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他山之石

宋成有

编者语：东方外交史是国内近年蔚然兴起的一个崭新学科。为了推进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总结十余年来的既有成果，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具有新鲜活力与感召力的理论支持，我们邀请了几名学者做一组专题研究。这组文章清新厚重，建树颇多，相信它会像古希腊神话斯芬克斯谜语一样，不断引起共同跋涉于这一领域的作者与诸多读者的极大兴趣。本专题中有的作者自始至终参加了东方外交史的学科体系建设进程。这组文章以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以中国人的史观予以构建，使用新材料，展现新方法，推出新成果，在学科体系、学科定性、发展主线、编写原则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了大胆探索，初步形成线索清晰、框架完整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都是中国空前崛起的长期趋势下一个大规模的精神活动，有着总结前人、启迪来者并向未来发展延伸的时代特征，让人看到东方文明强势回归的崭新趋势。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总体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背景下，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   要： 在近代日本帝国武力崛起的过程中，“东洋史学”应运而生，兼具国策性与学术性。其奠基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著书立说、提交研究报告，影响深远。“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学者反省战前的研究，与“皇国史观”“国策史学”划清界限，开始新的探讨。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成为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东亚史的探索出现新趋势，东亚世界论受到普遍重视。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日本东亚史研究与时俱进，新论迭出，成果累累。检讨日本东亚史研究的轨迹，对思考东方外交史或东亚外交史大有裨益。

关键词： 日本的东亚研究;东亚史;东方外交史;东亚外交史

中图分类号：K0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1-0005-（11）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1.001

进入21世纪，由陈奉林教授首倡，魏楚雄、张建华、魏志江、张晓刚教授等志同道合者共襄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明显进展。自2006年举行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以来，至2020年已举行12届，出版论文集9部，对东方外交史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研究框架、价值与意义等理论问题，形成若干共识，也探讨了若干相关的学术研究课题，不断取得新进展。从举办研讨会到出版论文集，相关经费均须自行筹措，贵在坚持，确属不易。作为陈教授专论的东方外交史的学术著作出版进展缓慢，期待尽早付梓。

相形之下，中国的西方外交史研究成果，倒是可以信手拈来。如陈乐民主编的《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徐凌云的《近世西洋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蔡东杰的《西洋外交史》（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2000年版）、杨奉泰的《现代西洋外交史：正统主义和民族主义时代》（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版）、陈春福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毋庸讳言，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个大课题。首先，它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在空间上，东方包括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和北非国家。在时间上，既有遥远的上古时代，也包括近现代与当代，绵延数千年。其次，在内容上，东方诸国的文化类型、文明轨迹、发展变迁、国际格局变化、欧亚非互动方式等诸要素交织，构成异彩纷呈的外交史画卷。特别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东方国家间以及东西方国家间的外交演进轨迹千差万别、变幻不定，以至于今。在这种情况下，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整体的研究布局上，需要有分有合、分合兼顾。所谓“合”，运用全球史的跨国别宏观研究框架，撰成东方外交史的总论卷，强调共性或普遍性。所谓“分”，或者按照历史进程的先后，分成古代、近代、近现代和当代等时间段，分别展开研究;或者列出若干專题，深入展开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或者按照不同区域，单独成篇或成编，探讨其发展过程。在“分”的单元，设置“篇”或“编”，研究其个性或特殊性，也兼顾共性与普遍性。这样，“分”与“合”相结合，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最终推出东方外交史的学术研究成果系列。

众所周知，外交是国家对外的和平交往行为，即或是以武力为后盾。外交史研究则是对国别、区域间、洲际对外行动或互动的记述，诠释其前因后果、规律与特点。较之国别史、区域史、全球史的全局，外交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局部。把握全局，则有利于发现全局与局部的内在逻辑关系，对研究对象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在东方外交史的舞台上，东亚外交史堪称重头戏。无论是古代中国用和协万邦、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等原则主导的册封体制与东亚世界，还是近代日本用暴力排演“东亚新秩序”乃至“大东亚共荣圈”的血腥惨剧，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国家的风云变幻，均构成东亚外交史异彩纷呈的演进历程。从历史资料、学术成果积累来看，东亚史在中国的区域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其中包括汉译的国外学者的东亚国别史与区域史的成果，为东亚外交史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客观上看，无论是史料整理，还是研究观点的提出，日本学者均先行一步，其研究成果不乏借鉴价值，堪为东亚外交史或东方外交史的“东亚编”或“东亚篇”的他山之石。

