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研究
——重读《资本论》

陈 峥，万高潮

(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2.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人口规律抽象与生产劳动抽象：研究“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方法论前提

众所周知，《资本论》在讨论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的同时，曾提出以下著名论断：“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1](P692)那么此论断是否意味着，根本就不存在在“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中都普遍起作用的一般人口规律呢？勿庸讳言，学术界从来有此见解，如称不存在“共有人口规律”[2]等。本文则以为，若通观《资本论》全书及马克思、恩格斯其他经济学著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只能是否定的。关键是，如果回答确实是否定的，那么在“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中都普遍起作用的一般人口规律又是什么呢？并且如果确实存在着在“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中都普遍起作用的一般人口规律，那么此规律又如何与所谓“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的“抽象的人口规律”相区别呢？对于以上问题，本文认为要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首先是要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其所坚决拒斥的空洞抽象方法与其所身体力行的科学抽象方法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如果仔细研读《资本论》全书及马克思为此书的写作而做准备的其他经济学手稿，当不难发现，马克思之所谓“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的“抽象的人口规律”，不过是针对其心目中“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的虚假性”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是由于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为纯自然过程，需要外部的限制与障碍方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他本人才强调，马尔萨斯这样做，就是“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把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互相对比，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说，其心目中的马尔萨斯之所以犯此错误，方法论上的根源，是因为后者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空洞抽象而非科学抽象：“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3](P106)以上表明，马克思并非笼统反对理性思维对于现实事物的一般本质的科学抽象。马克思只是认为，马尔萨斯的“自然人”并非理性思维对于现实的人类繁衍的历史过程的一般本质的科学抽象，而只是其头脑中臆造的产物。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才将“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斥之为“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界”的“抽象的人口规律”而加以否定。

马尔萨斯的“自然人”固然非理性思维对于现实人类繁衍的历史过程的一般本质的科学抽象，那么对此过程的一般本质做出科学抽象是否仍然是可能的呢？倘若人们先来看看马克思如何对“生产一般”作科学抽象，对此问题的回答其实是无疑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然而对“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的研究，并不排斥对贯穿于一切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一般”的研究。这是因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那么具体而论，所谓抽象“生产一般”又包括哪些内容呢？概括地说，“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一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换言之，所谓“生产一般”，是指“进行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指“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生产主体——“主体是人”；第二，生产客体——“客体是自然”；第三，生产过程——过程是生产主体与生产客体的“统一”，即所谓“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对自然的占有”。[4](P22～24)而如此抽象出来的“生产过程一般，它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也就是说是全人类的”。[4](P281)因而，尽管这种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并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但由于这种“生产过程一般”源自合理的科学抽象，马克思强调，所以它仍然表现为包括资本生产在内的任何一个现实生产阶段的“历史前提”。[4](P25)

倘若对“生产过程一般”的抽象还不能不顾及“过程的目的”，那么单纯“从劳动本身来考察劳动过程的要素”，其抽象程度就更高了。[5](P67)《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讨论“劳动过程”时，马克思即提出，如果从具体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每种实际劳动都是特殊劳动”；但如果从抽象角度看，“我们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劳动过程分解成的，作为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环节。”[5](P55～56)那么何为“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环节”呢？马克思抽象其为三：一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即劳动者。因为“劳动过程是工人从事具有一定目的的活动的过程，是他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所以若舍去劳动者本身作为劳动主体的存在，抽象的“劳动过程一般”也就无从谈起了。二是劳动材料即“为了某种特殊需求而通过劳动者占有的对象”。包括“在水中获得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等。尽管这些对象物“很可能未经过人类劳动的加工天然就存在着”，但由于它们的存在是任何实际劳动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所以也成了抽象“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环节”之一。三是劳动资料。从内涵来看，所谓“劳动资料，即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无须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例如化学过程)，人类劳动、活动把它作为手段置于自己和劳动材料之间用来传导人的活动”。从外延来看，所谓“劳动资料不仅包括工具，即从最简单的工具或容器到最发达的机器体系，同时也包括物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劳动过程就根本不可能进行，例如用来进行工作的房屋，或用来播种的土地等等”。[5](P57～60)

