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
——论乌兰夫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内蒙古革命和建设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李凤鸣

(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革命取得胜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社会主义建设获得巨大成就，并且和全国各族人民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对于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党的领导下，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不断夺取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 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近代以来，蒙古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奴役、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长期处于社会生产极为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和人口急剧下降的衰亡境地”[1]14。内蒙古各族人民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曾经多次进行英勇的斗争。抗日战争中，内蒙古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反抗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抗战胜利后，正如乌兰夫所说：“当时内蒙古的形势和全国一样，同样面临着两种命运和两个前途的抉择，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2]212少数蒙古封建上层要从人民手中攫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内蒙古成为帝国主义、蒋介石统治集团和蒙古民族内部封建势力实行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旧内蒙古。代表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带领蒙汉各族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坚决反对蒙古民族内部的封建特权统治，争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新内蒙古。乌兰夫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针锋相对的方针和民族政策，把内蒙古各种形式的民族运动引导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轨道上来。不仅如此，乌兰夫还论述了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内蒙古聚居的蒙古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也许有人认为，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其实不然，乌兰夫之所以不惜笔墨论述清楚这个问题，是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首先是实践意义。阐明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蒙古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这是前提，是基础。因为只有令人折服地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当作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加以解决，也才能使人们认识到，只能在中国统一的领土之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能采取任何别的方式。乌兰夫果敢、机智地解决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问题，就是为了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

其次是理论意义。斯大林说：“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3]124正因如此，乌兰夫说：“如何正确解决内蒙古的民族问题和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内蒙古革命的根本问题。”[1]81这种相互关系具体说就是：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内蒙古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随着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解决。假如中国革命的总任务没有实现，那就仍停留在旧内蒙古的悲惨状态，蒙古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同样，假如是蒙古民族的解放未完成，也就意味着中国革命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在此基础上，乌兰夫论述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正确认识。

(一)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1840年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关于内蒙古社会的性质，蒙古封建上层中有两种错误认识：一种说内蒙古是纯粹的完整的封建社会，另一种则说内蒙古是纯粹的完整的殖民地社会。由于对内蒙古社会性质的认识不同，因而对内蒙古革命任务的估计也不同。1947年，乌兰夫明确指出：“内蒙的社会，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而决定我们内蒙的革命任务也就是反帝反封建。”①473这是因为，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内蒙古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与全国是完全一致的。也就证明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1987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之际，乌兰夫与内蒙古广播电台电视台记者谈话，在回答“为什么内蒙古能够成为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时，他说，有多种原因，就基本的讲有三条，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蒙古民族和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自身条件，以及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其中对第三个原因，乌兰夫指出：“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和自治区的成立，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1]436-437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胜利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形成都是随着全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而逐步得以实现的。这些实践过程证明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二)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乌兰夫从内蒙古社会的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力量等问题入手，深刻阐述了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他指出，内蒙古社会的性质同全国一样，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谁受压迫、剥削最厉害，谁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最勇敢、最坚决、最有力量呢？在农村、牧区，只有贫苦农牧民才是反帝反封建的最强大力量[1]436-437。因此，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服务，帮助群众起来，让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来翻身解放。那么，谁能代表作为革命力量的工、农、牧民的利益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内蒙古的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乌兰夫还从内蒙古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角度进行了论述。乌兰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民族工作放在重要位置。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就制定了民族工作纲领。其后，在党对每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做出决定的时候，都有关于民族政策的内容，表现了对全国各少数民族兄弟般的真诚关怀，并把全国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正因如此，乌兰夫明确指出：“当渴望自己民族解放的内蒙古革命青年，一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就明确地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内蒙古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从此，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中国革命与蒙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4]184-185

二、 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党的领导使内蒙古革命成为中国革命极为密切的一部分

1923年暑期，北京蒙藏学校专科部学生荣耀先，受校方委托和中共北京地区党组织秘密指示，回家乡归绥地区招收新生，一共招收了41名不同学校、不同年级的学生。同期入学的还有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特木尔巴根等部分学生。从内蒙古西部入学的学生都曾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是在归绥地区参加过反帝爱国斗争的积极分子。李大钊、邓中夏等以介绍进步书刊、举办讲演会和个别谈心的办法，向这些学生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同年底，乌兰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参加斗争的革命生涯。