在东亚，自幕末开港以来，日本人从未停止对东亚的研究。福泽谕吉力倡弱肉强食的“脱亚入欧论”、胜海舟相对单纯的“亚洲同盟论”、曾根俊虎动机复杂的“兴亚论”为东亚史研究提供了思路。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如同走马灯般地演出日本帝国武力崛起的过程中，“东洋史学”应运而生。其奠基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策士、学者一身二任，出国考察并著书立说、提交研究报告，影响深远。“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学者反省战前的研究，与“皇国史观”“国策史学”划清界限，推出新成果。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东亚史的探索出现新趋势。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变化显著。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亦与时俱进，新论迭出，成果累累。拙文拟分成几个时段，检讨日本东亚史研究的轨迹，为思考东方外交史或东亚外交史提供某些启发。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洋史学”的滥觞

1.白鸟库吉的“东洋史学”

1890年，白鸟库吉（1865—1942）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任贵族学校学习院大学的教授，曾两次游学欧美多国。自1894年发表《檀君考》以来，白鸟涉猎北方民族、中国东北史、西域史、朝鲜史、东洋史、欧洲史等多种研究领域，成果累累，成为学贯东西的“东洋史学”泰斗级人物。白鸟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日本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之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力崛起。其有生之年，目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赫赫武功”。因此，白鸟的学术研究从未囿于书斋，热衷“学术报国”。1908年，他为“满铁”设立“满洲地理历史调查室”，搜集资料，开展对中国东北与朝鲜的历史地理研究，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为日本政府扩张政策提供咨询。同时，将幕末以来对外扩张的“满洲情结”与“满鲜”意识，推向日本全社会。

1938年，白鸟监修的多卷本《东洋文化史大系》出版，在《总论》中，白鸟强调两个基本观点：（1）批判“欧洲中心论”。白鸟反对孤立地看待欧洲，认为“迄今为止，所谓世界史，往往以欧洲为主体，在这种视角的范围内，将亚洲作为地区史的一部分并附加于欧洲史为能事”。他强调“此种以西洋人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完全是偏见”。（2）主张“欧亚历史一体论”，认为“与亚洲西部连接的欧洲，是亚洲大陆的半岛;若以亚洲大陆作为躯体，则欧洲如同右臂，英国如同右手”;如果站在欧洲向东看，则“朝鲜和满洲相当于左臂，日本相当于左手”。1 日英并立，平起平坐，日本大国化的自傲自大，溢于言表。

《总论》还特别强调“日本的特异性”，为武力建立“东亚新秩序”提供历史依据。白鸟认为，日本的“特异性”表现为：（1）文化具有综合优势。白鸟说，近世以来，日本“不单单摄取以往亚洲大陆南北两方的特性，还在此基础上掌握了欧洲文明”，能够“巧妙运用”近代科学，“充分展现了我们日本民族的优秀性”。（2）融合外来文化的“独特性”。所有外来文化一旦进入日本，“就不再是原封不动的外国事物，而成为日本独有之物”;其消化能力体现“日本精神”，即“在接触他国文化时，适合我国情之物则摄取之，对不适合者则勇敢地加以舍弃，而且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日本式的融合”。（3）强调日本应成为“东洋的盟主”。白鸟说，“我国文武兼备，不仅要称霸东洋”，“而且应左右世界史”，此乃天皇的“棱威”与臣民的“忠君爱国”使然。时至今日，“在历史上称霸亚洲的诸民族，已悉数出场并终场，唯我日本还留在舞台上。我国以东洋盟主为己任，确保东洋乃至世界和平之键，舍我其谁”。白鸟宣称：“从历史上看，此乃理所当然，我们应该深刻理解日本民族使命之巨大。”2

白鸟认为，日本民族之“如此优秀的国民性”，固然与“自悠久的太古就居住在大八洲”“武力和智力出色”“强烈的觉醒心”等原因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拥戴至上的现人神天皇”。白鸟强调说，天皇“在历史时代已经作为我国国民的宗主，俨然君临此大八洲”;“天皇在人间的姿容累代有变化，但作为神的本质，永远不变”;“天皇是精神上和道德上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白鸟甚至说，“日本教”即“天皇教”，“绝对而广大无边”，“应称为教主的天皇，万世一系，自神代远古以来，世代作为人间的神，生生不息”。3 以上论说，道破了白鸟“东洋史学”宣扬“皇国史观”的政治属性。

2.内藤湖南的“文化波动说”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在担任记者期间，内藤多次来华考察，包括1905年受日本外务省委托再赴中国东北，后为日本政府的“间岛”问题谈判提供建议。在东洋史研究领域，他以《清朝史通论》《支那上古史》《中国近世史》《中国中古文化》4部论著奠定其在东洋史学界的地位，其“唐宋变革论”影响深远。内藤与白鸟相并立，同为日本东洋史的权威学者。在内藤的论说中，其内力与外力相互作用而导致历史进程波澜起伏的“文化波动说”，堪与“唐宋变革论”并立。

