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商业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

文/王新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里，无论是从金融结构还是金融制度角度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就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来讲，大致表现为从间接融资垄断型结构转为间接融资主体型结构，从封闭型金融体系转换为开放型金融体系。目前已经形成银行业主导，多种金融形式并存的金融格局。

金融体系从本质上来说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而银行业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满足其对金融服务多种多样的需求，银行业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78年以前，中国的银行业呈现中国人民银行完全垄断的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有所提升，但仍保持着对其各自业务范围的绝对垄断局面，而后逐渐涌入各种不同产权性质的商业银行，在1994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中国银行业集中度进一步下降，竞争格局渐渐形成。实证研究表明，地区经济增长与银行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与此同时，一个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银行业结构会呈现出时间上的差异。横向来看，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区的银行业结构也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由于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且银行业结构存在着时空上的差异，因此，研究不同地区银行业结构差异的决定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二）研究现状

现有文献关于银行业结构的决定因素的研究还较少，已有文献也较多采用银行业集中度作为银行业结构的度量指标，如于忠和王继翔（2000）对自1986年以来我国银行业集中度变化的决定因素作出实证分析，认为新兴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是导致我国银行业集中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推动了我国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高度垄断型银行业结构向竞争性格局发展，除此之外还包括产权结构及经营效率、产品差异性等决定性因素。本文研究地区各类型商业银行密度的决定性因素，将商业银行分为国有商业银行、本地商业银行、外地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五大类，商业银行密度指地区商业银行各大分支机构的数量之和与地区土地总面积之比，创新性地从商业银行数量密度角度来衡量银行业的结构，填补了已有研究的空缺。

二、文献综述

（一）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与最优银行业结构

1.最优金融结构

在以林毅夫为首的学者提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之前，学术界对于不同种金融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法不一，认为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及风险分散方面各具优势，仅仅考虑金融制度的特征很难判断哪种金融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金融体系本质服务于实体经济，因此脱离实体经济单谈金融结构是关注现象而脱离了问题本质。林毅夫和姜烨（2006）提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地区最优的产业结构及企业的规模特性与风险特性，从而形成不同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不同的需求，这是决定地区金融结构的根本因素。林毅夫认为，一个地区最优的金融结构是最与其实体经济的结构相匹配的金融结构。

2.最优银行业结构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所研究的金融结构是整个金融体系中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相对构成，同样地，在银行业内部也应存在着一种与实体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最为匹配的最优的银行业结构。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银行业结构由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高度垄断的格局逐渐转变为各种具有不同产权结构不同规模银行间的竞争格局。

从银行业集中度角度来考量何种银行业结构更优的问题，已有文献关于判断垄断性银行结构和竞争性银行结构哪种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未能得出一致结论。一些研究（Petersen and Rajah，1995）认为，垄断性的银行业结构更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比较优势，究其原因是垄断性银行结构在搜集信息、对借款者实施事前筛选和事后监督功能时有更强的激励作用。而竞争性银行结构不免存在信息溢出效应和搭便车行为，损害资金的配置效率。而基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垄断性银行更倾向于设定更高的贷款利率，并支付给储蓄者更低的利率，导致信贷配给不利于经济增长。

从银行业规模结构来看，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资本积累越充分，地区企业的平均规模越大，对贷款需求的规模越大，其银行业总体规模也就越大，银行业结构更倾向于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该规律的内在逻辑源于银行业存在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资产规模大的大型银行主要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小型的新兴商业银行倾向于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一方面，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完整的财务报表，或一定程度的信息披露和信用记录，信息较为公开透明，且有一定规模的可抵押资产。大企业的信息特性与大银行内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息传递链条相匹配。另一方面，大银行能够满足大企业较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因此大银行倾向于向能够提供完整且公开信息的大规模企业贷款。相比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由于成长时间较短，缺乏可靠的信用记录以及完整且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由于中小银行多为区域性银行，易于与本地中小企业形成良好的银企关系，在获取本地信息及规避企业风险等方面更具优势，加之灵活的经营模式，使其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金融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仍呈现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情形，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以中小银行为主的银行业主导的金融结构理应是与现阶段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技术结构最为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实证研究也给出了一定的证据（林毅夫等，2008），在控制了国有工业企业比重后，银行业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验证了组织庞大的国有银行在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缺乏优势。

