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第二种维度：从生命政治的角度解读《分成两半的子爵》

陈睿琦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一般认为,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以梅达尔多子爵的分裂为线索,用寓言故事的形式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问题。这实际上是经济哲学的批判思路,将人的异化归结于新型生产消费关系所造成的结果。我们认为,现代人的异化并非只有一个维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人的自然生命被政治化,进而被政治话语所操控属于异化的另一种维度。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卡尔维诺的左翼思想难免会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所体现。本文将从意大利左翼理论家阿甘本所提出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分成两半的子爵》中的异化问题进行再审视解读,并深化小说主题。

一、政治生命的异化

在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开头,梅达尔多子爵在战场上被炮弹炸成两半,分裂成为善良的与邪恶的两个半身人。他们彼此互相争斗,彼此反对,都承受着痛苦的煎熬。卡尔维诺通过半身人的意象来表现出现代人的不完整性,在《我们的祖先》后记中用异化来形容这种状态：“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1]486众多的批评家都将这种残缺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文化危机相联系,从生活的荒诞,现代社会的割裂来解读小说的隐喻。例如小说的译者吴正仪就认为“子爵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人的象征,子爵被分成两半,并且相互为敌,正是现代人异化状况的写照。”[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类异化有着详细论述,认为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源在于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在异化劳动中,人与生产的关系产生了异化,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产生了分裂,人与人的关系也产生了异化,工人和资本家成为对立的两个群体。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也将资本主义贪婪与扩张的天性视为现代人割裂性的根源：“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秩序,在其经济体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3]9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物质文化属性外,政治身份也在现代人的身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性的动物,这一点从古希腊城邦再到当代社会是始终如一的。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各色人物不光在性格与精神状态上有所分裂,他们所拥有的政治身份也不断地处于被操控甚至剥夺的状态,这构成了异化的第二个维度。

在古希腊有两个词来表达我们如今的生命概念,分别是zoē与bios。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形式。zoē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它代表着人和动物共同的生命状态。而bios指的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生存方式,人除了单纯活着以外,还有着处在城邦内所带来的政治身份与生活保障。于此基础上,阿甘本在《神圣人——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着重探讨了zoē这一概念。他从古罗马法中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他们被剥夺了法律所赋予的所有保护,既可以被随意杀死,同时又无法被祭祀,排除在世俗法律和神法之外。这类人被称为“神圣人”,他们的生命被定义为“赤裸生命”。现代国家政体中也存在这样一种被双重排除,处于主权者至高决断领域的一类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生命bios,转化为像是动物一样的赤裸生命zoē。神圣人和主权者属于政治权力的两个极端,在这种视野下,梅达尔多子爵的分裂既能作为现代人自我异化的象征,也能被视为政治生命在至高权力话语下异化成为赤裸生命的表现。

在被炮弹炸成两半之后,邪恶子爵被基督教军队救走,回到了家乡泰拉尔巴接替老子爵成为了城堡的主人。欧洲封建时代,国王为了在获得稳定军事力量的同时加强与各个贵族的联系,将国家的土地以服兵役的条件分封给贵族集团。国王首先将土地分给公爵和伯爵这类大封建主,大封建主们再将土地往下层层分封。其中受封的小封建主男爵和子爵就是大封建主的附庸。各个附庸只对封主履行军事与保护义务,同时在自己的封地内有着高度的自治权。因此虽然国王名义上是国家的最高封主,但国家权力实际上分散在大小封建主的手中。邪恶子爵就是泰拉尔巴的小封建主。在自己的封地内,他不仅可以随意将老奶妈塞巴斯蒂娅逐出城堡,也掌握着审判犯人与宣判死刑的权力,可以说他就是泰拉尔巴至高权力的化身。

另一半的善良子爵则被路过战场隐修者救走,他拄着拐杖开始周游各地。由于所有人都认为邪恶子爵才是真正的梅达尔多子爵,他就相当于一个幽灵,在一分为二中失去了财富,政治身份以及权力地位。与此同时,他却积极帮助他人：“一切受苦的人都跑去找他。……他拄着拐杖,穿着那只打满补丁的蓝白条纹袜子,四处流浪,既为求助于他的人做好事,也向那些恶狠狠地驱逐他的人行善。他又黑又瘦,带着温和的微笑,好像从天而降,来救助有难处的人们。”[1]68但这种绝对的善良有时却会带来灾难。他不仅开始干涉布拉托丰阁居民和胡格诺教徒的生活方式,也因为自己的仁慈害死了邪恶子爵身旁起义的警卫。子爵既不属于城邦中的民众,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圣人,这种无法被界定的状态和古希腊的神圣人如出一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如此形容这种生命状态：“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荷马会卑视为自然的弃物。”[4]8在现代政治的语境下,阿甘本将这种处于双重弃置的生存状态界定为赤裸生命,而善良子爵就是赤裸生命的化身。