内藤从动感的文化中心演替出发，认为“东洋史即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强调古代史上的中国文化中心论。他仿照当时欧美学者的历史时代划分方法，将开辟以来至东汉中期的历史确定为上古，其间分为中国文化形成的前期和向外部发展的后期;经过东汉后半期至西晋的第一过渡期，进入五胡十六国至唐朝中期的中世时代，文化的反弹作用于中国内部;再经过唐末至五代外部力量影响中国本部达到极点的第二过渡期，进入宋元的近世前期和明清的近世后期。

从大的跨度着眼，“文化波动说”构成内藤东洋史论的基本诠释框架，其要点包括：（1）“观察支那文化波动的大势，应该从内外两方面来思考”;作为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路径，“即上古某时代的支那某地方产生的文化逐渐向四周扩展，如同石块投入水池，波涛向四周扩散”。（2）中国文化“不断促进了附近野蛮种族新的觉醒”，结果“经常出现强有力者，反过来成为波及内部的势力，这如同波涛抵达水池四周边岸而产生反作用”;这种间歇式的反作用“对支那的政治及其内部状态给予显著的影响”。（3）“在陆地，越过中亚，开辟前往印度和西域的交通，此时将印度或西域文化导入支那;后来又在海上，即经过印度洋，与西方诸国建立关系，这些都造成歷史上世界性波动的巨大交往。”（4）作用与反作用“经常反复出现，在文化上形成时代特色，并由其特色构成时代划分的依据”。1

在论及近代问题时，内藤的古代“文化波动说”演化为“日本文化中心论”。内藤说，在古代，“与支那属于同一圈中的日本，受到支那文化的刺激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然而，至近代，“日本采用西方文化，接纳支那留学生，日本文化已波及支那，这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日本已将古老的支那文化与西洋文化融合成为日本文化，当这种融合文化形成之时，将会对支那文化产生比目前大得多的影响。若把整个东亚当作一个整体，日本文化必将成为其中心”。2 1919年，内藤主持编辑出版《满蒙丛书》，为扩张矛头指向中国东北的 “满蒙意识”推波助澜。1932年，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内藤以老迈之躯为之呼号奔走。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扩张，作用有限且时间短暂。至少在白鸟、内藤的有生之年，近代日本东亚主导东亚与跃升为东亚文化中心等诉求，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愿景。

3.桑原骘藏的“东洋史学”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桑原骘藏（1870—1931）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后，在东洋史创始人那珂通世教授指导下，奠定了扎实的学业基础。桑原一生从事东洋史、中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史与法制史、唐宋海上贸易史研究，著有《中等东洋史》《蒲寿庚之事迹》《东洋史说苑》《东西交通史论丛》《东洋文明史论丛》等，研究视角独特，考证功夫扎实，文字轻松活泼，极负盛名，与内藤同为京都帝国大学日本东洋史研究的泰斗。1907—1909年，桑原作为官费留学生来华留学并考察。其间，他向日本文部省提交多份考察报告，殁后由弟子整理成《考史游记》出版。桑原的研究早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其著作被大量译为中文出版。3 从晚清到21世纪的百余年间，一个日本学者的论著能够在中国持续出版，堪称中日人文交流的奇特现象。

概括起来看，桑原“东洋史学”的基本观点包括：（1）中国是古代东洋的中心。“东洋”的概念，“与东亚意思相同，且主要是指中国人”;日本“现行的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的印刷术、罗盘、造纸术、火药四大发明，即东洋人的发明。（2）东洋与西洋相互影响，即“在交通未开的时代，东洋和西洋之间，由于宗教上、政治上、商业上的关系，也有了相互之间的往来交通。因此东洋与西洋文化相互影响，是确切的事实。有时是东洋文化对西洋产生影响，有时是西洋文化影响东洋”。（3）“必须十分重视对于西域地区的研究”，西域“从相当古老的时代起就给东洋以影响”，若忽视西域，中、日、朝文化发展的“真相就难以解明”。（4）研究中国是为了使日本人更好地认识中国人。桑原通过研究中国人辫发的历史、食人肉案例，强调日本人“通过经传诗文了解中国人的长处优点固然重要，同时，对于其反面也必须认识领会”。（5）对中国人民族性格大加贬斥。其评价包括：中国人“富于趋同性和利欲心深重”，“最显著的民族性是文弱和保守”，“先天就是文弱的”，自古“主张和平和睦”，“先天长于利害算计”，“妥协性和猜疑心，实乃中国人的两大痼疾”等。1 在桑原笔下，中国人低劣的民族性格具有先天性，命该沦落，无法改变。实际上，这种将“反面”绝对化、全体化的中国观，以偏概全、误导舆论，表露了桑原难以摆脱岛国根性的狭隘心理。