1924年，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蒙藏学校建立的团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多松年、李裕智、乌兰夫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中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是年冬，中共北京地委为提高这些党团员的政治理论水平，组织他们参加马列主义研究小组，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刘伯庄轮流做了辅导。这次学习对乌兰夫非常重要，他兴奋地说：“真正从理论上明白了蒙古民族为什么贫穷落后受压迫，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中国革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前途等等。”[2]55中共北京地委不仅重视提高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还组织他们参加了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如，国民会议促成会、“二七”罢工纪念、“五卅”反帝大示威、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悼念列宁逝世大会，以及北京50多个爱国团体联合开展的“废约”运动等。这些活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受到了锤炼，增长了才干。中共北京区委为了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特别重视培养蒙古族干部，分期分批地向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外蒙古党务学校、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选派大量学生去学习。

1925年3月，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指出了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并说明了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期，中共北京区委在内蒙古的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和包头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4个领导机构的建立及其有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人指导乌兰夫、多松年、奎璧创办了《蒙古农民》这一蒙古族最早的革命刊物。刊物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介绍国内外形势，对于唤起广大农牧民投身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同年10月，中共中央第四届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北方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做出《蒙古问题议决案》，意在促进业已成熟的内蒙古建党事务，以利于发动蒙古族各阶层投入革命；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革命组织，意在动员广大的群众投身革命，并要求二者相联络开展工作。会后改组北京地区党组织，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按照《议决案》中的规定，结合内蒙古实际，帮助内蒙古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后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5]107-108[6]141；同年冬，李大钊等主持成立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革命组织，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5]124-125。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团结内蒙古蒙汉各民族，发动更广泛的人民大众投入革命，内蒙古革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一年9月，乌兰夫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中共北方区委批准乌兰夫等5人赴苏联学习。这一期国共两党共指派赴苏留学数百人。临行前，李大钊秘密接见乌兰夫等5人，就如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苏联经验等做了重要指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上述中共北京地区党组织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的。乌兰夫耳闻目睹、亲历其事，发自肺腑地感慨道：“李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给我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在后来的战斗年月里，他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奋进的动力！”[2]70

大革命高潮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革命运动与全国革命运动联结起来。由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中共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妥协退让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蓬勃兴起的内蒙古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继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之后，中共内蒙古早期党员、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多松年也被奉系军阀高维岳残暴地杀害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右派头目白云梯彻底背叛革命，投入蒋介石怀抱，诱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指挥、中共内蒙古早期党员、曾任中共包头工委书记的李裕智，还采取种种手段破坏了革命。在全国，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使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9]1036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举行。代表总结经验教训，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内蒙古满洲里口岸成为中共六大代表陆路出入境的秘密通道。这时，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俄语学得“拔尖”，被抽调担任东方大学教学及翻译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被选派做中共六大会务工作，主要是中文与俄文互译文件。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中山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乌兰夫受到周恩来的鼓励。1929年6月，根据中国国内和内蒙古地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乌兰夫回国工作。同期回国的还有佛鼎、德力格尔、特木尔巴根、彭斯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处书记马吉尔分别和他们谈话，介绍了中国国内残酷的“白色恐怖”形势，指示培养干部、恢复党组织、在工农兵中进行秘密工作等。他们5人分了工：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在热河，德力格尔在察哈尔，乌兰夫、佛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地下工作。遵照指示，乌兰夫、佛鼎、奎璧组成中共西蒙工委，首先在其家乡土默川恢复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

