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与造作
——唐代的铜材多寡和铸造盛衰

2022-01-15 11:58
艺术设计研究 2021年6期
关键词:天枢铜器铜镜

尚 刚

材料之于造作,意义非比寻常。比如唐代的铜器艺术,较充裕的铜材曾支撑过它的繁荣,而铜材的日趋紧缺,又把它渐渐拖入了衰颓,铜镜图案的变化即其典型。这些,尚未闻学界说起。

唐代,要讲作品数量,铜镜等生活器具应当最多,而论铜材耗用,则道释造像(图1)又令生活器具无法比肩。那时,道释造像充盈市肆,铸造匠人“口食酒肉,手漫膻腥”①, 买卖双方不计因果,但求善价。这令统治者以为亵渎太甚,故自初唐起,便一再禁断。但做法很近人情:已成之像不必销毁,可转售寺观。②当年,寺庙往往铜像充溢,如长安安邑坊的立法寺虽规模不大,却有“金铜像十万躯”。③并非大寺,佛像就以万计,形体必定不会高大,而唐代的大型佛像也所在多有,如中宗时,释慧云在濮州报成寺铸造的弥勒高一丈八尺,④代宗时,释自觉在镇州大悲寺铸成的大悲菩萨高49尺,⑤它们都是以红铜铸就的。

图1:8世纪鎏金观音铜像,高27.3厘米,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武则天时代,在洛阳的两番铸造最能展现大唐气象。一次是证圣元年(695年)铸成的天枢,一次是神功元年(697年)铸成的九州鼎。

天枢用铜50余万斤,铁130余万斤,做八棱柱体,高约百尺,径12尺,每面五尺,下为铁山,周长170尺。铸铜为蟠龙,麒麟、狮子围绕,顶有直径三丈的腾云承露盘,上立四龙,龙捧高一丈的火珠,武则天钦题“大周万国颂德天枢”。⑥开元二年(714年)三月,天枢被推倒熔毁铸钱。⑦

九州鼎共用铜560712斤。象征都城的神都鼎(又名豫州鼎)最大,高一丈八尺,容1800石,其余八鼎各高一丈四尺,容1200石。鼎上装饰为本州的山川形胜和物产等,制图者是左尚方署令曹元廓。本想涂饰黄金千两,幸为姚璹谏止。九州鼎太重太大,铸成后,需移置通天宫,便派宰相、诸王率宿卫兵十余万及大牛、白象才拖拉进去。武则天做了《曳鼎歌》,还令群臣唱和。⑧曳鼎时,有牛、有象、有显贵、有大军,巨兽嘶鸣,还有口号、歌声相伴,那场面一定新奇、壮观。

天枢、九州鼎均已不存。在今存的唐代铜器里,名气最大的是景龙观钟(图2),它铸成于景云二年(711年),又名景云钟。当年,悬挂在长安景龙观的钟楼上,如今,安放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钟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重约6000千克。装饰分做三层18格,格内饰飞天、翔鹤、走狮、腾龙、朱雀、独角独腿牛等,四角辅以祥云。钟身正面有骈体铭文292字,为睿宗皇帝亲撰亲书。⑨此钟音色至今依然清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年钟声”用的就是它的录音。⑩

图2:景龙观钟(景云二年,711年),高247厘米,口径165厘米,重约6000千克,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特别在盛唐,为昭示天朝气象,统治集团对大型器物特有偏爱。除去天枢、九州鼎之外,著名的大型造作还有“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的夹纻大佛,这是宫廷的制作,而僧家居然动过造“千尺像”的念头,事情还闹到了官府。⑪若说铜镜,也有典型。铜镜用以鉴容,一般尺寸不大,但已知古代最大的铜镜也出现在盛唐,它就是那面著名的扬州方丈镜。其背面有金花银叶的桂树图案,正面能令马上的中宗皇帝“人马并在镜中”。中宗对它还特别喜爱,“每骑马自照”。⑫

前文在铺叙大唐铜器艺术的繁荣时,例举的具体作品统统体量巨大,并且,它们大多铸造在玄宗时代之前(唯一的例外是代宗时镇州大悲寺的大悲菩萨像)。之所以对大型器物格外关心,全因为它们耗用材料更多,能够说明当时的铜材还比较充裕,虽然铸天枢的材料还包括了熔毁的百姓农具。⑬