本文从所有制角度考量银行业结构，将银行业内不同所有制的银行类型分为国有商业银行、本地商业银行、外地商业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现阶段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仍为我国银行业的核心，但随着经济发展，各地区国有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在各类型银行中的数量比重呈现出时空上的差异。基本表现为国有银行的市场份额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势头迅猛，市场份额上升明显。回顾40年来银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国有银行从最初行使财政职能的国家专业银行（1984-1994），经过1994年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后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国有银行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001年中国加入WTO，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序幕拉开，外资银行开始涌入中国银行业市场，预示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紧迫性。2004年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试点，实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国有银行内部开始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份制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一系列政策性任务被剥离，经营目标逐渐转向利润最大化，这代表着五大国有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像一般企业一样，也会因产品差异化不足或经营不善等问题，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因此，具有各种产权结构的新兴商业银行的高效经营以及外资银行的不断涌入，对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现存数量都产生不小的冲击，导致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密度分布形成显著性的时空差异。本文运用我国285个地级市在1998-2008年的经济金融数据，探究地区商业银行机构地域密度的决定因素，一方面补充了已有文献关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密度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研究个体为地级市，较分省数据样本数量多，且研究更为细化。

（二）银行业结构的决定因素

有关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较多，但更深入地探究银行业结构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少之又少，即使存在相关研究也多半为定性考量，有关银行业结构决定因素的定性分析及实证分析的研究仍较少。已有文献关于金融结构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分为两大派：一是金融结构的制度决定论，二是金融结构的产业结构论。金融结构制度决定论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力度。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研究银行业集中度的决定因素（于忠和王继翔，2000；于良春和鞠源，1999），已有研究认为各种类型及不同产权性质的银行之间经营效率的差异是造成我国银行业集中度变化的最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的影响因素还包含最低经济规模、产品差异性等产业相关因素，但成本性及政策性进入壁垒对银行业集中度无显著影响。林毅夫和姜烨（2006）在产业结构论基础上，综合考量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对地区银行业结构的影响，为本文提供了基础的思路。本文在此基础上，用各类型商业银行地区分支机构的密度来度量银行业结构，从之前的分省数据研究细化到中国285个地级市，综合考量地区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有企业的分布状况来研究地区商业银行密度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运用的数据样本为中国1998-2008年285个地级市的相关经济金融数据。具体而言，相关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有企业比重数据来自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核心变量国有企业比重的准确数据只能获取到2008年，故整体模型的回归选取数据截至2008年。在处理时对所有变量进行1%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

（二）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强调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后，国有银行及其下属的分支机构由承担财政任务的政策性银行转向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随时会因经营不善或产品同质等问题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从宏观来看，银行业结构的变化呈现出各种类型银行数量此消彼长的趋势。因此本文选取五种类型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密度来度量地区的银行业结构，即将地区商业银行总数与地级市辖区土地总面积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含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表征地区经济结构的变量、表征地区经济开放程度的变量及一些与地区投资储蓄行为和科教事业相关变量。

2.解释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变量

本文选取了地级市的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aver_ gdp）和GDP增长率（growth rate_gdp）作为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于资金的需求规模越大，能够提供大规模融资服务的国有银行密度应该越高。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有一批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依据银行业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中小型本地商业银行与本地中小企业间较易形成区域合作关系，且其在甄别中小企业企业家经营能力方面的优势与中小企业缺少抵押的特性相匹配。因此，又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的密度应该更高，因此经济发展与国有银行密度间相关关系的正负仍需在实证中得出确切结论。

