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马哈茂德二世近代化改革及评价

孔凡龙

（陆军步兵学院 江西南昌 330103）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雄踞亚洲西部，几乎将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纳入其统治范围，尤其是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苏丹攻占君士坦丁堡，震动了整个欧洲，长期与基督教世界争霸对峙。在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其逐渐陷入了内部矛盾丛生、外部列强瓜分掠夺的境地，昔日的辉煌帝国成为任人宰割的“病夫”。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帝国的苏丹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企图富国强兵，对内维持统治，对外抵抗侵略。在塞利姆三世“新秩序”改革的废墟上，“马哈茂德二世改革”应运而生。

一、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历史背景

奥斯曼帝国在“立法者”苏莱曼时期，帝国达到全盛阶段。1566年苏莱曼大帝死后，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继任的苏丹大都是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们沉迷酒色，流连后宫，导致大权旁落，后宫和维齐尔（宰相）相继掌权，互相攻伐。

（一）中央集团风雨飘摇。马哈茂德二世前任苏丹塞利姆三世为挽救帝国曾尝试进行了“新秩序”改革，但是一系列的改革遭到了顽固派的和近卫军的抵制。近卫军发动了叛乱，塞利姆三世退位，改革被迫中断。叛军推举傀儡穆斯塔法四世担任苏丹，远在鲁什楚克的帕夏（总督）巴伊拉克达尔率军勤王，废除了穆斯塔法四世，支持马哈茂德二世登基。即位不久，扶植他上位的巴伊拉克达尔被保守派和叛乱的近卫军活活烧死在家中，因此他小心翼翼，直到隐忍18年后才开始大刀阔斧改革。

（二）地方混乱、分离倾向严重。地方帕夏藐视中央政府，滥用私权，卖官鬻爵，欺压属民，农民生活贫苦，许多地方都陷入叛乱或者出现叛乱的苗头。“从阿拉伯沙漠强大的瓦哈比派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山区里的德鲁兹派教徒、伊庇鲁斯和希腊北部的苏利奥人，再到一支藐视奥斯曼帝国征服的埃及马木留克贝伊们，以及被激起了独立精神的形形色色的基督徒族群”[1]都蠢蠢欲动。1804年，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击败了苏丹的军队，获得了高度自治。1805年，担任埃及帕夏的穆罕默德·阿里驱逐了英国的入侵在埃及建立自己的独立朝廷，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

帝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巨大困难。由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的推动以及奥斯曼海军的没落，东西方的贸易要么是经过俄国中转，要么是绕过遥远的非洲，“奥斯曼帝国此时几乎处于经济完全孤立的状态”。[2]

（三）外部帝国环伺。除了内部的腐败、叛乱和独立运动，奥斯曼帝国外部的国际环境同样糟糕。就像杰森·古德温说的那样，“18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天分已经慢慢枯竭，帝国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仅仅是因为列强不愿意看到它被对手瓜分。”[3]这一段时期，奥斯曼帝国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各国结盟，英、法、德、奥地利、沙俄轮番虎视眈眈。

二、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形势下，马哈茂德二世即位，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摆脱目前的现状必须要延续塞利姆三世的改革，但是改革最大的阻力是保守派尤其是“帝国的瘟疫”近卫兵团。他没有急于改革，而是默默等待时机成熟。

在即位18年后，也就是1826年6月，在平息地方叛乱后，他以恢复苏莱曼大帝的军事体系，向异教徒“圣战”，以重现帝国荣光为由，宣布建立新式兵团。此举遭到近卫军团的强烈抵抗，并发动叛乱。在得到伊斯兰总法典官、宗教上层人士、开明军官和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下，他下令镇压叛乱，最终近卫军团被彻底铲除。此事件被称为“吉祥事件”。取代近卫军的是苏丹新组建、并将推广到全国的欧式军队，被称为“穆罕默德常胜军”。铲除了近卫军，扫清了最大障碍，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一）军事体系方面：在铲除近卫军之后，迅速组建新军，授予新军统帅“塞拉斯克”（总司令）称号，负责指挥军队；军队除担任作战任务外，还承担维护公共治安的职责。在新军的训练上，马哈茂德二世先是邀请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协助编练新军，但是遭到了拒绝。之后，他又放弃了法国和英国的帮助，最终选择德国，由此开启了与德国的蜜月期。这也是“土耳其武装部队德意志化的开端。”[4]通过改革，他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忠心可靠的部队。同时，马哈茂德二世向西欧各国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为培养新式军官创造了条件。

（二）宗教体系方面：着手削弱宗教上层人士的权力。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宗教国家，乌理玛阶层手握宗教大权，曾经一度与近卫军沆瀣一气，毁掉了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马哈茂德二世要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将原世俗政府中的宗教领袖大穆夫提移除，但是给予其司法权，由政府发放工资，加强了大穆夫提对政府的依赖；同时将以前由乌理玛把持的学校教育划分到教育部，大穆夫提最终变成了帝国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再没有能力阻止改革。

（三）行政系统方面：在中央，他效仿欧洲国家内阁制度，将大维齐尔的权利划分到两个新建的机构，分别为外交部和财政部；大维齐尔更名为首相，成为世俗政府首脑，负责召开内阁会议。马哈茂德二世在中央又设立了教育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工业部等部门，由一个要务委员会管辖。他打破了旧的官僚体系，学习西方建立新的机构，旧官僚逐渐被接受西式教育的新式公务员取代，政府的效率逐渐提高。

