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问题的再探讨

陈奉林

摘   要： 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蔚然兴起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文化建设的需要。把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加以长远规划和建设，是当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展开，是一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有着总结前代、启迪后人的时代特征。十几年来，国内学者使用东方本土资源和东方史观，根据文化发展的需要，对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进行了构建，凝聚新的精神力量，诞生带有新鲜活力与巨大感召力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国家崛起的带动下，外交史研究已经进入大规模的总结阶段，与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保持了同步。

关键词： 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理论构建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2）01-0016-（13）

DOI：10.13852/J.CNKI.JSHNU.2022.01.002

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进行的，适应了时代发展要求，成为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已经进入了全面总结与理论升华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东方外交史研究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培养了学术人才，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纳入探索的轨道，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予外交史以新的构建，提出了创建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艰巨课题，积极影响并推动了外交史学科发展。在中国社会发生空前伟大变革的形势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热情关注社会的重大需求，酝酿着新的巨大变革，创建新理论，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独立的表现形态。回顾东方外交史研究走过的历程，当务之急就是根据时代发展总结既有经验，建立更加严谨、完整、科学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

一、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需要解决的

几个重大问题

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对象是域内与域外国家间的关系。东方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国家与地区众多，这一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兴起虽然很晚，但是发展很快，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已经有了初步探讨，形成了比较明晰的看法。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看待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深化的问题。因为学科体系建设本身需要从学科体系、学科定位、主要内容、发展主线、应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全面构建，进行科学的规划与布局，不然就无法形成一个学科。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完整的体系、特定的内涵与边界，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不是建设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好办法。所以，本文主张从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重新提取和发现东方本土材料的既有价值，从过去那种视野过于狭窄、内容比较单一的外交史研究轉向研究历史上那些国家间、地区间和民族间的重大交流交往，以及国家间交流在推动文明进步与社会重大变革方面，突出国家交往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这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就传统的外交史研究而言，其自身存在着许多缺陷，无法面对今天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复杂内容。

一个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必须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只有进学校、进课堂，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础条件，一切都无从谈起。2002年9月，得风气之先，外交学院在全国高校首先开设了“东方外交史”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据笔者所知，目前全国有近3000所大学，有国际关系学院和历史学院的院校不在少数，但是，开设“东方外交史”的院校至今找不到第二家。东方外交史不同于国际关系史，也有别于一般的历史，不仅需要对中外历史有健全的把握，熟悉国际事务，有扎实的外语基础和团体协作精神，还需要有综合研究的学术创新能力，特别是分析与概括能力。自2006年10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至今，笔者与其他学者联合，先后召开了12届学术专题研讨会，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东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或者是围绕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一开始我们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就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对于学科建设十分重要。我们先后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东方外交史学科的体系、理论与主线”“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东方外交史中的日本”“印度崛起与东方外交”“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中亚与东亚国际关系：历史与现实”“东方历史上的对外交流与互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方外交”等。可以说，这几乎涉及了东方外交史的所有重大方面，并推出了一系列专业著作，初步奠定了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1 此外，我们还围绕东方外交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对学科概念、体系以及定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对问题的清晰看法。2 这些成果充分反映了国内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成就与前期铺垫，对于构建自成一体、缜密开阔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十分重要。

笔者在《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创立与编纂实践》3 一文中，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体系及其建设目标等问题做过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它是在充分吸收与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几乎都是全新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所蕴含的能量已经得到充分释放。要构建新的体系，就必须对旧的外交史体系有所反思，在反思中继承，在继承中取得创新发展。对于东方国家崛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研究都远远落后于形势，缺少从更高层次对历史上的外交活动与思想做出系统的总结，现在已经到了创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时候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各国文明交往互动的经验。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现在都有必要再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把这些探讨引向深入。只有思路清晰了、方向明确了，方能把东方外交史研究引向深入。

首先是关于东方外交史的体系。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体系、内涵与边界。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要在科学性、功能、结构与基本理论上进行学理探讨外，还要在学科体系上下功夫，解决好体系问题。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没有解决好体系问题的著作大有其在。由于人们对体系问题的理解、把握不同，基础、兴趣、爱好与师承关系各异，因此写出的著作体系也是不同的。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构建出包罗万象、体系宏阔的著作，但未必就能很好地解决体系问题。体系不是越庞大越好，也不是小而全就好，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好的。过于庞大、不能条分缕析的著作算不上是好著作。好的著作必然是体系完整严谨，各个内容与结构之间有密切的逻辑联系，没有内在联系的内容不能构成严谨的体系。这不仅是一个体力活，更是一个技术活和艺术活。因此，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必然要解决好体系问题。这些年笔者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也是思考得最多的。基本看法是：“不解决体系问题就容易陷入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堆积的窠臼，把历史看作杂乱无章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总规律。就外交史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间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整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不至于陷于表面化，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写体系。”1因此，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必须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在实践中实现超越。

