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钱钟书对四库馆臣辑编《竹隐畸士集》的三则误判
——兼驳(元)吴师道对宋代七体佳作《七进》的曲解

张继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现当代杰出的学者和文学家。他学贯中西，识盖古今，智睿思敏，著作等身。在钱先生仙逝5年之后的2003年，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宋诗纪事〉补正》。钱先生夫人杨绛女士在书的序言中说，这套书是钱先生“利用四十多年来业余小憩的时间，断断续续做成的”[1]。又说栾贵明先生受钱先生之托，花了许多精力协助整理书稿，才得以正式出版。可见，此书从材料积累、构筑框架、撰写初稿、整理核对到定稿，编著者和整理者所花费时间之久，付出精力之多。应该说，该书补正了《宋诗纪事》的许多不足，功不可没。

但金无足赤，书难尽善。正如陈福康和傅璇琮等先生先后撰文指出的，钱先生这套补正《宋诗纪事》之书，其本身也存在一些错讹和失误。笔者最近翻检该套书第五册第三十二卷对《赵鼎臣小传》的“补正”，即发现它基本属于失检误判。

《宋诗纪事·赵鼎臣小传》曰：

鼎臣，字承之，卫城人，自号苇溪翁。元祐进士， 宣和中，以右文殿修撰知邓州，召为太府卿。有《竹隐畸士集》[1]2315。

钱先生对此小传的“补正”是：

按，今本《竹隐畸士集》乃四库馆臣所辑，以《后村诗话》所称引之南宋徐似道《竹隐集》诗掺入，又以元潘祖仁竹隐老人《七进图记》张冠李戴，《夷坚支志癸》卷一全录赵鼎臣《游岱岳记》，自注“载于《竹隐畸士集》中”，洋洋大文，却未辑入[1]2316。

钱先生的这一“补正”，是对《宋诗纪事·赵鼎臣小传》最后一句“有《竹隐畸士集》”所做的补充，也是对四库馆臣所辑二十卷本《竹隐畸士集》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把徐似道《竹隐集》的诗当作赵鼎臣的诗“掺入”《竹隐畸士集》之中，二是把“元潘祖仁竹隐老人《七进图记》”张冠李戴地收在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之中，三是漏辑了赵鼎臣的“洋洋大文”《游岱岳记》。概言之，“补正”前两则指馆臣误辑了他人的作品，后一则指馆臣漏辑了《竹隐畸士集》作者赵鼎臣本人的“洋洋大文”。

为什么说钱先生的这三则“补正”属于误判呢？笔者不揣冒昧，现试予以辨析如下。

一、 并非馆臣掺入“徐诗”，而是馆臣误解了刘克庄诗评

《四库总目·竹隐畸士集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曰：

《竹隐畸士集》二十卷，宋赵鼎臣撰。鼎臣字承之，卫城人……其集见于《宋史·艺文志》者四十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孙纲立刊于复州，本百二十卷，刊至四十卷而代去，遂止，是在当时板行者，已非完本。刘克庄《后村诗话》又云：“竹隐集十一卷，多其旧作，暮年诗无枣本。”所记卷目多寡颇不合，疑克庄所称十一卷者，乃专指其诗而言也……刘克庄称其诗，谓“才气飘逸，记问精博，警句巧对，殆天造地设，略不人喉舌，费人心目”，其推挹甚至。今克庄所摘诸句，已多佚其全篇，而即所存诸诗观之，工巧流丽，其才实未易及。克庄之言，故非溢美[2]113。

上引刘克庄《后村诗话》的两段文字，在馆臣看来，都是刘克庄对赵鼎臣《竹隐畸士集》的介绍和诗评。然而，只要了解一下南宋诗人徐似道(字渊子)及其《竹隐集》的有关情况，就会发现这是馆臣将徐似道《竹隐集》与赵鼎臣《竹隐畸士集》相混了，把刘克庄对《竹隐集》作者徐似道的诗评错安到了《竹隐畸士集》作者赵鼎臣的头上，造成“张冠李戴”之误。