在阿甘本的眼中,bios和zoē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可以被界定与转化：“现代生命政治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它不断需要重新界定生命中的界槛。……一旦‘zoē’被权利宣言政治化了,诸种使分离出一个神圣生命的区分与界槛就必须被重新界定。”[5]178所谓的生命政治,讨论的正是生命如何被政治化的问题。生命本身被捕获、被征用、被控制(或说得好听些,“被管理”“被治理”)。生命的被政治化,其直接产物就是神圣生命,或者说,赤裸生命。[5]34作为自然生命的人(zoē)出生就获得了与生俱来的权利,转化为政治生命(bios),同时这一权利也可能会被剥夺。由于现代社会至高权力的治理,才导致了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剥夺权利的可能性中。例如老奶妈塞巴斯蒂娅,她本身在城堡里拥有着相当的地位,但邪恶子爵却将她诬陷为麻风病人,并逐出城堡。我们可以将塞巴斯蒂娅的经历视为一种隐喻。塞巴斯蒂娅就是一个现代人的化身,而邪恶子爵代表了现代政治体系。正是由于她对梅达尔多子爵的养育,使她在城堡中拥有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子爵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地剥夺掉她的一切身份,将她流放。现代人的政治生命实际上来源于拥有至高权力的政治体系,现代政治体系也可以通过界定政治生命标准的方式来将其重新变为自然生命。在这个故事中,麻风病人就属于一个界槛。即使她身体健康,子爵也能以她患有疾病的名义,剥夺掉她的一切权力。决定她命运的并非是生理上的疾病,而是子爵的权力话语。塞巴斯蒂娅被逐出城堡,正是从政治生命(bios)变为自然生命(zoē)的一个过程。

因此,当我们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分成两半的子爵》时,小说的异化主题就可以从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异化,引申为人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异化。人在至高权力的话语下,被变成赤裸生命,失去了其固有的一切政治身份与权利。子爵从一个完整的人变得不完整,成为一个游荡于世间的鬼魂,塞巴斯蒂娅也从城堡中的一员被安上麻风病人的头衔而流离失所。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变成“非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的异化问题有如下表述：“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6]164人的本质变成了异己的东西,人同他人也变得属于不同的类别,阿甘本的赤裸生命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是同质异构的。

在故事的最后,善良子爵和邪恶子爵合二为一,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在卡尔维诺看来,这是对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的追寻。他虽然描写了人的分裂,但同时也保持了乐观的态度,认为人在现代社会的异化是有希望恢复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局理解为善良子爵从赤裸生命找寻回了自己的身份,变回了政治生命;也可以理解为赤裸生命和至高权力跳出了对立的怪圈,达成了一种和谐状态。正如马克思认为克服这种异化状态的方式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阿甘本对于现代性困境的解决方案,是一种不会再产生赤裸生命的共同体。存在其中的是一种形式生命(f or m-of-lif e),它是一种思想与生命的结合,是一种兼具bios与zoē的调和状态。梅达尔多子爵最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或许能被视为这种新的政治形态有希望实现的隐喻。

二、政治体系的异化

在《分成两半的子爵》这部小说里的神圣人并非只有善良子爵和奶妈塞巴斯蒂娅,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叫做布拉托丰阁的麻风病人村。它之前是一个正常的村子,后来变成了一个麻风病隔离区：“在船上或在乡间有人一旦染上麻风病,就要离开亲友到布拉托丰阁去度过余生,等待着被疾病吞噬。……健康的人谁也没到过那里。”[1]29只要进了这个村子的人,就再也无法出来,只有一个名叫伽拉特奥的人每天外出乞讨,别人看到他走近时都纷纷躲避,唯恐避之不及。这个麻风病人村和现代医学针对传染病的隔离病区不同,村子里没有医生,它的建立并非是为了治疗疾病与预防疾病传播,而是将所有患了病的人视为另类加以监视与控制。从这方面来看,这个麻风病人村和现代的集中营概念如出一辙：所关押的并非罪犯,而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居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并且没有特定的关押时限。在进入布拉托丰阁村的时候,村民们生来拥有的政治生命就被剥夺了,沦为了赤裸生命。