白鸟、内藤、桑原等奠定了日本“东洋史学”的基础，其学术造诣堪称一流，应予以必要的肯定。但在学术之外，其政治立场与中国观，也并非无可指摘。在白鸟与内藤而言，是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委托开展研究，学者与策士一身二任，显示出日本“东洋史学”国策史学的属性。在白鸟与桑原而言，以满足日本社会心理诉求为撰述半径。白鸟发表《中国古传说之研究》一文，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从文化源头上抹黑中国。近年来，山西、河南的多地上古文化遗址考古印证了白鸟“抹杀论”的失之武断。桑原抓住辫发、生食人肉等话题任意发挥，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加以彻底否定，迎合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上涌动的辱华、蔑视中国的思潮，并为之推波助澜，远离了学术研究的客观立场。

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反思与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一度沉寂。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学者反省战败，重新审视战前历史观，“皇国史观”一度销声匿迹。战前的“支那”改称“中国”，战前音读的“东亚”也多改称训读的“东亚”（東アジア），相对客观地看待本国与邻国的历史定位。此时期，日本学者的新观点层出不穷，领跑古代东亚世界研究。

1956年，京都大学教授安部健夫在《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从政治思想史论述》中，考证了古代中国“天下观念”的演进过程。他认为：（1）天下观念产生于殷周之际。殷人创造出人神兼备的“帝”概念，周人崇尚天命观，春秋战国之际的天下观，以王畿为中心，形成每五百里为一区划的五服华夷世界。（2）秦汉之际，天命观根深蒂固，流行五德终始说。《史记》视郡县制的实行地区为中国，《盐铁论》称天子支配的地域“八极”即天下，包括中国和夷狄全体。（3）隋唐之际，中国即天下的天下观念流行。隋文帝废天下之郡而设州县，隋炀帝罢州而置郡国;唐初设州府，分天下为十道。宋明清诸朝的行政区划虽有变化，但“天下”的范围仍指设置行政区划之地。因此，安部不赞成欧美学者的传统观点，即中国并非国家而只是一种文明的观点。2

1962、1972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西嶋定生发表《六至八世纪的东亚》论文，出版《学习中国历史》等专著，率先提出“古代东亚世论”。其基本观点是：（1）由中国文化圈所体现的古代东亚世界，与南亚世界、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世界相并立，构成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在内的前近代文化世界，其特点是共同拥有汉字文化、律令制、儒教和汉传佛教机构。（2）在以中国王权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下，周边国家虽然被纳入君臣关系的框架，却是具有相当自主性的外臣;中国帝王与周边异民族首长结成君臣关系，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国际关系形态。（3）支撑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思想，即华夷观念和王化观念。前者强调区别或分离，以“礼”为区分华夷的标志;后者强调结合，即宣扬天子乃有德的圣人，主张以德服人，使夷狄知礼，等等。3

1978年，早稻田大学教授栗原朋信在《上代日本对外关系的研究》中，探讨汉朝的内外有别准则，提出内与外、内臣与外臣等问题。他认为：（1）所谓“内”，系指只实行王国制和郡县制的地区;作为“内臣”，包括上自王、侯和各级官僚，下至一般庶民，均需遵守汉朝的礼法。（2）所谓“外”，系指其君主与汉具有直接的联系，尊奉汉的礼法，在其支配下实行民族独自的礼與法的地区，此即“外臣”之国;“外臣”统治地区不设郡县，是处于郡县制之外的臣属。仅因仰慕汉德而前来朝贡者，也属于外臣。另外，还有居于“内”与“外”之间者，或处于外臣和朝贡国之间的“外客臣”，情况比较复杂。（3）庞大的汉帝国，是由内臣、外臣、外客臣、绝域的朝贡国等单元组成的世界帝国。1

明治大学堀敏一的古代东亚世界研究，重点探讨“东亚世界帝国”。他认为：（1）支撑东亚世界的意识形态强调对异民族差别意识的中华思想;夏商以来对“天”的信仰派生出天命、天子观，进而在战国至西汉之间，形成中国的天子将所有民族包摄其治下的天下观念。（2）册封体制出于授受双方的政治需要。身居体制中心的中国皇帝需要异民族的朝贡和从属，增进权威，维护皇权;各国君主接受册封，有利于其国内的统治。（3）经过秦汉时代的发展和结束魏晋南北朝分裂之后，重建大一统中国的隋唐帝国出现，标志着东亚世界帝国的最终建立。（4）与罗马帝国热衷武力征服不同，汉帝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特色即为羁縻，至隋唐世界帝国，羁縻州体制进一步发展。2