四库馆臣这一失误，多年来似乎无人公开揭示，直到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的傅璇琮先生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代卷》(以下简称“傅编”)才简要论及，指出“馆臣所引刘克庄语，见《后村诗话》续集卷三，称‘徐渊子有《竹隐集》十一卷’云云。考徐似道字渊子，号竹隐，见《诚斋诗话》、楼钥《石屏诗集序》，则刘克庄所评非赵鼎臣，馆臣以集名略似而误”[3]214。想来钱先生早就发现《提要》把徐似道《竹隐集》相混于赵鼎臣《竹隐畸士集》的问题，但是他在“补正”中批评馆臣将“《后村诗话》所称引之南宋徐似道《竹隐集》诗掺入”，却并不属实。翻阅《竹隐畸士集》二十卷，从未发现其中有属于徐似道创作的诗。确切地说，馆臣此处的主要失误在于，将《后村诗话》称赏徐似道的诗评，当成是对赵鼎臣诗的赞许而张冠李戴。试看《后村诗话》卷七所摘录的《竹隐集》作者徐似道一些诗篇之警句，尽管其中有些并没有注明其标题和出处，但却可以从南宋有关文献(如张端义的《贵耳集》、韦居安《梅磵诗话》等)中找到答案，证明刘克庄所赞赏的这些诗篇警句正是徐似道的佳作。虽然赵鼎臣在宋代也是颇为著名的诗人，曾被其诗友张纲誉为“蓬莱宫中老仙伯，一首诗堪万人敌”[4]167，韩驹亦称道曰，“我独依杖商声讴，此公人间第一流”[5]11。但是翻遍刘克庄《后村诗话》，却无一处引录和评论赵鼎臣之诗作。四库馆臣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何以竟把南宋徐似道《竹隐集》和北宋赵鼎臣《竹隐畸士集》相混了呢？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探究其缘由(见《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1期)，因非本文之论题，恕不涉及。这里只是想说明，钱先生的“掺入”说，有违事实。

二、 并非馆臣误辑《七进》，是钱先生 误信了吴师道《七进图记》

《提要》文末说到，《竹隐畸士集》“久经失传，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搜采汇辑勒成二十卷，诸体具备，蔚然可观”[2]113。这表明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二十卷)原是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搜辑编成的。集中各篇之所以能被馆臣辑入，是因为它们本就属于赵鼎臣其孙复州时刊刻的《竹隐畸士集》四十卷本的遗文，包括该书卷十四那篇仿效汉枚乘《七发》体式的“七”体作品《七进》。钱先生批评馆臣“以元潘祖仁竹隐老人《七进图记》张冠李戴”[1]2316。这是缘于记忆失误或笔误，将宋代的潘祖仁当成了元代人，又将《七进》与元代吴师道的《七进图记》(以下简称《图记》)混为一谈，更是误信吴师道《图记》所谓“《七进图》者，画金华潘氏父子也”[6]400之说，把本是韦城(今河南滑县)赵鼎臣的《七进》误作金华潘祖仁所撰，从而错怪了馆臣。

(一) 《七进》原是赵鼎臣所撰，非馆臣误辑潘祖仁之作

《七进》计有 1 280 余字，其大意是：竹隐老人昼卧于家，怆悢郁悒，沉吟叹息。其儿曹忧之，共谋宽慰之策。于是其子侄奕、玫(女)、京、方、奇、亮分别各持一物先后进献与老人并申说其功用。但老人对诸人分别所献之物(酒、花、鱼、茶、棋、博具)及进词均不为所动，唯对最后献词的幼子育之劝导“惟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种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庐也，聚书其中，夫子之所储也，明窗净几，夫子之所朝夕燕坐而起居也……”[7]卷十四96深为称赏。于是老人“释然而笑曰：‘有是哉，吾与育也！’俄而起。既起，而病良已”[7]卷十四97。应该说，这篇七体作品的价值取向是健康的，表现了作者清介有守的道德情操及晚年高洁的人生理念和企望。全篇语言流畅，人物形象逼真，其结构布局也条理井然，颇有章法。笔者相信，这应是由赵鼎臣晚年精心构思、量身打造的一篇宋代七体佳作。

宋代有多种文献(包括《竹隐畸士集》在内)均可证明《七进》是赵鼎臣所撰。

1. 《竹隐畸士集》有关诗文与《七进》的内在联系

赵鼎臣嗜书爱竹的品格和退隐情结与《七进》一脉相通。《竹隐畸士集》卷二有一首五言古诗，题目颇长，类似一篇诗前小序：“余少时尝种竹于所居之南，号竹隐。今二十年矣，而隐之志葢未遂也。孙志康善篆，尝欲得‘竹隐’二字题其上。因叙所以为诗以乞之，且呈好事诸君子，各乞一诗以为旧隐光华。”[7]卷二7《七进》最后一段，则有“于是幼子育进曰：‘……惟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种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庐也’”[7]卷十四97之句，正与上引赵氏之诗题相呼应。且句中的“幼子育”又正与鼎臣之子赵育(字去病)之名相同。这一点，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酒隐集》三卷，宣州司理赵育去病撰，其父鼎臣承之号竹隐畸士者也”[8]281的说明亦可为之佐证。

