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技术激进主义的社会忧思

李江峰

(郑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发展加速已经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社会景观。由于社会发展速度与现代化进程始终紧密相连，而人们却基于现代性对速度报以疑虑。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就曾批判速度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失败之后，法国思想界提出，朝着市场运动的方向应该比资本主义走得更远。1970年代以来，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加持下，“加速主义”思潮悄然而生。2013年，美籍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共同发表了《加速主义宣言》以及《黑暗启蒙》等文章，这标志着经过几十年孕育的“加速主义”开始从隐性思潮转向了显性理论，并开始成为世界学术界所关注的新思想动向。他们所倡导的“加速主义”以其独特的观点而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争议。我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镇”，而左翼加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结构和研究主体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因此，最近几年，加速主义开始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热点。不过，因为译介与文化差异等原因，使得我国很多学者对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其中积极肯定的观点占据上风，特别是左翼加速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与马克思所推崇的“机器论片段”理论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因此，很多学者对加速主义的主张赞扬有加。但是，“机器论片段”并非马克思主义成熟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其本身还存在缺陷与不足，这就导致了加速主义不但在理论层面遭受诸多质疑，还在实践中陷入困境。特别是2017年以来，右翼加速主义发展迅猛，不断压制、转化和分化左翼加速主义，这些现象催促我们对加速主义进行深刻反省。

一、加速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核心观点

“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是源于作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1967年的科幻小说《光明王》的一个概念。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加速主义”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加速主义”萌芽于21世纪之初的“未来主义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是一场强调自由的艺术运动，但是这场运动表现出对近代工业技术的高度崇拜倾向，具有“加速主义”萌芽的基本特征。第二种说法是“加速主义”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甚至将马克思看成是最早的加速主义者，其主要证据是马克思在1848 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自由贸易对社会革命的加速作用，其主要观点与现代的加速主义观点有很大的相似性。他指出自由贸易制度对保守的关税保护制度起到破坏性作用，并且由此会分化民族，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对垒，“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1](P.375)。第三种说法是“加速主义”的始祖是尼采，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美国学者德勒兹与法国学者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等人。他们认为，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所述的“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应当加速而不是质疑这一过程”[2](P.575)。这被德勒兹等人认为是加速主义中“加速命令”的起源。

“加速主义”起源的纷争体现了“加速主义”思潮的分化状况。工业社会以降，资本主义凭借机器化大生产与现代科技实现了社会的高速发展，“加速主义”也出现了流派分化。但是从思想倾向来说，总体上包含了以技术决定论与技术崇拜论为代表的“技术加速主义”和以“乐观—进步主义”为核心的“文明加速主义”。然而，最初的“加速主义”都是与“政治无涉”的，更遑论其“革命意义”了。如德勒兹在1960年代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发展和技术加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压迫剥削，但是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身体的解放；而加塔利更是断定工人阶级在接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加速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享受”。但是在21世纪末，“加速主义”思潮开始出现了理论化与政治化倾向，并在 2010 年左右成为学界广泛关注且有较强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在加速主义思想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流派的“加速主义”逐步分为左翼与右翼两大阵营。“左翼加速主义”具有解放性和革命性的政治倾向，主张通过技术加速来破解、拖垮并终结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右翼加速主义”肯定了“技术与资本的联姻”，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乎情理的、“优胜劣汰”式的技术存在方式，并主张在技术与资本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络关系，从而使社会实现无限加速。

21世纪的后20年，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云集了众多的思想激进主义者，其中就有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与尼克·兰德(Nick Land)，他们分别被称为“左翼加速主义先驱”和“加速主义之父”，因此，华威大学也被称为“加速主义”的策源地。