历史学编纂上存在着不同的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苏联历史教科书编纂模式的革命史体系长期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析与观察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它提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甚至把它看作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因此，在这个体系下编纂的历史著作基本上多是干巴巴的阶级斗争的面孔，反映在外交史上就是突出反帝、反殖民与反霸的作用。外交史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能过分突出阶级斗争与国际斗争的作用。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分不开，学术研究不能不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个体系就是全球史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体系很流行。它强调自16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作用及影响，认为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和民族都被裹挟到这个全球性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急剧扩张当中，由此产生出不同的发展层次与先进和落后等。这个观点虽然很新，但有很大的缺陷，不能科学地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其实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此外，还有文明史体系、现代化体系等，各有说辞，也各有道理。这些作为理论探讨是可以的，但是要把它们应用到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构建上还是有其短板的。

在讨论清楚了体系问题之后，主宰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便不能不是各国家、各地区与各民族间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活动，不能不突破以往外交单纯、狭窄的范围而去关注世界各国的文明交往。东方外交史学科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体系与内涵。笔者认为：“东方外交史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史，有别于一般历史的记载记述，也不是以纯粹的官方政治外交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说东方外交史远比以往的外交史内容广泛、复杂得多，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外交史观。因为传统的外交史框架过于狭窄，内容过于单一，其深度和广度已经完全不能与今日的外交史研究相比。我们不仅要研究历史上的外交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研究东方国家在世界的边缘上如何崛起并影响世界的。”2 外交活动伴随着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国家越发展，对外交流就越广泛，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条件，也是社会进步的尺度。

其次是东方外交史的主线。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除了拥有自己完整的体系、内容与边界外，确定自己的发展主线也同样是重要的，不能没有自己的主线。历史是一个很复杂的运动过程，各种力量参与其中，有的力量起的作用大，有的力量起的作用相对較小，但都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自从国家产生后，就有了国家间的联系交流，不仅有政治交往，而且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交流。因此，笔者主张把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人员往来等作为外交史的主线，也就是外交史的主旋律，不回避国家间的矛盾与战争。东方国家众多，地域广阔，形成国家间交往的历史悠久，可以找出国家间交往互动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我们对外交史主线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交往作用的根本性理解基础上的。只有交往，才有国家的更大发展，社会才能获得不断进步的动力，在生生不已的交往中促进社会变迁。把国家间的交往力作为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来理解和强调，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对今天来说更有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世界性的、普遍性的交往，重视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取代了。”1 经典作家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思考和确立东方外交史的发展主线很有启发意义。

对于国家间的交往活动，历史学家们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从多方面探讨它的意义。从一个意义上说，这些探讨都是对历史主线的最好解释。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是从交通网络方面看待人类历史活动的，他写道：“交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过去往往被忽视”，“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而得以发达。……人类的文化，说到底是人类全体合作的产物。某个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受到刺激的地方，往往又能创造出更新的发明”。2 宫崎市定所说的“人类的文化因为交通而得以发达”，强调交通是国家间文明交流、交往与交汇的载体，正是有了这个巨大的海陆网络，各国才有条件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外交活动，在互相交往中走向时代的高处。交往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自从人类诞生时代就开始了，而国家间的外交活动正是这个活动的发展与扩大，也是文明交往连续发展的结果。长期以来，包括西方史学界在内，对人类社会发展主线的探讨不多，而历史学科是有自己发展主线的，不解明发展主线就不易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脉，否则就容易把历史看作无所不包、杂乱无章的发展过程。明确了历史发展这根主线，就等于把握了历史发展的主脉，有了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第三是应用理论。历史研究是需要理论指导与提升的，没有理论的研究算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充其量是史料编纂学。有史无论或有记载无分析是旧史的弊端。历史不是简单的记载、记述，也不是对人物的臧否、好恶，而是对历史规律的阐释与把握，是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考察。任何一部好的著作都是有理论抽象的。以前的外交史基本上都是以记载、记述为主，罗列和铺陈史实，不可谓不周详，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不够了。历史研究之所以是一门科学，除了有材料、有史观，还要有理论指导。一方面，我们强调理论对于学术研究的指导作用，适当吸收近年国际史坛上沃勒斯坦、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斯塔夫里阿诺斯、麦克尼尔的全球史理论以及20世纪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注意到西方经典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巨型国家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显示出西方理论的短板，以及创新东方史学理论的重要。东方外交史呼唤产生中国的史学理论，尽快进入中国自己的新学轨范之内。由此看来，必须在借鉴、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与分析模式，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以汇通中西的开放精神面对外来理论与成果，以吞吐百家、博采异域的胸怀从容处之，充分展现中国学术的定力与心力。任何一个指导大规模学术活动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可能在过度依赖外来理论的状态下进行，综合吸收东西方百家之长才是真正的出路。