抽象出上述三个“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要素”后，对于“劳动过程一般”也就容易理解了。所谓劳动过程一般，就是指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去作用劳动材料，去“生产使用价值的、以与一定的需求相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5](P55～59)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强调，作为一种科学抽象，“既然实在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求(不管这种需求是生产的需求还是个人消费的需求)而占有自然物，那么，实在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所有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这也适用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劳动，并且分解为自己特殊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材料。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质言之，“这里考察的劳动过程的形式，只是它的抽象形式，脱离了所有一定的历史属性。并且不管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相互间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如何，这种形式对各种劳动过程都适用。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究竟是俄国农奴还是法国农民种的。同样，根据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即这种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我们看不出劳动过程是在奴隶监工的鞭子下，还是在产业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或者是由用弓箭射杀野兽的野蜜人来进行的。”[5](P65～66)

除了用“劳动对象”这个更精确的概念取代“劳动材料”，《资本论》重申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上述思想。毫无疑问，《资本论》的主旨在研究资本生产这一特定的生产过程，但马克思仍然强调：“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而一旦作此考察，则“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存在于这种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项。而由此三项合而为一的“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这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1](P201～209)

通过以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所作的文本解读，结论不难得出：马克思并非笼统反对使用抽象方法。实际上，他十分明确：“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他之所以说“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只是因为他认为，所谓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纯粹是出自后者头脑中的“臆造”，而非源于历史与现实的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抽象。而马克思本人对于生产劳动的一般过程所作的分析，则自是使用科学抽象方法的典范。

二、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互为前提：“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质”的规定性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所谓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一般过程的科学抽象，决非仅指物质资料生产，而是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即“两种生产”均包括在内。关于此，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已经视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为同一个生产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又提出，人的生命的生产，是通过物质生产所进行的“自己生命的生产”，与通过子女繁育所进行的“他人生命的生产”的统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亦提出，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3](P108)在内。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的抽象，更是将两种生产相提并论：“实际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以与一定的需求相应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质的有目的的活动。”在这里，“一定的需求”是内在于劳动活动中的。而所谓“一定的需求”，又不仅包括“生产的需求”，也包括“个人消费的需求”。至于“个人消费的需求”这个概念，依据其理论框架，实际上就是人口生产的同义语。[5](P55～5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得愈发清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7](P924～925)质言之，所谓“一般社会生产过程”，既包括物质资料生产在内，又包括“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人类自身生产在内，是两者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声称，所谓规律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8](P102)。倘若如此，那么当然，既然人类自身生产永远都是与物质资料生产相联系而进行的，要探求人口运动的一般规律，就必须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入手，具体包括性质与数量两个方面。以性质论，则马克思强调，在一般社会生产过程这个有机统一体内部，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互为前提，构成双方关系的“质”的规定性。

首先从物质资料生产方面来看，所谓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体现在只有通过物质资料生产，人类才可能成其为人本身。关于此，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提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所谓“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他强调，就既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也不是费尔巴哈式的饮食男女，而是人类独有的生产劳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已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已，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9](P96～97)当然，其时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劳动还是指抽象的生产劳动。只是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和恩格斯才认识到：“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0](P10)到了《资本论》，在讨论劳动一般时，他就进一步提出，能否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不仅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格。[1](P202)恩格斯则表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1](P149)

其次，所谓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还在物质资料生产为人类自身生产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关于此，《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即提出：“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如果没有借以进行劳动的对象，劳动便不能生存；另方面，自然界也在一种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劳动者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9](P92)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评费尔巴哈对工商业历史作用的忽视时也提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0](P21)《资本论》则称：“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一样。”[1](P191)而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又只能来自“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的生产劳动，所以劳动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P208)以至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12](P580)

两种生产之间相互关系的“质”的规定性，不仅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前提，也表现为人类自身生产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关于此，马克思讲得明确：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4](P37)所谓“全部社会生产行为”，当然就既包括人类自身生产行为，又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行为在内。

人口是人口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这一点不言而喻。必须详加讨论的，是人口何以也是物质生产行为的基础与主体。关于此，在唯物史观创立期的哲学著作中，马克思是从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的区别入手，来说明人口何以是物质生产行为的主体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即提出，动物仅仅是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动物只能进行“为自己营造巢穴或居所”之类的本能活动，只能重复性地“生产自身”，而人却能在劳动这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中不仅再生产自身，而且“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从而在劳动活动中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9](P46～47)在此后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转而从分析生产劳动过程中诸要素的关系入手，来说明人口何以是物质生产行为的主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抽象出生产一般，然后又从生产一般中归纳出“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并提出：土地资源等自然要素只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客体，劳动者才是这一过程的主体，因为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不仅投入了自己的“肉体活动”，而且投入了自己的“精神活动”。[13](P606～60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提出，在一般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主体是人”，生产的“客体是自然”，生产过程本身作为主客体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占有”。并且不仅劳动对象是人这个生产主体的被占有物，而且劳动工具也是作为劳动器官的人的身体的扩展与延伸。[5](P5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一面通过分析劳动过程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者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面前居主体地位；一面通过分析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的区别，提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从而显示出人作为生产主体所特有的能动性。[1](P201～202)