《竹隐畸士集》中鼎臣与子侄诸人的互动和亲密关系，乃至某几位子侄的名字，在《七进》中都有所反映或呼应。例如，《竹隐畸士集》中题为《奕、弃、奇、育皆赋集字韵诗，再次其韵示之》的古体诗：“……稍侵老景何足道，粗喜汝曹皆有立……金门他日看汝游，竹隐何年助吾葺。男儿志气要轩昂，肯作楚囚相对泣？”[7]卷三21即深情地表现了赵鼎臣对晚辈上进的关切和鼓励。诗题中“奕、奇、育”之名与《七进》“儿曹”中的三人称呼也正相对应，诗题中的“弃”则正是绘制《七进图》画卷的鼎臣之侄。弃穷且嗜画，鼎臣对他多有关怀和支持，对此，集中《跋犹子弃画》《犹子弃画盘谷图戏书其后》这两篇作品亦有充分的体现。固然，《七进》作为文学作品，其中的人物及其言行，作者完全可以根据思想艺术表达的需要进行虚构，更不要求这些人物与现实中的作者亲族有关成员的身份和名字一一相对应，但为了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亲切感，自然也可以适当地把作品中的人物冠以现实中相关亲人的名字。

2. 佐证赵氏叔侄创作《七进》文、图的宋代若干文献

(1)王之望《汉滨集·跋赵祖文七进图》

王之望(1102—1170年)，字瞻叔。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累官为参知政事，系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其父赵纲，曾任徽州通判。王之望在跋文中谈及宣和年间其父“在京师与竹隐公(即赵鼎臣)游，喜称诵其词章”[9]171，又说到，过了二十多年，赵鼎臣犹子赵祖文(赵弃)与他在京师临安相遇，“出所画《七进图》及赵鼎臣《七进》辞以求跋”[9]171。跋文最后高度评价了此图文，云：“文甚雅丽，画又妙绝。”[9]172该跋文可以说是赵鼎臣撰作《七进》、其侄赵祖文为之绘制《七进图》画卷的重要证据。

(2)洪适《盘洲集·题赵弃画〈竹隐七逸图〉》(一作《竹隐士逸图》)

洪适(1117—1184年)，字景伯，号盘洲，宋饶州鄱阳人。绍兴十二年(1142年)得中进士第二名，累官至右丞相。与弟遵、迈皆以文学负盛名。

洪适在《题赵弃画〈竹隐七逸图〉》一文中曰：

泰陵初立词科，一举得五人，少蓬赵公其一也。予兄弟仰高蹈景，窃攀屈、宋之驾，而后先参辰，莫快一睹。其犹子能托绘事，彰其家望之美。开卷肃然，如升堂睹奥而瞻道德之光，又以见公消摇燕间，寄意笔墨，进诸子于道如此……[10]352

赵鼎臣元祐六年(1091年)中进士，绍圣二年(1095年)中博学宏词科，后曾任秘书少监。从此题词可知，时隔多年，洪适兄弟三人对赵氏叔侄的才学依然极具仰慕之情。他题词的那幅画，即是王之望为之作跋的赵祖文《七进图》(只是标题稍有不同)。由此亦可看出赵鼎臣《七进》辞和其犹子弃之配画《七进图》在当时的流传情况和影响。

(3)周必大《文忠集·题赵弃雪图》(弃一作弁)

周必大(1126—1204年)，字子充，吉州庐陵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累官至左丞相。庆元元年(1195年)以观文殿大学士、益国公致仕。自号平园老叟。去世后赐谥“文忠”。有《文忠集》《平园集》传世。

周必大《题赵弃雪图》曰：

赵弃祖文，徃至临安，诸公贵人爱之，凡秘书省及夫新作政府所画照壁，多出其手，迄今尚存。观此《雪图》，风度可想[11]418。

从这一题词可以了解到，鼎臣这位侄子在当时南宋画坛和都城有着相当的声望和影响，表明他为其叔父的《七进》辞配画而作《七进图》足具能力，也是顺理成章、极其自然的。

(4)汪藻所撰《承议郎通判润州累赠朝议大夫赵君墓志铭》

汪藻(1079—1154年)，字彦章，号浮溪，宋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任婺州(今浙江金华)观察推官，后官至显谟阁大学士、左大中大夫。卒,赠端明殿学士。