历史研究为什么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呢？其中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它涉及东方外交史的“史魂”问题，决定研究的兴衰成败，必须从整体布局上予以高度重视，来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模式，要把东方外交史研究引领好、建设好，就必须找到东方外交史的一套理论。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传统是重实证而轻虚理，造成科学研究上的理论不足。笔者在《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强调：“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但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经过剖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东方的治史实践。”1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理论的不足是制约东方外交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中国有丰富的外交思想与经验，但一直缺乏对这些思想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创建东方外交史理论不是将西方理论简单地位移，而是东方学者在现实条件下做出的精神创造，是对东西方理论的吸收与超越。现在需要产生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东方外交史著作。任何一部好的著作都是既有理论深度又有重大现实关怀的著作，没有理论的单纯记载、记事已经无法完成今天外交史承载的重大任务了，故而要力求对以往僵化、过时的史学理论有所突破，在构建东方历史理论上有较多的开拓。

第四是本土资源与东方史观。使用本土资源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优势所在。东方国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正史材料、档案、当事人日记、回忆录以及考古发掘材料，可以从这些材料中重新提取和发现价值。只有如此，方能丰富东方外交史内容，反映东方外交实际，构建出材料充实、内容丰富的知识体系。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积淀和凝聚时代力量，发扬愚公移山和工匠精神，力戒急功近利与随波逐流。一个以国家空前崛起为深层次原动力的大规模学术文化活动，不仅要在体系、主线、内容上反映东方国家整个历史全貌，还要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取舍，在材料发掘、使用与解读方面下一番功夫，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期达到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材料的统一，完成大变革时代史书编纂的历史性跨越。历史是真实的、具体的，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东方外交史研究绝不是简单冷僻的材料收集、整理与加工，也不是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或一字一辨，而是在中国空前崛起长期趋势下的艰辛修史活动，展现新形势下中国外交史研究新格局。它之所以称得上是修史活动，根本原因在于它立足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大背景，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看待历史上东方国家的外交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往推出的一系列论著已经基本上反映了这一研究的时代特征。以东方本土资源作为学术支撑，可以防止研史肤浅与卑陋，达到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的目的。2

对于东方外交史研究来说，确立中国的视角与史观极为重要。东方外交史大部分是外国人写的，他们将东方视为“他者”和欧洲文明的“化外之地”，对东方国家有许多曲解、误解与诋毁的地方，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东方外交史的实际情况。古人讲治史需要史德、史才与史观，三位一体，不能分割。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旧的王朝循环史观、中原王朝正统史观和落后的亚洲观都已经过时，不能正确指导今天的修史活动。旧的王朝史观和落后的亚洲观在西方一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中有很大市场，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人。从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约翰·穆勒到哲学大师黑格尔，都有落后的亚洲观，认为东方国家都具有“经济静止”现象，而“政治的专制”与“习俗的专制”是东方长期停滞的根源。3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也受此影响，写道：“两千年来，东亚社会很少发生大变化。东亚人不喜欢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变化是破坏性的，……人们往往容易重视过去，确认过去的价值，而不是往前展望未来。”4 他甚至还提出更为偏颇的观点，写道：“中国和东亚基本上是在与世隔绝中发展起来的。……印度和中国彼此几乎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看来很少有中国的东西传到印度。”5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是落后的亚洲观的典型表现。中国的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代中国就已经与印度有交通往来了，东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