然而,最晚在开元中叶,唐朝的铜源已成大问题。政府铸钱已经材料不足,对民间铸造铜器,就要严加管制。开元十七年(729年)九月,因“泉货益少,布币颇轻”,玄宗禁断私卖铜、锡,并重申旧命,禁私铸铜器。⑭在作者的闻见里,这是今存唐代最早的禁铜令。从大历七年(772年)开始,又禁官府、民间铸造铜器,或许因为鉴容乃生活必需、鉴容工具的材料又无可替代,故仅对铜镜网开一面。⑮

禁断私卖材料、私铸器物,尽管国家政令威严,但“兴贩之徒”仍敢熔钱铸器,追逐暴利。贞元九年(793年)正月,便有朝臣“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一年半过去,德宗皇帝又推“新政”:不再禁卖、禁铸,但限制价格,令原本每斤千余文的铜器售价不得超过160文。同时,严惩熔钱铸器,要“以盗铸钱罪论”。强压价格的办法当然难收成效,于是,再改为禁。元和元年(806年),因为铜钱不足,禁断格外决绝,不唯禁卖、禁铸,甚至禁止使用铜器。⑯

在现存的文献里,保存下的中晚唐禁铜政令已经很多,当年颁布的一定更多,以致来华的日本僧人甚至记录,帝王的禁铜敕命“六年一度,例而有之”。⑰内容相同的政令居然频频颁布,只能说明监管的无力。而奸商熔钱铸器的风气,到文宗时代依然盛行。于是,开成三年(838年),大臣主张“禁铜之令,必在严峻”。⑱

禁令频颁,密度还在加大,说明唐朝的铜材越发紧缺。对于铜器艺术,铜材的紧缺影响巨大,不但使作品数量减少、大型器物罕见,还会令作品转向粗陋。随着禁令的颁布,作品数量减少、大型器物罕见能够“立竿见影”,但作品转向粗陋却要经历渐进的过程,即“艺术惯性”使作品不会随着铜材的紧缺而迅即粗陋。

由于其他铜器品类的资料现存较少,而铜镜实物颇丰,且时代分布更理想,故关于唐代铜器由盛入衰,将以唐镜为例,略做解说。

艺术史上,唐代铜镜声名赫赫,正是图案的精美玉成了唐镜的辉煌。图案精美当然与设计优秀、制作精良关联,但效果的呈现还要取决于镜材。唐人曾对镜材下过大气力,特别在玄宗时代(712~756年),为皇帝庆寿的扬州镜甚至享“百炼”之誉。⑲反复熔炼意在去除杂质,熔炼越多,去除越多,获得镜材也越少。虽获得较少,却能因镜材的清纯,而令镜身光润,图案细腻,美感增加(图3)。不过,德宗时代(779~805年)以后,镜材清纯的铜镜数量、比例大减,图案美感普遍下降(图4)。这应当与铜材紧缺有关,让反复熔炼而后铸造已经成为历史。

图3:盛唐双鸾衔绶纹葵花镜,直径24.2厘米,洛阳磁涧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4:晚唐日月贞明八卦镜,直径25厘米,洛阳博物馆藏

反复熔炼之外,曾令唐镜耗铜颇多的,还有镜身的厚重。厚重的镜身除去可以增添庄穆雍容之感,还能使镜背图案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铸出的浮雕式装饰可高可低(图5),甚至能令鸟兽的腿“透空”(图6),以层次的丰富使艺术表现力更强。如果镜身较薄,高浮雕的装饰便无法表现,只得做层次较少的浅浮雕,表现力大受限制(图7)。甚至以阳线、阴刻表现图案,⑳艺术表现力更低。与镜材清纯的情形相似,镜身厚重的唐镜也基本出现在德宗时代以前。㉑

图5:盛唐瑞兽葡萄纹方镜,纵横17.1厘米,缘厚1.6厘米,重1945克,奈良正仓院南仓藏

图6:盛唐鸟兽葡萄纹镜局部(侧视),直径21.2厘米,私人藏

图7:中晚唐四花纹镜,直径21.3厘米,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寄藏

以玄宗朝为代表的8世纪是中国铜镜艺术的高峰,而后便渐渐衰颓,这早是学人的共识,学人也乐于追索衰颓的缘由。我以为,缘由或有种种,而铜材紧缺应当是最重要的那一个。自然,铜材紧缺令艺术受损的不止铜镜,还包括了唐代所有的铜器。

注释:

①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3《断书经及铸佛像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8页):“……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狎之心斯起。……自今以后,州县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开元二年七月。”