近矿围岩蚀变在水平方向具有一定的分带性，自围岩至矿体，依次为：绢云母化带→绢云母化、硅化带→强绢云母化、硅化、黄铁矿化、碎裂岩化带→亮晶煤带→细砂糖状煤带。

“九一八”事变后，东蒙古的甘珠尔扎布、西蒙古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先后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出卖了民族利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内蒙古的革命运动开始转向抗日斗争。这时，党派来王若飞指导内蒙古革命斗争。虽然王若飞工作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但对内蒙古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使内蒙古的共产党员懂得了群众运动必须和军队工作相结合，更进一步重视武装斗争。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给内蒙古革命斗争以莫大鼓舞。乌兰夫为首的中共西蒙工委在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中做了大量抗日宣传工作。1936年2月，云继先、朱实夫等组织蒙政会保安队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有力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和德王的投降阴谋，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正义旗帜。在百灵庙武装暴动保安队的余部基础上重新组建起来的蒙旗保安总队(后改编为蒙古独立旅)发展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简称新三师)，被中共中央誉为“内蒙民族中最先进的力量、最大的抗日军队”①156。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时任新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地下党委书记的乌兰夫与潜伏在新三师的其他中共党员一起带领新三师坚持伊克昭盟的抗战，起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北部安全的作用。1938年5月，乌兰夫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接见乌兰夫时，首先详细询问了蒙古族的生活状况，然后听取了部队工作的汇报。毛泽东教导他说：“蒙古民族只有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2]200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民族抗战的局势和大青山重要的战略地位，做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决策。1938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李井泉部组成的大青山抗日支队挺进大青山，同当地杨植霖等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一起，创建了绥中、绥西、绥南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在抗击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和清剿土匪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深受人民群众拥护。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还起了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呼应、保卫陕甘宁边区安全等积极作用。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贾力更、高凤英在这个时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壮烈牺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察南、热东等地的抗日游击斗争也逐步展开。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1941年9月，在延安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任教育长。延安民族学院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大批蒙古族干部，以及做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乌兰夫说：“这就为以后的工作进行了足够的准备，打下了全面开辟内蒙古工作，建设内蒙古的良好基础。”[4]187

1942年，乌兰夫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同高级干部一起学习党的整风材料，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他出席了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自己提高最大最快的阶段是在党的七大前后，这期间学习了毛泽东观察问题的方法，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懂得了怎样去实现党的主张、完成革命任务。经过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的四年学习、工作，极大地加深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内蒙古斗争形势的认识、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7]45乌兰夫说的这段亲身体验的话，使我们悟出了一个真谛：如果说，乌兰夫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在留学苏联4年期间，他通过课堂听课、认真读书和课堂教学与翻译工作，比较全面、系统、扎实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么，在革命圣地延安这座熔炉的4年时间里，他炼就了一身如何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内蒙古革命实际的本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在阐述现阶段实施的十大具体纲领里的有关少数民族政策时说：“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8]1064由此可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这时已经明确要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共中央旋即决定成立绥蒙政府，任命乌兰夫为绥蒙政府主席，并派他回到内蒙古开展自治运动。

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同意，1945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内蒙古地区的革命面临全面开展的局面。1946年4月，东蒙古和西蒙古的代表在承德举行了著名的“四三”会议。双方代表经过耐心细致的讨论，最后达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样重大的领导权、方向、道路问题上的一致，从而统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集聚了革命力量，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强行进攻内蒙古自治运动领导机关所在地张家口。乌兰夫决定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迁到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坚持锡察根据地。锡察军民团结奋战，在坚持中又有更大发展。乌兰夫遵照毛泽东主席“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8]1084的指示，先后组建了5个骑兵师。这支骁勇的蒙古族铁骑奉命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内蒙古、剿灭土匪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四三”会议后，由于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领导中心转移到内蒙古东部。1947年4月，在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5月1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为内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这宣告了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来贺电：“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9]1127乌兰夫总结二十多年内蒙古人民革命运动斗争史后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内蒙古人民的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就没有人民的新内蒙古。”[4]189如果我们追溯历史，也能印证这一结论。内蒙古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可歌可泣的，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展开了划时代的一页”[4]63。

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对人民各项事业的领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0]350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及其事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还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1]305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85这里都强调了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是最高的政治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更详实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极其重要性，更明确地指出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他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13]11

乌兰夫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1]383他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乌兰夫自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近20年里，他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始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在论述各行各业工作时指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项工作取得成就和胜利的根本保证。如，关于内蒙古畜牧业恢复和发展的论述。有时是从总体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关系的论述。