二、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与努力方向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出现蓬勃发展的崭新形势，如火如荼地向纵深发展，有了较多的前期积累，成为当前国内学术、学科与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了中国学者自觉地参与当前社会变革的实际行动与使命担当。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对既有的研究成果做出系统的概括、提炼与升华，把相关的问题讨论清楚，落到实处，最终建立更加严谨、系统和科学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它立足于东方的历史实践，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的主动探索和理论构建，是对人类历史经验与精神遗产的继承与超越，开辟出了一条新的治史途径，揭示了一种新的史学境界。东方外交史研究关注历史上的大国外交，把大国外交作为重点，同时关注大国关系下的周边外交。在新形势下编写外交史，旧的学科体系、应用理论、内涵和发展主线等应该有所突破。现在对既有的成果继承与发展，可以找到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把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真正建立起来。当前外交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各种问题空前集中，大国竞争加强，中国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历史上的许多问题都与今天的国际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语言工具、材料、关注的重点、分析与方法等都较以前有很大变化，关注对当今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双边或多边问题，是刻不容缓的，也是构建新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时特別应该加以注意的。

在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明确了核心问题之后，应该进一步明确构建的方向。方向不明是无法推进学科建设的。中国的外交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长期被包裹在无所不包的东西交通史内。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写出的外交史，一般都使用“东亚”“远东”或“世界”这样的概念，如1906年国内出版的日本学者野村浩一的《最近东亚外交史》，1943年上海出版的鄂裕绵的《近代远东外交史》，1960年出版的田村幸策的《世界外交史》，等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还没有人提出“东方外交史”这个概念。从“东亚”“远东”到“东方”，“东方”这个概念的提出绝不是简单的概念变化，更为主要的是内涵、框架与体系上的重大不同。“东方外交史”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张之毅提出来的。他先后写过《十七世纪东方外交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十八世纪东方外交与西方殖民主义》两篇文章，提出了“在世界整个格局中看东方”的问题。1 他写道：“东方国家在社会发展上无疑是落伍了。在世界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东方国家面临着双重任务：首先是遏制西方和沙俄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尊严，其次是接受西方科学技术的挑战，发展自己的生产力。”2 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还没有上升到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即便如此，这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21世纪初，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东方外交史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找到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与问题群。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加以规划和建设，做出顶层设计。幸运的是2018年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得到了国家支持。与其他学科相比，东方外交史内涵丰富，研究成果厚重，富有新鲜活力与时代感召力。综合各方面情况，笔者觉得应该明确新时代东方外交史学科的构建方向，在几个大的方面重点发力。

第一，总结既有成果，创建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话语体系。东方外交史研究要建立体系，成为一个学科，除了要有自己一套清晰的概念、体系、理论、发展主线与分析模式外，还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就是有自己一套特定的语言、概念、体系与分析模式，做好解释、表达工作，讲好自己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独立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相区别。“任何研究若要构建自己合理而完整的研究体系，都必须先要明确自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同时辅以相应的理论分析模式，这既是把零散、琐碎的内容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进行整体研究的需要，也是学科向前发展的需要。因此，想要探讨构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体系，就要先厘清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和相应的理论分析模式。”1 中国外交史研究与发展要立足于中国立场，同时也要有世界眼光，看到人类社会和国家间交往的多样性。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并不矛盾。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提取构建中国学术、学科体系的材料是完全可能的。长期以来，由于关心不够，国内学界忽视了东方外交史研究自身的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是极不正常的，也是落后于现实的。从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最大行为体这个大事来说，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具备了现实的主客观条件，理论研究受到了来自现实的诸多挑战。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顺势而为，迎头赶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走在国家社会发展的前头，支持国家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在过去20世纪的一百年当中，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解体，战后中国、印度与东盟国家整体崛起等。在这些重大事件当中，东方国家崛起无疑是影响或即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情，这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课题。国外公私研究机构对东方的研究已经不再是所走道路成功或失败的问题，而是这一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与向未来发展延伸的问题，或者说是它们对东方的隐忧问题。德国学者戈特弗里特-卡尔·金德曼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并且正在成长为世界强国，通过不同的过程迅速地重新崛起。2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的担心更为明确，认为老牌大国和新崛起的大国之间存在潜在的紧张因素，崛起的大国不可避免地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国视为禁脔的领域，因此，老牌大国怀疑对手，要在它羽毛未丰的时候削弱它。3 正因如此，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设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艰巨课题。中国的外交史研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社会进步的力量，其动力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十几年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正在兴起的外交史研究已经打破了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旧框架，把研究的视野从政治外交扩大到了国家间交往的重大活动方面，真正展现了当代外交的广泛性和全球性的时代特征。