熊本商科大学教授藤间生大对东亚封贡体系展开新探索。关于“册封三原理”，他做出下述概括：（1）中国王权将接受册封的对象国视为臣下，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多个纵向关系，但臣下之间不存在横向联系。（2）中国王权与接受册封的国家之间的惠赐与朝贡，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朝贡次数过多、惠赐额度增大而形成负担，迫使中国王权屡屡促令减少朝贡的次数。（3）各朝贡国不得使用本国年号或铸造本国货币等。3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宫崎市定注重对中国古代史、亚洲文化交流、文明类型的研究。他在1973年出版的《亚洲史概说》中认为：（1）亚洲内部存在相互独立的多个文化中心。（2）亚洲文明存在3种类型，即“西亚的波斯-伊斯兰文明、东亚的中华文明、居于其间的印度文明以及东端的日本文明”，相互“差异相当明显，在语言、宗教、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有各自独特的性格”。（3）通过交通纽带，民族或国家“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程发展至今”。（4）相对于“直接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欧洲史，“亚洲史的相关探讨却明显滞后”，“尚未找到自身在世界史上应有的位置”，应当继续探讨。4

京都大学教授谷川道雄探讨了汉代世界帝国的演化过程，高度评价五胡入华时代。他认为：（1）汉帝国与魏晋王权的内外交困，表明汉人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2）五胡諸国是异民族国家，必须使自己成为正统中国的主权者。其内部既存在种族区别与对立，也存在同化与融合。上述矛盾相互交织，迈向新的世界帝国之道。（3）汉代世界帝国的周边各民族脱颖而出，登上历史舞台，构成五胡入华时代的出发点。从这一意义来说，五胡十六国既是秦汉帝国发展的终结，也是隋唐大帝国时代的起点。5

名古屋大学法学部教授信夫清三郎将东亚前近代的国际体系称为“华夷秩序”，认为：（1）古代中国在外来侵袭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建立了可以称为“华夷秩序”的独特国际秩序。（2）区别“中华”与“夷狄”的标志在于是否循“礼”，中华帝国以朝贡为邦交媒介，形成双方的关系框架，组成庞大的国际体系。（3）构筑华夷秩序的基本理念是慕化主义和不治主义，两者互为表里。（4）在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建立的国际秩序中，存在着与国内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相对应的上下关系，即宗主与藩属的关系。（5）华夷秩序与近代国际关系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一，近代国际关系虽是各自拥有主权、形式上平等的国家所建立的关系，但实质上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强国以各种方式控制弱国，干涉其内政;华夷秩序下的中华帝国与朝贡国的关系，以不治主义为前提，宗主国在原则上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其二，中国认为华夷秩序是包罗宇宙的普天下的秩序、世界秩序。6

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的东亚史研究变化显著。其一，50年代，日本学者热衷学习、运用占据史学研究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并与战前的 “国策史学”划清界限，史学界面貌为之一变。其二，60年代，美国的现代化理论风头正健，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内藤的“文化波动说”等战前“东洋史学”的某些学术观点回潮。70年代，日本社会上出现的国民历史“热”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中国“热”致使东亚史研究也随之升温。其三，学术思想活跃，推出新说。其中西嶋定生与堀敏一的“东亚世界论”引人注目。特别是西嶋的“东亚世界论”薪火相传，形成师承关系的链条。

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探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苏冷战终于结束，东亚国际形势激变。有感于此，京都大学教授上原一庆等合著《东亚近现代史》。该著沿用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将鸦片战争至越南战争结束的130余年历史进程，分成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体制建立、战后体制崩溃、走向21世纪不同时期，论述近现代东亚的演进过程。其研究视角包括：（1）站在日本的立场看世界，关注日本与日本民众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2）在历史与现实密切联系中观察近现代东亚史。（3）避免将东亚史搞成各国历史的堆积，强调在各种要素的有机关联中把握东亚地域世界。（4）聚焦于民众为民族自立与主体性而展开的斗争，给予应有的评价，关注民众斗争面临的各种困难。1

曾任东京大学等多个大学教授的滨下武志，重点探讨东亚朝贡贸易体系问题。他认为：（1）朝贡的概念由中华大一统原理、“礼”观念、以皇帝即天子的威光普照教化等要素构成。朝贡缘于纳贡，是将国内统治方式向外部延伸。（2）在国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以地方统治为核心，在周边通过土司、土官使异族秩序化，以羁縻、朝贡等方式统治其地区，通过互市关系维持着与他国的交往关系，进而再通过以上这些形态把周围世界包容进来。（3）朝贡关系具有多重性，但其根本特征在于商业贸易活动，形成朝贡贸易网络;通商也以朝贡贸易为媒介;朝贡贸易有三种方式，即贡使的进贡与回赐、贡使随行人员在北京会同馆进行的交易、随同贡使的商人团体在边境与中国商人进行的贸易;朝贡体制也有三种，即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体制、卫星国朝贡体制、朝贡贸易体制。2