在布拉托丰阁里,麻风病人们不仅终年饮用自制的草莓酒,总是处于微醺的状态中,还会服用薄荷花和锦葵来麻痹自己的神经。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沉浸在一种精神的迷乱当中。由于那里被隔离之前是一个娼妓窝,布拉托丰阁的女性们依然保持着浪荡的生活作风。被隔离的病人们终日纵欲享乐,这带有着浓厚的狂欢节意味,而狂欢节本身就具有悬置法律的特征。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纪的民间文化时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它与一切永存、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它面向未完成的将来。”[7]12布拉托丰阁的封闭隔离不仅象征着集中营,在这样无序的庆典中,里面的居民们也将人的动物性显露到极致。这种悬置法律的特征和阿甘本所总结出的例外状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在阿甘本看来,例外状态就是神圣人的栖居之地,它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外状态最早作为一种戒严状态在法国大革命出现,二战时的法西斯集中营,911之后美国对于恐怖分子进行的无限期羁押都是例外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作为无法在法的层次得到理解的法律手段,例外状态呈现为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8]4简单地说,例外状态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悬置法律,在集中营,这种对于法律的悬置是无限期的。处于这个空间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的所有权利,变成了赤裸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集中营象征的布拉托丰阁就是一个双重的异化空间。一方面,村民的身体处于异化状态,他们样貌丑陋,像是怪物一般,脸上长着鱼鳞斑,并且“衣衫褴褛,而且颜色消退,变得透明,连身上肿大的腹股沟淋巴腺和羞处都显现出来了。”[1]53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人的权利也处于异化之中,从正常人变成了神圣人,并时刻处于拥有至高权力的邪恶子爵与泰拉尔巴拥有政治生命居民的监视之中。

老阿约尔福子爵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在梅达尔多去当兵打仗前夕,宣布把爵位的特权让出。他在城堡里设了一只巨大的鸟笼,一心喂鸟,旁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他把自己的床也搬进大笼子里,住在里面,白天黑夜都不出来。[1]15卡尔维诺并未提及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统治泰拉尔巴的,但小说全篇都在突出邪恶子爵所代表的混乱与疯狂。我们姑且能够将老子爵视为法律与秩序的化身,他权利的弃置,使得泰拉尔巴笼罩在邪恶子爵的极权统治之下。邪恶子爵对于犯人随心所欲的审判,将正常人流放到布拉托丰阁村,无视了人的尊严与法律权威。阿甘本在分析法西斯政权时说：“当希特勒一掌权,他就发布了《人民与国家保护令》,悬置了魏玛宪法关于个人自由的条文。这个命令从未被废除,因此从法律的观点而言,整个第三帝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持续了12年的例外状态。”[8]5那么与此相同,我们也可以把邪恶子爵统治下的泰拉尔巴视为处于一种特殊的例外状态之中,并将老阿约尔福子爵的鸟笼视为一个独立于泰拉尔巴城堡的异化空间,一个微观的集中营。这个鸟笼是完全封闭的,他将钥匙带进了笼子里并且藏了起来。因此在他倒床不起,病得很厉害的时候,仆人们也没有办法进去照顾他。在这个鸟笼中,老子爵不仅没有曾经的至高权力,甚至也并不属于城堡内的普通民众,被排除在这两类人之外,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可以被视为神圣人的化身。他一进不出,最后死在了鸟笼之中,完成了从至高权力到赤裸生命的转变。

在邪恶子爵的极权统治之下,他能够以任何的理由判处人死刑,并将人投入布拉托丰阁村里予以放逐。因此,泰拉尔巴中的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随时沦为赤裸生命的可能性中,面临着异化与死亡的威胁。阿甘本对于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论述,对例外状态和集中营的论述,实际指向的都是现代政治给人带来的时代困境。他认为：“故意创造出一种恒常性的紧急状态,便成为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之一,包括所谓的民主国家。面对着被称为‘世界内战’的无法停止的进展,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称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8]5在这种无休无尽的例外状态中,“现代民主并不废除神圣生命,而是打碎它,将它播撒到每一个个体的身体中,使它成为政治冲突中至关重要的东西。”[5]170那么在这种严苛统一的国家话语体系下,现代人就如同邪恶子爵统治下的每一个泰拉尔巴人一样,随时面临沦为赤裸生命的危险,面临着被异化,失去自由的困境之中。