第二，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综合性、整体性与连续性研究，防止研究的碎片化和娱乐化。历史研究具有传播知识、教化社会、服务国家的强大社会功能。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正因如此，它在今天受到异常的重视，把它看作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过去人们对于外交的理解过于狭窄，写出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国家间的使者往来，活动的范围、内容十分有限，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学科，政治外交成为它的研究内容，政治以外的东西涉及不多。随着近代以来多边国际组织兴起，多个行为体出现，以及区域性核心力量形成，外交活动更加频繁复杂，涉及的内容与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所以，我们主张加强东方外交史综合研究，提取和发现历史上那些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在历史编纂上，加强整体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研究，远比过于细碎的断裂性、分散性研究更有意义。因此，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加强外交史重大问题的综合研究，从关心人类命运的角度来关注中外交流下的东方社会变迁，都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符合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与大趋势。

东方外交史不是国别外交史的简单叠加与机械汇合，也不是单纯地搜罗、排比材料，而是把东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放置在长时间、大范围内去考察，考虑到它的一果多因。在研究过程中，既关注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也关注综合性的宏观研究，许多问题都被纳入探索的轨道。东方大国众多，面积广袤，历来是世界主体外交的大舞台，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重大外交事件，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至今成为历史学家热衷记载的书写材料，如亚历山大东侵，蒙古军西征，郑和七下西洋，海陆丝绸之路兴衰，“二战”后的几次战争，以及中、美、日、俄等大国关系。只有加以综合性、长时段研究，才能洞悉它们的历史性影响。中国学者已经指出：“对于个别现象的考察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范围里观察它，不从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上观察它，那么对于个别对象也无法取得真正科学的认识。”1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说：“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愈益扩大。要了解这个名符其实的‘一个整体’的世界，研究世界史显然是必不可少的。”2 这段话对于研究东方外交史也同样适用。持依附理论的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体系不是最近500年，而是存在了5000年，在这个体系内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发生着不停的變化。东方是一个多样性统一的地区，具有内存联系机制，通过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朝贡网络，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以朝贡与贸易等多种方式构成了一个有序的区域，有着不同于欧洲的内在逻辑。3

第三，重视历史上的东方国家内部及其东西方互动经验研究。研究东方外交史必须重视中国的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的外交中心，发挥着区域性大国的作用。在中国发生的文明促使了周边地区各民族的勃兴，形成了东亚世界。中国在东亚世界发挥了中心国家作用。4 即使在古代，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十分明显，每个国家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久而久之，便在东亚形成一个大致相当于欧洲国际秩序的中外关系网络。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甚或‘邦际’这些名词对于这种关系似乎都不恰当。我们更愿意称它为中国的世界秩序。”5 东方古代的国家关系不同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后的国际关系，西方的一套国际关系理论是无法解释历史上东方国家外交实践的，更无法给今天的东方外交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没有给世界留下太多有益的东西。基辛格认为，欧洲的国际秩序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时许多独立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亚洲却没有这样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有几个文明中心，周边围绕着小王国，文明中心之间有着互动关系。6 这是与西方外交的最大不同，绝不能把西方的理论阐释模式强加在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上。要另辟路径，转变思路，舍西方理论的性理空谈而入东方之堂奥，这才是不二的正路。

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东方各国交流了数千年，形成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经济文化圈—外交圈，带动了区域的整体发展。社会发展是由多种复杂力量推动的，国家间的交往力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离开了这个条件国家发展就受到限制，甚至导致封闭落后。有学者指出：“无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类总是要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望着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架起彼此理解之桥。”7 东西方社会是按照不同的道路与方式发展的，在西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中，东方帝国的繁荣昌盛是一种错觉，与变化不定的西方社会比较起来，中国、印度等国都是“停滞”的和“退步”的。8 在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东西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欧洲人逐渐变强，开始奴役和掠夺东方，东西方关系发生彻底的改变。

第四，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东方外交史与以往外交史不同之处是，不仅探讨历史上东西方各国、各地区之间重大的外交活动，而且还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崛起的根源，以及它又是如何影响世界格局的。亨利·基辛格写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渐活跃。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1 东方外交史具有三个维度，即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现实与未来的结合。“二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不仅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大事。从更为广阔、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东方国家发生的空前伟大变革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而只能利用世界现代技术、市场，以及自己的政治、经济与制度优势，创造比西方更高的文明形态，其后发优势比西方大得多。东方国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有利于现代文明演进与成长的，许多迹象表明，亚洲文明在回归，新的文明体系正在东方形成。