法政大学教授石母田正、东北大学名誉教授井上秀雄、国学院大学教授铃木靖民等持“东亚史观”的学者认为：（1）世界历史并非各民族和国家历史的简单堆积，而是由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各民族和国家，通过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对外交涉包括战争等媒介结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古代，形成了东亚世界和地中海世界。（2）在东亚世界，以中国王朝为中心，形成以朝贡和册封关系为特征的国际秩序体系和汉字文化圈。（3）建构有机整体的各国互相关系，取决于先进文化与后进文化之间的差别，影响各国内部的发展。因此，某国的历史是同时代世界史或地域史的一个环节。（4）日本是东亚世界的一部分。即使在近代，日本受到欧洲强烈影响而发生变化，也是作为东亚国家体系的一个环节，随着整个东亚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抽掉东亚世界这个中间环节，直接把日本和欧洲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3

京都大学教授上田正昭在《如何思考东亚古代世界》中，批判“二战”前日本的侵略舆论。他认为，明治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强调文化共同性和“日鲜同祖论”的结果，使日本侵略朝鲜并将其殖民地化的行径合理化，在今天不应重犯该错误。与此同时，形成对东亚古代史的共同历史认识也非常重要，为此需要探讨各民族如何形成各自的文化、共同性表现在哪里、异质性在何处等问题，加强相互理解，促进善邻友好。4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林太良、大东文化大学教授生田滋提出了“新的生态学”和“非汉民族的汉民族化”动因，强调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从汉字的推广使用到生活和人生的理念，都是中国影响的不同表现形式。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也是外部人群迁徙和文化流入的结果，唐宋时代是各种意义上的巨大转换期。大林等一方面强调北方草原世界和海洋世界对中国和东亚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认为中原周边民族从“野生”走向“文化”，长江流域编入中原文化，东夷和北方游牧民族从边缘进入中心。1

新潟大学教授古厩忠夫的《东北亚历史的再发现》，对东北亚国际体系进行了整体概述。即：（1）7—8世纪的东亚-东北亚存在册封关系体系，主要由汉字、儒教、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等要素构成。（2）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出现近代国家的竞争体系。在欧美列强的冲击下，东亚进入世界体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朝鲜半岛扩张，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称霸东北亚。（3）日本的殖民体系。1910年日本将朝鲜半岛殖民地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满洲国”，实行殖民统治;1937年全面侵华，制造“大东亚共荣圈”而自取灭亡。（4）冷战构造体系。日本由于战败，殖民体系崩溃。冷战期间，日本海成为东西方阵营对立的最前线。（5）协生模式体系。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韩国和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中韩建交、蒙古人民共和国改称蒙古国，但环日本海地区尚未消除冷战的影响。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全面展开，促进研究的深入。两国学者共同举办高质量的学术研讨会，日本出版社推出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影响积极。与此同时，因日本文部省审定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以及内阁的“大臣狂言”等事件，引起中韩等邻国的抗议，成为尖锐的政治外交問题。在新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逐渐抬头之际，日本有良知的进步史学家如上田正昭、古厩忠夫等，坚持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强调牢记历史教训，尤显难能可贵。

四、21世纪的新动向

2002年，岩波书店出版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东亚世界与日本》等4卷本的纪念著作集。2006年，堀敏一的新作《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由汲古书院出版，古代东亚世界论仍保持着旺盛的人气。2006年，早稻田大学依田憙家等编辑发行《东北亚研究论丛》，其编辑方针强调：（1）探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平衡点和底线;（2）在从全球视野的更高层次审视全球化和东北亚区域化时，中国的“天下大同”思想值得重视并付诸实践：（3）朝鲜半岛统一后的国家与日本、中国三位一体，将分担东北亚的主导作用。3

2007年，京都大学教授夫马进出版《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认为中国对外政策植根于中华观。至明清时代，确立以朝贡关系为前提的外交政策原则。在东亚，以与朝鲜的交往为重心，在包括日本、越南对华交往的进程中，不难看出现代中国对外政策的特点。同年，伊藤之雄、川田稔合著《20世纪日本与东亚的形成》（ミネルヴァ书房），强调日本的作用。他们认为，当今东亚国家之所以卷入互不信任漩涡，在于缺乏历史的亚洲连带意识。19世纪欧美列强扩张东亚之后，日中韩三国从外部获得东亚的概念，认知列强的价值观，催生了东亚意识。20世纪前半期，日本摇摆于观念上的亚洲连带论与普遍主义之间，引起邻国的疑惑与警惕。进入21世纪后，日本能否与东亚邻国共创稳定的未来，依然是个未知数。

