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体面”
——一份词语分析实验报告（下）

⊙张传敏［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四

老舍作品中“体面”的意味当然并不总是含混的。在他的体面系统中，爱国这一主题表现得强烈、清晰而连贯。

《赵子曰》中的武端要拆卖天坛，李景纯让赵子曰劝说武端，并称如果武端不听从，“为国家保存体面起见，跟他动武也值得的”。在《二马》中，老舍将在伦敦做工的华人分为两派：一为讲体面的，一为不讲体面的，其主要差别就在于第一派真心爱国，“饿死也不做给国家丢脸的事”，第二派是“有工便做，不管体面”。《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曾想象：假若自己是单身一人，没有四世同堂羁绊着，自己一定会把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那“够多么体面呢”？瑞宣脑海中的“最伟大的时代”就是抗日战争时代；瑞宣要洒热血于抗战时代，还是要爱国。

与作为肯定性体面的爱国相对应，老舍认为否定性体面（不体面）之最大者就是卖国。老舍在《火葬》中写道：“‘汉奸’在文城人们的心中，是最不体面的两个字。”文城是虚拟的，但是老舍的态度是实在的。在《四世同堂》中，当邻居们讨论如何为被日本人杀害的小崔收尸的时候，孙七说：“日本人平白无故的杀了人，咱们只会在这儿商量怎么去收尸！真体面！”这里的“体面”是反语，真实意思是“不体面”，它所修饰的虽然不是卖国，但也是那些不和日本人抗争的消极行为。孙七和老舍的价值倾向是一致的，他们都在鼓励人们爱国。

爱国应该是老舍笔下最高等级的体面，这样说不是因为他写过剧本《国家至上》，也不是因为他一贯宣扬爱国主义，而是因为他将爱国视为一种体面的时候，其他体面都会服从它。

老舍认同女性的贞洁，从前面所举《火葬》中他对于面对异族侵略者准备自杀以保存自己贞洁的年轻女性们的“看着”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四世同堂》中的高第也说：“凭本事挣饭吃，总比教人家的妇女作暗娼体面的多！”

在老舍的体面体系中，爱国居于价值顶端，无可替代，不可变通，也不能讲权宜之计，其他的体面就没有钢铁一般的原则了。在让这些体面屈服或表现出弹性的所有因素中，最常见的是钱或者说经济。小说《月牙》的女主人公做了暗娼之后说：“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经济的压迫使排场去另找去路，体面当不了饭吃。（《骆驼祥子》）

穷到无路可走，谁也会去偷，肚子才不管什么叫作体面呢！（《我这一辈子》）

除了以上关于老舍作品中“体面”的论断，对新中国成立之前作家使用该词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综合并剔除其中的意味空洞及含混之处后，至少还可以对他在这一时期的价值倾向性做出如下判断：

1.总的来说，追求体面是人类的（当然也是老舍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北平人的）一种正面品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老舍认同他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体面观。

2.尽管老舍经常批判他笔下的人物“爱钱”，但他所说的体面大多也是需要经济支撑的。

3.在老舍笔下，社会地位高的未必体面，低的未必不体面。老舍的体面伦理甚至有“非精英主义”的嫌疑：他常常肯定特定社会群体中底层人物的体面，却喜欢对上层人物的体面进行讽刺与批判。

4.老舍的“体面”，经常和一些表达人的正面品格的词语如“要强”“忠实”“义气”“信用”“规矩”“尊严”“勤勤恳恳”“有礼貌”等连用，就此可以看出老舍的体面所关联的某些伦理规范。

5.老舍对“体面”的否定性用法还包括其他一些伦理规范如不偷不抢、不应该欠账不还，等等。

除此以外，老舍在第一类意义上使用的“体面”常和“干净”“富态”以及它们的近义词连用。透过这些词，读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窥见老舍所认同的体面的人或事物的外部物理特征。

五

考察老舍“体面”的用法并归纳出他的价值倾向性并不算最困难的工作，但确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谁能保证他每一种“体面”用法所包含的意味一直不变？实际上，本文前一节对老舍的“体面”进行分析、归纳并得出结论，遵循的只是不矛盾性原则：如果在老舍有关文本中找不到各结论无法涵盖的案例，且各结论的综合不会导致逻辑难题，这些结论就被默认为是确定而一贯的。