总的来说，十余年对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探讨已经深深触及了许多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或者说是方向性的问题，对其认识已经明朗清晰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增长点。东方外交史学科构建日益成为共识与努力方向。用多学科的方法对存在于东方历史数千年的外交活动加以新的研究，既是探究学术真理的过程，也是学术构建的过程，无疑会极大拓展中国世界史的研究领域。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兴起与发展是一个崭新的大趋势，有着总结前人、启迪后来的时代特色。有学者指出：“战后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在解释东方诸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也在日益增加东方学者的学术自信，我们正在将看向西方的目光转回东方。”2 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兴起与推进，只有在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整体提高的形势下才可能出现，也只有在学术理性得到充分释放的形势下才能够实现。

三、在历史的赓续中创建中国特色的

东方外交史学科

东方国家形成中央集权的历史较西方为早，在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视外交使节在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中的作用，通过外交使节来达到相互交往、了解对方、保障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的目的。这种例子在中国、印度、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国家中非常普遍，也留下许多典型而生动的案例。印度的《摩奴法典》对外交官的素质和外交活动做出了种种规定，使他们成为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典范。苏联学者B.C.谢尔格耶夫指出：“在古代的中国和印度，外交关系诞生于各该地区出现最古老的国家组织的时期。随着印度和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外交代表团的往来日益频繁，出现了以文字记载的条约，统治者之间互致的文告，以及证明使节享有全权之文书和信物、使节完成其所负使命之报告，等等。”3 这些外交形式的出现，都是在具体的对外长期交往实践中形成的。以比较的视角来看，东方外交比欧洲外交早得多，文化也厚重得多，差异性比较明显。A.L.巴沙姆指出：“世界上有四大文明摇篮，文化的种子从这些地区传播到全球各地。按照由东及西的排列，它们是：中国、印度次大陆、‘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和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4 在历史的赓续中创建新的外交史学科，从中总结各文明交流互鉴的经验，弥补了既有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研究的不足，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在东亚，自春秋至唐代中国已经形成完整的外交规制与理念，形式丰富多样，理论完备深刻，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少见。中国有学者指出：“汉唐时期确立和完善的外交制度不仅是世界最古老、最完备的古典外交制度之一，而且在当时指导、影响、制約着整个古代东方世界的外交实践，其影响所及并已逾越亚洲而达于非洲、欧洲。它不仅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而且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1 确实，东方各大国有效地开展了对外交流交往活动，其影响是深刻的、久远的，“其制度之完备、周密，其行用之连绵、久远，其影响与效用之至巨至深，都是古代西方和其他文明古国所不能比拟的，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2 对于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帝国文明，不仅中国学者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国外学者也多有同样的看法。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东方历史悠久时这样写道：“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上都曾领先世界长达2000多年。在罗马帝国消亡后的几个世纪内，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发展了各自的高度文明，而这时欧洲仍在忍受异族的入侵，随后是漫长的中世纪。……了解亚洲是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我们的生活。”3 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东方的经验都是重要的，尤其在21世纪世界需要东方文化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候更是如此。

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各地区、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都要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对外交往的一套理论与实践模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东方的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形成自己的发展特点与性格。在形成国家后，外交活动也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因此，外交是有了国家之后才有的事情，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国家外交。”4 外交作为国与国对外和平交往与交涉的行为，担当起维护国家利益的崇高使命。中国先秦文献《周礼》中就已经出现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活动，这其实就是外交。春秋时期，黄河下游宋、卫、陈、蔡、郑、齐、鲁诸国争霸，连年干戈，郑国强盛，势力向外发展，宋卫两国受到压迫，常常联合起来抵抗郑人，5 这些也都是外交在保护国家利益中的具体表现。中国很早就知道利用外交进行国家间的交往，以春秋时期为例足以说明问题。中国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一套外交理论、原则、方法与行为方式，出现了外交机构与外交使节，形成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外交思想与艺术，为后世留下丰富的外交实例。这时期外交活动的主题是以争霸与反争霸、掠夺与反掠夺为中心展开的。进入秦汉时代，中国发展成为地区性大国之后，利用派遣使节处理同周边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遣使、朝贡、定约、和亲以及互市贸易等成为联系中国与周边国家与民族的重要纽带。与此相联系，中国的正史也把中外交往和交流纳入史书的记载。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的《史记》中设有《大宛传》，“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中的《西域传》记录的是中国与西亚及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都足以说明中国对外交的重视。中国外交以其农业文明时期特有的模式存在了数千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本身就是奇迹。中国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国家，不同于游牧和工业文明国家，其外交思想和行为多少带有某些农业文明的特征。