2011年，适应社会对东亚格局变化热点问题探源的需要，九州大学教授有马学、丽泽大学教授松本健一、京大教授中岛岳志、早稻田大学教授刘杰和李成市等编著《当今何谓“亚洲”》，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对东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强劲动力的原因做出解释。2015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滨下武志、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平势隆郎、筑波大学教授片冈一忠等合著《中国历史：从东亚周边的思考》，贯彻“中心—周边关系的地缘学研究方法，将周边或周缘视为重要因素。据此来思考多样的‘中国’”，强调突破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东亚史研究框架，研讨充满生气的“周边”如何影响“中心”，强调“周边才是催生历史变化之源”。1 其第1编以中国历史的扩展与周缘为题，从汉字圈的逐步扩大入手，论述“中华”意识的普遍化，并从日本、朝鲜、越南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进程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元明清“大中国”的建立与重建，以及近现代中国。第2编集中讨论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涉及历史意识与世界形象、儒学与历法、城市与乡村、女性史与文学、环境与治水、国统与道统等问题，点面结合，深入观察中国。

2016年，东京大学教授羽田正约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复旦大学的教授，合著并出版《全球史与东亚史》，力图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出发，“以东亚或欧洲为超越国家的广阔空间为研究单位”，重新构筑“新的世界史”。羽田认为，建构日本视角的“新世界史”的方法，既有“纠正过去对世界史的理解与叙述”的“稳健的手法”，也有“将地球视为一体，努力描述这个一体的过去”的“激进的方法”。他主张，一方面“注目人群集团间的关系性与相关性”，另一方面“排除中心性”，因为“视某处为中心，就看不到地球的过去，重要的是尽最大可能地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地球上所有的地域与人群”。2 在该著第1编总论中，三国学者研讨在新的世界史与地域史、全球史浪潮中国别史的意义、地域史与全球史一体化研究与近世史的再考察、从“东亚”到东亚海域等理论问题。在第2编，三国学者就斯里兰卡陀罗尼经典的传播与东亚佛教文化、唐代的世界观、明代中朝关系、明朝灭亡在世界上的反应、东亚视域下的中国地域社会、16—17世纪的世界文学、日本俭约的超国家历史、日本大学“内在的国际化”等具体问题展开论述。

以研究古代东亚国际关系见长的铃木靖民，在2016年出版《古代日本东亚交流史》，2017年与赤羽目匡由、浜田久美子共同编著《古代日本列岛与东亚》，2020年出版《古代日本人与物的交流史》（以上均为勉诚出版），继续探讨古代东亚国家的相互交流，突出邻国与日本的互动关系。

2019年，三谷博、 张翔、朴薫等日中韩三国学者合编《交响的东亚史》。归纳起来看：其一，立足现实，追溯历史。其出发点是基于日本社会对东亚格局快速变化的关心日益高涨，通过历史研究给予回应。其二，提出跳跃式的书写框架，兼顾共性与多样性，重新研讨东亚史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黄河古道、湖南环境与瘟疫的环境问题;新罗的宦官、16世纪的士林等前近代的官僚体制问题;司马光的政治观念、山鹿素行日本型兵学等前近代的政治思想问题;朝鲜王朝初期的“向化倭人”、朝鲜与后金间的经济关系、日本对清朝隐蔽的琉日关系等前近代的国际关系问题等。此外，还对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清末新学的导入、战争与日本民众的中国观、近卫笃麿与日中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女性、日本帝国的“内鲜婚姻”等问题展开再探讨。

同年，金子修一的《古代东亚世界史论考》出版，“以王号的授予为分析对象，分析了从汉至唐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他认为：（1）“通过王号授予，造成名曰册封体制的东亚国际关系的特质，形成以册封体制为基础的作为地球上小世界之一的东亚世界。”（2）“思考中国王朝与东亚诸国的关系，即使到今日依然有其意义”;日本历史的发展，与中国、朝鲜的关联密切;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不应局限于东亚，而且应扩展至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涵盖北亚区域。（3）西嶋定生与堀敏一均提出古代东亚世界论，但存在若干不同。西嶋的东亚世界论“理论指向性极强”，注重对唐朝的东亚世界研究;堀敏一注重史料，其东亚世界论“一贯以中国为中心”，侧重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王权的“羁縻”政策，指出了与唐代羁縻州的差异。（4）强调“将北亚、西域诸国收入视野，思考东亚世界的册封体制的特质，是日本研究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3 随着近年来北亚、中亚研究的持续展开，以及《弥氏墓志》《梁职贡图》等新史料的运用，古代东亚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2020年，田中明彦、川岛真等完成日本政府的委托，合著《20世纪的东亚史》出版。全书共3卷，第1卷论述东亚国际关系的变迁，第2、第3卷分别记述东北亚、东南亚，探讨近代国家制度如何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中发展。全书区域史与国别史相结合，分成若干选题加以重点论述，避免平铺直叙。其基本观点主要有：（1）著述的立意并非发掘新史料，而在于运用“当今21世纪的观点，重新审视东亚近现代史”。（2）21世纪初期的东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全球最富经济活力的地区;曾经是世界上战争最频繁的地区，目前处于和平状态，不甚稳定，但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政治体制极为多样化。（3）基于单纯的发展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近代化理论等已无法对东亚的现状做出解释，需要提出关于国家关系与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新理论来观察20世纪的东亚。1 该著的某些倾向性的视角值得注意。例如，第一章有关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评析分量不足，论述口径与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亦称“不战决议”）保持一致。众所周知，这个决议泛论殖民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与反省含糊其词。再如，第2卷即“国别史·东北亚”，将中国的港台地区与中日韩并列。虽然前言中称“香港并非主权国家”，但第9章谈到香港的“国家建设”，称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的历史为未完成的“国家建设”;第10章称中国台湾地区为“民主国家”，与“亚洲各国平行”，提及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地的福祉”。著者视中国台湾地区为“国家”、视中国香港地区为“准国家”的研究立场，反映了日本政府与媒体对“台独”“港独”的基本倾向。