但即便是在如此宽松的原则之下，老舍对“体面”的使用也表现出断裂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老舍前后期作品中“体面”的用法具有明显不同。前期使用的“体面”大多意味丰富而含混，而后期“体面”的语义单一而明确。在本文前面的叙述中，老舍前期使用“体面”的例子已经举了不少，下面请看他后期作品中的两例：

帮助人，真体面，甚么活儿我都干！（《龙须沟》）

是呀，在这幸福的环境里，游手好闲就很不体面了。（《新风气》）

这个时期的老舍，要否定某种体面也是意思清晰、指向明确，毫不含糊。相声《扫荡五气》指出“处处讲排场，要体面，驴粪球儿外面光，专讲铺张浪费，不知克勤克俭”，是应该被扫荡的“阔气”。在话剧《女店员》中，公私合营商店的陶月明因为在身为党员的新经理和资本家副经理之间左右为难，被余志芳批评道：

你空长得这样体面，心里一点也不体面！

这里没有意味空洞，也没有互相矛盾的多重价值指向叠加。

除此之外，似是为强调不同社会阶段之间的伦理差异，老舍后期的某些“体面”会强调自身的“新”并力图和“旧”的划清界线，这也是老舍前期的“体面”所没有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作什么也不低，伺候人是体面的，不是可耻的。（《从〈女店员〉谈起》）

你来看哪，新国家的主人多么体面，工人们个得个儿身强心细肩膀儿宽。（《开国纪念一周年》）

诸所长：对！老一辈的人都觉得改嫁不体面，所以李大妈不肯说。不对！李大妈亲自宣传过婚姻法，她应当明白了再嫁没有什么不体面！她呀，假若你猜对了，必定有更深的难言之隐！（《全家福》）

六

尽管缺乏民俗学、语言学调查的支撑，把老舍使用的“体面”定位于晚清以来北京的市民语言体系，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判断——如果说一个人的词汇表是他的后天习得，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只能是他生活于其中的某个语言群落。但是“体面”并不是北京方言，想从这个词直接推导出“京味”或者不假思索地用“京味”为这个词定性，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老舍作品中，使用“体面”一词的人物的生活地域不以北京为限——他甚至让英国人保罗也使用“体面”（见小说《二马》）。那么如何界定它？它是北京市民阶层的常用词，作家老舍对它进行了越界使用？或者说它是现代中国很多地域、阶层共用的词？不经过调查，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准确回答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它至少是老舍自己的习惯用词。

老舍虽然也让自己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们使用“体面”，但是它显然不属于“五四”以来新派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内热烈讨论的词汇，也很难说它曾得到旧派知识分子的青睐。只有在“它不是公共空间内的知识分子关注的热词”这个意义上，老舍的“体面”才可以被划归为市民话语体系——别忘了，老舍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接受过新式教育、曾经出洋的知识分子。

这个词虽然被划归市民阶层，但它对于作家的意义不容忽视：它不仅展示着被叙述对象的价值取向，也斑驳地反射出老舍的伦理认同；它虽然不能增添作品的地方色彩，但以它为核心构建的价值规范在深处支撑并限制着作品的叙事。因为从整体上看老舍作品具有比较明显的价值倾向性（爱憎分明），“体面”一词在他作品中有广泛的伦理适用性，读者甚至可以毫不生硬地以它作为关键词来概括他的很多著名作品的主要内容：《二马》写的是两代体面的中国人和体面的英国人发生的文化碰撞；《猫城记》描述了主人公在一个极度不体面的国度的奇遇；《骆驼祥子》记述了北平一个车夫追求体面但最终落空的故事；《四世同堂》讲的是北平人在失去体面的北平各自追求不同的体面的事迹……