据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摩奴法典》可知，印度的外交官堪称智慧、和蔼与仪表堂堂的典范。他们忠于职守，精通各种法律知识，沉着老练，机警圆滑，能言善辩，处事不惊，从事着神圣而崇高的职业，使印度自古以来与西亚、欧洲、非洲、东亚各国有密切的外交关系。《摩奴法典》规定“战争与和平系于使节”，6 可见，外交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外交官的任务又是何等艰巨。正因为外交官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故而能在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使国家的利益不受外来侵害。他们根据国家形势需要，有时与敌国使节讲和，有时离间敌人的盟国，充分利用外交游说与谈判艺术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正如《摩奴法典》的规定：“国王通过自己的使节，充分获悉外国君主的一切计划企图后，要采取最大的防御措施，使其绝不能为害自己。”1 古今中外，都把防患于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使节努力完成的崇高使命，外交活动成为关系国家安危与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欧洲的外交创制也比较早，对后来世界各国影响很大，逐渐为各国所接受。这是制度、体制与观念的进步，也是人类整体制度文明的演进。13和14世纪的意大利各城邦国家间就建立了外交官职业，15世纪意大利各城邦国开始了常驻使节的派遣，并扩展到了西洋各国。2 这种外交官制度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扩张而向全世界扩散，是脱离了中世纪后进入近代文明国家的标志，也是东方国家学习西方的地方。

进入近代国际社会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国家都面临如何进入国际社会，适应世界形势大潮流，与各国打交道的问题。对于东方各国来说，这个过程既是生疏的，也是痛苦的，更是一个付出代价的过程。欧美国家的冲击打破了东方传统的外交行为与格局，在西方的武力冲击下东方国家普遍落伍，被迫接受西方的外交行为、理论与规则。外交受国外政治的影响很大，很少有一国外交不受国外政治影响的情况。这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国外政治与政局的变化导致外交重大变动的情况。同样，外交也受国内政治、经济与舆论影响。因此，研究外交就必须对国内外政治与经济有清晰的了解。这些问题都是东方外交史上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整个东方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这个课题所关注的重点就是大范围、长时段的东方国家的重大外交活动，显然单一的学科、琐碎的研究是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课题的。

东方外交史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史，也不同于一般历史的记载与记述。它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来书写历史，关注当今社会的重大需求与学术前沿，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互动，关注现实对理论的重大需求;也就是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对今天有益的东西，从现实的需要中发现和研究历史，建立中国人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已经注意到，建立中国人的外交史话语体系，就必须努力构建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框架、体系与分析模式。从以往推出的著作来看，外交史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使研究外交也多以现状为主，外交史成果相当之少。在这相当之少的著作中，又偏向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根本没有使用“东方外交史”这一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外交史具有弥补国内外交史研究空白的意义。3 有学者是这样总结东方外交史的发展历程与成就的：十年间，以研讨会为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尝试并实践应用新的编纂体例，走出了单纯的历史研究范畴，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形成了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性;研究者致力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发挥东方学者的主体作用，中国学者以更加自信的学术态度走向国际舞台。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取得了长足进展，基本确定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和意义。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背景下，东方外交史必将成为研究和探讨东方历史、东西方交往史更加有效的研究范式。4