（2）经济结构变量

就表征地区经济结构的变量，本文选取：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GDPratio2_qs）：第二产业相对其他产业来说呈现资本和资源相对密集的特性，资金需求规模较大，地区中小型的商业银行较难满足其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且虽然伴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政策的推行，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的核心支柱，中央及地方财政对第二产业的财政支持会通过国有银行这一金融中介来进行，包括政府的一些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多都属于第二产业。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soeratio）：地区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数量占地区所有企业数量的比重。自“拨改贷”政策后，国家对国有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无偿拨款改为通过贷款形式发放，这部分贷款通常规模巨大，因此大部分贷款任务被分配给组织结构庞大、有提供大规模信贷服务能力的国有银行。规模较大的贷款任务数额在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业务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地区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决定了国家需通过国有银行发放财政贷款的金额，进而对各地区需设立的国有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起一定的影响作用，进而影响地区各类型商业银行密度的分布情况。

已有文献认为，中国存在着经济高速增长和银行业低效率并存的现象，并将其归因为国有银行贷款的所有制歧视。从银行角度来看，国有银行通常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或非国有的大规模民营企业贷款，一方面是为了完成政策性的指标，另一方面向国有企业或大规模民营企业贷款时信息较为公开透明，在事前筛选与事后审核时省去了烦琐的操作。从企业角度来看，国有企业通常倾向于选择向国有商业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一部分原因为城市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不良贷款率较高的历史包袱、信息技术落后、经营区域受限等不足之处，另一部分原因即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因代表国家形象而较少向外资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与此同时，在中国企业改革与经济放缓的同时，外资银行进一步收紧对中国国有企业贷款的标准，因此外资银行提供的资金供给与地区企业对于外资银行贷款的需求可能会对地区外资银行的密度造成一定影响。

综合以上两点，本文预测地区的国企比重会对各类型商业银行密度分布产生一定影响。一般来说，地区国企比重越高，该地区的国有银行密度应越高，本地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密度可能相应越小。

（3）其他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表示地区开放程度的变量：一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FDIratio），二是地区出口贸易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export_ratio）。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之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资银行不断涌入并在各省市开设分支机构，各类型商业银行间的业务竞争关系使得我国各地区银行业由国有银行绝对垄断的格局逐渐向竞争格局趋近，地区银行业结构发生动态变化。一般来说，经济越开放的地区，资金贸易往来越频繁，其各类商业银行的密度应相对越高。

固定资产投资率（fixedinvest_ratio）：即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的比重，以此来衡量地区的投资行为对于地区商业银行密度的影响。居民储蓄占GDP比重（resident_ratio）：用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度量居民的储蓄与消费行为。储蓄作为银行一大主营业务，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银行的生死存亡。因此，预测一个地区居民的储蓄行为可能是影响银行业结构的因素之一。

科学教育及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具体包括科学事业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sci_exp_qs）、教育事业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edu_exp_qs）以及社会保障与抚恤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重（wel_exp_qs）。不同地区对于科教文卫的重视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受影响，甚至影响劳动者的平均收入，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与储蓄能力，是导致地区银行业结构变化的一方面因素。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的设定

基于上述变量，预先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地级市，t表示时间，λi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我们认为不同地区的政策和风俗习惯是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包含进模型目的为控制地级市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假设服从独立同分布。考虑到中国各地级市之间的地域差异以及改革的阶段性，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yit为被解释变量，develop为表征经济发展相关的变量，包含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的自然对数。ES为表征经济结构的变量，包含第二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地区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OPEN为表征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变量，包含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与出口贸易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X为其他解释变量，包括投资率、居民储蓄占比、科学事业支出占比、教育事业支出占比及社会保障与抚恤支出占比。

四、回归结果

（一）国有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

1.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国有银行密度

从表2的第（1）列可以看出，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资金的需求规模越大，有能力提供大规模贷款服务的国有银行密度也就越大。而就经济增长率而言，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国有银行密度越小。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势头较猛的地区主要是由一批成本较低、经营效率高的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所带动，相应地，与中小企业特性相匹配的中小规模城市商业银行密度自然更高，从最优金融结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快速的地区其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的比重应该更大，整体银行业的密度更低。一般来说，发达地区的GDP增速因存在经济收敛往往较缓，那么GDP增速与国有银行密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说明了五大国有银行倾向于在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综合以上两点，可以认为五大行更倾向于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表2 各类型银行密度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2.地区经济结构与国有银行密度