兰德是右翼加速主义的奠基者。他认为技术本身不是依附的，而是自然且独立的力量。但是社会形态与政治形态会遮盖或者影响先进技术经济的发展，所以他极力主张要破解或废除长期阻碍技术与资本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在兰德看来，由于资本与技术的“联姻”可以带来公平竞争与适者生存的社会制度与经济环境，所以社会资源就应该集中到技术与资本的发展方面，而不是始终在自由主义道德的束缚下将社会资源浪费在追求平等、民主、多元等无意义的事务上。这种明显带有激进立场的观点被学界称为“极右翼加速主义”观点，特别是后来的“新反动主义”(Neoreaction)与兰德的《黑暗启蒙》被认为是右翼加速主义在北美本土化与政治化的表现。右翼加速主义者认为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并且技术的发展根本无法终结既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人类借助于技术的无限加速而成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思想。基于此，右翼加速主义认为只有那些在强烈的竞争中产生的、强硬的政治体制才是最好的政治体制，因而社会政治应该坚持强权专制与实用主义导向。为此，右翼加速主义认为政治已经过时，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张放弃反抗性的斗争策略，不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而是要在资本主义逻辑中加速前进，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另外，以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为代表的第四代法兰克福学派也和右翼加速主义存在很大的交集。近年来，罗萨先后在《加速与异化》和《共鸣——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等专著中对社会加速提出了批判性意见和解决方案，进而与德国学者结成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学派”。罗萨认为，由于社会加速异化了人的社会生活，而人类唯一的做法是实现自身的调整并达到与加速社会的“共振”，以消除异化、恢复主体精神和赋予生活意义，这样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加速社会。尽管出现了以罗萨为代表的“加速社会批判理论”，但这种理论早就失去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特征，并且在对待技术方面的认识与态度越来越靠近右翼加速主义的立场。特别是他们主张每个人只有通过不断加快自己的生活节奏以达到与社会加速“共振”的状态，才能真正使自己成为一个与社会加速相适应的人。但是这种主张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使技术加速异化，最终使社会中不公平与不民主的现象更加恶化。

左翼加速主义实际上是从右翼加速主义中分化出来的。尽管费舍尔的加速主义思想起源于华威大学时代，但与兰德所不同的是，费舍尔洞察到了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严重的内在性矛盾，于是决然地与兰德分道扬镳，实现了立场的向左转向。后来，尼克·斯尔尼塞克与阿列克斯·威廉姆斯等与费舍尔思想观点相似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思想明确和相对成熟的左翼加速主义阵营。左翼加速主义发现了技术本身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存在，认为技术发展会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只要通过加速技术进步就可以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埋葬。因此，左翼加速主义并不抵制或反对现代化与科学技术，也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物质生产成就，而是采取一种“功利式”的策略。他们希望在保留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人们不仅无法回避技术加速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而且还要参与社会变革，还需要极力夺取“技术领导权”以实现对潜在生产力的解放。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左翼加速主义有明显的区别。在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看来，传统左翼加速主义并非一个真正的“行动者”，他们实现自己的社会变革主张的方式除了“拉横幅”“喊口号”与“游行示威”等虚张声势的办法以外别无他策，只不过是一种局限于“狭小和临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3]的地方主义斗争方式，实际上是“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3]的一种平面化斗争。这种斗争所赢得的是“手段的民主”而非“内涵”的民主。所谓手段的民主只不过就是赢得了选举权和协商权而已，而内涵的民主则是人民真正实现集体自主。由此，以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为代表的新的左翼加速主义主张在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等三个维度来实现重构，同时还要促进传统媒体制度从“中心主义”向“去中心化”转变，使普通大众都获得媒体话语权，最终构建“一种组织的生态学(即力量的多元主义)……将包含在后福特制的不确定劳动的形式之下、散布各处的无产阶级身份凝聚起来”[3]。

为了证明自身主张的革命性与阵营的强大，左翼加速主义还从不同学派中寻找自己的“同路人”。如斯尔尼塞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证据，将马克思、列宁看作加速主义的成员，且将“机器论片段”看成是马克思思想的“登峰之作”，并作为本学派的“圣经”。同时，左翼加速主义还发现自身的思想理路与21世纪中叶法国左翼思想——“自治主义学派”——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可以构成一种“亲缘关系”。2013年，《加速主义宣言》发表后不久，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奈格里就在同一平台发表《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的文章，对《加速主义宣言》中的思想进行了回应与评价，公开认同左翼加速主义的基本主张，并在“一般智力”“诸众”等很多核心概念上表现出对左翼加速主义的认同。可惜的是，随着费舍尔的自杀，左翼加速主义在2017年以后开始分化，出现了诸如“无条件加速主义”“性别加速主义”以及“零和加速主义”等流派。还有部分成员被右翼加速主义“招安”，以斯尔尼塞克为核心的左翼加速主义在国外学界的影响力持续下降，甚至到了理论崩溃的边缘。不过，加速主义传入我国后引起很多学者的好奇，至今国内的研究仍方兴未艾。