在地方，马哈茂德二世进行人口普查、土地普查，建立了高效的税收体制。他彻底废除不合时宜的蒂玛尔制度和封建西帕希骑兵，逐渐铲除了长期尾大不掉的地方割据势力，确保了苏丹和中央的无上权力。

（四）教育体系方面：院校教育一直由宗教乌理玛控制，教授的都是宗教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贸然改革的话阻力会很大。为了避免与宗教阶层产生冲突，他选择将新式学校建在清真寺内，聘请宗教人士到学校讲授传统课程。同时，他重建海军工程学校、陆军工程学校，创办了军事科学学校、音乐学校和军医学校等新式学校。

此外，，马哈茂德二世在法律体系和社会文化风气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如学习西方礼仪、开办报刊杂志、穿戴西方服饰等。

三、对马哈茂德二世苏丹及改革的评价

马哈茂德二世改革上承塞利姆三世改革，下启“坦齐马特”改革，是帝国在危难之际进行的由上而下的改革，对于帝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对于马哈茂德二世本人，历史学家不乏溢美之词。笔者认为应对马哈茂德二世及其改革做全面准确的评价。

凡改革者，必须具备强烈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马哈茂德二世聪明豁达，勤奋好学，具有政治家的深谋远略，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是奥斯曼帝国后期少有的有作为的苏丹。他洞若观火，伺机而动。即位之初，他深知保守派和近卫军的势力过于庞大，尤其是近卫兵团是推进改革最大的障碍。于是，他审时度势，利用帝国主义对奥斯曼侵略脚步放慢的机会，不断在保守派和近卫军之间挑起矛盾。他利用民族危机拉拢乌里玛宗教上层人士，许诺他们将恢复伊斯兰的荣光，与基督教世界分庭抗礼。在隐忍18年后，他利用机会一举摧毁存在近500年的奥斯曼近卫军团。他刚毅果断，毫不手软，处死近卫军军官1000多名，士兵一万多人。之后，他又将近卫军的精神支柱贝克塔希斯派宗教团体解散，没收财产，毁掉寺院，将主要首领处决，将其余成员流放，体现了一个铁血改革家强烈的政治手腕，被时人称为奥斯曼帝国的“彼得大帝”。

改革的动力和阻力都与利益相关，因此必须要处理协调好各集团的利益关系，才能稳步推进改革。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四分五裂，内部危机四伏，地方帕夏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外部帝国虎视眈眈，伺机瓜分。奥斯曼人民渴望一个强大的苏丹政府恢复昔日的荣光，马哈茂德二世承载了这样的希望。他通过改革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结束了各省的自治权，对于地方较大的封建主给了许多税收特权；废除蒂玛尔（采邑）制度，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地方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终身使用权，帝国开始由封建军事联合体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将宗教人士编入政府管理，政府发放工资，使他们加强了对政府的依赖，削弱了宗教对民众的影响力。他的改革几乎得到了各方的支持，从封建地主到宗教人士再到普通农民，从而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改革必须激流勇进，顺势而为。尤其在激烈竞争的时代，机会稍纵即逝，只有正确把握改革时机，才能胜利推向前进。

19世纪上半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代议制的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进入了新的高度。奥斯曼作为离欧洲大陆最近的一个旧体制伊斯兰君主帝国，从欧洲大西洋而来的风中掺杂着硝烟与火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机器的轰鸣，武器装备的更新，文化的繁盛，经济的扩张都深深震撼着这位年轻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面对内忧外困的严峻形势，能够承先前苏丹遗志，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体现了这个民族强大的兼容并蓄、不断取长补短的学习能力。这也是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地域、人种、文化、宗教极端复杂的环境下，延绵六百多年的基因密码。

英国的贝尔福评价马哈茂德二世说：“苏丹告别了传统的秩序，抛弃了大量的神授权力。他不再是虔信者的保护者，而变成了公民的启蒙者。实行开明专制的马哈茂德更重视赋予他的臣民权力，改进他们的生活境遇，而不是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力”[5]。

然而，由于受到时代和历史的限制，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还仅仅停留在“专制的民主”层面上，没有意识到变革体制的重要性。他仅仅依靠个人的强力推进各项改革，“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也是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帝国政权。在面对英法列强在埃及的问题上进行干涉时，他不得不采取妥协避让政策。沙俄趁机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将博斯普鲁斯海峡向沙俄开放，等于打开大门引狼入室。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割据问题也没有解决，马哈茂德二世承认了阿里在埃及的世袭统治。由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国家，因此涉及婚姻继承、妇女权利等敏感问题时，以及面对宗教阶层把控的基础教育时，马哈茂德二世不敢硬碰硬，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在欧洲设立的大使馆，外交人员大部分使用穆斯林土耳其人，其他民族和非穆斯林被排除在外，可以看出他的民族政策具有一定的狭隘性。

就如冯·莫尔克评价的那样：“对苏丹来说，必须先清理地基，然后建造起自己的大厦，这伟大使命的第一步，苏丹凭借着睿哲和决心完成了。至于第二步，他却失败了”[6]。

马哈茂德二世最终壮志未酬，于1839年去世。与帝国之前的伟大苏丹相比，他在武功上虽然建树不多，而且奥斯曼帝国版图还在萎缩，但是凭借他的铁腕改革和深谋远略，延缓了帝国衰落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颓势，在帝国内部沉重打击了保守势力尤其是近卫军集团，为后续的“坦齐马特”运动铺平了道路。[7]奥斯曼帝国开始朝着世俗化、民族化、现代化国家的方向缓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