② 太宗:《断卖佛像敕》(董诰等:《全唐文》卷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42页中栏):“佛道形象,事极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造铸,供养之人,竞来买购,品藻工拙,揣量轻重。买者不计因果,只求贱得,卖者本希利润,唯在价高。罪累特深,福报俱尽,违反经教,并宜禁约。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预造佛道形象卖鬻,其见成之像,亦不得销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徒众酬其价值。仍仰所在州县官司检校,敕到后十日内使尽。”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上·安邑坊立法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1页):“初,居人张频宅也。……因舍宅为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皆满。”

④ 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6《唐今东京相国寺慧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58-659页):“神龙二年丙午,往濮州属县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举高一丈八尺,募人出赤金。于时,施者委输,逡巡若丘阜矣。遂振櫜籥,程巧工,一铸而成,相好奇特。”

⑤《宋高僧传》卷26《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第657页):“觉始入法以来,学诸佛因中誓愿,其数亦四十九也。其一愿身长随大悲菩萨,次愿造大悲像寺。及乎发言响应,檀越臻萃,用赤金鼓铸成,举高四十九尺,梵相端严,眼臂全具。”

⑥ 司 马 光 :《 资 治 通 鉴 》 卷 205《 唐 纪二十一·天册万岁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02-6503页):“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刘肃:《大唐新语》卷8《文章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6页):“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按《太平广记》卷240《李峤》即录此条,但做“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两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纪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载,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按《太平广记》卷236录《大唐新语》,作“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径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

⑦《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开元二年》(第6699页):“(三月)毁天枢,发匠熔其铁钱,历月不尽。”

⑧《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神功元年》(第6517页):“夏,四月,九州鼎成,徙置通天宫。”《旧唐书》卷22《礼仪志二》(第867-868页):“ (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冀州鼎名武兴,雍州鼎名长安,兖州名日观,青州名少阳,徐州名东原,扬州名江都,荆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农卿宗晋卿为九州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图写本州山川物产之像,仍令工书人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之,左尚方署令曹元廓图画之。鼎成,自玄武门外曳入,令宰相、诸王率南北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则天自为《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时又造大仪钟,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黄金千两涂之。纳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贵于质朴,无假别为浮饰。臣观其状,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岂待金色为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于通天宫。以契丹败灭,九鼎初成,大赦,改元为神功。”

⑨ 马骥:《唐景龙观钟》,《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 博物馆》,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534页。

⑩ 杜廼松:《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青铜器综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4期,第36-37页。

⑪ 详见拙著《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226页。

⑫ 张鷟:《朝野佥载》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页):“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专知官,高邮县令幼临也。”

⑬《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延载元年》(第6496页):“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功纪德,黜唐颂周,以姚璹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⑭ 《唐大诏令集》卷112《禁铸造铜器诏》(第582页):“今天下泉货益少,布币颇轻,欲使流通,焉可得也。且铜者,馁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于器用,又不同于宝物,唯以铸钱,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铸,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断私卖铜、锡,仍禁造铜器。所有采铜、锡、铅,官为市取,勿抑其价,务利于人。开元十七年九月。”

⑮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6000页上栏):“ (大历)七年十二月,禁天下新铸造铜器,唯镜得铸。其器,旧者听用之,不得货鬻。将广钱货,资国用也。”

⑯ 王溥:《唐会要》卷89《泉货》(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28页):“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铸,每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杂物、器物,则斤值六千余,其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十年六月敕,今后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值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以盗铸钱罪论。元和元年二月,以钱少,禁用铜器。”

⑰ 释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1(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白化文等校注本,第61页):“ (开成三年)十一月二日……有敕断铜,不许天下买卖。说六年一度,例而有之。恐天下百姓一向做铜器,无铜铸钱,所以禁断矣。”

⑱ 《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第6005页下栏):“ (开成三年)六月,帝御紫宸殿,问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宰臣杨嗣复曰:‘此已多年,但且禁铜,不可广变法,广变法即必扰人。’李珏曰:‘今请加炉铸钱,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铜为器。当今,以铜为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敕不曾下经年,而州县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见之为常。今自淮而南,至于江岭,鼓铸铜器,列而为肆,州县不禁,市井之人,逐锥刀之利,以一缗范为他器,鬻之,集利不啻数倍。是则禁铜之令,必在严峻,斯其要也。’”

⑲ 关于“百炼”,唐人还另有说法。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扬州江心镜》(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64页):“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但是,六七十炼已经很多,因为在传说中,供御宣德炉的铜材最多也不过十二炼。

⑳ 关于纯以阳线、阴线装饰的铜镜出现于9世纪,见徐殿魁:《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第324-327页。

㉑ 周欣、周长源:《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文物》,1979年第7期,第5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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