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施图金版《诗经》中树木意象翻译研究

杨 蕊，房佳潼

(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诗经》是我国杰出的文化经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诗经》中收录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305首诗歌，记载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生活百态。《诗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中国诗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巨大成就。因此，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值得高度重视。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诗经》的翻译也极具研究价值。

俄罗斯汉学家阿理克(В.М.Алексеев)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时提出了科学的、艺术的翻译原则，并指导学生施图金(А.А.Штукин)进行《诗经》的翻译。施图金从1928年开始翻译这部诗歌巨著，经历了重重磨难和艰辛，终于在1957年出版了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部《诗经》全译本。施图金在翻译《诗经》时秉承了老师阿理克的翻译原则，既重视传达原诗内容，又尽力贴近原作的艺术形式，堪称完美，俄罗斯汉学界也将施图金称为《诗经》的知音。

一、功能对等理论与诗歌翻译

美国翻译学家、语言学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提出并发展了圣经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理论，该理论对西方翻译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尤金·奈达也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奠基人”。

(一)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在于用与源语信息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言为译文读者提供信息，而这种对等语言首先要注意内容上的对等，其次是形式上的对等。但是，这个相对简单的概念还需对其中几个要素进行分析，即“对等”“自然”“最接近”。

首先，“对等”是指“等值而不是一致”。奈达认为，翻译人员必须努力追求对等而不是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强调信息的再现，而不是语言的保留。他认为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信息的再现[1]。

其次，“自然”是指最好的翻译听起来并不像翻译。即译文的语言形式应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和语言偏好。

再次，“最接近”表示尽职的译者一定会想到用最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语言进行翻译，即相较于内容，形式也很重要。

因此，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功能对等的考虑，奈达进一步确定了翻译时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以判断在特定翻译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1)内容上的对等优先于形式对等；(2)上下文的一致性优先于语言的一致性(或字词的一致性)；(3)尽管形式次于内容，但它仍然很重要[1]。

(二)功能对等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适用性

为了说明诗歌的不可译性，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过：“诗歌在翻译中迷失了方向。”尽管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歌翻译的困难和译者必须经历的艰辛。而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则乐观地认为，诗歌不仅可以翻译，而且可以成为另一种作品。的确，不同的语言特征、文化习惯和审美观念导致诗歌翻译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有些诗歌具有不可译性。但是另一方面，各国文化的融合，各种语言对新事物和新环境的适应也使诗歌翻译成为可能。正如许渊冲教授所说：“翻译困难，但并不意味着不可能。”[2]

功能对等首先注重内容上的理解，其次是在形式上的。而诗歌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文化交流。只要翻译的版本表达了原诗作者想要展示的内容，它就是成功的。每种语言都具有独特性，而诗歌翻译在文化的交流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因此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通常需要通过非形象化的词语来表达每种文化特定的形象。

综上所述，功能对等是最适合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理论之一。奈达首先承认不同语言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同时他也相信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相似性[3]。也就是说，尽管每种语言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但它们也可以相互转换。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会导致理解和欣赏上的困难加大，但是诗歌翻译的目标是再现原诗中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这恰好是功能对等理论所强调的。在诗歌翻译中，译者除了要注意语言意义外更加需要注重文化意义，功能对等理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二、诗歌意象的翻译

中国古代诗歌最大的特点是语言简洁，这也是诗歌中出现大量意象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诗人善于寄情于景，用具体的事物代替抽象的情感，于是形成了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表达方式。但是，这种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却也给诗歌的翻译带来了障碍，注定了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

(一)诗歌意象的概念

“意象”这一概念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在心理学中，意象是现实世界的主观图像。而在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则是作者在创作时将其对社会和生活的主观感受转化成客观图像，从而使这些图像成为生动且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吸引力。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概念与心理学中的意象概念不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意象的创造是一种心理活动，它是在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学中的意象可以是审美的，也可以不是审美的，而文学作品中的意象必须是审美的。在文学作品中意象的使用首先出现在中国诗歌中，因此文学领域的意象多指诗歌意象。诗歌意象是诗歌的重要部分，它被认为是诗歌的精神和实质，对诗歌内容的表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