技术是加速主义思想的内核之一，甚至可以说，加速主义是技术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加速主义呼吁通过加速技术进步、释放潜在生产力，以促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跃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体制与特有环境的双重加持下，社会加速就成为必然。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可以并已经全方位介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无法回避科技，对科技加速高度敏感和极端依赖。因此，科技加速必然带来人们生活的加速，最终使“科技—社会—生活”三者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形成无限循环的“加速链”。“加速链”之所以可以实现无限循环，就是因为有一个持续的动力机制隐含在这个“链条”之中。实际上，在这个链条之中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存在无限的加速循环，而“加速链”循环动力的第一个来源就是丰富的生态资源保障。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私有制度决定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又决定了社会生产无限扩张的冲动。因此，资本主义世界本源性的矛盾与资本的管控，极有可能会使技术加速引发社会深度异化并成为社会的忧思。

二、资本成为社会加速循环的核心逻辑

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实现自身的不断增殖，这就决定了资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资源的占有或掠夺。在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要是通过对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榨取来获得自身增殖的。而在科技加速的现时代，资本获利增殖的方式更加隐蔽。过去主要靠“明目张胆”地榨取工人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利，现在表面上资本家的企业有严格的劳动作息时间和细致周到的福利制度，但实际上却借助于社会加速以及资本的自我循环将人们推向不可自拔的操劳状态，以此制造全社会的加速发展与表面繁荣，在其背后悄悄转移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固有的阶级矛盾，最终使资本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

根据罗萨的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忙碌状态，人们非但不能彻底完成自己所要做的事情，还会“每天的要事堆积得越来越多”[4](P.103)。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科技发展、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等三个方面都在加速。即便如此，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得到增长，甚至还在下降。罗萨将这种现象归因于科技加速导致的社会变迁加速。他举例说，在以前人们总是将旧东西使用到不能使用的时候才更换，而现在社会中很多物品并未真正地因为功能丧失而“寿终正寝”，而是因为“不合时宜”才被更换，人们的消费观已经从原来的“物理消费”转向了“道德消费”。这种“抛弃结构”的变化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被快速更替，这种更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推动整个社会加速变迁。

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的分配逻辑已经风光不再，一种新的竞争逻辑取而代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无不受到这种竞争逻辑的统治，他们为了能够在加速社会中保持既有的地位或竞争力，就不得不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因此社会的加速就使人们变得越来越忙碌。被社会承认是展现个人地位与竞争力的一项指标，个体为了获得这种承认不断地操劳或斗争，因而这种承认就不再体现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成就，而是一种日益激烈的日常竞争，人反而被束缚其中。因此，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期，社会几乎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明显的转变，社会的高速变迁必然导致人们生活节奏的加速，人们就在这种顺理成章的加速节奏中将关注点集中在当下生活的体验、获得与感知，并以此消解生命的有限性与可体验事物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就如罗萨所指出的，“加速因此成为一种消除世界时间与我们生命时间之间差异的策略”[4](P.61)，并且这是一种最优策略。但其结果是，当“生活加速”变得习以为常并成为人们主观需要的一部分的时候，科技就一定会再次“出场”，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来加速人们的生活节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就会陷入到“科技—社会—生活”的加速循环之中，“速度成为了主流的社会规范，并且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自然化’了”[4](P.81)。

吊诡的是，我们很难发现支撑这种封闭式加速循环的力量是什么。换句话说，这种自我循环中的深层逻辑或根本动力在哪里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发展的最初目的在于提升社会生产力，最终解放人类，而不是奴役人类或剥夺人的幸福感。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生产力提升的最大受益者。资本要实现对资源的持续掠夺就必须有持续的消费场景，而这个场景的构成急需要有持续增长的消费欲望，还要有平抑这些消费欲望的物质生产能力，这样才能使资本在迎合和满足人们需要的过程中实现增殖。人人都希望他人生长出新的需要或者依赖，并且这些人不得不为自己的新需要或依赖而让渡自己的一些利益，甚至到最后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状态。