老舍作品中的“体面”如此重要，但它又是那么普通，平淡无奇。这样的词，不仅很难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连作者对它的使用都显得很随意：本文前面已经举出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作品中意味含混的“体面”的多种类型与具体案例。这些类型与案例说明老舍对“体面”的使用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的，几乎所有能给他愉悦感的对象乃至那些能产生和这种愉悦感完全对立的感觉的对象，都可以用这个词来修饰——因为他可以使用反语的修辞手法或者否定性用法。他在这个词里面还可以投入从最温和的调侃到最极端的爱恨之间的各种层次、各种样式的或者鲜明或者微妙的态度。从整体上来看，它的边界模糊，意味一片漫漶。

是的，“体面”是作家老舍的个人常用词，它保持着私人的不加雕琢的自由而散漫的状态，和公共空间中受到“共识”牵制的时代热词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一个作家来说，在对个人常用词和时代热词的使用中表现出某种价值指向差异，是很自然的。然而，在老舍这里，“体面”却和一个时代热词表现出强烈的伦理一致性。

这就是前文提到过的“爱国”（“国家”）。在《老舍全集》中搜索“国家”，得到的检索结果比“体面”还要多，分布也极广，这似乎可以说明老舍对于国家这一话题关注的程度之高与时间之久。那么，老舍理想中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他在1933 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中这样说：

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拟个五年或十年计划，是谓有条有理，与中国逻辑根本不合，定会招爱国与卖国志士笑掉门牙。生为胡涂虫，死为胡涂鬼，胡涂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大有希望，且勿着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天长地久，胡涂的是永生的，这是咱们。

老舍显然不是在憧憬理想，而是在批判当时的现实。但不要因此怀疑他的爱国热情：很多批判不过是热爱的一种形式。即便老舍在《猫城记》中借主人公“我”之口说“毁灭的巨指”按在“猫国”（实指中国）的希望上，他后来也并没有真的对祖国绝望。或者说，至少从话语层面看是这样的，他的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大量作品就是明证，不必细说。但是，老舍的爱国主义确实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更不用说绵密细致的计划，虽然他也偶尔使用“国家主义”之类的概念。不过，他的爱国主义有一个清晰而稳定的特征与行动目标：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歧视。

带有这样特征的国家理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老舍的父亲死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过程中的事实，以及老舍从小就从母亲那里接受的屈辱经验与仇恨教育。作家曾在话剧《神拳》的“后记”中这样说：

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像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当年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

尽管这个叙述在老舍的不同作品中呈现出一些细节差异，但它大体是可信的。说老舍的爱国主义发源于此，也是比较合理的判断。这个判断还可以间接说明老舍的爱国缺乏理论性的原因：它不是从课堂、书本中学得的知识或理论，而是一种从个人家庭遭际生发出来的情感与价值指向。

这也提示研究者们，用某种理论去剖析老舍的爱国主义难得恰当，用他的“体面”和“爱国”互参，倒可以发现一些新意。从逻辑上看，爱国是老舍体面伦理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爱国，既意味着它是一种体面，也意味着爱这个国的体面；恨这个国，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失去了体面。

从总体上来看，老舍认同的体面不是一种破坏性的伦理，它要求的是建设与规范，其中即便有追求自由、反抗的成分，也会被位于伦理体系顶端的爱国所限制。作家在《四世同堂》中这样为祁瑞全定性：

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铸镜，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们的心声就是反抗。瑞全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栈恋的离巢飞去。

在老舍那里，追求自由、反抗的目的不是个体的幸福而是国家的体面，个人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

七

在《骆驼祥子》的结尾，老舍将“体面的”和“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连用以修饰小说主人公祥子，同时又对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读者也许会感到诧异：在上述和“体面”连用的词语中，“要强的”“健壮的”“伟大的”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不都是无可怀疑的体现正面价值的褒义词吗？为什么老舍又把祥子痛诋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而不是报以深切的同情？这不显得有些奇怪吗？

若用老舍的体面伦理对《骆驼祥子》结尾的奇怪之处加以审视，一切都变得合情合理。祥子是体面的，但他那是个人的体面。小说中有多处强调了祥子的“个”的性质：

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

外面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什么西苑又来了兵，什么长辛店又打上了仗，什么西直门外又在拉伕，什么齐化门已经关了半天，他都不大注意。

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

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

祥子的“个”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当别人建议他“起会”以便早日买上自己的车时，他也拒绝了：