诗歌意象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中国学者王长俊认为：“因意象中充满情感才出现了诗歌意象。”[5]李孝诠说：“诗歌意象是诗人创造出的一个象征性的形象，用来表达他的某种美好幻想和个人感受。”[6]在《Поэ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俄语诗学词典》中对于诗歌意象的定义是这样的：образ поэтический—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роды и отде-льных явлений 《по законам красоты》[7]。(诗歌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根据“美的定律”对人、自然和某些现象的艺术表达方式)。英国诗人刘易斯(C.D.Lewis)认为意象是一幅用语言描绘的画，诗歌本身是一个由不同意象组成的意象。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诗歌意象由主观思想和客观物象两个方面组成，主观思想指主观看法、感觉和意识等，客观物象指自然和社会中的具体事物和行为。诗歌意象反映了诗人所描述事物中的思想和情感。创作诗歌的过程是观察、感受、思考和自我表达的过程。首先，诗人对外部对象有了感觉，然后，诗人将其放入选定的具体事物或行为中，创造出某些形象，并融入诗歌的艺术情境中，再将目标对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诗歌意象。

(二)诗歌中意象翻译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艾略特(T.S.Eliot)指出，聪明的诗人在表达情感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直接表达，而必须通过“客观物象”形成的意象来委婉地表达。中国古典诗词就是意象的艺术，中国古代诗人尤其擅长通过客观事物来表达情感，诗人的情感都依附在意象之中[8]。对于诗歌翻译者来说，“诗情”是最难翻译的。译者要在传达原诗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艺术创作，必须正确合理地解释和处理诗歌意象。下面从三个方面阐述意象翻译的重要性。

第一，意象是诗人情感的载体。诗歌是情感最丰富的文学体裁。情感也是诗歌最基本、最重要的元素，抒情是诗歌的特征。自《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就以抒情诗为主，而抒情是通过意象实现的。诗歌中所包含的情感就是所谓的“诗意”。如果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很好地对意象进行解读和处理，那么原诗的“诗意”也就无法体现。

第二，意象是诗人风格的载体。袁行霈先生认为：“诗词意象带有诗人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体现出诗人的风格。诗人是否有独特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创造了个人的意象群。”[9]读者可以通过诗歌意象来赏读诗人的风格。风格独特的诗人通常拥有自己的意象群。因此，意象是诗人风格的重要载体。

第三，意象是社会生活的载体。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诗歌是用极其凝练的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中国古典诗歌尤其短小精练。社会生活通常是古代诗歌中描述的主要内容。诗人往往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创作的诗歌必定会反映出某些社会现实，而诗歌的这种作用主要就是靠意象来实现的。

由上述内容可见，在翻译诗歌时，译者必须首先弄清楚诗歌的含义，诗歌的背景和诗词的风格，而这些与诗中的意象都是紧密相连的。因此，意象的处理应该是诗歌翻译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三、《诗经》中树木意象的翻译

(一)《诗经》中的树木意象

树木是地球生命起源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树木不仅在具体的形象和实用功能方面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从自身的形象中也产生了附加含义，使人类的精神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原本没有任何内涵的树木，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被人们赋予了思想和情感。《诗经》中大量树木形象的出现就是中国古代人民与植物之间亲密关系的印证。

《诗经》是一部钟爱动植物意象的诗歌总集。经统计，《诗经》中涉及到树木的篇章有70篇左右，种类也十分丰富，如桑树、杨树、柳树、柏树、柞树等。其中以树木类意象为篇名的诗歌占一半以上，如《山有扶苏》《樛木》《甘棠》等。[10]不同的树木蕴含着不同的思想和文化，展示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天、地、人的思考和感悟。无论《诗经》中的树木意象以树木的何种形态出现，它们总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思想。

(二)《诗经》树木意象的翻译方法及翻译效果

功能对等理论认为翻译不仅要做到语言层面上的对应，更要体现在译文所发挥的功能上。因中外文化的差异，诗歌中的意象多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功能对等在诗歌中的体现，实质上就是将原诗中的意象在译文中找出最为对等的翻译，让译诗读者最大程度地获得与原诗读者同样的感受。以下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对施图金版《诗经》中树木意象的翻译方法及翻译效果进行分析。