该墓志铭中的“赵君”即鼎臣之兄赵钧臣，字秉之，卒于宣和五年(1123年)。汪藻在其中叙及其赵氏家族概况时曰：

(赵钧臣)与承之(即其弟鼎臣之字)齐名，而友爱尤笃。平居唱酬赠答，若朋友然。故君之卒，承之哭之过时而哀。(秉之)聚刘氏，封安仁县君，赠恭人。四男一女，男曰奕、曰京、曰奇、曰亮，女适承事郎永静军司录事韩承胄……[12]217

该墓志铭中不仅反映了赵鼎臣与其胞兄钧臣之手足情深，还郑重地提到赵钧臣四个儿子(即鼎臣的侄子)奕、京、奇、亮等名字。从中可发现，他们与《七进》“竹隐老人”之“儿曹”奕、京、奇、亮数人的称名惊人的一致。显然，如果《七进》不是赵鼎臣所作，断不会出现这样的巧合。

(二) 所谓金华潘祖仁撰《七进》，乃元代学者吴师道的曲解伪说

从上文所列赵鼎臣撰《七进》、其侄赵弃(祖文)绘《七进图》的各项依据，可知四库馆臣于《永乐大典》中把《七进》辑入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之中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自元至今的许多文献包括当代一些著名学者的著作和辞书，反而把宋代婺州金华的潘祖仁奉为《七进》之作者呢？笔者以为，这一颠倒事实的始作俑者，便是元代学者吴师道。

吴师道(1283—1344年)，字正传，婺州兰溪(今浙江兰溪)人。至治元年(1321年)进士，授高邮县尹，迁宁国路录事、任建德县尹，所至有治声。后为国子助教，寻迁博士。致仕后朝廷授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后人即以此所进之官，简称之“吴礼部”)。有《战国策校注》《敬乡录》《吴礼部集》《吴礼部诗话》等传世。作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家和文学家，吴在经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上都有较大的建树和贡献，但在某些问题上也存有偏见和失误。他所撰《七进图记》，就是一篇并无文献依据的主观臆断、移花接木之作。

下面即针对《图记》的几个问题予以必要的辨驳。

1. 谓《七进图》画的是“金华潘氏父子”，乃吴氏的曲意伪说

《图记》一开始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断语：“《七进图》者，画金华潘氏父子也。竹隐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玫，次子京、方、奇、亮、育七人。”[6]400

这个断语只是吴氏先入为主的臆想而已。潘祖仁虽然自号竹隐，但宋代自号“竹隐”的文人名士有多位，如浙东的徐似道、福建的傅伯成、广东的李用和河南的赵鼎臣等都自号“竹隐”，吴氏有何依据认定《七进》作者是潘祖仁？又，吴氏将《七进》中的“儿曹”奕、玫、京、方、奇、亮、育七人，解释为潘氏六男一女的“原名”，试图以此证明《七进图》画的是“金华潘氏父子”。但检考宋代文献有关潘氏家族的记载，潘祖仁子女从来没有这样的原名。《图记》“原名”云云，无非是吴氏配合潘祖仁之元代后裔从《七进》原文逆向推绎而来，这显然是违背逻辑推理原则的。文学作品原可虚构，但吴氏这一刻意索隐，反而显露出编造的痕迹。为了掩盖这一破绽，《图记》下文还专门解释说“奕后名良佐”“京后名良贵”“方后名良瑗”“奇后名良翰”“亮后名良知”“育后名良能”，然而这只是吴氏自说自话，因为无法举出潘氏六子有“原名”“后名”的任何一个佐证材料。《宋史·潘良贵传》只说潘良贵“字子贱，婺州金华人”[13]3910，淳熙丙午(1186年)朱熹为《潘默成公文集》(十五卷)写的序言曰：“公讳良贵，字义荣，一字子贱，自号默成居士。”[14]1744明代宋濂为潘良贵所作的《年谱》，对潘良贵的身世叙述详，亦均未说到其“原名京”。相反，《七进》“儿曹”中名字与赵鼎臣的子侄辈多人相同，却有前述的《竹隐畸士集》和汪藻《浮溪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为证。两相对比，谁自然对应，谁刻意编造，自是立马可断。