人类需要的持续加速是科技加速第一驱动力，在这种驱动力下，资本成为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成为生产加速的持续动力。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发现了科技加速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需要，因此，需求的加速驱动了科技加速，科技加速导致了生产加速，进而加速了社会变迁与人们的生活节奏。在此循环中，资本逻辑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循环的逻辑根源。资本诱发了人类的新需求，新需求“倒逼”了生产加速，而生产加速需要有科技加速加以保障。但是，资本需要通过不断获取利润而得到满足，达成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就是持续地加速生产。人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科技与生产加速始终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并且“个人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生规划，都必须用于喂养加速机器”[4](P.110)。显然，在资本逻辑下社会加速的自我循环过程中，“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4](P.111)。 资本通过一种貌似等价的交易模式来掩盖对资源掠夺的本质。在“技术加速”的外衣下，资本就是商品生产与消费场景更新的根本保障。技术加速总是戴着一副满足人们需要的面具出现，但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掩盖实现自我维持的一种手段而已。

三、“技术加速”能否达成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景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所蕴含的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并开始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加速顶礼膜拜，以提升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实现“美好生活”。至此，“技术加速”与“美好生活”之间搭建了互通的桥梁，人们坚信科技进步就会推动生产加速与社会加速，就能实现财富增长，也就必然会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诚然，科技进步、生产加速与财富增长是达成“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当“生产加速”成为资本实现自我维持的一种手段的时候，由“技术加速”而引发的问题开始不断显现出来。人们开始怀疑和反思，“技术加速”是否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充要条件。事实上我们发现，尽管技术加速、生产加速与社会加速可以生产更多的财富，给人们更多的选择，但并不一定能给人们带来 “美好生活”，相反还会使人们渐渐远离了“美好生活”。

与“加速主义”不同，马克思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科技加速的意义。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科技加速在资本主义初期所蕴含的巨大的物质生产潜能与社会变革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加速可以极大地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为人们的闲暇与自由发展提供了时间的可能性，因而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创造了条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这种“假象状态的实现”。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生产力和劳动效率都提升了，而剩余价值量不一定得到提升。资本实现自我循环增殖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增加的唯一出路就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这就必然使“人们生活必要”的劳动异化为工人的一种非自愿的生计手段，也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工人更是沦为资本增殖的“活工具”。可以看出，当资本贯穿于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时候，科技加速非但没有解放人，没有给人带来幸福生活，还导致了人的异化。同时，科技加速使机器运转加快，逼迫工人提升劳动强度以不断适应机器，甚至成为“机器的奴隶”。人被机器所束缚、支配甚至控制，人们离自己终极追求的“自由”越来越远。科技加速使“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5](P.469)，更妄谈给人们带来“美好生活”了。

时间总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成为人们的“隐形”控制。罗萨认为，“若想要检验我们生活的结构和质量，就必须聚焦于我们的时间模式”[4](P.5)。世界普遍联系的特点决定了加速本身也是联系的，科技加速导致了社会加速与生活加速，也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模式。而人是关系中的人，因此，加速时代中人们时间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实效性缩短、稳定性变弱，那些缓缓的温情、恒久的关系以及宗教般虔诚的迷恋都会在加速时代被冰冷无情的“闪付交易”所替代。经济关系击败情感关系而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位置，人们用以维护感情的时间越来越被挤压，人际关系变成了临时易变且被经济关系所控制的一种关系。同样，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松散易变，人们购买物品后还没有来得及享用它，这个物品就被卷入到了更新换代的洪流中，而人们始终无法摆脱“买买买”的怪圈。人与物之间原有的链接被简单的占有关系所代替。人们的确定性、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在加速社会中加速消逝，最终导致精神空虚和内心的孤独。