在说明人口何以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的同时，马克思对人口何以也是物质生产的基础，同样作了两方面的说明：一方面，从性质上看，马克思提出，人作为生产者，本身就是生产力的直接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即提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9](P12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重申“生产力的历史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0](P70)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他不仅把人口本身视为“一切生产力的条件”，[3](P285)而且“把劳动力本身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P190)从而更为具体地说明了人本身何以就是生产力。

另方面，从数量上看，马克思提出，一定的人口数量与一定的人口密度是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前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即提出：“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9](P14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又重申：“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0](P11)而分工之所以作用巨大，是因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10](P29～30)那么要怎样才能提高分工的发展程度呢？《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又提出：“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5](P334)因为“人口的增长使分工协作成为可能，从而使劳动生产力增长”。[5](P552)马克思强调，不仅从一个企业来看是如此，从全社会来看同样如此：“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1](P391)马克思还提出，物质生产水平提高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其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增加，而“一切剩余劳动形式都需要人口的增长：第一种形式(绝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劳动人口的增长，第二种形式(相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一般人口的增长，因为这种形式要求发展科学等等”。惟其如此，他宣称：“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3](P293)

三、生产与消费：研究“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方法论前提

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不仅互为前提，构成双方关系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还互相适应，构成双方关系的“量”的规定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自身生产的“产品”——人口，不仅是消费者，同时还是生产者；而物质资料生产的“产品”——物质资料，也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还包括生活资料。作为生产者，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便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与之相匹配；作为消费者，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又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与之相匹配。生产者生产和消费者生产之间的这种同一性，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这种同一性，概括地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的必然存在与不可违背。那么以上是否本文之臆断呢？并不是，而是马克思本人的见解。即如前述，马克思之所以拒斥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不仅在他认为，后者出自臆造的空洞抽象，还在他认为，后者完全舍去了物质资料生产这个基本环节，而“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本人则强调，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过剩人口，“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3](P108)如此表明，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将人口看成仅仅是消费者，将人口生产看成仅仅是消费过程，如此就消费而论消费，统统是愚不可及之举。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将消费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全面把握消费者与生产者、消费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同一性。只有这样并且必须这样，才能透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同一性，揭示出两种生产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抽象出在“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中都起作用的一般人口规律。

那么该如何全面具体地把握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呢？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此即明确，既包括远古的原始生产在内，又包括古代奴隶制生产和封建生产在内，还包括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统统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9](P121)不过对于生产与消费何以具有同一性，如何表现同一性，马克思是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才详细加以展开的。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将生产与消费这一对范畴，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这一对范畴相联系，指出现实的社会生产过程作为两种生产的“直接统一”，其中“第一种生产”就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物质资料生产；其中“第二种生产”就是“原来意义上的消费”，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人类自身生产。“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即作为劳动者的人通过消费自身的劳动及劳动资料，创造出物质产品。“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即作为劳动者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通过各种的消费形式，又“生产”出人自身——“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已的身体”，等等。[4](P27～28)既然“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那么显然，生产与消费的运动方向是不同的，“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但二者的区别并非意味着二者的割裂，马克思更多的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这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马克思提出，生产与消费之间具有直接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所谓“生产直接是消费”，当是从主体与客体双重意义上而言的。从主体来看，生产者既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支出和消费这种能力；从客体来看，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生产工具的被使用，还是生产原料的被消耗，都属于“生产资料的消费”。所谓“消费直接是生产”，则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及其结果，都不过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生产人”。换言之，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直接等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总之，物质产品的生产等于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消费，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等于劳动力的生产，因而“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等价，二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4](P26～28)

其二，马克思提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还表现在它们“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4](P28～30)概括地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又不仅是直接同一，还同时是间接同一，即生产作为满足消费的手段与消费作为从事生产的目的的同一。所谓生产作为满足消费的手段，是指“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因为没有生产作为满足消费的手段，消费的对象就不可能现实地存在。所谓消费作为从事生产的目的，是指“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才有其自身运动的最终指向与归宿。而如果“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了。[4](P28～31)