三、政治话语的异化

作为一篇寓言式的虚构小说,卡尔维诺在《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后记中特意强调小说里的故事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但他同时也说明了小说中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些真实的事件,例如故事开篇的战争就是从奥地利与土耳其的战争获得的灵感。那群被迫害的胡格诺教徒也在历史上真实存在,故事源于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即巴黎天主教屠杀新教徒事件。在中世纪的欧洲,政权与教权合为一体,国王以上帝的名义对人民进行统治并发动战争。这两场战争一方面都属于宗教战争,分属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胡格诺教派与天主教的对立。另一方面也稍有不同,奥地利与土耳其的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胡格诺教派与天主教的对立则属于法国内战。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提出了以下观点。他认为：“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它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独立存在,而无须同时借助于任何道德、审美、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划分。”[9]106对敌我的划分不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还同样存在于国家内部。这群信仰胡格诺教派的法国人没有实质上的犯罪行为,却因为其异教徒的身份被视为敌人,同时被世俗君主和教会所驱逐,被剥夺了自己的公民权利沦为赤裸生命：“法国国王下令把所有信奉他们那种教的人都剁成肉酱。他们在翻山越岭时丢失了经书与圣器,现在没有《圣经》读,没有弥撒做,没有颂歌唱,没有祷告念。……他们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教会里的争论,绝不提起上帝或其他有关宗教的话题,生怕说错而犯下渎圣罪。于是他们既无任何教规可遵循,又不敢在信仰上创建新思想。……久而久之,辛苦的农事劳作制度取得了相当于教规的地位。”[1]34这些胡格诺教徒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剥夺了政治生命,沦为神圣人。这是生命政治层面上的异化。而在受到迫害之后,他们也在精神道德层面发生异化,丢失了自己的信仰,变成了一个个行尸走肉。

在小说中,邪恶子爵曾经找到过这群胡格诺教徒的首领埃泽基耶莱,并假意给予了他们一个承诺,他声称自己被不可信的人包围着,所以要“把他们都遣散,把胡格诺教徒召进城堡。……宣布泰拉尔巴为胡格诺教派的领地,开始同各天主教君主交战。”[1]40在被拒绝后,则扬言要把他们全部抓起来送给主教。卡尔施密特认为：“如果一个宗教群体发动了反对其它宗教群体成员的战争,或参与其他战争,那么它显然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9]118霍布斯将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所建立的主权国家共同体称为利维坦(Leviathan)。在这样的国家之中,每一个人都要服从于社会信约,成为人民。但与此同时,总有一些被国家政治体排斥的赤裸生命,他们组成的政治统一体与国家政体相对立。和西方神话中的海上巨兽利维坦所对应,阿甘本将这些人视为西方神话中的另一种陆上巨兽：比蒙(Behemoth)。利维坦和比蒙总是处于一种斗争之中,也即国家内战。如果比蒙赢了之后便会夺取国家政权,成为新的利维坦。这种内战在法国体现为胡格诺教徒与天主教的斗争。倘若这群胡格诺教徒获得了内战的胜利,甚至在泰拉尔巴获得合法的宗教身份,那么他们也能够从赤裸生命转化为国家主权者。因此,正如利维坦和比蒙的关系一样,这群胡格诺教徒的异化状态实际上是可以被反向逆转的。

同时,卡尔维诺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战争也进行了批判,在小说中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战场上尸体遍布,呈现出扭曲的形状,子爵正是在这场战争中被炮弹炸成了两半。中世纪神学话语下,对于异教徒的战争是神圣的。在二战时期种族主义语境之下,对于异族的战争与杀戮同样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因此宗教战争和种族主义实际上拥有着相同的本质。这些土耳其人从信仰上被异化成为他者,正如二战时期的犹太人从种族上被异化成他者一样。对于异教徒的杀戮可以使自己的宗教更为纯正,而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目的是净化日耳曼血统。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从生命政治的领域对种族战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种族主义是在权力话语下闯入生命领域的不速之客,“它使得在我的生命与他者的死亡中建立一种关系成为可能。”[10]255极端的宗教战争是一元排他的,极端的种族主义也是如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神圣的名义来异化他者,将生命置于权力话语之下。正如二战时期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它并非正义,而是残酷的暴政。现代国家政体不仅能够随时创造例外状态来将人变成赤裸生命,时至二战结束70多年后的今日,极端种族主义依然存在,现代人仍旧处于被视为他者的可能性中,这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双重异化困境。

结语

事实上,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被剥夺生产资料,或是在政治权力下被排斥为赤裸生命,人都处于分裂的状态中。一方面是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福祉,另一方面也深受其控制。现代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解放人,给予人尊严与保护,让人拥有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它同时也使人随时面临着失去一切沦为赤裸生命的风险,这恐怕是所有现代人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正如卡尔维诺在《我们的祖先》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这个故事并非只有一种解读,异化也并非只有一种维度。当我们从生命政治的角度来审视现代人的异化问题,或许更能理解卡尔维诺对完整的自由人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