起会，会这个穷年月，常有哗啦了的时候！好汉不求人；干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买；不求人！

祥子作为一个老舍生活中听来的故事中的人物，自然有其现实逻辑，但读者不应该将祥子完全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人物来看待，他究竟是老舍的造物，承担着作家赋予他的叙事功能。从前面所引来自《骆驼祥子》的句子可以看出，祥子就是老舍笔下的“个”人、“个”体的一个标本。他在登场之初，就被作家斩断了几乎所有社会关系，有效地承担了将作家心目中的“个人主义”对象化的重任，尽管他最后一次失去洋车之后有所改变，明白了“人是不能独自活着的”。

读者当然可以，也应该对主张个人奋斗的祥子表示同情，老舍当然也会同情他。但作家对祥子的态度不会仅仅停留在同情上，因为其体面系统一直都是要求个人服从国家的。老舍在早期的《二马》中就有这样的描写：

马威不是个傻子，他是个新青年，新青年最高的目的是为国家社会做点事。这个责任比什么也重要！为老中国丧了命，比为一个美女死了，要高上千万倍！

类似的例子在老舍作品中比比皆是，无须多举。然而在《骆驼祥子》中，“国家”话语消失了，只有一个古老城市的底层市民社会在那里活跃着。但是“国家”作为老舍伦理结构的一种重要成分，却不会消失：它以一种缺席的假象影响着《骆驼祥子》中人物的命运。是的，因为没有国家的加持，小说所描写的社会被定性为“社会病胎”，祥子也成了它的“产儿”。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是注定的，不可能获得拯救。

对于这样的“社会病胎”里的人物，不管读者认为是偏正面的还是偏反面的，老舍的描写大多是带有批判意味的。被祥子出卖的阮明自不必说了——他思想激烈而学习不用功，因为失了面子而去告发曹先生，后来又想“利用思想换点钱”……被祥子视为圣贤的曹先生在作家的伦理视野中又何尝是完美的？在老舍看来，曹先生只是“有时候教点书，有时候也做些别的事的一个中等人物”——他认为“只要把小小的家庭整理得美好，那么社会怎样满可以随便”。小说第二十二章叙述祥子碰到曹先生时，后者还这样谈论阮明：

那个阮明现在也作了官，对我还不错。那，大概你不知道这点儿；算了吧，我一点也没记着它。

老舍的这种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是将阮明和曹先生划归一处了。

在一般的理解中，文学家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更喜欢在词句中玩弄一些小花招。对作品中那些充满了机巧的词语盒子，用外力强行拆解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不仅可能破坏盒子，更可能破坏盒子里精致、微妙的内容；一旦它们被破坏，对作家的理解也就中止了——这个比喻想说明的是使用作家、作品之外的理论对该作家、作品进行解释可能发生的危险。要想理解作品中的某个重要词语和不在场的作者达成虚拟的交流，只能通过分析作品中这个词语的用法，借助其他词句反射出它的光芒——如果这个词语没有形成意味空洞的话——小心翼翼地揭开词语盒子的层层外壳，窥探词语中可能的包裹物。

从整体上看，老舍作品中“体面”的用法足够多样、意味足够含混，但透过这个词在众多文本中斑驳的闪光，它对于老舍及其作品的意义还是可以被确定的：这个毫不起眼的词其实在暗暗支撑着作家的叙事伦理，它说明了老舍对于对象的基于价值规范（这种规范也许是边界模糊且不成体系的）并能给人带来愉悦感的外在表现的重视。它的存在也说明老舍及其作品都不完全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而是具有某种连续性的。如果不理解这个词以及由它支撑的伦理体系，读者在阅读老舍作品时就可能遇到一些不易理解的难题——尽管表面上看老舍是那样一个语言明白晓畅的作家，他的作品是那么通俗易懂。当然，这同时也可以提醒读者：文学作品之所以存在不合情理之处，可能只是理解力尚未到达那里的缘故。

①这并不是说老舍作品中“体面”的意味空洞、含混之处不重要，其实正是它们让本文的探究变得更有价值和趣味性，但是限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和篇幅，对于它们的进一步讨论姑且从略。