其三，马克思提出：“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而且消费也生产着生产，而生产也生产着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这种互相生产，就是它们的同一性的第三点。所谓消费生产着生产，是指“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得到最后完成，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而“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所谓消费生产着生产，还指“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从而也就创造出现实生产由以进行的至少是主观意图上的必要性。[4](P28～31)所谓生产生产着消费，一是指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二是指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特定的消费方式。质言之，“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并且是以特定的方式来完成。这是因为，由一定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消费“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对象。例如饥饿总是饥饿，但是此消费者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饥饿，就不同于彼消费者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谓生产生产着消费，三是指“生产把消费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即“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消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即针对某一特定的消费对象而言，生产出既具有消费此对象的冲动，又具有消费此对象的能力，这样一种特定的消费者。[4](P28～3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并非仅仅从共时态的角度来讨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他还注意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研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互转化与联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提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他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4](P31)在《资本论》中他提出：“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1](P621)从马克思以上论述不难体会，如果把现实的生产过程抽象为从一个起点开始，到一个终点结東的单向线性过程，那么生产便仅仅是这个过程的起点，消费便仅仅是这个过程的终点，二者之间的联结仅此而已。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联结生产与消费的并不是一条单向的直线，而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曲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此一生产是此一过程的起点，此一消费是此一过程的终点，然而此一过程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过程的起点，下一过程的起点又依次走向下一过程的终点，生产与消费就是如此“重新进行”，如此“连续不断”，如此“周而复始”，如此相互转化，构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的无限过程。

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的详尽分析，对于具体把握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同一性，无疑极富方法论上的启迪：既然“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指的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指的就是人类自身生产，那么生产与消费之间所具有的同一性，当然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所具有的同一性。例如，物质资料生产为人类自身生产提供后者由以进行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人类自身生产为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后者由以进行所必需的劳动力，两种生产之间相互渗透，具有直接的同一性；次如，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是维系人类自身生产的手段，维系人类自身生产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两种生产之间又具有目的与手段关系意义上的同一性；又如，物质资料生产的产品经由人类自身生产成其为现实的产品，人类自身生产的“产品”经由物质资料生产成其为现实的劳动力，两种生产之间还具有相互生成意义上的同一性；再如，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抽象活动过程，不是互不相涉的两条平行线，而是在现实社会生产的无限过程中，不断地由物质资料生产而人类自身生产，由人类自身生产而物质资料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又构成为二者在历时态意义上的同一性，等等。

四、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互相适应：“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量”的规定性

当然，我们之所以要详尽讨论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同一性的思想，并非仅为了说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具有同一性，而是要借此更为深入地研究两种生产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具体而论，就是要在说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互为前提——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质”的规定性的同时，进一步说明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量”的规定性——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相互适应。

前文在讨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时已经提到，物质资料生产为人类自身生产提供后者由以进行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人类自身生产为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后者由以进行所必需的劳动力，两种生产之间具有同一性。本节所谓两种生产相互适应的“量”的规定性，实质上就是指两种生产之间这种同一性的数量限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有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12](P580)

在以上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三组“量”的概念。一是所谓“需要量”。据前文关于生产与消费同一性的讨论，不难理解，此“需要量”，当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消费量，与进行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二是所谓“产品量”，不言而喻，此“产品量”，当包括满足物质资料生产所需要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产品量，与满足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产品量。三是所谓“劳动量”。同样不言而喻，此“劳动量”，亦当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所需要使用的劳动量，与生产生活资料所需要使用的劳动量。

在此三组不同的“量”之间，又存在着两组一定的比例关系，关系双方均必须依此比例相互适应：其一是消费量与产品量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此一关系要求两种生产所需要消费的生产资料量与生活资料量，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产品量相等，否则两种生产便难以为继。以人类自身生产为例，如果物质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活资料的产品量，低于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那么在既有人均消费水平上，人类自身生产不用说扩大再生产，就是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二是产品量与劳动量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由于劳动产品不过是活劳动的“物化”，所以要得到一定量的产品，就不能不投入一定的劳动。然而劳动并不能凭空创造产品，一定量的劳动要物化为一定量的产品，总是需要在此过程中消费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所以从此意义上来看，所谓产品量和劳动量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生产出一定量的产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量，与所需要投入的生产资料量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这个关系要求人类自身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量配置适当。否则在既有技术构成水平上，如果前者多于后者，势必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如果后者多于前者，又势必造成生产资料的闲置。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人类自身生产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活资料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还是人类自身生产所能够提供的劳动量与物质资料生产所能够提供的生产资料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都属于“自然规律”的范畴。而“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有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如此表明，就是在一般人口规律的意义上，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互相适应——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量”的规定性，也是予以了十分明确的认可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这段话是在1868年即《资本论》出版的次年说的。因而实际上，人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视之为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有关两种生产数量关系的具体论述的概括与总结。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又是如何具体论述两种生产必须相互适应这一普遍规律的呢？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马克思提出，从人类自身生产的角度来看，人本身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这双重角色的统一。作为消费者，“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一样。”[1](P191)所以无论何时，人类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量与人类所能够获得的生活资料量之间，都不能不保持适当比例。不言而喻，所谓人类“每天都要消费”的生活资料并不能从天上掉下来，而只能来自物质资料生产。所以人类所需要消费的生活资料量与其所能够获得的生活资料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其实也就是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为此关系所决定，如果人们要想维持甚至提高现有的人均消费水平，就必须一方面限制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另方面促进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从而使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增长相一致，甚至使生产的发展超过人口的增长。”[1](P267)