潘富俊在《诗经植物图鉴》中提到《诗经》中共有植物135类[11]，其中木本植物共61类。经过对《诗经》全文的充分解读与查证，这61类树木类植物在原诗中被赋予特殊含义的多达26种。通过与施图金版《诗经》的对比分析发现，这些树木类意象俄译时的翻译效果可总结为以下两点：存“象”失“意”；失“象”存“意”。

1.存“象”失“意”

存“象”失“意”，即译者在翻译时将该树木意象的客观形象保留，但却未将诗人赋予该意象的情感在译诗中体现出来。

例1：桑树

桑蚕在我国古代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桑树种植标志着我国从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一直漂泊的人民也开始拥有了能够安居的家园。所以，桑树有着更为博大、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家园。《小雅·小弁》中的“桑”就表达出了“家园”这一深刻的象征意义。

《小雅·小弁/ВОРОНЫ ПО ВОЗДУХУ КРЫЛ-ЬЯМИ БЬЮТ》是一首充满着悲愤情绪的哀怨诗。诗人的父亲听信谗言，将他流放，致使他哀怨悲伤、夜不能寐。诗中这位被父亲流放的可怜人，在看到桑林后更加触景伤情，想念家园，自己形单影只，与茂密葱郁的桑树林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衬托出他的悲惨遭遇和对家园的渴望。

诗歌第三章中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12]。/посажены были катальпа и тут, а люди и нежат деревья и чтут[13].”将“桑”译为“тут”，其中，“桑”，即桑树，“тут”，即桑树。可以看出译者运用了直译法对“桑”进行翻译。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знаков и символов/象征百科全书》中对“тут”的解释如下：дерево жизни, обла-дающее волшебными силами против сил зла[14](是一种拥有与邪恶力量对抗的神奇力量的生命之树)。这与“桑树”在我国用于祭祀的含义有些类似，但却与诗中所表达的“家园”含义不符。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译者对“桑”的翻译完全做到了形式上的对等，但却忽略了内容上的对等，并没有体现出“桑”所表达的“家园”含义。为符合功能对等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对等优先原则，建议将“桑”译为“берёза”，即白桦树。因为在俄罗斯人民心中常将其与祖国、故乡联系在一起，在含义上与“桑”的“家园”含义比较相符。

例2：李树

李树在我国分布广泛，在《诗经》中十分常见。李树常作为一种嘉树用来歌颂赞美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例如，《小雅·南山有台》中的“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12]就用李树和杞树来歌颂君子。在《诗经》中李树的果实李子常与桃同时出现，便有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名句，这也是“投桃报李”这个成语的由来，象征着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在《召南·何彼秾矣》中诗人用李花来比喻女子的美丽容颜。由此可见，李树的树、花、果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

除了上述含义外，《王风·丘中有麻》一诗中李树还起到了烘托氛围、见证爱情的作用。《王风·丘中有麻/ВИЖУ, ВДАЛИ КОНОПЛЯ》是一首女子希望与心上人相会的爱情诗，诗歌以一位姑娘的口吻道出了她与心上人定情的过程。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12]两句中的“李”起到了烘托渲染美好氛围的作用。茂密的李树林中，有恋人的浓情蜜意。男子赠送了一块美玉给女子作为定情信物。这片李子树成为这对恋人之间甜蜜爱情的美好见证。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12]/Слива вдали над холмом-одиноко той сливе расти, юношей кто-то другой удержал у холмов на пути, юношей кто-то другой удержал у холмов на пути-яшмы для пояса мне обещали они прине-сти.”[13]译诗中将“李”译为“слива”，即李树，李子。“李”在俄罗斯常做装饰使用，在俄罗斯文化中并无特殊含义，因此读者很难从译文中体会到原诗中李树所发挥的作用。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译者对“李”的翻译做到了形式上的对等，但却因两国文化含义的不对等，无法表现出原诗中“李”特有的形象。建议此处将“слива”替换为“черёмуха”，即稠李树。因为在俄罗斯文化中，稠李使人联想到爱情和美丽，叶赛宁也曾在诗歌《请吻我吧……》中用稠李来烘托氛围：“В нежном шелесте черёмух, раздавалось: я твоя.”[14](稠李轻柔地沙沙响，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我是你的。”)俄罗斯小伙子向姑娘表达爱意时，常常投去一把稠李枝。因此将“слива”替换为“черёмуха”更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审美，更加符合功能对等理论注重的内容对等。