乌兰夫在1953年1月1日发表的《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的恢复发展及经验》一文中说：“内蒙古的牧业区占全自治区面积的五分之三，草原畜牧业是全国畜牧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生产是大多数蒙古族人民的主要产业。”[4]242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畜牧业，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前却遭到严重摧残。由于蒙古民族外部反动统治阶级和内部反动封建上层相互勾结，残酷压榨，尤其是日寇侵占的十四年间，敌伪肆意掠夺与破坏，造成内蒙古牲畜头数骤然减少。根据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384户的调查，1931年有羊 132 195 只，马 13 828 匹，牛 13 118 头，骆驼753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羊为 76 491 只，下降42.13%；马 4 894 匹，下降64.3%；牛 11 491 头，下降12.41%；骆驼421峰，下降44.1%[4]243。牧业经济即将崩溃，牧民生活极其悲惨。针对这种状况，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与内蒙古自治政府提出：“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要以有利于恢复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出发点。”[4]243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畜牧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如，东部发展最快的呼纳盟牧业区，牲畜数目从1947年到1952年增加了193.4%;锡林郭勒盟，从1948年到1952年增加了120.9%。牧民生活得到显著提高和改善[4]245。乌兰夫总结说，究其原因有很多，首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的结果[4]246。

195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10年，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而言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内蒙古自治区的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乌兰夫在《十年来的内蒙古——为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而作》的文章中，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道：“在这十年中，各项经济文化事业有了巨大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以1956年同1946年比较: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长27倍……；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5倍；大小牲畜总头数增长了2倍以上；各类学校增长了4.7倍，学生总数增长了5.5倍；医疗卫生机构增长了37倍；各族人民的购买力，1956年比1950年增长了4倍以上。蒙古族的人口停止了下降，并有显著上升。几百年来反动统治阶级所造成的内蒙古民族的贫困和衰弱状况,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到处呈现着蓬勃发展的青春景象，内蒙古各族人民多年来的美好理想正在逐步实现。”[4]447他认为内蒙古自治区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未曾达到过的成就”[1]46。他还认为，“ 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切成就，是我们伟大祖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的一部分”[4]448。那么，内蒙古自治区、全国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乌兰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4]446。

全国齐心协力，在内蒙古自治区重点建设包头钢铁联合企业。1959年10月15日，包钢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并投入生产，是全国和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值得热烈庆祝的一件大喜事。周恩来总理参加庆祝大会并剪彩。在剪彩典礼大会上，乌兰夫以《党的民族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讲话。“包钢是我国目前建设的三大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包钢一号高炉又是我国目前最大的自动化大型高炉之一。像这样大型的、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能够在原来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内蒙古自治区高速度地建设起来，并使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建成投入生产，这是旧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人们所梦想不到的……我们胜利实现了以包钢为中心的包头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大发展。这一巨大成就对于加快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彻底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面貌正在发挥和将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37他特别强调说，包钢能够取得这样光辉的成就“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1]36。

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乌兰夫、习仲勋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出席了四十周年盛大庆典和其他庆祝活动。乌兰夫为庆祝四十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创造新历史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一文中，抚今追昔，展望未来，中肯地总结说：“内蒙古革命的迅猛发展，‘四三’会议、‘五一’大会的成功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都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后所取得的每项成就和每一胜利，也无一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毫无疑问，在内蒙古自治区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胜利。”[1]445-446

乌兰夫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在党和国家的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乌兰夫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1]387明确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方针和基本政策。”[1]306，特别强调了“做好统战工作关键在于党的领导”[1]395。关于宗教，他说：“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还要进行改革，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168-169。乌兰夫在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工作中也同样强调党的领导。1954年，他在全国统一战线、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族自治地方加强党的领导，对民族工作有决定性的意义。”[4]351-3521957年，乌兰夫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强调：“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的成绩，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几年中，少数民族地区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就是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4]4821979年，乌兰夫在新时期伊始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也专门谈了“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他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任务艰巨，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总体战，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290

1981年7月，乌兰夫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60华诞在《人民日报》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政策的经验，并指明党的领导的决定性意义：“六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自由发展和幸福生活。”[1]383

乌兰夫无论在负责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工作，还是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他总结出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也是一条最重要、最宝贵的经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是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在这如此重要的历史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勠力同心、砥砺奋进，在“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宏伟征途上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注 释：

① 《内蒙古统战史档案史料选编》(一)，内文出准字(87)第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