马克思曾称：“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因素。”[4](P31)此即是说，人这个行为主体决不仅是一个消费者，他还同时是一个生产者。而作为生产者，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就必然要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与之匹配。因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P191)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下，二者结合的具体方式会有区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生产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就不能转化为产品。”[1](P33)而无论是“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利用”的生产资料，还是足以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均非自然天成之物——前者只能来自物质资料生产，后者只能来自人类自身生产。惟其如此，所谓劳动量与生产资料量之间的“适当比例”，根本上还是归结为两种生产之间的“适当比例”。

其次，马克思指出，从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生产本身是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这两大部类的统一。若用价值符号来表示，其中第一部类的产品为I(C+V+M)，第二部类的产品为II(C+V+M)，即为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C，加上必要劳动的价值V，加上剩余劳动的价值M。按照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即使要维持正常的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的产品也必须经由或者内部，或者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来实现。若用公式来表示，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实现条件便是I(V+M)=IIC，即第一部类的必要劳动价值加剩余劳动价值，必须与第二部类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相等。进而由I(V+M)=IIC，马克思又推出如下两个公式：一是I(C+V+M)=IC+IIC，即第一部类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消耗的全部生产资料价值相等；二是II(C+V+M)=I(V+M)+II(V+M)，即第二部类所生产的全部生活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使用的全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价值相等。[16](P435～550)

如果说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公式还重在说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品替换与价值补偿关系，那么后两个公式就很能说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了。从I(C+V+M)=IC+IIC来看，所谓第一部类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消耗的全部生产资料价值相等，其实就是说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全部生产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能投入的全部劳动量成正比。因为在既定技术构成水平上，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与两大部类所能消耗的全部生产资料相匹配的劳动量，只能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从II(C+V+M)=I(V+M)+II(V+M)来看，所谓第二部类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应与两大部类所使用的全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价值相等，其实就是说物质资料生产所能提供的全部生活资料应与全体人口所必须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相等。因为在既定人均消费水平上，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所使用的全部必要劳动，所代表的无非是全体直接劳动者及其所供养者所必须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而两大部类所使用的全部剩余劳动，所代表的无非是全体非直接劳动者及其所供养者所必须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

再次，马克思提出，尽管两种生产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是不可违反的“自然规律”，但是其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本质的不同。“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之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已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质言之，在古希腊罗马，“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同样，马克思认为，在其本人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两种生产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也是强迫性建立起来的：“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是生产力压迫人口。”[16](P618～619)

马克思、恩格斯的乐观在于，他们认为，如果说在私有制社会，两种生产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只能由客观规律本身强制性地予以实现，那么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就完全可以主动地使二者相互适应。之所以可以，他们称，一是因为以“按几何级数发展”[13](P621)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1](P36)可以满足即使也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消费的需要，从而可以避免古希腊罗马式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局面出现。二是因为从生产关系来看，私有制是阻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制度障得，“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俱不安。”[13](P620)质言之，在他们看来，只要用公有制摧毁阻止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障碍，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局面出现。三是从操作的可行性来看，他们自信，由于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无论生产与消费都很容易估计：既然知道每个人平均需要多少物品，那就容易算出一定数量的人需要多少物品；既然那时生产已经不掌握在个别私人企业主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公社及其管理机构的手里，那也就不难按照需求来调节生产”，从而就不难使人口消费的必需与物质生产的可能相一致。[13](P605)最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或曰“生存资料绝对量”[3](P106～108)并不存在，但他们同时承认：“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即使如此，也“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13](P14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