综上可知，21世纪日本东亚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学术研究均基于现实需要或政府的委托，为当代日本外交提供思路，政治性明显。有的研究者认同中国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承认古代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但也有研究者不以为意，更愿突出日本的历史作用与地位，甚至主张脱中国化。（2）若干论著为贯彻某种史观和研究方法，不太顾及历史进程的系统性与整体性，倾向于专题性研究的谋篇布局，或许是日本式学术研究细分化、碎片化的延续与扩大。（3）多国学者合作，推出大部头著作。羽田正等著的《全球史与东亚史》、三谷博牵头的《交響的东亚史》、田中正明等著的《20世纪的东亚史》等，均采用了日本学者主导、中日韩三国学者合作的研究方式，展现“国际化”色彩。

五、简单的结语

古代中国正史中的外国传，记述周边国家和民族的生活环境、社会组织、风俗习惯以及与中国的关系，为今天研究古代东亚国家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史料。近代日本为雄飞海外而不惜损邻自肥。在日本小试武力的锋芒之际，琉球先丧其国，朝鲜后遭侵扰。清朝软弱退让，致使日本冒险得手。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快速膨胀，接连迈出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割取中国台湾;挑起日俄战争、吞并朝鲜半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位列国际联盟“五常”等武力崛起的三大步，由地区强国升格为世界级的强国，视东亚为日本的禁脔。正是在“大日本帝国”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日本的“东洋史学”出台，“国策史学”的属性判然。与此同时，“东洋史学”的倡导者为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教授，堪称学贯东西、造诣深厚的饱学之士，他们多次赶赴史迹现场考察，就地搜集、整理研究资料，研究扎实，考据细致，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与观点，其学术贡献显而易见。因此，日本“东洋史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国策性与学术性兼具，对其认知也应持两点论，避免片面性。

1945年日本战败，“东洋史学”的国策性随着“大日本帝国”与“大东亚共荣圈”的崩溃而无可依附，一度销声匿迹于学术舞台。随着1968年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飙升，东亚史研究迅速升温，“东亚世界论”备受瞩目。经过百余年的积累，日本东亚史研究的资料序列化、理论方法多样化、研究视角多元化，成果累累。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再次走到中韩等邻国学者的前面，领跑东亚史研究并长期保持其影响。

进入21世纪，东亚乃至世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主要标志，一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力度增强。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对日本的百年超越，2012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经济开发构想，2015年中国在联合国宣示要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国际影响力遍及全球。二是独步天下30年的美国发起对华强烈竞争与多方打压，试图按下中国，维持“美国优先”的霸主地位。上述变局的出现，在日本造成强烈反应，对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不无影响。围绕如何确定中国与日本在古代、近现代与当代的历史地位，日本是否构成不同于中国的另一类文明类型，如何判读东亚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日本各种理论与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展示了日本东亚史研究的整体实力。毋庸赘言，日本学者的东亚史之作大量涉及自古至今的外交史内容，研读之，对思考东亚外交史来说，自然开卷有益。换言之，在思考东方外交史之际，日本东亚史的研究成果，堪为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force in modern times， “oriental history” came into being， which covered both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academic study. Its founders， Shiratori Kurakichi， Naito Konan， etc.， published books and submitted research reports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s.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ese scholars reflected on their pre-war research， made a clear break from the “imperial history concept” and “national policy history”， and began new explorations.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Japan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 economic powers， new trends have emerged in the exploration of East Asian history， and the East Asian world theory has received universal atten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history in Japan has advanced with the times， new theorie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many achievements have been produced. Reviewing the trajectory of Japan’s East Asian history research is of great benefit to reflect o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 diplomacy or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n diplomacy.

Key words： Japan’s East Asian study; East Asian history;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East Asian diplomatic history

（責任编辑：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