2. 潘祖仁并不具备创作《七进》的文学基础和条件

《图记》介绍潘祖仁(1046—1136年)曰：“竹隐后赠中奉大夫……绍兴乙卯，默成自佐史除西掖，竹隐年已九十，次年卒。计其生当庆历中，及见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语自妙，而超然清素之风，行于家庭者如此。”[6]402

考宋代文献，很少有关于潘祖仁身世的记载。我们仅从其次子潘长贵《默成文集》附录中看到宋高宗《勅赠潘祖仁》和李光《宋中奉大夫竹隐祖像賛》两则短文，前者褒扬潘祖仁“韬光自晦，守道安时，积其庆源，克生贤子，躬全才德，名列缙绅”[15]22，从而特赠其“中奉大夫”[15]22；后者除了证明他号竹隐之外，就是几句空洞夸大的并无文献佐证的赞语。从潘祖仁的生平经历，看不出他在经史方面有什么建树，仅仅因其几个有仕历的儿子，特别是由于其次子潘良贵为官耿介清直、正色立朝，曾受到皇帝表彰，父以子贵，他才获得朝廷敕封中奉大夫的称号和有身份人士的夸赞。实际上他既无政绩记录，也无诗文传世。 《图记》也承认：“竹隐之文，他无见于世。”[6]403大概吴氏担心人们会怀疑潘氏写作《七进》之能力，所以在《图记》中特别强调其“生当庆历中，及见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语自妙……”[6]402。然而这样的说辞显然是苍白无力的。且不说潘氏并无迹象表明曾在朝为官，即便有之，他就能被“累朝文治之盛”潜移默化，从而“言语自妙”，创作出《七进》这样的优秀作品吗？实际的情况是，无论从潘氏的经历、文学素养和所在地域文化背景看，他都很难写出《七进》这样一篇具有中原区域文化特色的七体辞章。与赵鼎臣相比，潘氏显然缺乏写作《七进》的基础和条件。这一点，由赵氏佳作纷呈的《竹隐畸士集》，再对比潘氏一字“无见于世”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了。

这里有必要言及宋代民间所谓潘祖仁向陈了翁之父“借妾生子”、陈了翁和潘良贵“同母”的传言。

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独有一事不如公，甚以为恨。’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当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见还。’既而遣去，即了翁之母也。未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两家焉。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16]137

这个传言流传甚广，明代李耀文《天中记》、清代《宋稗类钞》、赵翼《陔余丛考》和袁枚《随园诗话》等读物都有过转述。但这则传言不仅思想意识有问题，而且根本就是谣传，毫无事实根据。陈了翁(1057—1122年)之父陈偁(1015—1986年)，比潘良贵(1094—1150年)之父潘祖仁年长32岁，二人更未同朝为官，何曾有“官职年齿种种相似”“借妾生子”之事？而陈了翁(名瓘，字莹中，了翁其号)也比潘良贵年长37岁，所谓“潘陈同母”也绝无可能。试想，陈母即使早在十七八岁少女之时生下陈瓘，37年后亦已年逾五十，哪有可能被借与他人生子？ 关于此传言之无稽，明代杨德周的《金华集识》已有辨驳，四库馆臣也指出：“良贵父有子六人，亦非晚年乏嗣。”[17]2385《图记》所谓潘氏“及见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语自妙”，虽与此荒诞传言非同一类型，但没有文献依据的猜测，显然也属莫须有。

3. 推测《七进图》作者为李伯时(名李公麟，号龙眠居士)，亦经不起事实的拷问

《图记》介绍《七进》和《七进图》曰：“其文规模放达，而藻丽出新意。书以汉隶，亦工。每段次画于文，用李伯时白描法，精绝似之，然未有考也。”[6]403

与吴师道同时且同属婺州籍的学者胡助《纯白类稿·题竹隐老人》亦曰：“右竹隐老人潘公《七进》辞、图一卷，龙眠笔也……老人之七世孙壎出示，助敛衽以观，肃然生敬。自宋季至今诸名士议论发明略尽，殆无余蕴。盖老人以默成先生为之子故也。或疑作图时龙眠已病，恐非亲笔，岂其弟子耶！”[18]102

