构维度的能力优化、统一起来。

1943年6月，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党内整风运动的经验，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首次从领导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群众路线的内涵进行了理论建构。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P.899)这段论述从技术范式与哲学范式两个层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意涵。

在技术范式上，群众意见是群众路线的物理承载，对于群众意见可以理解为源于群众的碎片化经验认知。首先，中国共产党将这些碎片化经验认知集合起来进行编码、转译、赋值、再造，使群众经验认知“政党化”，成为建构政党认知的资源和依据。其次，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网络将政党认知社会化、群众化、大众化，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社会行动原则。最后，在群众性社会行动中对政党认知的科学性、价值性与可操作性进行检验和评估。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是政党群众化与群众政党化交互运动的过程，其核心要义在于把先锋队政党的党性原则与阶级意识通过中国共产党宣传网络和社会实践机制灌输给群众，使群众逐步摆脱短期决策思维和狭隘利益偏好的束缚，最终获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人格。

在哲学范式上，毛泽东提出“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论断显然比“九月来信”的精神及其技术范式的概括前进了一大步，只不过毛泽东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展开。实际上，早在长征结束、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着手从哲学高度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他在《实践论》中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与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相结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出“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16](P.292)。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群众路线把业已形成的正确认识内化为群众的阶级意识，将群众形塑为中国革命的实践主体与根本依靠。作为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群众的认可、支持、赞同的力量源泉。[20](P.191)

四、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与群众路线的价值形态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尽管我们党构建起了“人民主人翁”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形态，在生产单位和基层政权确立了经济民主、管理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权力秩序，但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反攻倒算使得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采取全面管控的“半军事化”策略。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1](PP.9～10)这里的“社会组织”不是指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即单位组织。作为唯一的社会调控组织形式，单位具有全能性和体系性的特点，搭载了中国所有的社会调控形式和手段，单位内部构成一个齐全的微型国家，单位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唯一渠道。[22](P.47)随着危机的解除，单位制得以继续保留，在资源配置、调节生产、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单位制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连接方式。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连接方式以政党直接性连接以及通过群团组织的间接性连接为主。单位制将一切社会调控机制和制度化连接渠道吸纳进来。由此，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双重连接方式被单位连接方式所取代，个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只有经过单位落实才能完成。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显性连接主体地位被单位制所覆盖，群众主要与单位以及单位中的各类组织打交道。在单位体制下，党与群众获得了坚固的制度化连接，执政党的社会根基更加稳固，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社会生活政治化等问题，滋生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

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部分党员干部背离了群众路线。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23](P.223)。在此，邓小平将群众路线定义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克服党员干部官僚化的重要手段。为了有效地整治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开国建政后开展了“三反”“整党”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重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党形象的信心。然而，群众运动并不等同于群众路线，“讲群众路线，是讲的经常工作，要扎扎实实地、细致地工作，当然必要的大会是要开的，这些东西汇集起来就叫群众运动”[24](P.277)。历史发展表明，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极易失控，一旦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国家的政治系统就会陷入混乱和危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以现代性意义，“新群众”的共同体形象在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逻辑中孕育生成。一方面，作为政治话语核心范畴的“阶级”概念在“拨乱反正”和现代性的冲击下逐步丧失了话语主导权，它的黯然离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计划经济时代下“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一是国企改制造成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工人阶级规模大幅萎缩；二是凭借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上的比较优势，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三是新兴市场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职业形态层出不穷，灵活就业人群显著扩大。“群众”概念的内涵伴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速而更加多元、复杂。

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群众内部的分层分化加速。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城镇化率在2012年超过世界总体水平以及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持续攀升，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迎来了历史性变化。一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最大规模的就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二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秩序被资本所取代，物质财富和教育机会的分配具有显著的代际性特点；三是阶层结构关系愈加复杂，社会结构张力与阶层矛盾比以往更加突出。[25]实证研究显示，以2000年为分界线，此前代内向上流动率为54.2%，此后上升到64.3%；此前代际间向上流动率为59.3%，向下流动率为16.6%，此后分别提升到62.4%和20.1%，社会纵向流动的频度和范围持续扩大。[26]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再次激活群众路线的政治传统和制度优势，如何使群众路线的政治逻辑与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逻辑相对接，这是摆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层面前的必答题。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拾群众工作的政治遗产，回归初心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激活群众路线，赋予其新时代的政治意蕴和实践品格。在价值导向上，在既有政治话语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人民性”话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民生工作作为最大的政治，把群众利益视为最大的利益。习近平指出：“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满意的事情做起。”[1](P.135)在教育引导上，中国共产党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常态化，厚植为民执政的公仆情怀。在组织体系上，把群团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着力破解行政化、机关化、官僚化和贵族化等问题，重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结构形态，优化群团组织的职能形态与运行机制，增强基层群团组织服务群众的专业化水平。在制度建构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群众路线“升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要素，提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27]

群众路线是我国优势制度之一，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28]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路线在话语形态上获得了新的表达，在实践形态上被再次激活，在组织形态上得到巩固和强化，在制度形态上实现了新的跃升。总之，“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形态就是确立了“人民至上”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中轴地位，把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包括合法性、科学性、协同性、正义性、创新性、开放性、权威性等具有多维价值面向的实践综合体，“人民至上”对于上述这些价值属性具有统领意义。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作为执政的最大依靠和最大底气，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相统一的奥秘所在，也是中国道路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差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