从一般逻辑来看，生活节奏的加快提升了人们的行动效率，增强了人类的生命体验，可以增加人的“生命厚度”和丰富人的“生命意义”。但是，“在充斥着竞速的全球化时代，速度不仅呈现于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诸种物质层面，更重塑了我们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快节奏不断侵扰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现代人的情感焦虑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症候”[6]。人们对生活的空虚感与疑惑感不断增加，甚至感到生命不是被拓展而是被压缩。如飞机和高铁的出现使人们的旅途时间减少了，但是也导致了人们欣赏沿途风景的时间与机会也减少了，自然人生体验也减少了。还有，工作节奏的加快模糊了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界限，曾经局限于工作中的技能与姿态大面积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人们没有了享受家庭温情、静思默想与人生的悠闲时光，出现了“周末夫妻”“影子陪伴”和“隐形父母”等社会问题。这些都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背道而驰。

四、技术加速能否成为社会变革的终极力量

“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创新也会导致激进的社会变革”[7]。以斯尔尼塞克等人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认为，技术加速将会释放更多的潜在的社会生产力，当生产力持续释放后就会产生能量累积，最终生产力就会突破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出现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变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加速主义的这种观点与拒斥现代化的态度实际上与工人阶级试图砸坏大机器一样是毫无意义的行为。技术和大机器本身并不带有 “原罪”，只是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后才开始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斯尔尼塞克认为，一旦技术被资本体系所掌控，那么技术加速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加速进入衰败与灭亡进程。从表象来看，生产力的加速确实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看起来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谋而合。但是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加速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存在三个致命的逻辑错误。

首先，技术与生产力不能混淆，技术与生产力也不是相等的关系，更加不能使技术进步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唯一内容。尽管机器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作用逐步减弱，劳动者技能与创造性等内部生产要素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自然条件要素，技术对外部自然生产力发展的贡献急剧下降，反而开始产生了对人类奴役和异化等作用，如马克思就曾经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将工人异化为“机器零件”，机器开始了对人类的“反噬”。事实上，加速主义也承认技术开始有了自身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是被人类所掌握的工具，而是成为控制人的工具。所以，尽管技术加速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提供了可能，但是最大的危害在于极有可能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造成异化，从这个角度看，技术加速并不是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其次，技术不能替代人而成为生产力的核心。社会革命实践的核心并非自然的物或人造的物，而是劳动者本身。纯粹的技术加速或技术变革是不可能带来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除非取得技术领导权。也就是说，只有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度，才可能引发社会制度的革命。加速主义也意识到，技术加速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答案”，而劳动阶级需要“构建自己的平台”。[8](P.129)只有将“社会技术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才有可能通过技术加速来解决问题和实现社会的变革。可惜的是，除了自治主义者对此提出了新的革命主体概念、实践纲领和部分方案以外，加速主义在具体的解决路径方面乏善可陈，反而描述性与口号化的语言较多。如斯尔尼塞克就提出来要构建各种类型的数字资本主义平台与要素，并对平台特征进行了描述，但他却明显地忽略了在加速时代中的革命策略与行动方向。这也体现了加速主义的技术激进主义特征，夸大了技术进步在社会形态变革中的作用，却忽视甚至贬抑了无产阶级革命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最后，即使如加速主义所认为的一样，技术加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并由此推动了社会变革，这也并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种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历史经验后发现，生产力发展能够引发生产关系与社会变革，而且这种变革的结果要么就是阶级社会的更替，要么就是实现社会的大同与人类解放。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不但要求生产力极度发达，还要求最终消灭阶级，实现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加速主义认为，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手段而已，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在自身的矛盾和危机中崩溃。因此，加速主义在理论上借鉴了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提出要通过解放与革命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与危机。可惜的是，加速主义不但“悬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人的全面发展等主张，甚至如德勒兹和迦塔利等代表性人物还“试图把马克思推向毁灭一切价值的极端路线，包括作为资本主义核心功能的‘价值’”[9]。总之，加速主义特别是左翼加速主义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激进的技术主义观点，它强调现代技术加速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破坏或者解构，但是并没有提出对未来社会建设的目标，更没有提出重构未来社会的路径，反而为当今社会的运行带来了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