其实，吴、胡二人上述所言均是一种莫须有的猜测，并无文献依据。据《七进》篇首“岁在荒落，月纪中吕”[7]96二句，可推知其文当撰于宣和年间作者休闲于家的“已”年四月末。而此时赵鼎臣(1070—1124年？)55岁左右，潘祖仁(1046—1136年)则已年届80岁左右，不论两人之中谁撰作《七进》，李伯时均不可能起死回生为之绘制《七进图》。因为据《宋史·文苑传》相关文献，李氏早在崇宁五年(1106年)业已病逝。

考宋代潘祖仁家族的宗谱及文集(包括南宋淳熙年间问世、朱熹为之作序的潘良贵《默成文集》)，均未提及潘祖仁撰写《七进》之事，更别说赏读过其作品和李伯时为之绘制的《七进图》了。那么潘氏之元代后裔何以藏有号称潘氏所作的《七进》及配图呢？

由于有关文献资料之缺失，我们如今已难以了解赵氏叔侄创作于北宋末年的这套为后人称赏的艺术品流传路线图。但从上文所引王之望《跋赵祖文七进图》之跋文，可确知该作品已于南宋绍兴年间出现于京城临安。到了元初，作品之刻本或早已流传到了婺州。《七进》在流传、扩散的过程中，原作者的署名或已失佚，潘氏元代后裔发现《七进》中有“竹隐老人”之称，联想到自家祖上潘祖仁即自号“竹隐老人”，于是便如获至宝地将该作品视为祖传之珍品予以收藏。出于光宗耀祖的目的，潘氏后裔尔后曾联络当地一批文人学者对其家藏的《七进》作品开展研讨，加以揄扬(胡助《纯白类稿·题竹隐老人》对此曾有简要的介绍)，吴师道所撰《图记》也就在这场宣传潘氏家族功德的闹剧中应运而出了。

4. 《图记》曲解《七进》、以假乱真的实质

《图记》最后曰：“予既从潘氏借观，录其文，因略记画之次第，并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窃论默成公之渊源焉。使世未见图者，于是而有考焉，尊敬尚德之心，将竦然而生，顾不美欤！”[6]403

《图记》这段文字，直白地道出了吴氏挖空心思求证《七进》为潘祖仁所作的主要目的，就是“窃论默成公之渊源焉”，以使后人知道潘祖仁对儿子潘成贵清正品格形成的重大作用，从而竦然而生“尊贤尚德之心”。这个目的看似高尚，却是并无文献依据的主观臆测。实际上不过是无根基的空中楼阁，美则美矣，但一旦其伪饰的假象被揭穿之后，便会在人们的心目中轰然倒塌，荡然无存。

笔者不愿恶意揣测吴氏无视宋代赵鼎臣、赵祖文叔侄《七进》图文的创作及王之望、洪适、周必大等名士关于《七进》作者的论述，蓄意编写张冠李戴的《图记》，为曾受朝廷敇封的潘祖仁、潘良贵父子及其家族增光添彩，而宁愿只将《图记》看作吴氏由于失于对宋代有关文献的了解，而对《七进》《七进图》作牵强附会的错解误释。但是由于吴氏在元代学术界的地位，他所辑《敬乡录》收入署名潘祖仁的《七进》且亲撰《图记》，对后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不容小觑。

5. 《图记》以假乱真带给后世的严重影响

自吴师道据潘氏元代后裔出示其家族收藏的《七进》《七进图》，以撰写《七进图记》，并将署名潘祖仁之《七进》连同吴氏自撰的《七进图记》辑入《敬乡录》之后，所谓潘氏创作的这一七体辞赋，自此堂而皇之地登上浙江，特别是婺州的学界和文坛，引起诸多不明真相的文人学者的重视和赞誉。明清以来，浙江(特别是金华等地)的不少地方志或学者文集纷纷将其编入其中(如明代应廷育的《金华先民传》，清代曹重远重编、潘氏后裔潘后重订的《默成文集》八卷本，多部金华府、县方志等)，乃至现当代某些图书资料、辞书或索引，也大都据《图记》所云，视潘祖仁为《七进》之作者，认同其六子原名为“奕、京、方、奇、亮、育”，纷纷载于有关文献之中。而四库馆臣辑编的《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收有的《七进篇》，反而遭到今之一些学者的怀疑甚至否定。继钟书先生在《宋诗纪事补正·赵鼎臣小传》中批评馆臣“以元潘祖仁《七进图记》张冠李戴”之后，曾枣庄先生主编的《全宋文》和《宋代辞赋全编》中也以假作真，将《七进》的作者标为潘祖仁，并附注批评“馆臣不察”[19]279，误收潘祖仁的《七进篇》于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中。这不免令人感到遗憾。