由表2第（1）列可知，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往往国有银行密度越大。这进一步验证了银行贷款的所有制偏向，国有银行因承担的财政任务或因对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时可以省略一系列复杂的审查过程而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相应地，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对于资金需求的规模较大，也更加倾向于一次性从组织结构庞大的国有银行申请贷款。此外，第二产业越发达的地区，国有银行密度反而更小。说明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国有银行代表一部分国家意愿，为有目的地扶持第三产业更好的发展进一步提升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会更偏好在第三产业更发达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3.其他变量与国有银行密度

出口贸易额占比越高的地区国有银行密度越大，这是由于出口贸易行为较频繁的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金融业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也会较高，银行业整体规模自然更大，国有银行密度越大。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ratio）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并不显著。其他变量中，居民储蓄比重、教育支出占比与社会保障抚恤支出占比会对地区国有银行密度有一定的正向影响。综上，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对教育事业以及社会保障服务越重视，其国有银行密度往往越高。

（二）本地商业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

从表2第（2）列可以得出类似结论，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本地商业银行密度越大；GDP增长率越快的地区，本地商业银行密度越低。总而言之，本地商业银行同五大国有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相似，更倾向于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扩张。与国有银行密度类似，国有企业占比越高的地区，本地商业银行密度越大。这是由于城市商业银行的区域性较强，易于与当地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的银企关系，一方面国有银行与本地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时交通较为方便，能够直接与总部进行交流，减少了从分支机构向总部层层递进时的成本和信息的损失；另一方面，本地商业银行常常对本地的企业推出优惠政策，如减免手续费等，当地企业倾向于优先选择本地商业银行。此外，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本地商业银行密度越低，说明本地银行同国有银行一样，更偏好在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发展分支机构。

其他解释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本地商业银行密度越大。教育支出占政府一般财政性支出的比重对本地商业银行密度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较差。

（三）全国股份制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

表2第（3）列以全国股份制银行的密度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相关变量与经济结构变量对于全国股份制银行密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不同，它们在设立分支机构时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结构并没有严格要求。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仅教育支出占比与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对全国股份制银行密度有显著影响。

（四）外地商业银行密度与外资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

就外地商业银行密度而言，表2第（4）列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国有企业占比更高的地区，外地商业银行密度往往更高。就外资银行密度决定因素而言，由表2第（5）列可知，人均GDP与社会保障与抚恤支出占比对地区外资银行密度有正向影响。此外，FDI和出口贸易额占比越高的地区，即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外资银行密度越高。自我国加入WTO以及完全对外开放银行业，我国银行业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外资银行不断涌入并能够从事与本土银行大致相同的业务。在经济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往往更加倾向于与本地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进行外汇业务和出口贸易的资金交易方面更加便捷。

总的来说，人均GDP与国有企业占比更高的地区，外地商业银行密度往往更高。人均GDP高的较发达地区以及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外资银行密度较高。

五、结论

本文运用1998年-2008年的地级市经济金融数据对各类商业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选取了包括人均GDP和GDP增长率在内的经济发展相关变量，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地区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来度量地区经济结构，此外还考虑地区经济开放程度、投资率、居民储蓄比率与科教事业及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等因素。本文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地区的经济越发达、经济开放程度越好，国有银行密度越高；国有企业在所有企业中的数量占比越大，与国企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国有银行密度越高；此外，地方政府在教育事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比与国有银行密度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分别以本地商业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外地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本地商业银行密度的决定因素与国有银行类似，倾向于向经济开放程度较好、国企比重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扩张；全国股份制银行在选择设立分支机构地区时，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结构并没有严格要求；外地商业银行密度的差异主要与各地区人均GDP和国有企业比重有关；外资银行密度受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与实体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最为匹配的金融结构，类似地，在银行业内部同样适用。因此在银行业改革进程中，调整银行业结构时，必须立足于同地区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发展阶段，只有在银行业结构与实体经济最为匹配时，才可以更好地发挥银行业的资源配置功能，进而实现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