不僅东方产生了古典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两河文明，更为重要的是东方外交史有丰富的交往经验需要总结，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重要方面。东方是世界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区域性国家关系，出现了区域性的主导力量。以中国为例，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实现了政治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对外交往扩大。进入汉代，中国的对外交往进一步扩大，交往范围扩展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人口最多时达到6000万，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权力与国力在东亚甚至东方发挥了大国作用。正因为始终有中国这样一个区域性大国，东方社会的稳定性与发展的连续性始终高于欧洲地区。对外交流带来了区域性的整体发展与活力，使得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地区，对于突破封闭而停滞的世界秩序至关重要。1 从这一点上说，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是无法匹敌的。不仅如此，这个地区还留下大量的国家间交往的历史记录，以及更为丰富的外交活动实践。要了解东方历史，首先要了解东方国家的对外交往活动。因为这不仅影响了人类的过去，也在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对于大变革时代的外交史书写来说，西方人长期主导的亚洲历史观已经过时，以西方学术尺度作为评判标准的时代行将结束，建立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过去的时间里，国际学术界对东方历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至今仍成为我们观察外国研究东方的参考书。但是从区域外交史的角度来整体研究中国、日本、印度、东盟外交的著作不多。东方国家在战后整体崛起，与其历史、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对东方外交史以及东方国家崛起仅仅从经济、技术的视角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历史与文化、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当中去理解和把握，从多方面寻找东方国家崛起的根源。长期以来，国际上对战后东方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是缺少充分估计的。不仅是西方，就连我们自己对自身的快速发展也存在估计不足的情况。现实社会已经向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艰巨课题，即如何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构建中国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问题，可以说，每个学科都面临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论中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深深地嵌入到国际体系当中，学术与国际接轨，建立了对话、往来与交流，旧有的形式中在孕育着新的重大理论变革，因此，中国学术面临改革开放形势下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的问题。仅就外交史而言，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以及中国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基本国策，听到东方学者的声音，显然是极有意义的重大学术活动。

四、对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的思考

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兴起与发展已经有十余年时间了，对学科定性、内涵、应用理论、编写原则、发展主线以及构建体系等都有专门的探讨，已经形成对问题的清晰认识。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整合这些已经基本成型的意见，不失时机地组织学者整体推进，把研究落到实处。以前我们探讨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极大的挑战性和前瞻性，打破了许多禁区，填补了许多空白，在古代外交史、近代外交史和现代外交史方面都有优秀的成果，展现了当前中国学者的探索精神与学术格局，以及学术方式、方法与思想的跃进，值得细致总结。“研究者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选题予以关注：从搜罗排比材料走向对问题的理论研究;从墨守成规走向对问题的系统把握与深层次考察;从简单的叙事定性走向对历史规律的阐释与把握，体现大变革时代史书编写的时代特征。根据这些既有条件可以设计出新的编写框架。这个框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内容的系统性和体系的严谨性，涵盖面广，容纳性强，避免了材料堆积与结构松散。在内容安排上，把国家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人员往来引入历史研究当中，注意吸收近30年来国内外研究的成果，突破原有外交史以政治为主要内容的狭窄范围，力图在体系、立意、内容与资料上有所创新，真正展现外交史丰富多彩的内容。当务之急是如何把国别外交史、双边外交史、专门外交史资料汇编整合成区域外交史，建立具有中国风格、符合历史实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学派。”2

长期以来，外交史基本上属于东西交通史的范畴，把东方外交史从东西交通史中独立出来，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具体展开，是一项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工作。它之所以具有挑战性，在于它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带有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大问题，以前人们从没有关注和专门探讨过。如对东方外交史的上限时间问题，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张以公元前15—前14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外交信件作为东方外交史的开始，迄今已经走过了3500年。3 也有人认为，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东方国家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变，把东方外交史的起点定在16世纪比较恰当。1 针对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提出以东方国家进入封建时代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因为封建时代较以前时代创造了国家关系的新形态，各地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区域核心力量，人类社会向具有较多联系的社会转变，国家间交往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 再如，我们对东方近代外交史始于何时的问题也进行过探讨，提出以16世纪初马六甲王国被葡萄牙占领作为东方近代外交史的开端。3 这些探讨对于学科体系建设意义重大，已经引发人们关注。没有这样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所谓的学科体系建设不可能具有科学性。东方国家交往的历史悠久，留下的经验丰富，古籍材料浩如烟海，现在需要重新发现和提取价值。面对历史悠久、复杂万千的外交史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而已，选择这个极有难度的东方外交史作为主攻方向，力求在此研究上立德、立言和立功，完成大变革时代艰巨的修史工作。

在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的角色、地位以及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深深嵌入现代国际体系，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密不可分。重新思考和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的话语体系，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重大。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继续向前迈进的精神力量。现在的任务是对过去外交史编纂体系、框架、理论以及编写原则等进行理论升华，结合21世纪世界发展大势，完成创造性的转换工作，建立更加科学、严谨与完整的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

Abstract：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in China resonates closely with the need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The long-term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specific actions. It is a large-scale academic activ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at summarize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inspire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 past decade has viewed the birth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as a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fresh vitality and vast appeal， full of novel spirit as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structed the new discipline with oriental indigenous resources and conception of oriental history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Accelerated by the rise of China， the study of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large-scale summary， keeping pace with the dramatically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oriental diplomatic history; disciplinary syste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責任编辑：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