不过，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也与四库馆臣的一个疏失有关。馆臣据实顺理成章地将《七进》辑入赵鼎臣的《竹隐畸士集》，并将此集收录于《四库全书》，却不曾注意《四库全书》收录的吴师道《礼部集》，内中居然编入视潘祖仁为《七进》作者的《七进图记》，且附有署名潘祖仁所作《七进》，以致出现《七进》作者署名不一而《四库总目提要》对此又未曾加以甄别和考辨的情况。但愿随着《七进》作者为赵鼎臣之真相被学界所公认，那些受吴师道《敬乡录·七进图记》误导的方志、辞书及著作集，在再版时能予以相应的更正。

三、 并非馆臣漏辑“洋洋大文”，而是钱先生失于检校，误责馆臣

钱先生曰：“《夷坚支志癸》卷一全录赵鼎臣《游岱岳记》，自注‘载于《竹隐畸士集》中’。”[1]2316

翻展《夷坚支志癸》卷一，却发现书中所载与钱先生所说有较大出入。

首先，《夷坚支志癸》卷一并没有全录赵鼎臣《游岱岳记》，只载有洪迈据《竹隐畸士集》四十卷本中的《游山记》改写的《赵承之游岱岳》，它与赵鼎臣的原作《游山记》(《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本曰《游山录》)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是，《游山记》是以作者赵鼎臣为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游记，而后者《赵承之游岱岳》主人公已改为第三人称，体裁已变为非日记体的记叙文。二是，《游山记》全文计 2 100 多字，而后者经洪迈改写压缩，字数仅 710 余，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一。三是，二者记叙和表达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有区别。前者按18天行程先后顺序，全面地记叙游览泰岳的具体经过和感受，后者则根据《夷坚支志》的写作宗旨和体例，有重点地记叙赵承之及其随行游泰山之中的不平常经历，突出了途中结识道人的神异色彩。

其次，洪迈《夷坚支志癸》卷一《赵承之游岱岳》，其文末虽有自注，但其自注的文字是“承之作《游山记》，载于《竹隐畸士集》中”[20]298，并非钱先生所理解的《夷坚支志癸》卷一“全录赵鼎臣《游岱岳记》自注‘载于《竹隐畸士集》中’”[1]2316。应该说，洪迈的“自注”并不错，倒是钱先生错把洪迈改写赵鼎臣《游山记》后的游记文《赵承之游岱岳》，当成赵鼎臣的《游山记》(钱先生称之为《游岱岳记》)原文了。看来钱先生在“补正”前并没有仔细检校洪迈《夷坚支志癸》卷一《赵承之游岱岳》和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本)卷十四的《游山录》。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竹隐畸士集》先后有过三种版本。前文已说到，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赵鼎臣最初编有《竹隐畸士集》一百二十卷(已失传)，其孙纲立于复州刊印至四十卷因故而止，洪迈所见的即是此四十卷本。这也说明《游山记》在宋代的《竹隐畸士集》四十卷本中已被收入。但该版本至明代末年已失传。现存的《竹隐畸士集》(二十卷)四库全书本，是馆臣从《永乐大典》搜辑而成的，已非其原四十卷本之本来面目了。钱先生想是从这《竹隐畸士集》二十卷本目录中未发现他印象中的《夷坚支志癸》卷一所载《游岱岳记》(实为《赵承之游岱岳》)，以为是馆臣疏忽失收了，于是不禁发出“洋洋大文，却未辑入”的感慨，表现出莫大的遗憾。

其实，这是由于钱先生失于检校而造成的误会。想是钱先生不了解上述的缘由，仅看到馆臣辑编的《竹隐畸士集》(二十卷)目录中没有《游岱岳记》这样的标题，以为漏收了该文，遂不知《竹隐畸士集》卷十四的《游山录》，就是心目中的“洋洋大文”《游岱岳记》。

本文涉及古今诸多知名学者，他们博大精深的学识、在学术研究及著述上的重大贡献，笔者一向抱有由衷景仰之情。即使他们的著作存在本文所指出的个别失误，也只是百密一疏、白璧微瑕而已。这本是学术研究中的平常现象，无损于学者的声望和成就。此外，本文在论证的过程中，想来也存在未曾发现的讹误，亦望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有以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