2.失“象”存“意”

失“象”存“意”即译者在翻译时未将该树木意象的客观形象保留，但却将诗人赋予该意象的情感在译诗中充分体现出来。

例1：梧桐

自先秦时代，我国人民就发现了梧桐的形态之美，认为梧桐是嘉树良木。梧桐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获得了文人的喜爱，激发了文人墨客的艺术灵感。梧桐文学形象的树立，追根溯源，始于《诗经》。在《大雅·卷阿》之中就有关于梧桐的诗句。

《大雅·卷阿/ОДА ЦАРЮ》是周王出游卷阿时，诗人创作的赞美之诗。这首诗层层深入，赞美了周王的高贵品格和对人民的恩泽，祝福周王健康顺遂，并劝谏周王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良禽择木而栖”，梧桐可以招致祥鸟凤凰，是美好高洁的象征，这句话也是梧桐引凤传说最早的来历。诗人将周王比作凤凰，而山岗上的梧桐树枝叶繁茂，祥鸟与嘉树相称，相得益彰，更加突出了周王的高尚品德。

诗中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12]。/И ныне фениксы поют четой, на том хребте поют, что так высок.Растут утунги на горе на той, чей склон глядит под солнцем на восток.”[13]这两句中，译者将“梧桐”直接音译为“утунг”，并在注释中对其进行解释：масличное дерево, согласно легенде, на него садятся чудесные птицы-фениксы[15](一种油树，传说中凤凰会栖息在这种树上)。

译诗中译者之所以将“梧桐”音译为“утунг”，是因为在俄罗斯并没有梧桐这种树木，但是俄罗斯人民对“凤凰”的形象是熟知的，凤凰这种神鸟会停在“梧桐”这种树上，想来这种树木也是好的，因此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能够更直观地为读者解释这种植物意象。

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来看，因俄罗斯并无“梧桐”这个树种，译者虽然在译文下的注释中将“梧桐”解释为“一种油树”，却并不符合形式对等原则。但恰恰也是通过注释中对“梧桐”的解释迎合了功能对等最关注的一点——内容上的对等，使读者能够体会到“梧桐”在原诗中的内在含义。

例2：唐棣

唐棣又称扶苏，花香浓郁且外观美丽，不论花容还是花色都是优美的观赏树种。因此《诗经》中常有描写唐棣之花的诗歌，《召南·何彼秾矣》便是其中一首。

《召南·何彼秾矣/СВАДЬБА ЦАРЕВНЫ》描述了周平王的孙女下嫁诸侯之子时婚礼的盛大场面。原诗中诗人借唐棣之花来赞美周平王孙女的美艳容貌。诗歌首章中的“何彼襛矣？唐棣之华[12]。/Как дикая вишня густа и пышна, Одетая ныне в цветочный наряд...”[13]一句中，“唐棣”指的是唐棣之花，译者将其译为“дикая вишня”，即野樱桃，其中“вишня”为樱桃树，樱桃。此处译者的处理是极为合适的。因为樱桃树花美果美，在俄罗斯是纯洁美丽的象征，深受俄罗斯人的喜爱[14]。《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знаков и символов/象征百科全书》中对“вишня”的解释如下：Цветущая вишня-символ девушки, невесты[15](樱桃树盛开的花朵是姑娘和新娘的象征)。由此可见，“дикая вишня”与原诗中“唐棣”表达的含义十分相符。

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来看，译者因俄罗斯并无“唐棣”这种植物而舍弃了形式上的对等，但却用含义相似的樱桃来代替，十分符合内容对等原则，而且这样翻译也十分符合译诗读者的审美，让读者能够充分了解诗人表达的内容。

五、结论

本文从功能对等理论的角度简要分析了施图金版《诗经》中树木类意象俄译时的翻译效果。通过文中举例可以看出，由于时间地域、文化风俗、语言习惯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这些树木意象时很难同时兼顾形式和内容上的对等，这就导致译语读者无法完全体会到原诗的意境，这也是诗歌翻译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从功能对等这一视角去看待诗歌中意象的翻译，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为诗歌翻译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